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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沧】论科学虚构的方法论意义

 

长期以来,许多人都认为“虚构”,包括“科学虚构”,充其量只适于神话故事、宗教信仰和文艺创作,很少有人会从积极肯定的角度,认可虚构在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理论创新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实际上,“虚构不只是现象学的生命要素,就像是所有本质科学的生命要素一样,而且虚构还是认识永恒真理汲取营养的源泉。”[1]因为自人类问世以来,其主体意识和能动的思维就开始不断创造新事物,制造新事件,建构新世界,提出新思想,创立新理论,贡献新发明;使得我们栖居的宇宙不再是一个被动客体,而是人类进行不断地认知、开发、利用和从事创作、构想、假设、创造和生产物质、文化与精神的母体。特别是近代哥白尼创立“日心说”之后,人类丰富的想象和虚构能力就一发不可收拾。从布鲁诺的“宇宙无限说”、戈德温的《月中人》、德贝尔热的《月球上的城邦和帝国》,直到今天已变成现实的卫星上天、太空探险、星际旅行,以及人类创造的各种虚拟现实,都充分展示人的发明创新能力;而且确如阿尔都塞所言:“社会存在的一切层次都是不同的特殊实践的产物”。科学技术也是来自人的一种特殊的创新实践。正是这种实践使其“在它所加工的对象形式(原料)、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形式、它借以在其中进行生产的社会历史关系的形式方面,最后,在它生产的对象(认识)形式方面,不同于其他的实践,不同于非理论的实践。”[2]这种实践就是利用自为之主体整合人的先验主动性,利用自我意识的潜在发生能力,从事概念和理论创新,以及技术发明和科学发现的科学实践或思想实验。眼下中国的科学技术要想获得重大突破,急需加速提升科学家的这种积极主动的理论创新能力,转变科技人员的研究观念;时刻关注来自认知意向性和构造力的科学虚构、赛博(Cyborg)虚构等一类研究方法的变革,以期推进科技创新。

“科学虚构”,从方法论和思维形式上讲,显然与神话传说、文化艺术等领域的虚构具有相似的性质、价值与意义。因为不论是何种虚构,本质上都是意识主体利用思维的能动性、自觉性和发明创造能力,进行的一种主观性的设想、猜测、想象和建构,而且一般都是“捕风捉影和无中生有”。因为虚构者通常都没有充分掌握相关对象的经验事实或客观根据,其目的也不是为了获得某个确实可以变成现实的实体,更多地是出自某种兴趣、爱好、求知欲、好奇心、心灵上的愉悦和慰藉,以及旨在满足某种可望不可即的渴望和追求,摆脱某种难以克服的困境和灾难。正因为如此,意识主体虚构的那些在常人看来不可思议和近乎纯粹臆造的结果,无疑都距离经验事实非常遥远,几乎不具有任何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因为这些原子幻想或虚构的认知对象或“科学对象”所“涉及的不是经验对象,这种对象完全在基于此纯粹经验的范畴行为之中‘被经验到’和被确定。”[3]就像诸多文学故事、艺术幻想中所构想的对象一样,几乎完全是“凭空想象”,然而正是这些出自自我意识的“纯粹编造”却神奇般地转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这种由臆想向实物转化的现实,极大地刺激和鼓舞了人类意识、主体精神的“自我创生”和“主动发生”的兴趣和心理动机,结果,经历人类千百万次地大胆尝试和实验,也就使得历史中经由各种离奇的想象和编造逐渐演变成的“科学虚构”(science fiction),不只是在文学艺术或宗教信仰领域,就是在科学技术领域,也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和理论创新途径。

对此,美国学者马尔格林(C. D. Malmgren)曾详细论证说,虽然科学虚构作为一种创新实践是在启蒙思想的假设基础上做出的预见和判断,但随着科学实践、工业革命,以及附随的技术和社会变革都向人们证明,通过利用科学技术可以推进社会文明。结果,既打开未来的叙事性想象,也将想象建立在许多基本的原理和规则之上,使得“科学虚构一直都在严肃地和系统地驯化或归化着科学自身的移植或中断。”[4]依次又利用其叙事说出某些现存条件的相关方面,结果就使得这类“虚构和疏远”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基于真实事物之上的令人兴奋的远距离映射,以及好像从“苍天深处”获取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发现”。

这种科学虚构的主要形式就是介于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之间的科幻小说。它既包含科学技术的要素、基础和痕迹,也包含小说艺术的灵感、想象和虚构。它延续了神话传说的传统,也渗透着人之世界观、科技观的知识和观念。它拥有科学实验和经验归纳的话语,也把文化艺术中的奇幻旅行、乌托邦、未来传奇、神奇生命等幻想成分融入其中。这种超越科学与小说二元结构形式打碎了科学与艺术以及科学家与艺术家的严格分野,也使科学虚构漂移于科学和艺术之间,使其具有科学和文艺创作的双重性质。在这里,“科幻作家所做的就是在头脑的试验室里,将‘会怎么样’的问题从现实中分离出来,使其从大胆的设想或幻想中获得养分”;使得科幻成为一种全新的阅读策略,“一个巨大的代码传统游戏。”[5]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只是以往的许多理论,如康德的“星云假说”、布丰的“灾变理论”等都是出自猜想和虚构,就是今天斯蒂芬·霍金撰写的《时间简史》、“外星邻居的生存状态”、“类地星球上的肉食动物、发光生物”,以及“超低温星球上的长毛兽”等设想,也都是十足的科学虚构。至于目前科幻小说中流行的有关“心灵感应、外星人诱拐、水晶魔力、崩解质、美丽新世界、万有引力虹、沙人、星际迷航”等,也都体现科学和艺术的自由发展状态。证明科学虚构既是对近代科学实验的解构,也是对那些常规性技术实践的补充。它是一种“构成世界整体的有机、技术、文本、神秘、经济和政治脉络的交织体。”[6]这种交织体实质上就是科幻作家创造或虚构的一种新的认知空间,并通过它将科学虚构引入“赛博虚构”的新形式。

所谓“赛博虚构”作为一种特殊的有关空间形式或空间结构的虚构,通常涉及陌生的人、奇异的事、可选择的社会和世界。在马尔格林看来,赛博虚构的新奇性是一种疏远的、植根于非理想化或反乌托邦框架之中的社会空间秩序。在这种空间秩序中,“它关涉的是社会的有序性和无序性的模式;其叙述性结构是往往基于空间探索和由此产生的空间知觉……而且通常都是一幅紧凑的、无中心的和高度复杂的都市空间地图。”[7]正是这种新的空间结构,推动赛博虚构逐渐远离科学虚构的传统,走进后现代的思维进程,而且代表了“科学想象向科学虚构的转化”。这是因为赛博虚构作为虚构的一种类型,挑战了科学虚构的现代主义时尚;探究了有关知识的本质主义概念的缺陷和中断;促动现代主义二元论的瓦解;破解了自我-非我、秩序-混沌等概念的势不两立,为人类构建了一种十分便利的空间,“致使许多大惑不解的人被迫生活在一个超现实的虚拟世界中,成为一个巨型计算机游戏的公民。”[8]为此,许多人都尊称赛博虚构为“后现代的科学虚构”。它探讨了后现代的条件,产生了跨国公司,创造了超现实的地点,弥合了技术和自然的界限,促成技术和人类主体的相互接触。此时,技术不再是叙述的背景,而是将机械、电子制品、电子软件和人体融为一个有机整体,推动形成一种新的人类主体,且标示出整个人类未来演变的方向。

关于目前人类通过人工智能、生物技术、虚拟技术、遗传工程和电子人技术导致自身由纯粹的自然人、肉体人向机器人、电子人的进化,在发达国家已经得到许多科学家、科幻小说家和哲学家的认同与支持。尤其是许多从事赛博虚构的作者十分感兴趣地探讨了未来“电子人”的可能性以及相关问题。比如英国学者马多克斯(T. Maddox)就将这种由自然和技术共同缔造的人类称之为“后达尔文的生命概念”或“后人类”。

通过上述对赛博虚构和科学虚构的分析论证可以确认:一是,有关科学虚构的作品已经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和赞同,因为它们已经认识和理解现在流行于西方社会的后现代条件所激发起来的新的空间性的未来前景。二是,这些作品提供了一种未来才可能呈现出其发展趋向的高瞻远瞩。这个未来就是想象和虚构的未来;就是摆脱了传统观念和学理性约束的未来。三是,赛博虚构提供了可进行认识和深思的无穷空间。在那里,人们可以自由地考察眼下的社会,进行公开的批评和持之以恒的实践。四是,大量的证据证明虚构提供了一种富有想象力的范围和领域。在那里,构思了技术的成果和前景,“允许每一个智力模型追随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去发展”,使得一些成功的虚构变成现实;确认即便是某种纯粹的主观遐想也包含着与未来的科学技术和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宝贵财富。由此,他们通过对这类对象给予的解读与演绎,以及不断地深入试验和验证,从技术和工艺上进行制作和加工,结果便从中诞生出许多新理论、新技术、新事物;促动了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也使人们更加坚信:人类可以从已知的可能性中获得现实的发展。它是最积极地体现和展示了人类思维的能动性、创造性,以及认知和实践中所拥有的巨大潜能。

方法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技艺、方式、模式和途径,无疑是多种多样的。正基于此,费耶阿本德才突破以往方法论上流行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逻辑中心主义、狭隘理性主义和绝对主义,提出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论和“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倡扬自由思维。既然如此,科学虚构作为人类拥有的一种特殊的超越感性经验的思维形式、解释方式和建构方法,显然一如其他方法构成人类在从事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理论创新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的方法和途径。

事实上,科技发展史中的大量案例也的确证明:科学虚构对于科技创新、观念转变、思想解放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作用。没有科学虚构,就不会有永载科学史册的“日心说”、“星云假说”、“广义相对论”、“统一场论”和“宇宙爆炸论”。这些“理论假说”的创立之初,并没有充分的经验事实或科学根据能够让科学家从中提升出科学的理论假说来。更何况这些理论假说的出现还往往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直观性。比如德国科学家魏格纳提出的“大陆漂移说”,就是他躺在病床上,面对天花板,浮想联翩,于无意间看到墙壁上的一幅世界地图,由此产生的联想和虚构的结果。具体地说,当他看到地图上大西洋两岸海岸线的相似程度,好像一张完整的报纸一撕两半的时候,于是他就大胆地猜想和推断:如今的大西洋很可能就是数亿年前由一块整体的大陆撕裂后向相反方向发生漂移而逐渐形成的现在状态。这种猜测和构想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当然是非常的离奇和不可思议。然而经过那些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地质学家的一番艰苦卓绝的考察和实践,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就提供了诸多令人信服的证据,及至今天绝大多数人都把这一似乎经由神思建构的假说当作科学真理而坚信不疑。

因此许多科学理论,严格说来,并非直接源自科学实验或完全限于经验,而往往是对已有现象的模仿、延伸、或干脆就是神思遐想的结果。这不只因为任何科学实验都需要理论的指导和想象力的牵引,还因为一切科学实验都不能直接告诉我们它所包含的理论和概念的意义与价值。它需要具有创造和直观能力的人的挖掘、塑造和赋予。特别是那些具有认知超越性和飞跃性的构思和想象,既是人类思维对各种感性对象进行加工制作的活动,更是人类从事发明创造的重要思维工具;而且正是人类意识的能动作用将概念和相应的认知形式转向认知对象,才使得人类“能获得一个实际上可以加工的世界。”[9]正是在这里,使得那些拜托了逻辑思维和形式思维科幻作家或专业科学家,能够尽情地利用自己的技能、智慧和想象力对其进行描绘、雕凿和塑造,并不断地加进自己的新观点、新理念,在使其成为一个带有主体和客体相互统一的、全新的人造物的同时,也构建了一种新的科学理论或假说。

科学虚构之所以会具有如此作用,关键就是其符合科技发明和理论创新的内在规律和要求。因为一切科技和理论创新归根结底都是观念和概念创新、技艺和空间或实物创新。至于如何创新,只有依靠人类智慧的发明、创造、想象、直观、猜测、建构和虚构。而虚构的积极意义就在于能够通过对认知对象的理解和反思将各种事物或现象通过某种逻辑或中介联系、组织和构建起来,将所有理解和认知的定在、成分、角色和要素搭建成一个新的、整体性的、结构性的和系统性的存在。这一虚构过程,虽然表面上好像是纯粹主观的“虚构、臆想或捏造”,实质上是人类智慧根据事物之间的因果性和关联性,对诸多自然事物、自然过程洞察、贯穿、整合和搭建的结果。只是它不是依据某种直接性或现实性作为构建某种理论和事物的客观要素与基础。它总是带有猜测、想象和虚构的性质;总是一个再认识的直觉过程或理智按照某种“普遍”和“实质”进行的精心勾画与创造;且正是在科学虚构中才真正体现人之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只是某种程度上的统一,不是充实了的统一。因此,理性内容的规定性对于这种统一来说还是一种外在的、从而是一种给予的规定性,而认识因而也就是形式的。”[10]

换句话说,由于人的思维着的认识起初总是代表着那普遍和抽象的形式,这样一来人类拥有的一切思想、观念和意识就不能被绝对地规定为自在自为的东西。那些通常所谓的自在之物归根结底都是“内在化为思想的表象,就此而言就还是被给予的内容”。[11]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思维实质上就是人类利用那表达普遍性或抽象性的概念进行的认知运动。它作为形式上的知性,把内化了的表象精制成为概念、范畴、形式、逻辑、方法和技能。只有这样,认知对象才可能通过这些思维形式显示其存在的真理;并在这种显示中通过对普遍性和形式性的超越与扬弃表达认知对象的个别性、具体性;实现对事物之间差异性的认识。与此同时,又将其上升为普遍性和规律性,从而在理论领域,成为指导人类实践的观念、精神或纲领。

事实上,在人类社会的诸多认识、思想、文化和精神的创建中,也都是先有形式,后有内容。这实质上反映了人类智慧中的一种主要的认知和实践形式,而且这种形式创造是只有人类才拥有的一种能力。为此,萨特在论述人的认知能力时指出: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一开始只是作为一种纯粹的主观性和虚无性而存在。至于人在现实中所呈现的各种规定性,则是出于纯粹的主观性和虚无性的创造。迄今人类拥有的一切特性都不是与生俱有的,而是本性自由的人按照自己的意愿造成的,包括根据他所创造的类似桌椅板凳等实物形式制造出的万事万物及人本身。由此萨特结论:人,不仅是他自己所设想的人,且是他投入存在以后,自愿变成的人。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没有什么真理能比得上我思故我在了。”[12]这种思的主观性既是人类特有的本质、功能和人类存在的标志,也是衡量人的认知和实践能力的标识。人类智慧实际上主要就是决定于人的主观能力。特别是主观性的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猜测、想象、直观、虚构和发明创造能力,不只是人类所特有的能力,更是评价和衡量“庸人”与“超人”的标准和准则。哲学家、科学家、发明家和文学艺术家之所以较一般人能够发明创造出世界上没有的理论、技术和文艺作品,原因就是他们拥有利用符号、概念和形式表达事物、对象和自身的感受、理解和认知的特殊能力和高超能力。而从古至今衍传下来和不断加强、深化和改造了的虚构能力,为人类创造了无穷无尽的、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知识文化财富和物质财富。它必将继续成为人类认识、改造和创造世界的主要途径与工具。

科学虚构在技术发明和理论创新中具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至少存在如下根据:

其一,科学虚构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创新方法和探索途径是人类认知欲望、认知能力和生存实践的自然表征。纵观科技发展史,至少可以说明在科技创新过程中,一切经验事实只有经过认知主体的对象化,才能够与其他事物相勾联;也只有人类这个特殊的说话者、描述者、揭示者、构建者和虚构者,才能够面对那些认知对象或被作为科学发现依据的经验事实,给予能动地和创造性地推断、预测和解释,进而给予抽象、综合、加工和提升。所以,在一切科学理论的模型中,除了经验子结构外,其它成分,如公理系统、理论假设等都无客观性可言。换句话说,“我们虽然可以用语言编织一个丰富多彩的织锦来描绘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编织而成的肖像,但其结果一定是将自身描绘为完全无知所编织的图像为真的条件。”[13]因此,一种理论不一定是真的才是好的,它只起着启发、预测、假设、联想和助描述的作用。这种作用就像麻雀由饥饿引发的某种欲望才去捕捉虫子一样,它也是人类基于生存引发的某种求知欲、实践欲、意向性以及某种愿望和理由产生的一种自然的构想和设计行为。在这里,人类凭借智慧做出的诸多虚构和想象,就像章鱼遇到危险和攻击自然地释放出保护物一样,也是基于自身的生存和认知本能。只是这种认知本能需要经由人类坚持的“物理立场”和拥有的“构成性机制”将其转化为社会现实;而且正是这种从心理向物理的转化使得人类能够理解和预言生物、人造物和自然系统;能够把天生存在的某种“意向立场推广到智能系统的构成成分之上”,并最终依据思想的聚合和某种心灵状态,将其雕塑成一个具有适当形态和反映因果历史的作品和物体;“进而确保它们相互之间具有适当的关系来创造这个世界。”[14]

其二,这是能动的主体意识和创新意志的本质行为。尤其是科技发明和理论创新,绝不是出自大脑对观察对象的简单反映或投影。它是认知主体从事的创造性思维和发散式思维的结果。正是这类创新性思维才经常地打破传统,抛弃常规,冲破障碍,自由地向陌生的领域和未来方向拓展与开发;以做出新发现,获得新发明,进行新预测,提出新预言;同时找出许多其他信念和实践中的新意义及新关系。这样,科学虚构作为一种超常规思维,自然就要求人们要思维敏捷,不囿于成见,极富想象力,并能够经常地进行大胆的构思和幻想,以全面推动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当然人类不能离开类似“重力、电磁、时间、空间和四种相互作用力”等基本的自然事实而凭空杜撰和捏造,因为无所不包和无所不能(包括人类思维也是大自然的成果和创造)的“宇宙是神奇、诗意和真理的源泉,是科幻小说不断开采的源泉,也是最出类拔萃的科幻作品创作的指路明灯。”离开这一理论创新和科学发现的摇篮,科学虚构将一事无成。

其三,这是客观知识和语言工具的内在要求。因为一切理论都是由词、概念、命题和陈述构成的话语体系。即如英国逻辑学家乔治·布尔所言:“我们所生存的现实世界无非是多种话语的集合体。每一个单独的话语都编织出一个意义领域。它们的总和构成了我们世界的模式。”[15]换句话说,作为揭示或描述现实世界的一切理论无非就是科学家、理论家或文学艺术家利用属于各种不同范式领域的独特话语所“编织、编撰、编写、建构”直至“虚构”出来的语言的体系。只是这些语言体系的产生机制、方法和动因在不同的理论、作品或产品领域或在不同的作者那里可能有所不同。比如,现象学家可能探讨和重视的是作品或理论产生的存在模式,方法上更加重视直觉、意向性分析和生存论分析的方法;阐释学家可能更加重视对观察对象的自我理解和主观说明;而格式塔心理学家则可能把全部精力都聚焦到观察者的各种感知功能在观察对象的刺激下如何发挥作用。而每一种方法显然都能为人类带来认识,且可能是截然不同的认识。因为它们在进行认识和构建理论或描述认识对象时,所采用的方法、技巧和思维模式常常是大相径庭的。结果,它们最后得出的认识或创制的作品,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想象和虚构的成分。就像天文学家各自根据不同的观察内容和主观意境虚构和创立的各种不同的理论假说一样。尽管他们认识的都是同一对象,却分别创设和建构了不同的宇宙模型。

既然如此,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就没有必要非得基于所谓的客观事实,利用经验归纳的方法去寻找其中的必然性或规律性。相反,要尽可能地利用语言去描述、解释和说明某种已经显现出来的事实或倾向,并以此作为推断、假设、虚构或投射某种新观念、新设想、新假说的根据。这样做,可能会远离所谓的“客观事物或客观规律”,但其好处却是利于创造新事物、开发新领地和开辟新局势。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经验论和归纳法都难以从逻辑和实践上为某种理论或科学真理“找到保证、基础或者‘宇宙的构架’。”[16]

也正因为科学活动愈来愈被人们看作是一种解释、建构和发明,以致今日在人类进入后现代思维的时代之后,过去被许多科学家拒斥的科学虚构及其作品也就与日俱增地被学术界普遍地接受和赞同。他们不仅认识到科学虚构在有关社会空间及其程序和作用的创造、建构和生产中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而且认识到正是出自科学虚构和赛博虚构的诸多作品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有关未来才可能呈现出其发展趋向的高瞻远瞩的见解和理念。尤其在人们试图建造一个通过叙述而人工制造出的真正的社会技术前景(sociotechnical futures)之后,使得愈来愈多的成功虚构变成现实。这就更加刺激赛博虚构的作者在不断地虚构、假设、预测、创新和建构。为此,有人预言:在不久的将来,赛博空间技术有可能构成这种虚构故事的核心部分或中心内容。在那里,人类所创造的虚拟现实和幻觉形象不仅体现了人类的内在心理“有一个向往自由和独立的自我活动的意向”;有一个“要成为某种为我自己、由我自主的渴望”;而且也充分证明“自我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能意识者与所意识者、能直观者与所直观者、能思维者与所思维者的统一”。人作为能动的主体,“必须靠我自身成为我所是的东西,完全靠我自身制定概念,完全靠我自身制造一种在概念之外存在的状态。”[17]眼下人类利用赛博空间和虚拟技术所创造的虚拟世界就是人类依靠自身创造和构建的一种与自身相统一而又超越于概念之外的新世界。

为此,萨特认为,不论是科学家还是艺术家在科技发明、理论创新和艺术实践中,都要特别重视虚构和科学虚构;要认识到虚构不只是推动所有科学进步发展的真正行动,而且的确代表了人类主体所拥有的一种更为高级、复杂的创造意志。特别是当人类精神获得彻底自由时,它将拥有“一种无意识的和取之不尽的自发性。”[18]至于今天沸沸扬扬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则坚决主张反对“狭隘理性主义和逻辑中心主义”;拒绝和反对数千年来由理性主义所编造或制造出来的“一元论、本质论、绝对主义、教条主义和权威主义”;要求树立“非理性主义、非本质主义、相对主义、多元论、建构论、直觉论、虚构论和解构论”。尤其是那些从事发明创造的人们要能够驾轻就熟地运用与人之身体、感知、生存状态和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的、非常规的理论创新方法。这种方法不仅能够兼收并蓄许多不同的思想观点、理论学说、文化传统,而且也十分有利于知识的增进、观念的增生和理论的创新。概言之,高扬具有认识论、方法论和真理观上的包容精神和多元主义气质的非理性思维和后现代思维,最大限度发挥人的创造潜能,同时坚持一种朴实无华的人本立场和生命直观,其创新价值无量。它能够创立新的生动活泼的思维方式,通过摆脱现有的理性桎梏,消解统治人类数千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推动科学技术的继续发展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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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自然辩证法通讯》2012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