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美国社会学家比弗(D.de B.Beaver)在谈到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之间可能的联系时，曾模仿拉卡托斯(I.Lakatos)受康德(I.Kant)启示所言的“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来谈论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的关系。他写道：“没有科学社会学的科学史是近视的，没有科学史的科学社会学是肤浅的”［1］。当然，比弗所言的科学社会学，主要是指以默顿学派为代表的“建制化科学社会学”。事实上，198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建构主义及科学人类学等相关研究领域的崛起，科学社会学自身所涵盖的内容、涉及的问题、研究的重点和提问的方式，也都经历着相应的转变。因而，要想全面理解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的关系，就不能仅仅将科学社会学局限于默顿学派的思想，而必须同时关注科学知识社会学等相关内容。或者说，应当同时对科学建制与科学知识（不仅从形式上而且从内容上）都进行社会学研究，并由此谈论其与科学史可能的关系。

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的历史渊源

毋容置疑，科学史是一个远比科学社会学有着更悠久学术传统的领域。但正如库恩(T.Kuhn)指出的，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学科，依然是正从漫长而多变的史前期浮现出来的一个新领域。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作为一个具有足够专业研究人员的实体已确立的学科，科学史实际上是和科学社会学在同一时期产生的，即在经历了长期的孕育发展后，随着大科学的兴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成长和繁荣起来。

在此过程中，比利时科学家萨顿(G.Sarton)在推进科学史建制化方面，可谓居功至伟。1912年，萨顿创立国际性科学史杂志《爱西斯》（ISIS）。并且，自萨顿躲避第一次世界大战逃到美国之后，由于他的不懈努力，使科学史在美国逐渐赢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之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的蔓延，与萨顿实证主义编年史传统风格迥异、注重概念分析的思想史方法，也由科瓦雷(A.Koyrè)带到了美国，并迅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模仿”。

与此同时，20世纪科学编史学，还存在着与上述两类方法并行的第三种方法——社会史方法。“社会史方法有两个思想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二是德国社会学传统。这两个都支持对科学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解释”［2］。前者的出现，以1931年苏联科学史家黑森(B.Hessen)在第二次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发表的论文《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及论文集《十字路口的科学》为标志。这次会议及黑森的工作，还激发了剑桥的一批左派著名科学家研究科学史的兴趣，其中的佼佼者有贝尔纳(J.D.Bernal)、李约瑟(J.Needham)、霍尔丹(J.B.S.Haldane)、霍格本(L.T.Hogben)、斯诺(C.P.Snow)、普赖斯(D.J.de S.Price)及科学新闻工作者克鲁瑟(J.G.Crowther)等人。他们并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其研究科学史、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方法却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颇深，故而邦格(M.Bunge)称其为“马克思主义者科学社会学家”［3］。

而另一派是科学社会学家的科学史研究。其开创性工作是1930年代默顿(R.K.Merton)对科学所进行的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历史地看，也许可以说，萨顿及其学生默顿在哈佛大学的相互影响，表现了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两门学科间的一种最初关系，人们往往将科学社会学看作既是科学的历史社会学，又是科学的社会史。因此，概括地讲，科学社会学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曾受益于科学史的激励。

内外史之争与默顿的工作

一般而言，在将科学史区分为内史、外史的研究者看来，科学内史学家主要关注科学思想的产生、科研手段的发展及研究结果被接受的缘由与形式，外史学家主要对有关科学活动的社会因素感兴趣。库恩在1968年指出，看来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科学史，他们虽然偶尔出现在同一本书中，但极少有稳固和富有成效的接触。依然处于支配地位的通常被称为“内部方法”，关注作为知识的科学实体；其最新对立面通常被称为“外部方法”，关注科学家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一个更大文化中的活动［2］。极端地讲，科学的内容对于内史学家是主要的，对于外史学家是次要的。科学的社会环境对于外史学家是主要的，而对内史学家则是次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就内史研究而言，尽管编年史传统、实证主义分析方法及概念分析方法相互之间差异颇大，但它们在将科学视作人类理性之光辉典范方面，却如出一辙。例如，萨顿与柯瓦雷虽然因对科学知识内部结构理解的不同，而各自坚持相去甚远的编史纲领，但“他们都试图通过科学史来揭示科学之进步”［2］。另一方面，默顿虽然也对科学发展持一种连续线性积累的知识观，但却更看重“科学的体制化目标就是扩充确证无误的认识”。众所周知，近代科学出现于17世纪的英国是一个历史事实。但以往的学者多从历史学角度进行解释。默顿在其博士论文《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开科学社会学先河，把科学视作一类人类活动，探讨其自主化、建制化过程，并考察了科学与其他社会制度（如经济、军事、宗教等）之间的关系。默顿指出：17世纪的工匠传统和培根(F.Bacon)所提倡的实验科学有力地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实质性变革并使科学更具实用价值。同时提出的有关清教主义促进英国近代科学制度化的观点，即所谓“默顿命题”，一直是科学史界与科学社会学领域最具争议的论题之一。笔者以为，这场交织着科学内外史之辩的论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的区别与联系。

1959年，科学史家吉里斯皮(C.C.Gillispie)对因默顿等人工作而影响渐强的外史研究，表达了他的担忧。在他看来，科学凭借客观性将真理从谬误中分离出来而获得进步。因此，科学在两方面呈现给历史。一是科学本身的演化，二是科学对文化的调节。科学思想的进化把科学进步和自然联系起来，故而它是严格、精确的，但科学思想的文化历史却难尽人意。吉里斯皮认为：“由于科学是面向自然的事业，因而其内容不能由科学家的社会关系所决定。至多，这种关系只可能影响科学的风格和步调（在由科学逻辑依赖性所制约的限度内）以及影响到它的发展步骤。”

另一位著名内史论者霍尔(A.R.Hall)在1963年发表的著名论文《再访默顿或17世纪的科学和社会》中，对以默顿命题为代表或受其启发而发展出的编史思想及科学与社会的互动研究提出了严厉批评［2］。在霍尔看来，社会和经济解释只告诉人们关于科学的运动，而没有说明作为关于自然界知识系统的科学真实情形。霍尔在比较了发表时间仅相差一年的默顿的论文及柯瓦雷《伽利略研究》对科学史的影响后指出：“外在主义的历史说明作为一种社会学说明，倾向于把科学的观念发展限制在相当狭窄的范围内……［而］思想的变化是一种必须在思想史中来寻求对其说明的变化；就此而论，科学史完全与哲学史类似”［2］。实际上，霍尔早在1954年论《科学革命》的教科书中，就已经反复论证了思想因素比社会因素更本质地规定科学发展的命题。

然而，尽管内史学家竭力想维护科学史研究的“正统”，但科学外史的研究，却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低潮后，伴随着科学社会学的茁壮成长得到更多的响应。霍尔通过考察1953-1963年间的《爱西斯》和《科学编年史》的内容后发现，研究者对科学的社会解释的兴趣在经历了短暂下降后，科学史的研究更多地开始注重科学组织（包括学会和大学）；科学职业；科学的学科、专业和研究大纲；以及与更广泛的社会发展相关的科学。简言之，默顿开创性的工作不仅为科学社会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科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范例。

正如科恩(I.B.Cohen)所言：“默顿的《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于1938年发表以来的半个世纪里，至少在两个知识领域成为经典：定量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 而库恩1968年在论述科学史的发展时亦指出，默顿提出了一种关于“大文化”如何影响科学发展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科学史只强调思想史的弊端，也纠正了一些所谓的唯物主义者过分强调社会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的错误，从而为科学史的发展开辟了某种新的视界。

科学史与建制化科学社会学的互动

科学史与建制化科学社会学作为不同学科，其间的某些差异固然是显著的［4］。但由于其研究对象的同一性以及学科间固有的历史渊源，又是可以比较的。并且，就两学科的历史演进而言，其间的借鉴、融通也是存在的。

首先，两学科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时间、基本分析单元及学科形象方面。通常来说，除了撰写现代科学史及少数专门领域的研究外，正统科学史很少研究“新近的过去”的科学。按照比弗的考察，很少有科学史研究在时间上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而科学社会学中的大多数工作，则更多地集中于比较现代的科学活动。笔者以为，这种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科学史与建制化科学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差异而造成的。

一般而言，建制化科学社会学家，侧重科学家群体、建制及科学自主结构等方面的研究。科学史家虽然不排除对群体的研究，但更多关注科学家个体及其思想，或者个别科学家之间的关系。科学社会学主要借助统计概括手段，达到与现代科学以统计为基础的相类似的真理。而科学史则旨在找出更多个别、特定的发现。

就学科形象而言，如同大多数历史学家一样，科学史家，特别是内史学家，更倾向于将他们的学科看作是人文科学而非社会科学的一部分，特别重视哲学的、思想史的研究。科学史研究的文献引证模式也更接近于人文科学的做法，并不“厚今薄古”——这与科学社会学研究中更注重“现时”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而大多数建制化科学社会学家，都将自己的研究归入社会科学范畴。

其次，两学科可能的关系与互动。历史表明，科学史家直接通晓科学社会学的最明显益处是获得新的眼光，从而发现新的历史见解和研究领域。对于科学社会学家而言，历史资料将有助于引进问题、确立新的研究方向、扩大概念的使用范围及提高概念的准确性，使社会学理论更严密、更具普遍性。客观而论，建制化科学社会学家与外史学家的互动，比与内史学家的互动更为频繁、有效。在科学外史与建制化科学社会学中，定量研究与科学的社会理解为两门学科的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由于传统科学史相对忽略“公众对科学活动态度”及其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因此，两学科的协作可以促使人们更好地了解科学知识在整个社会中的传播与融合。例如，科学外史有助于帮助建制化科学社会学建立理论模型，而建制化科学社会学家的理论观点则能够帮助科学外史学家估价公众态度对科学家个体与群体职业化的作用。

此外，科学内史也并非对建制化科学社会学毫无启迪。实际上，建制化科学社会学的一大弊端，就是它总以避免直接涉及科学的内容而处理自己的问题。因而，正如许多批评者指出的，建制化科学社会学研究若不包括科学的内容，“科学”这个字眼在建制化科学社会学中也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其分析也许可以适应于其他任何事物。因此，科学内史学家注重科学的内容、注重科学家“所思”与“所言”之间差别的做法，对建制化科学社会学真实反映“科学”的实际，无疑极具借鉴价值。

1980年代后期，默顿抛开科学知识具体内容与概念范畴，集中考察科学家的社会角色与社会结构，受到了激烈批评。一批受库恩重构科学知识历史图景激励的研究者，大胆对一般社会学理论和知识社会学进行了批判和挖掘，开创了科学社会学研究的新局面。相应地，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间的关系也呈现出新特征。

科学史与科学知识社会学

如前所述，建制化科学社会学忽视科学的内容而专注于对科学知识生产结构的社会学描述。科学内史学家虽然注重科学的内容，但又坚持认为，科学知识是纯粹理性的产物，从而阻断了科学知识与更广泛文化背景的联系。另一方面，传统知识社会学在肯定“只要思想的社会根源没有弄清，便不可能恰当地理解它”的同时，长期以来将思想信念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一方是数学和自然科学，另一方包括宗教、道德、实际智慧及各门社会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被认为是质朴的，不为任何利益上的考虑所玷污。而社会科学等学问则是怀疑的、意识形态的、受主观思想和利益影响的。

曼海姆(K.Mannheim)在对自然科学进程采取连续积累假设的基础上，详细地说明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区别。他认为，在人类知识史上，自然科学是一个由不完善到完善的持续进步过程。但对文化科学的历史而言，早期工作却并不简单地为后期工作所超越，也不能轻易说早期的错误后来被纠正了。库恩对科学知识积累解释的批评，为打破以往关于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泾渭分明的界限，开辟了新路。如爱丁堡学派的巴恩斯(B.Barnes)指出：“科学没有任何特权。因为其信念与实在或理性有一致的相应联系，因而其亚文化传播过程与其他领域所采取的相比，没有更重要之处。”也即是说，科学不应该被认为似乎在认识上优于其他任何信念或知识体系。

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者，特别是爱丁堡学派看来，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内容的影响，不仅存在，而且是决定性因素。布鲁尔(D.Bloor)颇为自信地表示：“如果社会学不能贯穿始终地用于解释科学知识，这种社会学将是平庸的。” 在其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最基本理论预设）中，布鲁尔宣称对科学知识内容的解释应当遵循因果、公平、对称及反身四项原则。正如格林斯基(J.Golinski)指出的：“1980年代中期，强纲领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并随着在此纲领指导下出现的杰出科学史经验案例研究而声势渐大，涌现出一批新型的优秀科学史家。”如夏平(S.Shapin)和沙弗尔(S.Schaffer)的《利维坦与空气泵》，就被认为是因“解构了实验在当代科学中的合理性概念”，而“摧毁了传统哲学家和史学家主张的科学合理性概念”的卓越作品。

与此同时，巴黎学派、约克学派、巴斯学派等也都以各自对科学的解释，采取了人类学的、本土方法论的思路及行动者分析网络、言谈分析及争论分析等方法，对科学知识的社会构造过程及诸多科学史实，进行了有创见的描述与重构。当然，上述各学派科学观、科学史观仍然是有差异的。如拉图尔(B.Latour)、卡伦(M.Callon)所倡导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便对爱丁堡学派、巴斯学派所依赖的认识论相对主义与社会实在论的思想提出了挑战。在拉图尔看来，科学家与工程师在创造自然知识的同时，也在重构着社会世界。因此，求助于社会学的范畴解释科学实践是不恰当的。正确的方法应当是如人类学家那样，跟随被研究的科学家、工程师进入他们的研究场所，考察他们处理物质的、社会的和语言的实体或事宜的方式。

科学知识社会学，或者说后库恩科学社会学旗帜下各种流派的研究及其间的争论，对科学史的研究产生了相当的冲击。格林斯基在其《构造自然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史》一书中表示：“这些争论在科学史家看来似乎过分抽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与科学的历史实践没有联系。相反，这些争论涉及到了作为科学家社会化集体活动的诸多方面，如专业、建制、同行群体、研究团队，甚至国家与国际间的共同体问题。虽然以往的相关研究对其中某些因素有过关注，但整合二者或更多变量的研究还不多见。”

科学知识社会学虽未有直接统一的研究范式，但就其对科学史研究的影响而言，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启迪。

首先，科学知识社会学，特别是强纲领所推崇的对称性原则，对减少以往科学史研究“以成败论英雄”式的史料选择方法所引起的“信息缺失”，意义重大。在爱丁堡学派看来，对科学进行社会学研究，没有必要陷入真理合理性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类难以说清的问题之中。这样的问题对信念存在的解释而言是多余的。因为事实上，人们并没有把科学史分成两种。一种是真理的积累史而另一种专门记录错误的思想。

其次，科学知识社会学拓展了科学史研究的时间维度。传统科学史更关注“过去的时光”，但随着对科学知识内容及其生成过程研究的深入，科学史家在处理现代科学历史方面有了更好的研究视角。因为，现代科学史之所以“难写”，就在于如柯林斯（H.Collins）所言的：“越接近于当代科学的历史，我们就越无法做到‘以木见林’。” 而科学知识社会学，特别是其将科学争论作为独特方法的案例研究，使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科学史家有机会直接面向那些正在形成中的科学：即通过追踪科学争论的全过程，更好地了解现代科学活动的真实情形。这样，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以往科学史只关注过去的状况，从而有效扩展科学史研究的时间界限。

最后，科学知识社会学促进了科学史研究中的修辞学转向。无论是本土方法论者加芬克尔(H.Garfinkel)从“生活世界”出发对科学事实与理论陈述的阐释，还是拉图尔(B.Latour)与伍尔加(S.Woolgar)效法德里达(J.Derrida)将科学家的实验室活动称为“文化标记”过程的描述，抑或马尔凯(M.Mulkay)、吉尔伯特(G.N.Gilbert)“科学的社会修辞学”以及柯林斯对科学家谈话、论文的区分，都显示出一种深深的修辞学意蕴。这些做法，对开阔科学史研究视野，寻求科学史新的解释方式，无疑有着深远的意义。

总之，科学的社会学研究与科学史研究，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中，相互间的渗透、融合可谓大势所趋，与日俱增。对此，美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巴伯(B.Barber)指出：“本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在科学社会学作为一门专业成熟的同时有了重要的组织化发展，这领域一个重要的新工作主体出现了。……欧洲人工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他们不仅熟悉科学的组织方面，而且熟悉它的实质性理论和方法。……欧洲人发展的这种研究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它把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带进了最紧密、最有效的互动之中”［5］。今天看来，可以肯定地说，这种互动已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原载：《科学》2003年第6期。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