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误导与重构：我们需要新的科学图像
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冲突及地位消长
近年来，国内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人士也没有少谈“两种文化”，但我的感觉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两种文化不仅没有在事实上相亲相爱，反而在观念上渐行渐远。而且有很多人已经明显感觉到，一种文化正在日益侵凌于另一种文化之上。
C·P·斯诺著名的演讲《两种文化》已经出版了三个中译本。在斯诺演讲的年代（第一次是1959年），他觉得科学还处于被人文轻视的状况中，科学技术被认为只类似于工匠们摆弄的玩意儿。这倒很有点像中国古代的情形——工匠阶层是不能与士大夫们平起平坐的。斯诺要为科学争地位，争名份，要求让科学和人文平起平坐。他的这种主张自然得到科学界的热烈欢迎。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斯诺也去世27年（1980年）了。历史的钟摆早已摆向另一个端点。斯诺若生在今日中国，我想他恐怕要做另一个讲演了——他会为人文争地位，争名份，要求让人文能够和科学平起平坐。
斯诺1959年的演讲是要抨击“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然而有些人士却认为科学自身也充满着傲慢与偏见。在斯诺演讲之前7年，F·A·哈耶克早已经对此忧心忡忡了。他那本《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初版于1952年），从书名上就可以清楚感觉到他的立场和情绪。
哈耶克的矛头并不是指向科学或科学家，而是指向那些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照他的意思，一个“唯科学主义”(scientism)者，很可能不是一个科学家——事实上，他认为这些唯科学主义者“几乎都不是显著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
在哈耶克看来，计划经济的思想基础，就是唯科学主义——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问题。计划经济幻想可以将人类的全部智慧集中起来，形成一个超级智慧，这个超级智慧知道人类的过去未来，知道历史发展的规律，可以为全人类指出前进的康庄大道。哈耶克反复指出：这样的超级智慧是不可能的；最终必然要求千百万人听命于一个人的头脑。而这样做的结果如何，世人早已经领教够了。
这些关于科学本身的争论和思考，在以前闭关自守的年代，都是我们所听不到也想不到的。相反，在我们以往的宣传中，一直存在着对于科学的三大误导。
三大误导之一：科学=正确
“试论托勒密的天文学说是不是科学？”这样的考题在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中，不止一次出现过。面对这道考题，大部分考生都答错了——他们都选择了“不是”。为什么托勒密天文学说被认为不是科学？许多考生陈述的主要理由，是因为它“不正确”——我们知道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
然而，如果我们同意这个理由，从而将托勒密天文学说逐出科学殿堂，那么这个理由同样会使哥白尼、开普勒甚至牛顿也被逐出科学殿堂！因为我们今天还知道，太阳同样不是宇宙的中心；行星的轨道也不是精确的椭圆；牛顿力学中的“绝对时空”也是不存在的，……难道哥白尼日心说和牛顿力学也不是科学吗？
西方天文学发展的根本思路是：在已有的实测资料基础上，以数学方法构造模型，再用演绎方法从模型中预言新的天象；如预言的天象被新的观测证实，就表明模型成功，否则就修改模型。在现代天体力学、天体物理学兴起之前，模型都是几何模型——从这个意义上说，托勒密、哥白尼、第谷乃至创立行星运动三定律的开普勒，都无不同。后来则主要是物理模型，但总的思路仍无不同，直至今日还是如此。这个思路，就是最基本的科学方法。当代著名天文学家A·当容对此说得非常透彻：“自古希腊的希巴恰斯以来两千多年，天文学的方法并没有什么改变。”
如果考虑到上述思路正是确立于古希腊，并且正是托勒密的《至大论》第一次完整、全面、成功地展示了这种思路的结构和应用，那么，托勒密天文学说的“科学资格”不仅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它在科学史上的地位绝对应该在哥白尼之上——因为事实上哥白尼和历史上许许多多天文学家一样，都是吮吸着托勒密《至大论》的乳汁长大的。
托勒密的例子表明，一些今天看来已经不正确的东西，仍然应该被保留在科学殿堂之中。而另一方面，有些公认的“科学理论”，也不是因为它的正确而获得胜利的，哥白尼学说就是这样的例子。
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发表于1543年，而实际上日心地动之说古希腊阿利斯塔克即已提出，但始终存在两条重大反对理由——哥白尼本人也未能驳倒这两条反对理由。第一条：观测不到恒星的周年视差（地球如确实在绕日公转，则从其椭圆轨道之此端运行至彼端，在此两端观测远处恒星，方位应有所改变），这就无法证实地球是在绕日公转。第二条：如果地球自转，则垂直上抛物体的落地点应该偏西，而事实上并不如此，这就无法证实地球的周日自转。
恒星周年视差要到1838年才由F·W·贝塞尔观测到——这年他公布了对恒星天鹅座61观测到的周年视差。即使算上J·布拉德雷发现的恒星周年光行差（作为地球绕日公转的证据，和恒星周年视差同样有力），那也是1728年之事了。第二条反对理由也要等到17世纪伽利略阐明运动相对性原理以及有了速度的矢量合成之后才被驳倒。
按理说，天文学家们只能等待布拉德雷发现恒星周年光行差，或贝塞尔发现恒星周年视差之后，才可能接受哥白尼日心体系，然而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此之前，哥白尼体系实际上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开普勒就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他在伽利略作出望远镜新发现之前，就已经勇敢接受了哥白尼学说（有他
那么当时哥白尼学说究竟是靠什么获得胜利的呢？托马斯·库恩在他的力作《哥白尼革命》中指出，哥白尼革命的思想资源，是哲学上的“新柏拉图主义”。出现在公元3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是带有某种神秘主义色彩的哲学派别，“只承认一个超验的实在”；他们“从一个可变的、易腐败的日常生活世界，立即跳跃到一个纯粹精神的永恒世界里”；而他们对数学的偏好，则经常被追溯到相信“万物皆数”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当时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人，从人文主义那里得到了两个信念：一、相信在自然界发现简单的算术和几何规则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二、将太阳视为宇宙中一切活力和力量的来源。开普勒“宇宙和谐”的信念，也与新柏拉图主义一脉相承。也就是说，哥白尼学说的胜利，不是因为它在科学上正确，而是因为当时的哲学思潮。
正确，对于科学既不充分也非必要
北京大学刘华杰教授曾给出一个著名陈述：“正确，对于科学既不充分也非必要”，此语虽然听起来十分离经叛道，其实是一个完全正确的陈述。
不妨仍以托勒密的天文学说为例，稍作说明：在托勒密及其以后一千多年的时代里，人们要求天文学家提供任意时刻的日、月和五大行星位置数据，托勒密的天文学体系可以提供这样的位置数据，其数值能够符合当时的天文仪器所能达到的观测精度，它在当时就被认为是“正确”的。后来观测精度提高了，托勒密的值就不那么“正确”了，取而代之的是第谷提供的值，再往后是牛顿的值、拉普拉斯的值……如此等等，这个过程直到今天仍在继续之中——这就是天文学。在其他许多科学门类中（比如物理学），同样的过程也一直在继续之中——这就是科学。
争论中有人提出，所有今天已经知道是不正确的东西，都应该被排除在“科学”之外，甚至认为“理论物理每年发表的无数的论文中有各种各样的模型，这些模型中绝大多数自然是错的，这些错的模型虽然常常是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过程，它们不会被称为科学。”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荒谬的——因为这将导致科学完全失去自身的历史。
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哪一种模型（以及方案、数据、结论等等）是永恒的，今天被认为“正确”的模型，随时都可能被新的、更“正确”的模型所取代，就如托勒密模型被哥白尼模型所取代，哥白尼模型被开普勒模型所取代一样。如果一种模型一旦被取代，就要从科学殿堂中被踢出去，那科学就将永远只能存在于此时一瞬，它就将完全失去自身的历史。而我们都知道，科学就是在不断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明确地说：科学中必然包括许多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正确的内容。这些后来被证明不正确的内容，好比学生作业中做错的习题，题虽做错了，你却不能说那不是作业的一部分；模型（以及方案、数据、结论等等）虽被放弃了，你同样不能说那不是科学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判断一种学说是不是科学，不是依据它的结论，而是依据它所用的方法和它所遵循的程序。
三大误导之二：科学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一些唯科学主义者辩解说：我什么时候说过“科学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是的，也许他没有直接这样说过，但这确实是唯科学主义者的一个普遍信念。这个信念有时也被表达成“科学技术将来（或早晚、必将）能够解决（或解释）一切问题”。这个信念还使许多人相信：科学有权凌驾于一切别的知识体系之上。
在此信念支持之下，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说法是：“科学带来的问题只能靠科学（进一步发展）来解决”。在以往的唯科学主义话语中，这是一个听起来很“雄辩”的论断。但是这个论断实际上从来没有被证明过——事实上也不可能被证明。
这里我可以提供一个世俗化的比喻，来说明这个论断的荒谬。我们经常可以在炒股的人那里看到这样的情况：如果这一单他做输了，他说他要继续做下一单，因为他要反败为胜；如果这一单他做赢了，他同样说他要继续做下一单，因为他要再接再厉。所以他每做一单，无论输赢，总能够成为他继续做下一单的理由。也就是“炒股带来的问题只能靠炒股来解决”。“科学带来的问题只能靠科学来解决”的论断其实与此完全相同——不管科学给我们带来的是福祉还是灾祸，都成为进一步发展科学的理由。
我们不能想当然地相信，科学带来的问题一定可以靠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如果科学给我们带来了问题（现在已经有很多了），我们就有必要从科学之外来反思。
三大误导之三：科学家都是完美无私的
唯科学主义者经常向公众描绘这样一幅图像：由于科学家都是道德高尚的圣人，他们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无私奉献。而且科学共同体具有“自我纠错机制”——即使有了错误，也不必假手他人来批评和纠正。
那么科学共同体的“自我纠错机制”是否可靠？答案却是否定的。
利用公众的唯科学主义观念，利益集团就可以“劫持”公众、政府和媒体——它有一个特殊的机制。
比如要上马某一个大工程，有两派意见互相争论，利益共同体当然在搞工程的那一边，因为一旦这个工程上马，国家就要投资几百亿，财富就滚滚而来。环保人士提出这个工程有问题——他们不是利益共同体，上马与不上马，他们都不会得到好处。如果两派意见在争论，搞工程的就会出来指责环保人士说，你是不专业的，你不懂工程，我们才是专业的。他这么一说，公众就会相信他。
但这些专业人士里会有人出来说不要上马工程吗？几乎不会，因为大家心知肚明，我们拿下这个大单来就发展得更好，我们当然要说这个工程是好的。我们说我们已经开了n次论证会，所有专家都说这个事情是完美无缺的，环境是不会破坏的，甚至还会改善。因为论证会从来只挑选支持的人来开，反对的人就不请。
如果政府决策者有疑问，想听听不同意见，如果去听环保人士的意见，搞工程的就会说他们是不专业的，他们不懂的呀。唯科学主义的作用在这里就显现出来了，由于我们对科学迷信，相信科学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比其他一切知识更高，所以这个共同体一说这个工程是没问题的，政府有人就会相信。
这样，无论是媒体、公众还是政府，听到的都是这个共同体的声音，其他的声音会被压下去。这个利益共同体如果有私心，你怎么来制约它呢？
中国科学院《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
《宣言》中特别要求科学工作者“更加自觉地规避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承担起对科学技术后果评估的责任，包括：对自己工作的一切可能后果进行检验和评估；一旦发现弊端或危险，应改变甚至中断自己的工作；如果不能独自做出抉择，应暂缓或中止相关研究，及时向社会报警”。这就明确告别了以往“科学带来的问题只能靠科学来解决”的信条，而是要求我们从科学之外来反思科学技术带来的负面作用。
《宣言》最后呼吁：“避免把科学知识凌驾其他知识之上，避免科学知识的不恰当运用，避免科技资源的浪费和滥用。要求科学工作者应当从社会、伦理和法律的层面规范科学行为，并努力为公众全面、正确地理解科学作出贡献。”
作为中国科学院的官方文件，《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无疑反映了中国科学界高层的共识，因而应该被视为近年在国内科学文化领域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几年前，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就说过：“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如果不加以控制和引导而被滥用的话，也可能带来危害。”谁来对科学加以控制和引导呢？当然不能是科学自身，而只能是伦理道德和人文精神。
（原载《文汇报》2007年108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