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长松】亨利•福特产业哲学思想初探
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7.30～1947.4.7）是20世纪最杰出的工业家和产业哲学家，他的思想被后人称为“福特制”或“福特主义”（Fordism）。由于他对美国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杰出贡献，被美国人奉为英雄，
1 基于技术乐观主义的产业哲学
技术哲学发展之初就明显地分成了两个方向：技术乐观主义（technology optimism）和技术悲观主义（technology pessimism）。技术乐观主义的表征是：技术理想化，对技术发展的可能性作过高地评价；技术决定论，把技术看成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或者是第一位的决定因素。1898年，俄罗斯工程师、技术哲学家恩格迈尔（Π．К．Энгелъмейер，1855～1942）出版了《19世纪的技术总结》，该书开篇就充满了乐观主义的精神：“19世纪是技术的世纪，是史无前例的征服自然力的世纪，因为技术不仅征服了时间和空间、物质和能量，而且就连技术本身也被裹进推动进步车轮滚滚向前的力量中。”在对技术成就做出乐观评价时，他指出：“在19世纪技术世界观之所以占据统治地位，不仅是因为工厂、铁路、轮船和技术世纪的其他外部标志，而且是因为致力于用现实力量战胜实际困难的西方文明内部的基本趋势。”在对技术发展进行总结时，他又指出：“在过去的几千年里技术都是作为一种无意识的力量出场的，但由于技术世界观人类已经学会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近一二百年来人们已置身于一个人工的微观宇宙之中。”[1] 恩格迈尔的技术观是典型的技术乐观主义，这种技术世界观是19世纪下半叶以电力技术为核心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产物，也是处于上升态势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反映。
福特和恩格迈尔虽然地处不同国度，但属于同时代的人。他们同样痴迷于机械，醉心于汽车驾驶和修理；他们同样目睹了现代电力技术和内燃机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蒸汽机技术无法比拟的。因此，无论是在技术哲学还是产业哲学领域，他们有感于科学技术在征服自然、改造世界过程中的强大威力，有感于技术进步在推动现代大工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势必要把技术乐观主义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福特自豪地宣称：“当我们想到在这个国家用于耕地的电力要多于所有的工业用电的总和时，就可以看到前面还有多少机会。……从过去已经取得的成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时代。”针对人们对巨大的工厂驱逐了树木、鸟儿、鲜花和绿地的指责，他回答说：“除非我们对机器和机器的使用知道得更多，除非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的机器部分，否则，我们不可能有时间去欣赏树木、鸟儿、鲜花和绿地。”[2]3 他甚至把机械看成是新的救世主（new Messiah）。
福特认为世界上有三种基本的产业：种植物品，制造物品和运输物品。其中，农业是首要的产业。但农业生产手段之落后和农民生活条件之艰苦势必产生所谓的“农民问题”，只有在农场中使用动力和机械才能大幅度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农民问题”得以解决。此外，由于交通运输愈来愈便捷，无线电通讯愈来愈发达，电气化程度愈来愈高，“可以把田园生活的寂寞一扫而光，剩下的只有愉快而已。”而产生的剩余劳动力（man-power）可以转移到另外两个产业即制造业和运输业中去，于是成本将为之减少、浪费为之消除、价格为之降低。“结果，世界幸福将更加增长。”[3]37—38 可见，站在技术乐观主义的立场之上，福特把动力和机械在各个产业部门中的使用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人类的福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仅如此，福特还深刻地认识到机器不是替雇主挣钱的工具，而是人的力量的体现，在人类自身的进化过程中起到促进作用。例如，铁锤比工人的拳头更具撞击力，锤柄的杠杆作用增加了人类的力量，而锤子的使用又反作用于人手。“电动锤比手工锤更厉害，它通过工人的操作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机器也不属于其所有者和使用者，而是属于大众。机器只有生产出便宜、精美的产品满足大众需求时，它才能为大众创造利益，为工人和资本家带来工资和利润。“机器是公众的侍者——只有当它服务时，才体现出其价值。”[4]139—140 由此可见，福特已经突破了狭隘的工具主义技术观，把机器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和生产的社会化联系起来，其技术哲学和产业哲学研究开始从自发走向自觉。
尽管福特是一个技术乐观主义者，但并非盲目乐观，他对机器的使用也产生了恐惧。“重复劳动——一件事情一做再做并且总是用同样的方法——对某些人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对我来说也是可怕的。”[2]115 但福特从思想到行动都没有悲观绝望，而是积极地寻求出路以摆脱对重复劳动的这种恐惧。他承认任何一个有创造性头脑的人都没有理由去干单调的工作，但同时我们把创造性工作的范围界定得太窄了，仅限于音乐、绘画等艺术领域。我们更需要产业方面的艺术家，需要那些能为大众创造出正当的、良好的、美丽的生活的人。“相信产业中的正义、公平、人性是切实可行的。如果我们不能得到这些品质的话，我们最好是不要工业。”为了克服单调的机器生产给工人身心带来的损害，我们“有可能增加工人们的福利——不是通过让他干少一点的活，而是通过帮助他干更多的活。”[2]116 为此，需要大力倡导终生教育。这种教育在于训练人们如何劳动，而不是脱离劳动，训练他们的思考能力，而不是从书本到书本，从而使自己生活得更好，为周围的人做的贡献更多。总之，这种教育应该是“不但教导‘为什么’而且教导‘怎么办’的实际教育”。[3]41 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是有技能和有头脑的人。有技能的人决不会没有出路，有头脑的人决不会害怕重复操作。
在今天看来，上述思想也许并非什么石破天惊的观点。但是作为一个在产业第一线工作的工业家，对机器和技术的看法远远超出了工艺学和经济学的视野，进入了哲学和伦理学的论域，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是深刻而可贵的。他提出的“农民问题”尽管和我们提出的“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或“四农”（包括农民工）问题不尽相同，但如何提高我国农业的机械化水平、如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一个世纪前的美国农业现代化的经验可以借鉴。同时，尽管福特并没有使用过“劳动异化”这个词，但在“强盗资本家”盛行的时代，却对产业与人性的关系进行了独特的研究；尽管他从未受过正规教育，但在“劳动密集型”占主导的生产方式下，却提出了“终生教育”的观点，堪称远见卓识。产业是造福全人类的事业，“工业不应是强迫人服从的工具”[2]126 这样的观点是贯穿其产业哲学的精髓。
2 从大量生产到大众消费的产业理念
尽管不能把福特的产业哲学简单等同于“福特主义”，但产业的确与大量生产（mass production）分不开。对于福特，无论是他的产业哲学还是产业实践，大量生产都是核心概念。
接下来的一步就是让工作来就着工人而不是让工人就着工作——如果能够避免，一个人将决不多走一步，没有人需要一直弯腰工作——这就是采用流水线。
福特坚信：一个生产者的成功只有建立在有能力提供消费者所喜欢的物品的基础上，消费者最喜欢的是质量最佳而价钱最低的物品。任何一个人如果能以最低的价格给消费者最高质量的物品的话，他肯定会成为产业的领导者，不管他生产的是什么。“以最小的浪费生产，然后以最低的利润销售，以销售量来获取总利润”[2]19 是福特的产业理念，也是他的产业哲学的核心内容。和这一理念相对立的就是浪费和贪婪。浪费主要是由于人们不明白他在干什么，或对他所干的事毫不在意。降低成本并不是反对浪费的唯一出发点，节约物资主要是为了节省人的劳动，使人的劳动更加有效和更有价值。贪婪则是一种短视行为，短视就是试图从降低工资或提高价格中获得利润。工资担负着工人在工厂外面的全部负担，要想使工人献出他的时间和精力，给一份高工资以免除其经济顾虑是值得的（1915年1月，福特汽车公司率先实施5美元工作日，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一时间求职者趋之若鹜）。如果工人买不起他自己生产的物品，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繁荣。降低工资水平就等于减少了产业的消费者，产业需要拥有大量的消费者。“不要降低产品质量，不要减少工人工资，不要增加消费的负担。把脑子用在更好的方法上，多用脑子，再多用脑子……”[2]169 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的各方面都受益。
要想创造大众消费，只有高工资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时间进行消费。“不仅使机器操作者有足够的收入购买他制造的产品，更重要的是给他们闲暇。”[5]71 这种闲暇时间对于大量生产的产品的消费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必须把它与失业和无所事事截然分开。一个企业家不仅要付给工人高工资，而且有责任给他们留下空余时间去消费，只有这样，现代产业的车轮才会继续运转（1926年秋，福特汽车公司宣布实行5天工作周、8小时工作日制，为创造美国的“闲暇阶层”奠定基础）。除了重要的经济和社会价值，闲暇对于产业发展还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人只有在闲暇时才能进行思考，产业界不仅需要实干家更需要思想家。“当今产业界最困难的事情之一，就是难以找到对于一个问题能进行透彻思考，以及不需他人的监督或监视就能完成全部工作的人。”[3]28 事实上，当大多数生产者急于通过改变产品以开拓新的市场时，福特却走了相反的道路，他从芝加哥食品包装厂用来加工牛排的空中滑轮中得到启发，发明了可以进行大量生产的流水线。一个企业家只是改变了产品，而一个哲学家则改变了生产方式——这就是思想的力量。思想有多远，我们才能走多远。“思想是所有工作中最难的，这也是没有什么人愿意从事思想的缘故。思想是创造或分析的，知识只是对事物的大概了解。思想是把事物分解开来进行仔细研究，然后再把事物综合起来的过程。”[3]10 福特是第一位把“大量生产”和“大众消费”结合起来进行“产业思想革命”的工业家，与其说“福特制”是一次生产方式的变革，不如说更是一场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他促进了美国中产阶层数量的不断膨胀，使美国的经济从以生产为导向转向以消费为导向，并且通过经济全球化将这一产业理念播及整个世界。
3 把服务置于利润之前的经营理念
利润是企业的生命之本。但如果把企业就是视为一笔钱，则会影响和制约企业的发展。福特公司（包括福特本人）所做的一切就是致力于证明“把服务置于利润之前”的事业是一种高贵的职业，它能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作为良好的服务的报酬，利润只能是服务的结果，而不是经营的基础。福特把企业经营的基本原则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断提高生产规模，保证产品质量优秀、设计优美、实用并迅速推向市场。
第二，永远追求产品的高质量、低成本、低价格。
第三，永不间断地逐步提高工人工资——决不降低工人工资。
第四，以最经济的手段把产品推向消费者，以使其得到产品低成本的实惠。
这些基本原则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服务”（service）[5]3—4。“服务”是福特产业哲学的一个最高范畴，他认为真正的产业不是赚钱而是服务，是为生产而生产，是使一个死气沉沉的体制变得生机勃勃的精致艺术。产业是给予和获取的过程，是生活和让别人生活的过程，是诸多力量和利益协调的过程。企业家是一种职业，必须有被认可的职业道德，违背这种职业道德将使他丧失原先的社会地位。企业需要更多的职业精神，它是从自豪感而不是从被强制中获得职业正义，这种职业精神能够发现自己被违背之处并能对此加以惩罚。企业的很多错误属于企业的道德错误，妨碍着企业的发展并且使它毛病不断。假使有一天企业道德被普遍认可，从事产业活动将是所有职业中最有意义的职业。“企业只有提供服务才是正当的企业，企业必须从社会获取少而给予得多，除非每个人都能从一个企业的存在中获利，否则这个企业就不应该存在。”[2]300 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必须生产，但生产背后的精神才是更重要的。
服务社会，满足大众需要，创造就业，发挥人的主动性是产业的最终目的，也是最大的“善”。“善有静态的动态的之分，具有很大的差别。前者是消极的善，后者是有某种功用的，是可以见诸于行动为人类造福的善。我们要是否认这种功用就没有进步可言了。”[3]16 慈善事业是消极的善，它贬低了接受帮助的人们，打击了他们的自尊，是和伤感的理想主义相连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所谓的慈善之举几乎没有完全是出于同情心的，行善之人经常抱怨他们帮助过的人“忘恩负义”；另一方面，没有人在被迫接受别人的恩施时感到快乐。而产业则是动态的、积极的善，它使每一个身强力壮或有技术的人，总是能找到使用其力气或发挥其技能的工作。和手工劳动相比，机器和产业分工实际上能为任何人提供合适的工作。在高度分工的企业里，残疾人甚至比过去的健康人所做的工作还要多。福特认为：为服务而组织的产业消除了对慈善家的需要，无论是产业的领导还是工人都会因其提供了优质的服务而获取优厚的工资，每一个家庭都可以自己养活自己。所以，“一个把时间和金钱用来帮助这世界为自己做得更多的慈善家比那种只是施舍并因此鼓励懒散的慈善家要好得多。”[2]232 慈善不能医治贫困只能救助贫困，慈善应该是有生产能力的事业。工作是医治贫困的唯一良药，每个工作的人都在为铲除贫困而努力。在这个意义上，产业应该是最大的慈善业。
产生贫穷的根本原因，在福特看来，是生产和消费之间（包括工业和农业两方面）权利的来源和运用之间的不和谐。由于缺乏调节而造成的浪费是极其愚蠢的事，然而在领导者树立服务观念之前，所有这些浪费又都是不可避免的。只要领导者考虑更多的是金钱而不是服务的话，浪费就将继续下去。短视的人把金钱放在第一位，他们认为服务是利他主义的，而不是这个世界上最现实的事情。事实上，从纯粹金钱立场出发的机会主义的生产是最无利可图的，而诚实经营的企业是不会得不到利润回报的。一个企业创造的利润是一种工作积余，它的使用价值是造福全体人民。没有人能够把这种积余看作他自己的，因为不是他一个人单独创造了它。那些不能经常性地创造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的资金，那些不能经常性改善日常工作和生活条件的资金并没有履行利润的最高职责。资金的最大用处不是创造更多的钱，而是使钱做更多改善生活的服务。从事产业活动的人如果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就没有做好他的本职工作，就没有提供完全的服务。产业的重点既不是为企业主获取利润，也不是为员工谋福利。“企业的首要责任是对公众利益的服务。”[4]238 在市场经济体制和资源短缺、“理性人”的理论假设之下，产业的发展和价值取向只能是功利主义的，“有利可图”是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原动力。所以，福特这种人本主义的产业价值观直至今日也不可能完全实现。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福特这一思想的现实意义，那就是以人为本、持之以恒地提供优质产品和优质服务的企业一定会换取社会的回报，而“唯利是图”、缺乏诚信、以假冒伪劣产品坑害社会的企业势必自取灭亡。归根结底，产业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相互作用、协同进化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处理自身关系的基本方式。以机器为物质标志的产业不仅展现了人的本质力量，以制度为精神标志的产业也具体体现了人的社会本质。违背产业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的生产经营活动是违反规律和人性的，只能在产业发展和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被淘汰。
4 福特主义并未完全过时
作为以流水线分工为基础的劳动组织形式和大量生产方式，“福特主义”在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工人工资，创造了二战以后以消费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繁荣期。“福特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积累的良性循环为前提的，“它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的不断进步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之上，并通过凯恩斯主义的需求调节和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得以支持。”[6] 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凯恩斯主义的主要原则已不再适应，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恶性循环，“福特主义”失去了它生存的社会土壤。1973—1974年爆发的石油危机再一次打击了“福特主义”的生存基础，“获取廉价原料和能源的无限可能性以及无限地利用大自然作为生产和再生产免费生产力的可能性，受到了空前的质疑。”[7] 作为对死板、僵化的“福特主义”的克服，为了能够满足更大范围、更多类型消费者的需要，以更小型、更灵活生产单位为基础的“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悄然兴起。这个概念还包含着一系列政治和经济过程，譬如大工业或重工业的衰落，新兴、小型、灵活和非中心化的劳动组织网络，全球性的生产与消费以及政治多极化等。“后福特主义”是否可以完全代替“福特主义”呢？笔者并不这样认为。
值得注意的是，福特本人并未使用过“福特主义”这种说法，但是针对人们对大量生产方式的种种非议，他本人就曾做过辩护，只不过后来的“福特主义”把这些思想排斥掉了。他大力主张“灵活的规模生产”，认为生产中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避免自我满足。如果批量生产或规模生产变成了固定、刻板的生产的话，它自己就被自己打败了。从1908年的第一辆T型车到1927年关闭这一生产线，福特公司一共生产了1500万辆T型车，但从原材料到每个零件、从产品设计到生产方法，最后一辆车和第一辆车没有一处是相同的。大规模生产的首要原则并非标准化，而是生产者必须不断提高产品的设计和质量。没有一种产品是永远符合标准的，产品是被人们提高或保持成标准水平的。“没有一个永远一成不变的产业。一个真正的产业就是它的产品可以使人类生活得更自由。”[5]230 他还认为，生产规模的扩大不会使手工业消灭，机器生产也不会使工人的创造力泯灭。即使是在大工业时代，手工业生产还是存在的，只不过生产工具更高明、产品更精良。我们之所以重视过去是因为过去是现在的阶梯，但是人们的需要已经扩大，所以生产工具也随之增加和改良了。此外，即使是自动化机器也必须由人来开动，复杂机器对于人的“精通”的需要比工匠更高，机器时代对熟练的工人的需要比旧时代更多，但他们得到的工资却大为增长，而且有更多的闲暇去发展其创造力[3]27。
“福特主义”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优秀成果，也是人类走向工业文明的思想结晶。毋庸置疑，随着发达工业国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转变，“福特主义”必然走向衰落或者被“后福特主义”所取代。但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还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特别是在二元经济长期存在的中国，同时面临着工业化和信息化、集成创新和自主创新、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等一系列双重任务。在制定各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必须考虑到我国工业化整体水平还不高，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整体素质比较低，“三农”问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还很突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任重而道远，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原始创新能力不强等具体国情。在发展道路和发展速度上也不能贪高求快，用一种偏差去纠正另一种偏差。在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大力发展集成电路、计算机软件等信息产业；另一方面，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广泛应用高技术和现代管理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发挥制造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作为20世纪人类现代文明的思想精华，“福特主义”并未完全过时，特别是福特的产业哲学思想，在中国实现新型工业化和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历史进程中，将继续发挥其积极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 Энгельмейер П К． Технический Итог ⅩⅠⅩ－Го Века[M].Москова：Тип．К．А．Каэначеева， 1898.1—5.
[2] 亨利·福特．我的生活与事业[M].崔铁醴等译．亨利·福特全集（第1卷）．北京：改革出版社，1998.
[3] Ford H.My Philosophy of Industry[M].London:George G.Harrap & Co.Ltd.,1929.
[4] 亨利·福特．今天与明天[M].崔铁醴等译．亨利·福特全集（第2卷）．北京：改革出版社，1998.
[5] 亨利·福特．向前进[M].崔铁醴等译．亨利·福特全集（第3卷）．北京：改革出版社，1998.
[6] 陈秀山．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9):67.
[7] 刘晓君．福特制（Fordism）的百年[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3):65.
（原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7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