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冲】如何理解大理地区的阿吒力教？
大理位于云南西部，唐宋时期(618-1279)雄踞中国西南地区的南诏国(649-902)和大理国(937-1253)都定都于此，故从7世纪开始至13世纪中叶以前，大理一直是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少学者认为，频繁出现在明清云南地方文献中的阿吒力教，是直接从印度传入云南并以大理为中心形成的有云南地方特色的密教，即大理密教。有人称之为“滇密”③，有人称之为“白密”④。不论何种叫法，一是强调其印度特点，二是强调其独特性。在明清云南地方文献中，大理被称为妙香佛国，有关大理密教的这些研究论著，似乎印证了明清云南地方文献的说法。
大理是否真是妙香佛国？明清云南地方文献中的阿吒力教是否是有云南地方特色的密教？为什么大理地区会出现阿吒力教？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大理佛教？这些问题都是本文要回答的。当然，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先简单回顾相关学术史和研究资料，介绍本文的研究思路，然后再根据史料对相关问题进行考察，对大理佛教的性质提出我们自己的认识。
一、学术史与研究资料
阿吒力教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并非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在20世纪40年代，方国瑜、石钟健、罗庸、徐嘉瑞等人都曾对阿吒力教作过不同程度的研究，可称得上阿吒力教研究的开拓者。必须指出，他们的研究成果存在几个明显的缺误：一是缺乏对史料真伪及史料源流的考辨，二是缺乏对阿吒力教经典等原始材料的研究，三是未根据一手资料，只是在演绎前人猜想的基础上提出云南佛教传自西藏的伪说，四是大都缺乏必需的佛教基本知识。⑤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阿吒力教受到更广泛的关注。不仅有大量相关论文发表，甚至还有专著出版。遗憾的是，这些论著都只是对方国瑜等人研究成果的承袭和演绎。思路既落入前人窠臼，资料上又缺少新发现，新增加的主要是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后的想象和发挥。最明显的表现是，云南佛教从僧人到寺塔，从佛画、石窟到经典都被贴上“密”的标签；明清时期出现的传说被说成是密教神话；明代出现的《自古通记》被认为出自密僧之手；有关龙的传说都被说成是密教龙神话，云南地方史志或碑刻中出现的梵僧、释儒、师僧、阿左梨、阿吒力和密僧等都被说成同义词。⑥似乎密教就是佛教的代名词，与佛教有关的都是密教的。
我们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云南阿吒力教研究之所以未取得重要突破，除研究者个人的学养外，相关研究资料不足和缺乏系统性也是重要原因。陈垣指出，云南佛教“僧史缺略，文献无征”⑦。内地著作中，明河《补续高僧传》最早关注云南僧人，但收录的僧人屈指可数。而明代云南僧人周理编《曹溪一滴》和清代僧人圆鼎《滇释纪》，虽然搜罗的云南僧人传记不少，但前者“取材多属方志稗史，神话连篇，且考证多疏，未足据为典要”⑧，后者“搜罗较众，然杂乱无章”⑨，与前者一样存在重大缺陷，不能视作信史。
鉴于资料不足，有学者试图从云南地方史志中搜集新的资料。如20世纪80年代中叶出版的《云南地方志佛教资料琐编》就是这一努力的代表。但书的题名“琐编”，目录标题中“抄录”、“琐录”、“拾零”、“杂抄”等词，表明云南地方志中的资料同样零散、琐碎、杂乱，缺乏系统性。因此，资料缺乏、传世文献资料较为琐碎或不能用作信史，是制约大理佛教研究的瓶颈。
二、研究思路
虽然常见相关资料不多，但我们搜集的资料是否尽量全面了呢？搜集到的资料是否都辨别明晰了呢？又是否根据这些资料进行过综合研究了呢？这是研究大理佛教时需要面对的问题。结合这些问题，我们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思路。
(一)改变方向，拓展研究资料
“竭泽而渔”，广泛搜集相关资料，是学术研究能否取得进步的重要基础。资料不全面，信息把握不完整，得出的结论难免存在偏颇。在僧史文献缺略的情况下，如果能放宽视域，将金石资料、佛教绘画、新发现写经乃至民间仍在使用的经卷文献也作为研究资料，并开展必要的田野调查，将历史文献置于历史情境之中，无疑可以丰富和充实相关文献资料，扩展我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因此早在1995年，我们即指出，“对自唐至清云南碑刻、南诏大理写经、南诏大理佛画和云南地方史志的了解和研究，是正确认识云南阿吒力教的前提”⑩。这意味着我们对大理佛教的研究，使用资料除了地方史志资料外，还包括大理写经、大理碑刻和佛教造像等多种资料。随着阿吒力教经典的发现、搜集，随着对阿吒力僧举行法会田野调查所获得经验的增加，我们在资料搜集方面显然已经超过其他的学者。(11)
(二)追寻史源，探究事实真相
史源学是陈垣首倡的一门寻考史料来源的学问。在他看来，研究历史，史源不清，为无本之学。因此他主张读史必须一一追寻其史源，考正其讹误。(12)遵循陈垣的这一治学原则，我们对云南碑刻、南诏大理写经、南诏大理佛画和云南地方史志都作了史源学的探究，试图对每一类原始资料都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不是停留在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抄摘或演绎上。对新搜集和发现的阿吒力教经典，我们也探寻了它们的源头。(13)这样做至少可以保证我们的研究，不是以其它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而主要是以我们自己对原始资料的认知为平台。
(三)综合比较，辨析史料价值
由于不同类别的材料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同样表现方式的材料表达的意思不尽相同，故有必要对同类材料和不同类别的材料分别进行比较，考察它们的同异，确定其中可信的记述，表彰真实史料的价值。如果缺少这一工作，无视史料中“历史膺品”的存在，将所有材料都视作信史，无疑不能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自1995年以来，我们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南诏图传》、张胜温绘《梵像卷》、剑川石钟山石窟、凤仪北汤天出土佛经、云南阿吒力教经典和敦煌遗书的专门研究，在充分利用文物资料考察历史真相方面进行了努力，奠定了重新认识大理佛教的基础。
(四)同情理解，回归历史场景
对中原来说，云南与中国周边一样属于边地；相对于有数千年传承的中原文化来说，云南被认为教化未开。中原人到云南，是使节出使、戍边或充军；而云南人到内地，往往是归化、朝贡或学习。“华”“夷”既判，“正统”与“僭伪”顿分，相应的高下秩序也因此建立。如果我们不能站在他们当时所处的位置，站在他们各自的角度理解史传，而是将全部史传的记述都视为信史，不加辨析就展开讨论，所得结论可能与事实恰相反。
三、“异质”的大理佛教
大理佛教被说成是直接从印度传入云南，并以大理为中心形成的有云南地方特色的密教，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不少云南文献记载，大理地区的佛教与印度有密切联系，似乎是与中国佛教迥然不同的“异质”佛教。具体包括三点：
(一)大理是印度妙香佛国。在明清云南地方文献中有这一类的说法：以苍山洱海为标志的大理是妙香城(国)；释迦牟尼不仅是在大理西洱河修证成佛，而且还在大理点苍山说过《法华经》；释迦牟尼圆寂后，他的弟子迦叶由大理点苍山到鸡足守衣入定；阿难在鸡足山华首门亲自雕刻了尊者迦叶的像。(14)按照这些说法，大理就是印度的妙香佛国。
(二)“阿嵯耶观音”是来自印度的莲花部尊观音。20世纪40年代，Helen B.Chapin指出，保存在中国、美国等地的一批细腰铜造观音像，是云南佛教造像之一。(15)确定它们属于云南造像的重要证据，是现收藏在京都有邻馆的南诏中兴二年(899)画卷。该卷包括文字卷和图画卷两部分。文字卷明确说，“保和二年乙巳(825)岁，有西域和尚菩立陀诃来至我京都云：‘吾西域莲花部尊阿嵯耶观音从蕃国中行化至汝大封民国，如今何在？’语讫，经于七日，终于上元莲宇。我大封民始知阿嵯耶来至此也”。根据这条记载，人们完全有理由说“阿嵯耶观音”是从印度来的莲花部尊观音。
(三)大理的阿吒力是观音授记的大理民家大姓的后人。明代大理地区有数种碑记引《白古通记》说，唐贞观年间，观音大士从印度到大理，率领段道超、杨法律等二十五姓僧伦，以佛教显密之教教化一方，译咒翻经，上则阴翊王度，下则福佑人民。到南诏蒙氏细奴罗时，授记细奴罗为奇王，主宰大理；选有德行的人为阿吒力灌顶僧，为国师，大兴密教，开建五密坛场，祈祷雨旸。(16)现在大理地区的阿吒力都是他们的后人。
不过，我们不仅看到大理佛教与印度有密切关系的材料，同样还发现诸多大理佛教有鲜明中国元素的材料。
四、大理佛教的中国元素
由于南诏的建立受益于唐朝中央的支持，南诏传承的是唐朝汉族文化，南诏王室往往以“世为唐臣”、“本唐风化”标榜自己与中原文明关系密切，因此在云南古代遗留下来的文物中，往往能看到鲜明的中国佛教元素。主要包括：
(一)护国法。由于唐代不空重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翻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陀罗尼念诵仪轨》，护国法被视为汉地密宗的核心内容之一。大理写经中，《护国司南抄》(17)是对良贲《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疏》的疏释，《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仪轨》中保存的“(护国)陀罗尼观想布字轮”图是目前所知唯一的陀罗尼观想布字轮，是了解不空创制护国法的珍贵资料。(18)
(二)禅宗南宗七祖图谱。禅宗是中国独有的佛教宗派。从达摩到神会的谱系，在宋代以后的禅宗传承体系中已经消失不见，但在宋大理国张胜温绘《梵像卷》中仍然保存彩绘图像。结合大理国写经中不乏澄观《华严疏》和宗密《圆觉疏》，大理国和元代碑刻中华严和禅并举，这个谱系图也许能证明汉地唐代确实存在过华严禅。(19)
(三)十六罗汉和八大明王。就信奉的佛像来说，十六罗汉在印度本土不兴盛，主要是在西域和中国流行。大理国佛教遗存中，安宁法华寺石窟和张胜温绘《梵像卷》都出现了十六罗汉，说明当时不乏信奉者。另外，剑川石钟山石窟中的八大明王，与大理写经《海会八明王四种化现歌赞》、《密教修行图》相印证，亦能与祖觉重广《水陆斋仪》、《补难科》等汉地佛教法会仪式文本相印证，可知其直接源头是四川。(20)目前四川地区保存有数种八大明王遗迹亦印证了这一点。
(四)汉地佛教法会仪式文本。佛教科仪《圆通科》、《报恩科》、《销释金刚经》、《天宫科》在云南保存相对完整，但并见于甘肃、贵州等地，证明它们都来自汉地。(21)敦煌遗书《金刚峻经》(《坛法仪则》)(22)等唐宋佛教仪式文本大都残缺不全。以云南发现的这批佛教科仪作参证，已经可以将《金刚峻经》等敦煌遗书放在法会仪式背景下进行全新的解读。(23)
(五)《十王经》、《佛说地藏菩萨经》、《高王观音经》、《心经》和旋风装。就佛经来看，法藏述赞的《十王经》是中国僧人编撰的著述。大理写经中保存有抄写格式较为规范的《十王经》，是解读其汉传佛教特质的依据。(24)不仅如此，大理写(刻)经《佛说地藏菩萨经》、《高王观音经》和《心经》同样属于汉地僧人著述。(25)大理写经中原汁原味的旋风装，为认识唐宋时期旋风装的形制提供了一批新的实物资料，同样为我们从中国传统书籍装祯形式角度指出其源自汉地提供了实证。(26)
此外，在凤仪北汤天发现的35册阿吒力教经典，同样表现出鲜明的中国元素：
1.水陆法会仪式文本。水陆法会是汉传佛教法会中影响最大的法会。凤仪北汤天保存下来的35册“秘教(瑜伽)经仪”，至少包括三种以上的水陆仪，专门用于举行水陆法会的文本则近20册。其中祖觉重广《水陆斋仪》为元代僧人师习编次本(27)，显然是明初才传入云南。同样有存本的《冥王科》、《地藏科》、《华严科》和《药师科》都是汉地佛教僧人编撰，属于汉地佛教道场仪。(28)
2.预修寄库或填还受生。预修寄库或填还受生是唐末五代时期预修思想得到发展并与受生思想结合的产物(29)，影响了宋以下中国佛教的走向。按照中国僧人撰述《佛说受生经》的说法，每个人在投生为人以前，曾在冥府借过受生钱；投生为人后，必须在生前死后，根据出生的甲子年填还受生钱。填还的方式，或者是烧纸钱，或者是请僧人举行法会仪式，以诵经来折抵受生钱。(30)这种观念的流行，将不同阶层、不同等级、不同出身、不同经济条件的人都说成是欠债的人，都需要举行法会仪式还钱，在促进经忏盛行的同时，让佛教深入民间，影响了各地的风俗习惯。填还受生的经典较多，凤仪北汤天“秘教经仪”中有相关经典数种。(31)它们都是受《佛说受生经》影响才出现的文字，同样证明了这些科仪都属于汉地佛教科仪。
3.普庵信仰。普庵印肃(1115-1169)是江西袁州宜春人。俗姓余。临济宗僧人。曾住江西省宜春市南泉山慈化寺。圆寂后得赐谥号“普庵寂感妙济正觉昭贶禅师”。元大德四年(1300)重谥“大德慧庆”；明永乐十八年(1420)加谥“普庵至善弘仁圆通智慧寂感妙应慈济真觉昭贶慧庆护国宣教大德菩萨”。是中国南方最具影响的佛教信仰人物之一。
20世纪末以来，普庵信仰日渐受到海内外学人的关注。(32)根据科仪本举行宗教仪式，使用普庵咒、普庵符，被认为是普庵教科法的三个重要内容。(33)在我们收集到的阿吒力教经典中，同样有数种用来举行宗教仪式的科仪、咒语或符咒。(34)凤仪北汤天阿吒力教经典中，“秘教经仪”《新集诸斋历朝空花佛事卷下》“迎圣开坛”部分称“幸处中华，忝为密嗣”，“凖灵山世尊之教旨，依天台志(智)者之科仪”，说明这一类文本与僧人都来自汉地(“中华”)，自称传承密法(“密嗣”)，而且使用天台宗智者大师一系科仪举行法会仪式。符合此前已逐渐被关注的普庵信仰的重要表现形式。尤其是其中“普庵大神通，旭(雷)火满天轰(宫)。婆罗僧揭谛，断灭鬼神踪。昨日方偶(隅)，今昭(朝)佛地。普庵到此，百无禁忌”一段文字，在福建、江西等地被称为小普庵咒，从而可以与这些地方的所谓普庵教相印证，表明阿吒力教也包括普庵信仰，是汉地佛教宋代以后的重要表现形式。(35)
总之，不论是南诏大理佛教遗存还是明清时期使用的阿吒力教经典都有鲜明的中国元素，表明它们是从汉地传来。
那么，为什么对大理佛教的记述会存在两种不同甚至相冲突的说法呢？
五、两种类型的大理佛教史料
近60年前，向达指出，研究南诏的历史，有来源不同的两种史料。第一种如《蛮书》一样，是唐朝方面出使的行人及戍边的官吏根据目识亲览询问搜访所得编纂。第二种是根据云南古代民族的历史传说加以翻译和改编而成。研究南诏的历史，对南诏史史料的两种类型必须有明确的认识，否则就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36)虽然方国瑜等人不认同向达的观点，但他们只是提出质疑，并没有证伪的证据。(37)就我们所见相关材料来看，应该肯定向达对南诏史料的分类有道理，可以信从。
以大理佛教史料为例，第一类史料是汉地佛教文献资料，第二类史料是《南诏图传》及受其影响出现的《白古通记》等云南地方史志资料。前者从南诏初期就出现，根据它们可以看出当时传入云南的是来自中原的汉传佛教。后者南诏后期最先出现，特点是排斥、回避、淡化汉文化，倾向非中国化，将来自东南亚的观音说成是印度僧人根据自己形象所造的阿嵯耶观音；明代编纂《白古通记》时，继承、汲纳了《南诏图传》的大部分内容和认同印度的风格，进一步说大理就是印度，大理居民是有印度血统的婆罗门，大理文化源自印度。
大理佛教的第一类史料与第二类史料，对同一件事的表达存在明显的差异。(一)以大理的归属来说，它毫无疑义属于中国，但在第二类史料中却被说成是鹤拓，即印度的乾陀罗或妙香国。(二)以南诏建国来说，第一类史料表明南诏国是在唐朝支持和帮助下建立，而第二类史料则说是观音授记细奴罗等人建立。(三)以南诏佛教的源头来说，在第一类史料中传入大理的佛教是汉传佛教，而在第二类史料中则说是从胡、梵、蕃、汉而来，不仅增加了新的源头，还把汉地放在最末；明代《白古通记》出现后，甚至把大理说成就是印度，则大理就是佛教的源头。(四)以阿嵯耶观音造像来说，其风格与占婆的观音造像相同，故当来自东南亚一带，但在第二类史料中，则说阿嵯耶观音是印度僧人根据自己形象所造，来自印度。(五)以阿吒力教来说，“阿吒力(教)”一词最先出现在明初成书的《白古通记》中，大量阿吒力教经典都是明代才从内地传人云南的瑜伽教僧所用科仪(38)，但在第二类史料中，阿吒力教被说成是观音和印度僧人赞陀崛多所传，在南诏时期已经有重要影响。
很显然，人们之所以对大理佛教有不同的认识，是因为大理佛教有两种类型的史料。第一类史料文字与实物能相互印证，且其中包括明显的中国元素，所记大都真实可信。第二类史料多历史传说、附会和宗教神迹，文字记载和现存实物资料不能互相印证，故很难取信。正是由于有了第二类史料，所以才出现了称大理是印度妙香佛国，有阿嵯耶观音和阿吒力教等“异质”的大理佛教。
那么，第二类史料是如何出现的呢？
六、认同印度的大理地方民族意识
古代没有任何一部书明确记述过大理有认同印度的地方民族意识。提出这一说法的基础，是我们对《南诏图传》与《白古通记》这两种第二类资料的研究。由于此前已经专门讨论(39)，这里只综合已有的研究结论。
(一)阿嵯耶观音
不论是名称还是造像风格，阿嵯耶观音都具有云南特点，值得关注。最早记述和表现阿嵯耶观音的，是南诏中兴二年成画的《南诏图传》。不过，Nandana Chutiwong指出，阿嵯耶观音造像风格与东南亚尤其是占婆观音造像相近。(40)她的这一结论，否定了《南诏图传》称阿嵯耶观音是梵僧(印度僧人)化为老人根据自己形象所铸的说法。
如果把阿嵯耶观音来自东南亚的真相与《南诏图传》对阿嵯耶观音的称颂进行比较，把南诏建国的历史与《南诏图传》观音授记细奴罗为王的说法相比较，把《南诏图传》出现之前云南佛教遗物与《南诏图传》表现的云南佛教历史比较，把《德化碑》中南诏王对唐中央和汉文化的推崇与《南诏图传》中隆舜等人的着装进行比较，就能发现中间存在巨大的反差，以及《南诏图传》对汉文化排斥、回避和淡化的倾向。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南诏随着国力的强盛，在与唐王朝交往过程中希望与唐结为兄弟，或者结为舅甥关系，而不是旧有的臣属关系。但唐使臣对此予以回绝，指出南诏最初是由于得到唐中央的支持才合六诏为一，唐对南诏有深厚的恩德，南诏不应违背祖宗尊事唐中央的传统。南诏王即使与唐中央结为兄弟或舅甥关系，同样要向唐称臣。
那么，南诏如何才能既不对唐俯首称臣，又能在与唐交往中取得较以前更高的政治地位呢？
南诏选择了一条与此前不同的道路。一方面是淡化自己曾得唐朝扶持和受汉文化影响，另一方面则依托当时能与汉文化相抗衡的异文化，即印度文化，建立一个足以抗衡汉文化的文化体系，以便拥有强大国力和政治独立的南诏，有一个相应的思想文化支持。于是，在隆舜时期，南诏不仅称大理为鹤拓，立国号大封民国，还铸造了据说是老人根据印度原样造的阿嵯耶观音像。
不过，作为东南亚观音标志的手中持物，未见于阿嵯耶观音之手。这使我们有理由怀疑，阿嵯耶观音不是通过正常渠道传到云南，而可能是南诏王世隆东征西讨、四处扩张时期攻克交趾并到达占婆边境时获得的，所以才缺少了作为其身份标志的手中器物。
无论如何，阿嵯耶观音不是来自印度却被说成是印度造，一批“梵名”如“鹤拓”、“大封民国”、“摩诃罗嵯”等在南诏后期出现，与《南诏图传》中阿嵯耶观音授记细奴罗、阿嵯耶观音在南诏境内四处巡化等非汉的内容一样，都是在南诏隆舜和舜化贞时期，南诏国力强盛，试图与唐中央有大致对等地位，又因文化原因而无法实现时，被南诏用来抗衡汉文化的新东西。它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否真实，而在于它不是汉文化的，是可以与汉文化对抗的东西。它们不是表现真实而是表现民族意识。
(二)妙香国与阿吒力
不论是大理为妙香国(城)还是阿吒力教传自印度的说法，最早都是出现在《白古通记》中。《白古通记》明代始见引述，清初后佚失无存。王叔武辑有佚文(41)，为我们进一步搜集相关资料认识该书奠定了基础。
对于《白古通记》成书时间此前有不同说法，或以为唐宋，或以为元代。不过，从唐至元的云南地方史料都称云南地近印度，人民信奉佛教；《白古通记》却说大理就是印度妙香城，说点苍山就是灵鹫山，说洱海东岸的九曲山是鸡足山，说喜洲是阿育王所治城巴连弗邑。而且从明代开始，《白古通记》一名才出现在云南地方史志和碑刻资料中。说明《白古通记》的成书时间不早于明代。联系《白古通记》佚文中相关史事和《白古通记》被引述的时间来看，《白古通记》为明洪武至永乐年间著述，确切地说是洪武十七年至永乐十四年间(1384-1416)。
《白古通记》在明初成书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派遣傅友德等人率兵30万进取云南，于次年攻克大理。为了巩固明朝在云南的统治，除派重臣镇守外，还采取了制定租赋、兴建学校、传播佛教、设立卫堡、移民屯田等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在使一些少数民族出于功利的目的，淡漠自己的民族意识，以汉族为荣而伪托自己是汉族后裔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对抗。如大理喜洲一位不知名的杨姓知识分子，出于“虑身没而心不见于后世”的目的，以“国可亡而史不灭”的精神，撰成《白古通记》一书，以对抗明朝中央“威德兼施”的各项“圣化”政策。
《白古通记》从等夷夏、祖述尧舜周孔和编撰崇儒重佛的历史三个方面，表达了自己的夷夏之辨思想。虽然记述了云南古代的历史，记述了云南佛教的历史源流及历代统治上层对佛教的尊崇信仰，记述了儒家在历代受到尊崇的历史。但在叙述故国史事时，不仅引用《南诏图传》的内容，继承《南诏图传》记述史事参附神话传说的特点，甚至还杜撰传说、附会佛经、杂糅神话、杜撰史事，写成一部“什九载佛教神僧灵迹，诡谲可厌”(42)的著作。
出于对抗朱元璋在云南传播佛教的目的，《白古通记》称大理就是印度妙香城，诸佛菩萨常在此修行说法，开演道场；观音菩萨累劫救护此处，济度民众，甚至摄授细奴罗为王，以段、杨、董、赵、尹等为阿吒力，教授他们瑜伽教法。大理因为有观音菩萨默扶，所以称为佛国。(43)
(三)从《南诏图传》到《白古通记》
《南诏图传》和《白古通记》是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云南地方文献，但它们都是大理地方知识分子“夷夏之辨”的产物，是大理地方民族意识的反映。《南诏图传》中，只有“阿嵯耶”等词；“阿吒力”或“阿吒力教”等词，是明代《白古通记》成书后才最先出现。究竟“阿嵯耶”是指什么，“阿吒力”或“阿吒力教”又是什么意思，在这里都不重要。因为这些不同的名词概念，正像《南诏图传》和《白古通记》一样，出于辨明夷夏的目的，都认同印度，淡化并撇清与汉文化的联系。由于包含有较重的感情色彩，并不是历史的真实表达，而是民族意识的象征。
七、本文结论
综上所述，大理佛教有完全不同的两类史料，其中的可信资料表明，大理佛教不是从印度直接传入云南，而是先从印度传入中国内地，再传到云南的。大理佛教中包括汉地密宗、禅宗(华严禅)、汉地流行神衹、汉地佛教法会仪式文本、汉地僧人撰述和汉地佛经独特装帧等中国元素，证明了大理佛教是汉地佛教在云南的传播。有论者称大理佛教是从印度直接传入云南并形成有云南特点的密教，是因为未理清史源，不知道云南地方史料中已经融入了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的精神，表达了地方的民族意识。理解大理佛教，不能不对此有清晰的认识。
【注释】
①昆明市宗教事务局、昆明市佛教协会编：《昆明佛教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2—3页。
②昆明佛学研究会编：《佛教与云南文化论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2—13页。
③1988年10月在江苏省常熟市召开“全国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学术讨论会”，黄心川提交的《中国密教的印度渊源》一文，可能是最早将云南大理地区的密教称为“滇密”的论著。《南亚研究》编辑部编《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南亚研究》增刊)，1988年，第17页。
④李东红《白族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研究》和张锡禄《大理白族佛教密宗》无疑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二书均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前者出版于2000年，后者1999年出版。
⑤侯冲：《云南阿吒力教研究学术史——以民国时期研究文章为中心》，赵寅松主编：《白族文化研究2008》，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3—334页。
⑥侯冲：《指空的佛教活动真的带有浓厚密教色彩吗？》，《云南宗教研究》1997年1期，第64页。
⑦⑧⑨陈垣著：《明季滇黔佛教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2页。
⑩侯冲：《云南阿吒力教辨识》，《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4期，第74页。
(11)其他学者著作中显示他们收集到的阿吒力教经典有50余种，而我们在2007年以前已收集到近200种。到2008年增加到400多种。侯冲《云南阿吒力教经典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参见“导言”第4页、第1章和第2章。
(12)陈智超：《陈垣史源学杂文·前言》，陈垣著：《陈垣史源学杂文》，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9页。
(13)参见侯冲：《云南阿吒力教研究：学术史、史料考辨、经典和法会》(未刊)，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云南阿吒力教经典研究”结项成果，2007年5月。
(14)(16)侯冲著：《白族心史——〈白古通记〉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239—240、259—260页。
(15)参见Helen B.Chapin,"Yunnanese Images of Avalokite? var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Cambridge Mass.,Vol.8,1944-1945,pp.131—186.中译文见查尔斯·巴克斯著，林超民译：《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参见267—320页。
(17)侯冲整理，收入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7辑，昆明：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70—113页。
(18)(20)(24)侯冲：《大理国写经研究》，汪宁生主编：《民族学报》第4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25—26、58—59、52—54页。
(19)侯冲：《唐宋至元的云南华严禅》，2013浙江华严国际文化节·华严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浙江龙泉崇仁寺，2013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
(21)侯冲、陈大为：《谁的密教？——以云南〈天宫科〉和甘肃〈天功科〉的比较为例》，《2012崇圣论坛·唐代佛教密宗与大理白族佛教密宗论文集》，云南大理，2012年11月23—25日，第82—93页；侯冲《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藏文书考察记》，《敦煌遗书研究通讯》总第1期，2013年，第17—19页。
(22)侯冲整理：《金刚峻经金刚顶一切如来深妙秘密金刚界大三昧耶修行四十二种坛法经作用威仪法则 大毗卢遮那佛金刚心地法门密法戒坛法仪则》、《金刚峻经金刚顶一切如来深妙秘密金刚界大三昧耶修行四十九种坛法经作用威仪法则 大毗卢遮那佛金刚心地法门密法戒坛法仪则》，收入方广易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11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7—231页。
(23)侯冲：《密教中国化的经典分析：以敦煌本〈金刚顶迎请仪〉、〈金刚顶修习瑜伽仪〉和〈坛法仪则〉为切入点》，《圆光佛学学报》2012年第19期，第141—172页。
(25)《心经》见昆明地藏寺经幢，《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仪轨》中有专门的《心经启请》。关于《心经》为汉地僧人撰述的最新研究成果有方广锠《般若心经——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之又一例证》，《深圳大学学报》2013年4期，第6—14页。
(26)侯冲：《从凤仪北汤天大理写经看旋风装的形制》，《文献》2012年1期，第40—48页。
(27)侯冲：《祖觉〈水陆斋仪〉及其学术价值》，峨眉山佛教协会编：《历代祖师与峨眉山佛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1—263页。
(28)侯冲整理：《地藏慈悲救苦荐福利生道场仪》(略称《地藏科》)，整理文本收入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6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227—313页；《佛说消灾延寿药师灌顶章句仪》(略称《药师科》)，整理文本收入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7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115—225页。
(29)侯冲：《中国佛教仪式研究——以斋供仪式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3月，参见第6章。
(30)侯冲整理：《佛说受生经》，收入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13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9—136页。
(31)(35)侯冲：《白密何在？——以大理凤仪北汤天“秘教经仪”为中心》，收入《首届大兴善寺唐密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2年，第53—54、55—56页。
(32)(33)黄建兴：《福建普庵信仰和普庵教初探》，学愚主编：《出世与入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38、255—256页。
(34)侯冲著：《云南阿吒力教经典研究》，第168—169页、199—200页。
(36)参见向达《南诏史略论》“论南诏史上的史料问题”一节对南诏史料的分类和辨析。该文发表于《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第1—29页；收入氏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80—187页。
(37)方国瑜著：《滇史论丛》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5页。
(38)相关证据越来越多，诸如大理凤仪北汤天董氏宗祠发现的南宋僧人祖觉重广、元代师习编次的《水陆斋仪》，它明初才传入云南；大理剑川、洱源保存甚至仍然被用来举行法会仪式的《天宫科》，在中国西北的甘肃也能找到相同的仪式文本。限于篇幅，我们将另文再作展开。
(39)参见侯冲《白族心史——〈白古通记〉研究》、《云南与巴蜀佛教研究论稿》相关章节或相关论文。
(40)Nandana Chutiwong,Avalokitesvara "Luck of Yunnan",The iconography of Avalokite? vara in mainland South East Asia,Leiden,1984,pp.477—483.
(41)王叔武辑：《云南古佚书钞》，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0—72页。王氏辑佚的《白古通记》和《玄峰年运志》实为一书。
(42)[明]谢肇淛撰：《滇略》卷4，第16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3)寂裕刊《白国因由》，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委员会，1957年2月重印本，第29—30页。
(原载《宗教学研究》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