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佛教兴盛，佛教庙宇遍布全国。当时人说：“国朝崇奉兹教……故招提精蓝遍于天下。”①“星罗棋错，小而乡、县，大而府、州，为佛宫者何啻万区，为其言祝除毛发者，其徒又无虑百有余万。”②元代的佛寺，从创建的时代来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前代创建的，元代文献中常称之为“旧剎”。另一类是元代建造的，常称之为新寺。元代的新寺是分别由皇家、朝廷、贵族官僚、民间人士和僧人建造的。佛教寺院的建造，既是佛教活动的重要内容，又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探讨元代佛教新寺，有助于对元代佛教以及元代社会的认识。 

　　　　一 皇家佛寺 

　　　　蒙古前四汗对于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自忽必烈起，元朝历代皇帝、皇后都笃信佛教，热衷于建造佛寺，为自己祈福。皇帝、皇后建造的佛寺通常称为皇家佛寺，主要集中于都城大都(今北京)。根据现存文献，大都南北二城及其近郊的皇家佛寺有：世祖忽必烈建造的大护国仁王寺(西镇国寺)、大圣寿万安寺(白塔寺)、大兴教寺(石佛寺)，成宗铁穆耳建造的大天寿万宁寺，武宗海山建造的大崇恩福元寺(南镇国寺)，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建造的大承华普庆寺、大永福寺(青塔寺)，英宗硕德八剌建造的大昭孝寺(寿安山寺)，泰定帝也孙帖木儿建造的大天源延圣寺，文宗图帖穆尔建造的大承天护圣寺(西湖寺)和顺帝脱欢帖睦尔建造的宝相永明寺。上述佛寺，规模浩大，富丽堂皇，如大护国仁王寺“宏丽雄伟”，③“其严好若天宫内苑移下人间”。④其他佛寺大都类此。修建时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建成后得到巨额的赏赐，为此设立规运提点所、营缮司、总管府等机构管理。这些佛寺，一般均设有神御殿，又称影堂，供奉已故皇帝的“御容”。中期以后，元朝设太禧宗禋院(从一品)对皇家佛寺加以统一的管理。大都皇家佛寺的建造和维持，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⑤ 

　　　　大都以外地区，还有一些佛寺可以归于皇家佛寺之列。 

　　　　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佛教圣地。“世祖尝以五台绝境欲为佛寺而未果也，成宗以继志之孝作而成之，赐名大万圣佑国寺”。⑥为此曾设置万圣佑国营缮提点所，后改营缮都司。文宗图帖睦尔的经历比较曲折，因皇族内部斗争，他先后被流放到海南和建康(今江苏南京)。在建康时曾于钟山建造佛寺。即位之后，他将海南、建康两处居所改建佛寺。海南居所在琼山，图帖睦尔即位后“乃捐金庀工，即琼阳之胜地，建释氏之精蓝……缔构雄丽，岭海之间，郁为奇观”。此寺赐名大兴龙普明寺，并赐钞万锭，市永业地，设专门机构普明规运提点所管理，后改普明营缮都司。⑦建康的居所改建佛寺，赐名大龙翔集庆寺。⑧原来在钟山建造的佛寺则命名为大崇禧寺。“上于金陵新作之寺二。曰龙翔集庆，因潜龙之旧邸也。曰崇禧万寿，广亲构之新祠也。”⑨“天历二年，建龙翔、万寿两寺于建康，立龙翔、万寿营缮提点所，为隆祥总管府属。三年，改为营缮都司，秩仍旧，以掌营造钱粮之事。”⑩以上三寺均归太禧宗禋院管理。 

　　　　武宗海山、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是兄弟，其父是忽必烈太子真金第二子答刺麻八剌，其母名答己。真金和答刺麻八刺均死于忽必烈逝世前。忽必烈死后，真金第三子铁穆耳嗣位，是为成宗。成宗时答己曾被发遣到怀州(今河南沁阳)，武宗、仁宗相继称帝后，答己被尊为皇太后。答己于大都城西高梁河建佛寺，赐名智全。“命开府仪同三司、圆明广照三藏大师沙津爱护持天藏主之，率诸德士，诵祈其中”。“凡费皆出慈闱，役则卫卒，官民无与焉”。(11)太后指定的这位智全寺主持是畏兀儿族僧人必兰纳识里，他原名只刺瓦弥的理，“北庭感木鲁国人”。“北庭”是唐代地名，元代称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是畏兀儿人居地。“大德六年，奉旨从帝师授戒于广寒殿，代帝出家，更赐今名”。曾授开府仪同三司，特授沙津爱护持(汉译总统)，“至顺二年，又赐玉印，加号普觉圆明广照弘辩三藏国师”。(12)后因卷入政变被杀。“天藏”疑是必兰纳护理的汉名，或是汉译。元代僧人师号，有二字、四字、六字、八字之分，还可以增加，如原授四字师号，后增为八字师号。从以上记藏可知，成宗时必兰纳识里原授“圆明广照”四字师号，文宗时加为八字“普觉圆明广照弘辩”。又可知太后答己所建大智全寺以必兰纳识里作住持，应是藏傅佛教的寺院。值得注意的是，答己与另一所大玉山普安寺有密切关系。“天历元年，以大玉山普安寺、大智全寺两规运提点所并为一，置提点二员。三年，又改为营缮司”。(13)隶属于太禧宗禋院。可知大智全寺曾设规运提点所，即与诸帝建造的佛寺同样待遇。释宝严幻堂是华严宗大师真觉国师文才的弟子，文才任万圣佑国寺住持，宝严“从至台山。真觉殁，诏以公继其位。后公以太后诏居大普安寺，诏以(其弟)金继公居佑国寺。公于至治二年七月某日殁，年五十有一。诏复以金居普安寺。金以公之丧葬东封谷之口，建塔以修祀事焉”。宝严幻堂的头衔是“故荣禄大夫、大司徒、大玉山普安寺住持”。(14)由上述记载看来，大玉山普安寺地位特殊，应该也是太后答己创建，其所在地不外大都、五台山两处。将大玉山普安寺和大智全寺并在一起建立管理机构，既表示两寺均由太后创建，又说明两寺与其他皇家佛寺地位相同。顺帝元统二年(1334)，中书省要求回收赐田，其中“普安大万圣佑国寺的五百顷田内，二百顷还官”。(15)则似普安寺已与上面所说万圣佑国寺合为一体，故有此名。如此说成立，则大玉山普安寺应在五台山。(16) 

　　　　元朝诸帝还直接下令建造一些佛寺，如漠北的哈刺和林是大蒙古国的都城，始建于第二代大汗窝阔台汗时。蒙哥汗时期，曾在和林建造大佛寺。“太祖圣武皇帝之十五年，岁在庚辰，定都和林。太宗皇帝培植熙育，民物康阜，始建宫阙，因筑梵宇，基而未屋。宪宗继述，岁丙辰，作大浮屠，覆以杰阁，鸠工方殷，六龙狩蜀。代工使能，伻督络绎，力底于成。阁五级，高三百尺，其下四面为屋，各七间，环列诸佛，具如经旨。”(17)这座建筑后来以兴元阁知名。仁宗、顺帝两朝都曾加以修理。可知兴元阁是蒙古前四汗时期大汗在哈刺和林修建的一座佛寺，直到元末仍存在。忽必烈在漠南建开平城(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后号上都。上都开平是元朝的两都之一，避暑之地。皇帝每年来往于大都和上都之间。上都城内“干艮二隅，立二佛寺，曰干元，曰龙光华严”。(18)这两座佛寺都是忽必烈创建的。至元“十一年，建干元寺于上都，制与仁王寺等”。(19)仁王寺即忽必烈在大都建造的第一座皇家佛寺大护国仁王寺，可知干元寺的规模、地位都与大护国仁王寺相等。忽必烈以后诸帝都对干元寺加以种种优遇。(20)成宗元贞元年(1295)颁布的《僧道租税体例》中，以大干元寺与大都的大兴教寺、大护国仁王寺并提。(21)龙光华严寺创建时间较早，“丙辰之岁，始城上都。又三年戊午之岁，作大龙光华严寺”。“戊午”是蒙哥汗八年(1258)。仁宗时下令将华严寺“撤而广之”(22)“英宗嗣位，万几之暇，数尝临幸……且赐以吴中上腴田一万亩，使瞻其众”。(23)顺帝时又赐钞修缮。两寺与皇室关系密切，但从现有记载来看，并未列入太禧宗禋院系统。忽必烈敬重藏傅佛教僧人胆巴，胆巴尊奉摩诃葛刺神，“因请立庙于都城之南涿州”。(24)显然是忽必烈下令建造的。此庙由著名建筑大师阿尼哥主持修建，“如干元制”。(25)也就是说和上都干元寺形制相同，而上都干元寺是以大都大护国仁王寺为范本的。因而，这座摩诃葛刺神庙“结构横丽，神像威严，凡水旱蝗疫，民祷响应”。(26)无疑是藏傅佛教寺院。大德五年(1301)，阿尼哥“建浮图于五台。始构，有祥云瑞光之异”。(27)阿尼哥是专为皇家服务的建筑师，此次五台建寺必奉成宗之命。此寺待考。仁宗时，“上命建佛寺于云州七峯山，以太府丞大都监治”。云州在两都交通在线，属上都路，今河北赤城境内。监察御史长哥和黄肯播追查大都的贪污问题，庇护大都的高层官员反诬御史“沮格修治佛寺”。仁宗“以长哥及公(黄肯播)知云州事，俾董治佛寺，以讫其工”。仁宗死，英宗即位，二人坐罪，“仍籍其家”，泰定时纔得平反。(28)可见仁宗对云州佛寺的修建是很重视的，但此事未见其他文献记载。皇位变迁以后，此寺是否修成待考。泰定三年(1326)二月，“建殊祥寺于五台山，赐田三百顷”。(29)这是泰定帝在五台山建造的佛寺。以上诸帝下令建造的佛寺，没有归入太禧宗禋院系统，其地位应有所区别。属于太禧宗禋院系统的皇家佛寺可称之为第一类型皇家佛寺，其余暂称之为第二类型皇家佛寺。 

　　　　大德十一年(1307)五月，武宗海山即位。八月，“建佛阁于五台寺”。同年十一月，“建佛寺于五台山”。二者应是同一事。至大元年(1308)十一月，“皇太后造寺五台山，摘军六千五百人供其役”。(30)可见武宗即位后，有五台建寺之举，宝是皇太后答己的主意。“至大中，太后创寺台山，寺曰普宁。以兹擅天下之胜，住持之寄，非海内之望，莫能胜之。故以命公(华严宗僧人了性)”。(31)答己在五台山建造的佛寺名普宁寺。此寺情况不很清楚。皇庆二年(1313)，太后答己下旨在怀州原居地建佛寺。二年后建成，“皇太后赐名大兴龙寺”。(32)赐田三百顷。答已建寺甚多，有的已归入第一类型皇家佛寺之列(见前)，五台普宁寺和怀州大兴龙寺可归于第二类型皇家佛寺。武宗海山有一位伯忽笃皇后，曾随答己前往怀州。武宗死后“仍事兴圣宫(答己)”。英宗时曾先后主持太祖皇后完颜氏斡耳朵和世祖后迭只斡耳朵。她自己出资在大都昌平史村建崇源寺，为武宗“资荐冥福”，又在大都城内咸宜坊买地建顺圣寺“以报圣母”。崇源寺“三年迄功”，内有武宗神御殿，是一座僧寺。顺圣寺则是尼寺“历十年而始有成”，内有“圣母”即答己的神御殿。“买田千亩，俾永有食，择比丘尼管旃卜主之”。(33)伯忽笃身份特殊，她兴建的佛寺暂且归于第二类型皇家佛寺。 

　　　　二 朝廷名义兴建的佛寺 

　　　　元代，有些新寺是朝廷下令建造的。朝廷下令，也是用皇帝的名义。但和上述皇家佛寺不同的是，皇家佛寺是直接隶属于皇帝的，由皇帝指定专人筹建，直接调拨经费和人力，建成后拨赐大量资产，成立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其中第一类型一般都设有供奉建寺皇帝的神御殿。以朝廷名义建造的佛寺则交付地方政府或各级僧司衙门筹建，建成后亦由地方政府或各级僧司衙门管理。代表性的例子有二起，一是杭州南宋故宫改建佛寺，二是各地普遍建立帝师寺。 

　　　　元灭南宋后，置江淮总摄所管理江浙佛教(后改总统所)，以僧行育(亢吉祥)、杨琏真加、加瓦为总摄，实际主事是杨琏真加。杨琏真加到江南后，发掘南宋诸帝陵墓，获得大量财物。至元二十一年(1284)九月“丙申，以江南总摄杨琏真加发宋陵冢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34)这显然是忽必烈的旨意修建的。南宋灭亡后不久，宋故宫即因火灾焚毁。“二十一年，有旨即其故所居杭州凤皇山寺之行宫建大寺五，分宗以阐化”。(35)此事亦由杨琏真加办理。至元二十五年二月丙寅，“江淮总摄杨琏真加言：‘以宋宫室为塔一，为寺五，已成。’诏以水陆地百五十顷养之”。(36)在宋故宫基础上建造的五寺分别是报国寺(禅宗)、仙林寺(慈恩宗)、万寿尊胜寺(藏傅佛教)、般若寺(白云宗)和兴元寺(天台宗)。(37) 

　　　　忽必烈尊崇藏傅佛教，封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八思巴为帝师。英宗硕德八刺即位后，“建帝师八思巴寺于京师”。(38)又“诏各路立帝师殿”。(39)有些地方利用原有的佛寺加以改造而成，如庆元(治今浙江宁波)在官讲所内“创殿以奉帝师，命僧守之”。(40)多数地方的帝师殿是新建的，如温州(今属浙江)帝师殿：“至治初元，天子申敕列郡，大建新庙，务极崇侈，以称国家褒扬振厉之意。”(41)镇江(今属江苏)帝师寺：“各率其工若民以致事，无敢后……其制度，门庑殿堂，有严有翼。其室高明而宏深。凡屋五十，亩其地四十九而有奇，作二十有九旬乃成。”(42)南安路(治今江西大余)帝师殿：“得吉地于郡之东，购良材，集良工，栋宇崇峻，规模宏敞，大称明时尊尚其人之意。”(43)抚州(治今江西临川)帝师殿，有正殿、法堂、三门、棂星门、便门、东堂、西堂，“楹之竖于地者通计二百有五十，屋据高原，俯临阛阓，望之巍然，彪炳雄伟，足以称皇朝尊奉帝师之意”。(44)从现存一些记载来看，帝师殿(寺)限于“郡”即路总管府所在地。元代全国“路一百八十五”，(45)即使其中只有一半建帝师殿，亦近百所，其数目也是很可观的。 

　　　　除了以上两类之外，元朝诸帝不时根据需要下诏创建新寺，有的则利用其他建筑改建。 

　　　　“丁未，贵由皇帝即位……太子合赖察请师(海云)入和林，延居太平兴国禅寺，尊师之礼非常”。(46)此丁未是贵由汗二年(1247)，合赖察是窝阔台汗的第四子。(47)“戊申，定宗诏(福裕)住和林兴国”。(48)戊申是贵由汗三年。则贵由汗时和林有一座太平兴国禅寺。此寺创建者和建造时间都没有明确的记载，按情理推断，应是窝阔台时建造的，与汗廷有密切的关系。福裕是北方禅宗曹洞宗的长老，很早就得到蒙古汗庭的重视。“洎世祖即阼，命总教门事，赐号光宗正法，俾建精舍于故里曰报恩，给田若物以饭众”。(49)福裕的“故里”是太原文水(今属山西)，可知忽必烈下今在文水为福裕建报恩寺，这种待遇是罕见的。大都旧城原有崇国寺，元成宗“赐京城官地，鼎建大伽蓝一所，殿奉千佛创法宝藏”。于是大都有两座崇国寺，一在旧城(南寺)，一在新城(西寺)。(50)仁宗即位之初，便“赐国师板的答钞万锭，以建寺于旧城”。(51)“旧城”即大都南城。此寺待考。世祖时，镇江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在当地建造一批也里可温寺院，其中在金山有二处十字寺即也里可温寺。至大四年(1311)，元仁宗即位，降玺书于江浙行省，将金山十字寺所塑拆毁，“即寺故像撤去之，仿京剎梵相，朱金绀碧，一新清供，付金山住持佛海应声长老，锡名金山寺般若禅院”。(52)朝廷的干预，将十字寺改造成为佛寺。顺帝后至元二年(1336)，是岁……以燕铁木儿居第赐灌顶国师曩哥星吉，号大觉海寺，塑千佛于其内”。(53)燕铁木儿支持文宗夺得皇位，权倾一时。顺帝初年病死，其家族随即失势遭清算，原住宅亦被改为藏传佛教的寺院。 

　　　　三 权贵官僚兴建佛寺 

　　　　蒙古贵族大多信奉佛教。1953年，蒙古国库苏古尔省阿尔布拉格县境内发现一块石碑，碑的正面上方有汉文“释迦院碑记”五字。左侧刻汉文十二行，右侧刻畏兀体蒙文三行。由碑文可知，释迦院是丁巳年(蒙哥汗七年，1257)外剌部驸马八立托和公主一悉基为皇帝祝厘、为自身祈福建造的。释迦院是目前已知前四汗时期蒙古贵族在草原建造的第一座佛寺。(54)忽必烈之孙、真金长子甘麻刺长期镇守北方。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后，甘麻剌以皇兄身份继续管理漠北草原广大地区。“甘麻刺也在那裹为自己建了一座寺庙”。(55)甘麻刺“崇尚浮屠，命僧作佛事，岁耗财不可胜计”。(56)他在漠北建造的无疑是佛寺。 

　　　　蒙古弘吉刺部首领与帝室世代通婚：“生女世以为后，生男世尚公主。”(57)漠南草原弘吉刺部首领封地上，兴建了不少佛寺。忽必烈第三女鲁国大长公主囊加真，下嫁弘吉刺首领帖木儿，在“至元辛未之岁”(1271)获准于分地建应昌府，“为城郭，为宫室，为府署，为佛寺，府赐名曰应昌，寺曰罔极”。(58)府(后改路)城在今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境内。帖木儿之子弴不刺尚相哥不刺公主，是武宗海山之妹。弴不刺死，子阿礼嘉世嗣封鲁王。至大四年(1311)，相哥不刺公主和阿礼嘉世为表示对仁宗和皇太后答己的忠诚，在应昌路建报恩寺，“帝室王家，福禄悠同，谓之报恩，不亦宜乎”。此寺“金碧焜华，棼橑宏密，缭以周垣，亘以修涂”。(59)泰定二年(1325)，下一代的鲁王桑哥不刺与鲁国大长公主普纳为纪念忽必烈在应昌路曼陀山(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建龙兴寺，立《应昌路曼陀山新建龙兴寺记》碑。此碑至今尚存。(60)弘吉剌部首领又经朝廷批准，在驻冬之地设全宁府(在今赤峰市翁牛特旗境内，府后升路)，建有护国寺：“延佑五年，岁在戊午，皇姐鲁国大长公主新作护国寺于全宁路之西南八里，直大永庆寺之正，以为摩诃葛刺神专祠”。护国寺崇奉“摩诃葛刺神”，无疑是藏傅佛教寺院。大永庆寺情况不详，疑亦是弘吉刺部首领所建。(61) 

　　　　忽必烈的大皇后察必生三子，长子早死，次子真金立为太子，第三子忙哥刺，至元九年(1272)封为安西王，以京兆路为分地，王府驻六盘山。忙哥刺前往分地，有藏傅佛教僧人商随行。“商请居平凉之崆峒山，建设道场，凡木石砖甓丹垩工役之费，皆王之所施予……输奂翚飞，金碧炫烂，无不赞叹”。(62)此寺名宝庆寺。忙哥刺死，其子阿难答嗣位。成宗元贞元年(1295)，阿难答“请于帝，求即六盘兴隆池园为寺，用资两圣冥福，以永帝之亿万惟年。制可”。“两圣”指忽必烈和察必，建佛寺既是对先人的怀念，又表示对朝廷的忠心。此寺名延厘寺，“规制一以都城敕建诸寺为师而小之”。(63)也就是说延厘寺完全是按大都皇家佛寺的式样建造的，只是规模较小而已。从忽必烈起，元朝推行宗王出镇制度，以皇子、皇孙统军镇守一方，世代相继。安西王是其中的一支。(64)可以想见，其他宗王在他们镇守之地，也会以阿难答为榜样，同样以建寺来显示对皇室的忠诚。 

　　　　京师保大坊兴福院是一座头陀教寺院。头陀教尼舍尘“日惟一食，精严自牧”，“草茇安寄，束身坚忍”，以苦行博得尊敬。世祖时平章政事王毅、枢密副使吴珪、福建宣慰使李果等为舍尘买地，成宗时平章政事贾某与夫人引见于皇后，皇后“下教出财帛，建其殿曰慈尊，俾开府知院月鲁公暨贾公奏其事于皇帝、皇太后，咸曰：可。其悉以皇后私府输助之。延佑五年，院告成，复奉宸旨禁护……是役也，斋庖庑室，皆舍尘所鸠建”。(65)这所头陀教佛寺是在几位高官协力帮助下建成的，并通过他们得到皇室的支持。顺帝时，丞相脱脱获得皇帝宠信，“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尝保育于脱脱家”。这是非同寻常的恩遇，“脱脱乃以私财造大寿元忠国寺于健德门外，为皇太子祝厘，其费为钞十二万一千锭”。(66)元朝诸帝常向王公大臣赏赐田土，称为赐田。所赐田土都是国有土地，赐田多了，国家财政收入损失很大。顺帝元统二年(1334)四月，中书省下令回收部分赐田，列入名单的都是王公贵族和重要佛寺。其中“福藏司徒昭福寺的三十顷，二十顷还官”；“阿怜帖木儿八哈赤寺的五十顷田内，二十五顷还官”。(67)元朝官制有“三公”，“凡为三公者，皆国之元勋……其制又有大司徒、司徒、太尉、司空之属，然其置否不常，人品或混，故置者又或开府不开府焉”。(68)福藏待考，但他享有司徒头衔，肯定是贵族或高级官僚。阿怜(邻)帖木儿是畏兀儿儿人，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从一品)。阿怜(邻)帖木儿“善国书”，即精通畏兀体蒙文，曾为蒙古贵族子弟的老师。“英宗时，以旧学日侍左右，陈说祖宗以来及古先哲王嘉言善行”。显然是师傅的身份。“天历初，北迎明宗入正大统，一见欢甚，顾左右曰：‘此朕师也。’”(69)故当时人们都称之为“八哈赤”(蒙语师傅)。“福藏司徒昭福寺”即福藏司徒所建昭福寺，“阿怜帖木儿八哈赤寺”即阿怜帖木儿师傅所建佛寺。元代畏兀人大多信佛教，阿怜帖木儿建佛寺决非偶然。(70)两寺都曾受赐田，可知其创建者身份特殊，得到皇帝的宠信。 

　　　　“在辇毂之下，寺号高句骊者，其剎相望”。(71)元代大都新建佛寺中，有一些是高丽上层人物创建的。高丽王室与元朝皇族联姻，关系密切。高丽忠宣王王璋笃信佛教，他将王位让给儿子王焘，自己长期居住在大都，与京师名僧多有交往，并到江南佛教胜地游历。延佑丁巳(四年，1317)王璋“既释位留京师邸，买地于故城彰义门之外，创梵剎焉。越三年己未，工告毕，凡奉佛居僧之所，修斋作法之具，百需皆有，揭名曰大报恩光教寺”。“寺为地五十亩有奇，附东偏者三亩。为屋一百余楹。买田良乡，为亩者三千二十，在苏州者三十顷。果园在房山县百二十亩。凡为费楮币五十万缗云”。(72)可知此寺规模相当可观。不少高丽上层人物在元朝任高官，其中有人也在大都创建佛寺。仁宗时，高丽僧人元湛在大都南城之南购地五亩，要建佛寺。“有长城郡夫人任氏，亦高丽人，自世祖皇帝时，遇知于椒闱，赏赍甚厚。常思有以祝厘报上者，莫为之计。闻是举也，喜出楮币若干缗，以赡土木经营之费。入腴田五十亩，以充晨昏供养之需”。此寺建成后，命名为兴福寺，“仍约世以高丽衲子主盟熏席，盖为其能精于戒律也”。(73)文宗至顺二年(1331)，中尚卿金伯颜察和夫人孙氏“创佛宇于宛平县之池水村，以弘其教。曰金孙弥陀寺盖取两姓及所求乎佛者名之也”。(74)元顺帝时，太医院使赵芬在其他高丽人士支持下于太都金城坊建法王寺，“屋为间八十有余，崇不至奢，卑不至陋”。“中宫”(皇后)赐钞资助。建成后，“皇帝在西内，有进金字《莲经》者，命藏是寺。中宫仍以香币来，俾资经读，明年亦如之”。(75)可知此寺兴元朝皇室有关。“中宫”应是顺帝的二皇后高丽人奇氏。西天(印度)僧人指空到中国傅法，又曾到高丽，名震一时。“大府太监察罕帖木儿之室金氏，亦高丽人也，从师出家。买宅澄清里，辟为佛宫，迎师居之”。(76)此佛寺名待考。 

　　　　地方官员亦热衷于建寺。宁夏(路治今宁夏银川)僧觉明，“其先钱唐人”。是华严宗名僧真觉国师文才的徒弟，文才曾任上述万圣佑国寺住持。觉明受到当地蒙古宗王、公主、驸马的尊奉。后来他南下求法兼访先世遗迹，途经奉元(今陕西西安)。陕西行省平章政事、陕西行台御史中丞“素闻师名，共挽留之，乃构精舍于草场街，以为其驻锡之地，今所谓寿光寺也”。(77)集庆(今江苏南京)是南方的重要城市，城中“常照庵，在城正北隅，大德二年平章吕文焕建。大梦圜通庵，在城东南隅，至元年间左丞廉希愿建。大梦观音庵，在城西北隅料院街，大官朔思吉所建”。(78)“平章”、“左丞”都是行省级的大官，吕文焕是南宋降元的高官，廉希愿是畏兀儿人，其家族声势显赫。镇江丹徒县(今属江苏)玉山报恩寺，是“至大三年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齐国公勃罗铁木儿创建”。(79)杭州(今属浙江)宝成寺有“麻曷葛刺型相一堂”，(80)是左卫亲军都指挥使伯家奴捐建。“麻曷葛刺”即前述“摩诃葛刺”的异译，宝成寺显然是藏传佛教寺院。浙西大地主曹氏，曾“入粟万石”求官，“得官而家废”。曹氏曾在华亭(今上海松江)千山巅建圆修寺。(81)元代著名水利专家任仁发曾任都水庸田司副使，以浙东宣慰副使(正四品)致仕。任仁发修华亭青龙隆福寺，“损(捐)赀营建，实大德之三年也。致和元年，公之子贤德继厥志。至正三年，公之孙士质先述其事……又假钱若干万缗，为复其所失田三千顷”。(82)至顺二年(1331)，“姚安路总管高侯归自京师，既奉命升州为路，宣授明珠虎符，退自感激，荷国厚恩，蔑以报穪，乃捐己赀，既私第之里，缮修妙光报恩禅寺。面势冈陵，占胜林石……以餗四方之僧，命之朝夕梵呗，祝厘皇家。月吉望日，侯洁斋至寺，率众围绕庆赞，作礼白佛，蔪皇帝寿，永锡民福。此寺之所由作也”。(83)“高侯”即高明，姚州(今云南姚安)原为州，此时升级为路，高明由知州升为路总管，而且得授明珠虎符，地位大大提高。他将私宅改为佛寺，招徕僧人，“蔪皇帝寿”，以示对皇帝的感激。延佑三年(1316)，江淮财赋都缱管吕师说云：“敬施平江路嘉定州管下田庄，创建永寿禅寺，上报国恩，祝延圣寿。次为先考太师、宁武保康军节度使、武忠和义郡王建立祠宇，安塑神像，用酬罔极。”(84)吕师说的“先考”是南宋抗元将领吕文德。四明(今浙江宁波)僧人普容在当地很有声望，“郡人福清州判官杨某为构精舍城东三里所，白有司以闻于朝，有旨赐寺额曰慈济，且加法师号，俾之开山”。(85)“杨某”名秀，曾出使暹国，“以其主来朝。当涉海时，风猛涛怒，舟几覆。侯于恍惚中，若有见观音大士者，因得无害。归而图所以报祠焉，闻容公东南硕师，遂往谋之”。根据普容的建议，杨秀“乃买地，度材用，创兹寺”。(86)权贵官僚建寺大多为皇帝祈寿，为自己家族祈福，杨秀为感谢观音保佑而建寺，是比较特殊的例子，但因此为元朝与东南亚的海上交通保存了很有价值的数据。 

　　　　四 民间人士兴建佛寺 

　　　　元代民间佛教信仰流行，信徒众多。有些高僧大德，受到社会各界的敬仰，便有人为之建立寺院，为讲经说法之地。“皇帝在春宫时，尝幸胜因寺，栋宇华洁，象设严穆，顾昭文馆大学士、头陀教宗师溥光而美之。溥光对曰：‘都民姚长者之力也。’”(87)头陀教是元代佛教的一个宗派，其领袖李溥光得到皇室的重视，有很高的声望。姚长者名仲实，是大都的富商，李溥光建造胜因寺，主要依靠他的帮助。浙西瞿霆发，有田二千七百顷，并佃官田共及万顷，是有名的大地主。至元二十八年(1291)瞿霆发为禅宗名僧高峯妙禅师在天目山建大觉正等禅寺，“乃割巨庄，先后凡二百顷有畸，及买山田若干，指其岁入，首创梵宇”。(88)不仅建寺，而且割田二百顷为寺产，瞿氏出手之大方在元代是不多见的，由此亦可看出高峯影响之大。中峯明本是高峯妙禅师的门人，名重一时，所到之处都有信徒为之建寺。明本“尝憩阊门之西麓，见松桧蔚然成林”，吴士陆德润“以地施之”，中峯“缚草庵三间以居，赵魏公孟俯为扁之曰栖云。国师趺坐其中，而问道者连翩而来，至于五百指之多。乃创精舍一区，僧俗趋功，不三月而就，所谓堂房门庑咸具”。(89)这就是平江幻住庵的由来。文中的“国师”即中峯明本。(90)丹阳(今属江苏)“大同庵，乃丹阳彝庵蒋君为幻住老比丘明本之所建也”。(91)中峯明本弟子众多，“逃于穷山海岛，弟子追逐之不舍”。其中弟子祖震“愿为役终身”。“至大四年，吴江居士陈无心以白洋山新庵施师，名之曰顺心庵，俾震主之”。在祖震主持下，顺心庵规模不断扩大。“庵既成，以顺心所度弟子正性领庵事，定为甲乙传授，立誓以示诲”。(92)中峯的弟子天如惟则，也有很高的声望。“姑苏城中有林曰狮子，有寺曰菩提正宗，天如禅师之门人为其师创造者也。林有竹万个，竹外多怪石，有状如狻猊者，故名狮子林……寺名菩提正宗者，帝师法旨与以是额也。其地本前代贵家别业，至正二年壬午，师之门人买地结屋，以居其师焉”。(93)狮子林至今是苏州的名胜。铁牛和尚出于宜春(今属江西)仰山雪岩钦禅师门下，史称： 

　　　　游衡阳之酃县，有桃源山者颇险绝……畜聚怪毒，傍近甚畏其害。师至，众请居焉。师与其徒数人，茇舍其间。风雨昏暮，狂兽异类号呼环绕，师喻以迷悟因缘，且授之戒，其怪遂息。酃素不知禅学，邑长伯颜、令程公相率入山受教，而豪强者亦来尽礼瞻拜，邑人尹挂芳与其族人舍地，段德祥父子等创殿割田以为先倡。营构日盛，为大精蓝，四方禅衲踵至。寺曰灵云者，因桃花而命之也。钟鼓既设，大弘雪岩之道，俨然一大道场矣。(94) 

　　　　大凡成为名僧，途径有二，一是长于宣讲佛法，二是有降魔伏怪、呼风唤雨、治病救人的神通。高峯、中峯、惟则是前一种，铁牛是后一种，都能羸得大批的信徒。信徒们为高僧捐资捐物，甚至倾家荡产，甘心支持佛寺的兴建。此外，还有信徒专为崇敬的名僧建造佛寺，供退隐之用：“大都故城之干隅，有善人姜普万，师事松严老人，于开远坊买地结庐，奉师为退隐之计。香积有厨，义聚有堂，以延福为额。至元九年壬申夏建。”(95) 

　　　　元代民间的佛教信徒，以自己住宅建寺时有发生。奉化州(今浙江奉化)佛照宝莲堂，“在州西四十五里，至元二十年士人丁氏舍宅为之”。(96)镇江弥陀寺，“在车家巷。至元十六年，永嘉张氏舍宅建，徐苏孙舍田以供众”。(97)这位徐苏孙自己也舍宅建寺：镇江“三教辩正院，在小竹竿巷。至元二十七年，永嘉徐苏孙舍宅为之。徐苏孙，永嘉人，字垣翁，祝发为僧，改名弥芝。继以旧宅为庵，塑孔、老、释像于内，右丞史弼为书额，曰：三教辩正之院。”(98)这类家寺建成后，有的由家庭成员出家主持，有的则从外面请来僧人主持。上述三教辩正院应属于前者，又如，崇仁(今属江西)有佛教白莲宗的会善堂，“堂之主刘觉度”，“自元贞乙未，觉度之从父益暨从弟觉辉舍所居为佛堂”，成为会善堂修行之所，“佛堂非佛寺比也，乃以从子觉惠嗣”。(99)会善堂乃是刘氏家族的财产，但外请住持的情况亦相当普遍。如长洲(今江苏苏州)曹如理与妻张氏“皆俭勤以治生，赀殖日殷，而皆向慕佛乘”。曹入虎丘云岩寺为僧，妻为比丘尼。三个儿子亦先后出家，但第三子曹聚为延续曹氏家族，“还为民”。曹如理后以故居为寺，名归元兴国禅寺，并“置良田三千余亩，为寺恒产”，并延请名憎中峯海禅师为住持。元仁宗降玺书护持，“卓然为中吴一巨剎矣”。如理死后，其子曹聚继绩营建，“益以良田三千余亩”。(100)这所以住宅为基础的佛寺已成为长洲的名寺。当涂(今属安徽)采石镇居民王德正“勤于事佛，以己地为庵，日诵经其中”。至大二年(1309)，到和州历阳县的西梁山普明禅庵“弃家学佛，礼无用和尚为师”。泰定三年(1326)，“请其师归至乳山旧所建庵，安禅说法，以惠后学”。在无用主持下，此庵易地另建，扩大规模，“好事者助建庵舍”，仍以“普明禅庵”为名。(101)镇江灵济寺，“至元十三年郡民倪亿舍宅为庵，请僧德真、慧宝居之，扁曰灵济，复充拓为寺”。(102)镇江龙华庵，“在仁和门裹天福山，至元二十四年，都统张舍宅基建。圆明虚彻禅师如慧开山住持，其弟子普宁、普度相继营葺”。(103)还有一些地方人士，建造佛寺作为家人梵修的场所。奉化(今属浙江)佛心居士王氏，仁宗延佑年间在紫芝山建大惠寺，“大小百十楹”。其二女在浙东名剎天童寺出家，“祝发易衣而归。居士以是山授二师，命甲乙相传”。(104)桐乡(今属浙江)比丘尼文鉴，“先世以资雄于乡”。出家后“倒其储橐，即其所生屋庐之旁，建大佛剎，请于朝，敕赐福寿禅寺。金碧香花，日率其徒，精修慧业”。(105) 

　　　　在家族墓地建造佛庵，用以祭祀祖先，在元代江南是相当普遍的。“浙东西大家，至今坟墓皆有庵舍，或僧或道主之”。(106)元代著名学者吴澄说： 

　　　　古者居不离其乡，各姓皆族葬……时世非古，人家守坟墓之子孙，或游宦或迁徙，不能不去其乡矣。纵使不去，而家业或不如前。则岁时展墓之礼，岂无废坠之时哉！深思远虑者谓人家之盛终不敌僧寺之久，于是托之僧寺，以冀其永存，其意不亦可悲矣。予昔在金陵同一达官游钟山寺，见荆国王丞相父子三世画像，香灯之供甚侈。达官怃然兴叹焉。盖以二百余年之久，荆国子孙衰微散处，而僧寺之祠独不泯绝，此孝子慈孙爱亲之意所以不能不然者与！(107) 

　　　　“荆国王丞相”即北宋名臣王安石。“托之僧寺，以冀其永存”，是墓庵流行的主要原因。“秦汉以降，宗法既坏，民始涣散而不属，吉凶不以告，祭祀无所诣……近代为尤甚，于是始有用释氏之徒说建精舍而世祠其先者，庶几恒久不废”。(108)常熟(今属江苏)赵氏四世葬于邵家湾，赵益、赵晋兄弟“相与谋辟地筑庵于兆域之东，屋以间计者若干，中建祠堂，为岁时馈荐之所。买田若干亩以供粢盛，俾浮屠氏主之，仍用其法妥置像设崇胜，因以资冥福。又东为两轩，以备游息。摘《大雅》‘永言孝思’之语，名其庵曰永思”。(109)嘉禾(今浙江嘉兴)沈荣“即其父之墓所立屋若干楹，曰报本庵，置田若干亩，命浮屠氏之徒守之，率其弟若子孙祀焉”。(110)束氏是丹阳(今安徽当涂)望族，束氏家族在后彭村的墓地旁原有祠堂，但“湫隘不足以陈俎豆”。延佑丁巳(四年，1317)，束德荣兄弟“乃辟新基，拓故址，建堂五楹，夹以两厦，东西为庑，十有二庭，前立山门，中构佛宇”。请僧人主祠事。“割腴田百四十亩，松山三十亩，以廪其徒。又益田若山二十亩，以给缮葺之费”。落成后，“召诸子弟论之曰：‘家之兴废靡常，子孙之贤不肖难保。今先陇旁地，吾兄弟既为寿藏，他日亦尔子孙归全之所。田若山之赡僧者，当畀之常住，以永终是图。’”(111)李印傅的祖、父二代墓在“慈溪东岭杨奥之山”，建祠堂奉祠。李印傅夫妇“闻佛氏有大报恩，而用其法，名为‘福源精舍’，命僧以居。遂一以浮屠所需者咸备具，复买田若干，命僧某首主，俾其弟子相次以继，其所度僧，非李氏不得人”。(112)以上是江南各处墓地建佛庵的一些例子。 

　　　　基地建庵之风，在宋代南方已很流行。北宋后期庄绰说：“浙西人家就坟多作庵舍。”(113)南宋陆游说：“葬必置庵赡僧。”(114)元代江南更加普遍，但在北方似不多见。墓地置庵，是为了祖先祭祀能够长期延续，不因家族盛衰而改变。但在隔代之后，家族内部、家族与僧人之间，经常会因墓地财产发生纠纷。上述丹阳束氏的作为就是把墓庵的田产与家族分隔开来，使其庵不受家族盛衰的影响。奉化僧释正思，“自其幼年，母邵氏即割爱，命之薙发易服，复与之经营之资，曰：‘他日我老，愿汝筑一庵以养我。’师受其言”。邵氏去世，庵建成。“其初本以居室之名名静山，师以庵籍校之，奉化凡四五百区，今存者纔什一。非坏于故家子弟，则同门僧挟强怀妒以破荡之。遂以公椟上间，乞易庵为寺，而得今额”(115)。墓地僧庵的建造、供养都与该墓地的家族有割不断的关系。奉化一地原来僧庵四五百所，很快因各种矛盾，只剩下十分之一。释正思请求“易庵为寺”，也是要割断与家族的关系，成为公共的资产。 

　　　　五 僧尼自建佛寺 

　　　　元代新建佛寺中，僧尼自建者占有很大的比重。 

　　　　禅宗曹洞宗僧人福裕在乃马真后二年(1243)任少林寺住持，受蒙古统治者重视，受封为都僧省，成为“汉地”佛教的代表人物。他为河南嵩山少林寺恢复重建作出了贡献，并“分建和林、燕蓟、长安、太原、洛阳为五少林”。(116)这五座少林都是新建的，其中和林少林寺最引人注目。“我蒙哥皇帝……时少林长老裕公建寺鹘林，皇上钦仰”。“鹘林”即和林，大蒙古国的都城。乙卯年(1255)八月，福裕为释道之争向蒙哥汗上表称：“和林上都北少林寺嗣祖雪庭野人。”(117)“雪庭”是福裕的号。可知福裕在大蒙古国都城和林创建的佛寺称北少林寺。与福裕齐名的“汉地”佛教另一重要人物至温曾受忽必烈命，为上都开平龙光寺住持，“又作大都之资圣，真定之安国，汾阳之开化，彰德之光天，固安之兴化，三河之莲宫，余不能尽纪”。(118)这些佛寺应是新建或在废墟上重建的。忽必烈的谋士刘秉忠原是僧人，法号子聪。他是上都开平和大都两城的设计者。开平城建成后，“其地有南屏山，尝筑精舍居之”。(119)“南屏山”又作“南平山”，所谓“精舍”，就是僧寺，时人或称之为“南庵”。(120)至元十一年(1274)，刘秉忠“居南屏山精舍，俨然端坐，无疾而薨”。(121)至元二十七年，忽必烈“命帝师、西僧递作佛事坐静”的场所有“桓州南屏庵”，(122)便是刘秉忠所建精舍。 

　　　　“京都城内有寺曰能仁，实元延佑六年开府仪同三司崇祥院使普觉圆明广照三藏法师建造”。(123)从法号可以断定这位法师就是上面说过的必兰纳识里，他所创建的能仁寺，应是藏传佛教的寺院。清代尚存。蒙古人阿咱剌，“成宗皇帝时，皇姑鲁大长公主遣事辇真国师，遂祝发为僧”。公主为之请于成宗、武宗，先后任济宁路、饶州路僧録。泰定二年(1325)，在吴郡(今江苏苏州)城中买地建大昭庆寺。“公主闻而善之，厚施俾造其寺。天历元年造成”。泰定帝任阿咱剌为同佥宣政院事，颁护持诏书。“至顺元年，赐《大藏经》五千余卷，皇后购金买田以饭僧，使日诵是经，以祈祥益寿云”。(124)辇真乞剌思是元代佛教界一个奇特的人物。他原名陈萍，是南宋末丞相陈宜中之侄。南宋亡，陈宜中流亡海外，元朝以陈萍作人质。陈萍受帝师剃度出家，法号辇真乞剌思，官至银青荣禄大夫(正一品)、宣政使。“乃因母夫人故业，卜于兰溪州，创起佛寺，极土木之丽，上为国家祈天永命，僧众祝严之所，仍置帝师像于别殿，复以大德、至大诏书同赐杭、温、衢、婺、兰溪没入田宅资货，悉施本寺为常住”。(125)辇真乞剌思在兰溪(今属浙江)<,/SPAN>建立的佛寺显然有宏大的规模，非同一般，而且从其师承及经历来看，此寺很可能是藏传佛教的模式。元仁宗时五台山万圣佑国寺住持慧印，文宗时改任新建皇家佛寺大承天护圣寺住持，是元代后期佛教界的重要人物。慧印“以其道见知于上，所得赐予之物，于台山创寺曰普门，大都创寺曰宝云”。(126)以上都是佛教上层僧人建寺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