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穆斯林世界中，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文化交相辉映，共同促进着穆斯林社会的发展。伊斯兰教，作为一个动态的范畴，无疑也是一种与特定的时代相联系、并具有多种表现形态和丰富内涵的社会性的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而宗教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几乎包含着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全部因素。因此，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虽然“适应着信奉它的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的阶段而本质地改变了它自己的内容”[1]，但在它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仍然有一些共同的本质特征贯穿于始终。笔者认为，其共同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矛盾的乡土情结：扩张与朝觐

任何宗教和文化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人，而人又不能脱离一定的地理环境而生存，因此，地理环境就成为剖析该种宗教和文化的切入点之一。就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的产生与发展而言，地理环境虽然不具有决定作用，但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

众所周知，伊斯兰教的创立者穆罕默德出身于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部族，当时当地的主导经济仍是传统的游牧经济。虽然城镇商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它对游牧经济的依赖性是相当大的，以致于后来的伊斯兰教中规定商业活动必须有利于游牧经济的发展。“穆圣禁止卖家畜的胎羔及其孙辈”，也就是说，凡危害游牧经济的商业活动，都在禁止之列。因此，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对伊斯兰教的影响至深。而阿拉伯半岛上人民的生存环境又相当严酷。这里三面环海，与北部“肥沃地区”相连的中间大片地区是广阔的沙漠地带，沙漠占半岛总面积的40%，分布在半岛的北部、中部、南部和西部；而所谓的草原也并非一般意义上水草肥美的草原，而是属于半沙漠或半戈壁的牧草和灌木丛。这里真正值得阿拉伯人骄傲的、能够适应农耕生产的绿洲实在少得可怜，它们主要分布在沿海的低地和沙漠、戈壁中零星散处的绿洲上。这里的气候属于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有少量降水，适于植物生长的地方在冬季就变得异常丰美，当然，这是相对于夏季干燥炎热、寸草不生而言的。当时的阿拉伯人就不得不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慢慢地，也培养出了他们的独特品质：在夏季怨恨自己的故乡，渴望离开这里干裂的不毛之地，向外面的世界寻求发展；在冬季又酷爱这里的河谷、低地，又渴望返回到这里放牧。因此，迁移与回归就成为早期阿拉伯人性格中的两种基本特征，用巴基斯坦伊斯兰学者马茂德的话来说，“实在是一种乡土病”[2]。　　

后来，伊斯兰教产生后，开始了大规模的领土扩张，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帝国的财富由于军事扩张而急剧膨胀,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但他们的精神依然如故，即渴望回归故土。对此，伊斯兰教中规定的“五功”之一的“朝觐”满足了广大穆斯林的愿望。时至今日，全世界的穆斯林的朝觐事业久盛不衰，与阿拉伯人早期的“乡土病”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据说，直到1945年，虽然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偏僻的地区，当年到沙特阿拉伯朝觐的人数已有37630人；但到19世纪70年代末，每年朝觐的人数就增加到了150多万人[3]。以前的朝觐人员主要来自于阿拉伯半岛内部，但随着交通条件等的改善和岛外穆斯林生活收入的增加，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争相朝觐，实现自己的宿愿。因为伊斯兰教规定，凡有条件的穆斯林一生中最少去麦加朝觐一次。这种情况，不论如何，总是折射出了伊斯兰文化中固有的回归故土的思乡病，是广大穆斯林群众血管中涌动着的动态属性。

二、独尊的安拉激情：荣誉与简洁

按照穆斯林的传统说法，伊斯兰教的首要经典《古兰经》是对穆罕默德随时随地口谕的安拉的启示的抄录和汇集，它包含丰富的内容，是穆斯林的个人生活和一切活动的基本准则。《古兰经》开篇第一章，用祈祷文的形式写道：“1.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2.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主；3.至仁至慈的主；4.报应日的主；5.我们只崇拜你，只求你佑助；6.求你引导我们上正路；7.你所佑助者的路，不是受谴怒者的路，也不是迷误者的路。”（1：1~7，马坚汉译本《古兰经》中的章、节标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引仿此）　　

上面的7节经文，是穆斯林经常要读的。《古兰经》中明确地说：“我确已赏赐你常常反复诵读的7节经文和伟大的《古兰经》。”（15：87）的确，穆斯林不仅在礼拜时，而且在婚姻、丧葬、集会以及其他重要的场合，都要默念或朗诵这7节经文，以示对真主安拉的敬仰、感恩、赞颂和祈求。有相当多的没有文化基础的穆斯林，虽然不会朗读或背诵整个《古兰经》经文，但对上述七节经文都是能够背诵出来的。

从上面的7节经文中，人们不难看出，真主安拉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真主安拉在全体穆斯林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是世界上唯一的神，是至仁至慈的神，是全知全能的神。他是万物之主，宇宙之源。《古兰经》中说：“这是真主，你们的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万物的创造者，故你们崇拜他。他是万物的监护者。”（6：102）因此，作为宇宙万物的源泉，真主安拉创造了万物，既掌握着世界万事万物，也掌握着人类的命运,人的生死、人的一切活动都在真主的明察之中。“他知道他们面前的事，和他们身后的事；除他所启示的外，他们绝不能窥视他的玄妙，他的知觉，包罗天地。天地的维持，不能使他疲倦。他确是至尊的，确是重大的。”（2：255）因此，人类在现世的行为，都被天神记在功过簿中，到复活日审判时，再接受真主的审判。同时，也由于真主安拉的至尊至大，真主派往人间的使者也就具有极大的威严，尤其是真主派遣的最后一位使者穆罕默德是“封印至圣”，所以他所传示的宗教是最高真理。“真主所喜悦的宗教，确是伊斯兰教。”（3：19）“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5：3）总之，在伊斯兰教中，真主安拉是全知全能的真理的化身，是至仁至慈、独一无二的主，充满了造物主的智慧，万物包括人的一切都是真主先定的，因此，真主安拉在穆斯林的心目中是至尊至大的，是完善无缺的，是他们行为的指示灯，甚至也是他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没有真主，就没有穆斯林，所以“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主的使者”这一清真言要终身诵念，“伊斯兰”的含义也就是“服从安拉的意志”的意思。

正由于真主安拉的上述属性和地位，所以穆斯林对安拉的号召唯命是从，对真主的荣誉和穆斯林的荣誉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这种强烈的荣誉感使得穆斯林非常敏感，任何对真主安拉、或对伊斯兰教、穆斯林，甚至《古兰经》、《圣训》以至穆斯林的风俗习惯的一点点儿不敬，都会引起轩然大波。他们都可能会在独尊的安拉激情的感召下采取信仰其它宗教的人难以理解的行为。英国作家拉什迪由于《撒旦的诗篇》，可以受到霍梅尼亲自签发的追杀令的通缉。至于伊斯兰教发展的中后期所产生的一些教派以及教派之间的冲突，似乎也与一些教派的领导者利用了一些穆斯林群众的宗教感情有关。他们大多宣布自己的正统地位和其它教派的非正统地位，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帜进行宗派争斗，而一些文化素质不高的穆斯林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要对事物的是是非非都判断清楚是困难的。文化素质越低，这种独尊的安拉激情就越容易被鼓动起来。

所以，阿巴斯朝后期以后，伊斯兰教皈依者的有组织的整体性受到了破坏，教派争斗绵延不断，以至于一些极端主义分子的活动不绝于耳。当然，“独尊的安拉激情”，从理性的角度看，是不应该产生诸多的消极因素的，相反，它对于伊斯兰教的纯洁和统一，对于当今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应该具有推动作用。要想使穆斯林的“安拉激情”得到正确的宣泄，沿着理性的轨道前进，普及教育从而提高穆斯林的自身素质似乎是一条正确的途径。

独尊的安拉激情，源于伊斯兰教的一神性，也与伊斯兰教直接了当的简洁有关。伊斯兰教十分简约，因为它产生时宣传的对象——贝都因游牧人和古莱氏商人大多数是文盲，教义复杂化是不易于扩大影响的。伊斯兰教的教义基本上可以体现在“清真言”上：“LailāhaillāllahuMuhammadumRasula-L-Lah”(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主的使者)。任何人只要接受这个信条，当众表白一次，名义上就是一个穆斯林。除了念诵上述清真言外，伊斯兰教的教规、礼仪,主要是礼拜、纳天课、斋戒、朝觐。其伦理也是朴素易行的：信仰专一，诚实顺服、乐善好施、帮助孤寡、不赌不骗等，这对于穆斯林尤其是古代阿拉伯人来说，是一种既简明又能做到的道德规范。而且，伊斯兰教没有专门的教会组织，也没有教士职衔，领拜祈祷的伊玛目虽受过宗教训练精通《古兰经》，但他同真主的关系与其他穆斯林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圣礼权力。每个穆斯林都只对真主直接负责，无须经过中间人或中介组织。　　

所以，穆斯林心目中的真主安拉不是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他们心目中至善至美的化身，是人们可以按照常情常理理解的上帝，它可以“直接同人说话，告诉他们如何生活”[4]。

三、积极的入世态度：世俗与经商

同早期基督教和佛教等宗教的出世相比，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入世性，主张入世与出世并举，现世与后世相连，不与世俗社会相脱离。从《古兰经》和《圣训》中所涉及的大量内容来看，它既是一种宗教信仰，又是宗教信仰所支配的社会体系，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体系。在伊斯兰教中，政治与宗教难分泾渭，穆罕默德所建立的社会“乌马”(umma)就是以伊斯兰教教义为基本宪章而组织起来的伊斯兰国家。穆罕默德既是安拉的使者、先知和宗教的领袖，又是以乌马的元首、司令官和立法者的身份进行统治的，所以伯纳·路易指出：“在原始的阿拉伯社会里，宗教的表现和组织者都必须采取政治的形式，因为其他形式都是不可能的。相反的，只有宗教才能维系阿拉伯人的国家，政治概念对他们来说完全是陌生的。”[5]相应地，伊斯兰教教义与教规具有同等地位，教法具有宪法的权威。教法也不分民法、刑法及宪法等，并与道德规范融为一体，因而具体地规定了社会关系、家庭关系、财产继承、犯罪以及婚丧礼仪、妇女地位、释奴、济贫、饮食起居、言谈举止等人类行为各个方面的行为规范。可见，伊斯兰教并不否认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现实的世界，因此，除了处理好与真主的关系、信仰安拉外，还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现实的关系，做一个诚实助人、乐善好施、宽容顺从、德行高尚的人。

一方面，伊斯兰教要人们绝对顺从真主，服从真主的旨意，以真主制定的行为准则为典范，遵守自己的信仰，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得到真主的赏赐，分享真主的财富。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又要求穆斯林在社会义务和行为准则上，采取正确的精神状态，付诸日常的生活实践，如禁止酗酒和赌博，反对放高利贷，做生意不得短斤少两，要帮助孤儿、生活困难者和穷人，不散布流言蜚语，力戒虚假行为，要求生活简朴，崇尚高尚的德行生活。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诚实做人，宽厚待人。《古兰经》中说：“敬畏的人，在康乐时施舍，在艰难时也施舍，且能抑怒，又能恕人。真主是喜爱行善者的。”（3：134）而且，在处理夫妻、兄弟、朋友等关系上，伊斯兰教也都有自己明确的规定。如夫妻关系，《古兰经》教导说：“凡行善的男女信士，我誓必要使他们过一种美满的生活。我誓必要以他们所行的最大善功报酬他们。”（16：97）它要求男子狩猎经商，女子主持家务，双方和谐地生活。丈夫要爱妻子，发誓尊重妻子，和气对待妻子，以自己的劳动所得或合理经营所得供养妻子的生活，履行婚约的全部款项，做一个热爱家庭者和节俭生活者。《古兰经》中甚至还规定有妇女在行经和哺乳期可暂免斋月行斋等。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无疑都是尊重妇女权力的体现，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当然，以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客观条件的制约，要《古兰经》中叙述出具有现代意义的男女平等观念是不现实的。不过，尊重妇女意愿，照顾妇女实际情况等具体规定里面的言外之意，是可以延伸出某些平等意义来的。另外，对于孝敬父母、优待亲戚、怜恤孤儿、救济贫民，亲爱邻居和伴侣，款待旅客等，《古兰经》中都有规定。子女生下3天，父母要请阿訇起经名，7天之内要宰牲报主。至于饮食婚丧等，也概莫能外。时至今日，人们仍可时时处处感受到伊斯兰教那强烈的积极的入世态度。当然，在现实世界上，入世性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参与社会生活,发展商品经济,并谋取财富。

由于真主创造了万物，所以，伊斯兰教进一步提出了真主是一切财富的所有者的观点：“天地的库藏，只是真主的。”（63：7）但由于真主毕竟是“神灵”，它无法直接拥有财产、分配财产、管理财产，所以，财产的实际占有者只能是现实的人，对此，伊斯兰教主张世人合理合法地占有财富。这种合理合法占有的财富，除了真主在世间的使者及其继承人哈里发的分配所获和为“主道”立功受奖如战利品的获得外，伊斯兰教更鼓励人们通过生产和经商来占有财富。就生产而言，伊斯兰教认为，尽管世间万物都属于真主，但财富是真主赐给人们的最高福祉之一，只有努力工作，才能分得到真主更多的恩赐。凡是在体力和智力上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应该自食其力，不应成为家庭或社会的负担。穆罕默德一再强调：“工作者的报酬真优美。”（39：74）“我的宗族啊！你们当尽力而工作，我必定也要工作。你们将知道谁获后世的善果。”（6：135）除了这些一般性的告诫之外，穆罕默德还指出：“最好的生活，是靠自己的劳动而得者。”又说：“要吃饭，自流汗。”[6]这些都说明伊斯兰教崇尚自食其力，反对不劳而获，是积极入世的。正如埃及学者爱敏所说的：“伊斯兰教重视人生，反对弃绝现实生活，反对出家修行。因此，伊斯兰国家没有修道院，没有出家的修士与修女；伊斯兰教提倡自食其力，反对独身主义，反对不劳而食。”[7]当然，对于财富的占有，按照古代丝绸之路要冲上的阿拉伯人的思维方式，最便捷、最能立竿见影的积聚方式，就是商业贸易了。伊斯兰教充分肯定了经营商业是安拉所喜爱的事业，并鼓励穆斯林远行经商，艰苦奋斗，当然，也具体规定了一些经商的道德规范。在《古兰经》和《圣训经》中有大量的有关商业活动的训导，“穆圣说，我是个商人，每派商队，必在早晨，获利甚大。”(《圣训经》)据说，穆罕默德在布道时讲过：“商人犹如世界上的信使，是真主在大地上的可信赖的奴仆。”“诚实的商人在报应的日子将坐在主的影子之下[8]。”并认为：“谁为主道而迁移，谁在大地上发现许多出路，和丰富的财源。……真主必报酬谁。”(4：100)而且，《古兰经》中对于商业道德规范论述尤多，诸如买卖公平、禁止重利等比比皆是。据不完全统计，在《古兰经》中，有24章中共32节就直接提到商业活动与商业道德规范（分别见《古兰经》第2~11、17、23~26、30、35、55、62、72、83章等章节），在前10章中有9章讲到商业问题，表明了伊斯兰教对商业的重视。至于用商业用语传道说教的地方更是枚不胜举，在《古兰经》近三分之一的篇章中约有50多处以“亏损”来警告不信道者。在《圣训》中，对商业活动论述得更为具体。难怪有学者说：“当你阅读《古兰经》时，有时会觉得它不是一本‘圣书’，而是商业手册。”[9]总之，伊斯兰教是一种积极入世的宗教，鼓励穆斯林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以合理合法的方式积聚财富，这无论在过去还是在未来，都是一种富有启发意义的价值取向。

四、原始的部落意识：忠诚与争斗

在阿拉伯半岛上，伊斯兰教产生以前，这里除了像麦加、雅特里布和南部的萨那外，广阔的地区很少再有城市了。阿拉伯半岛上的先民们居住在稀疏的绿洲上或隐没在难见的山谷里，从不在一处定居，因为水草和牧场都无法满足羊群的需要。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里，人们要与自然界争斗，要争夺有限的草场和绿洲，显然，仅凭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家庭的力量也十分有限，出路只有联合。家族的重要性就这样显现出来了，进而，由家族的基础形成了氏族，再进一步发展为部落。早期的阿拉伯人就往往生活在这种松散的社团里，过着紧缩、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生活在部落里，当然也要为部落而活着，完全忠实并献身于他们的部落，因为脱离了部落也就等于失去了生存的条件。同时，由于沙漠中游牧经济的特点，掠夺又是早期阿拉伯人的惯常行为，所以，保护部落也就成为他们的重要职责，因此，他们的生存依赖于动作迅速、坚强、勇敢和耐力。正如巴基斯坦著名学者马茂德所说：“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异常激烈，忠于部落和善战的品质极受尊敬。”[10]当时，部落争斗是大家习以为常的事情。但到了穆罕默德时代，他却认为部落争斗很不正常，下决心要改变这种恶习，所以他致力于伊斯兰教的传播活动。因此，初期的伊斯兰教便试图把阿拉伯人原始的部落忠诚意识加以改造，以忠于更广泛的兄弟情谊和一部广泛的法典《古兰经》来打破狭隘的部落意识。伊斯兰教规定，每个穆斯林都应该无条件地服从真主，服从真主在人间的代理人。在统一信仰的基础上，一切穆斯林都是兄弟，应该精诚合作，不要分离：“你们当全体坚持真主的绳索，不要自己分裂。”(3：103)“你们应当谨守正教，不要为正教而分门别户。”(42：13)

确实，在建立对它的忠诚方面，初期的伊斯兰教逐渐取得了成功。除宗教信仰外，其宗教仪式也加强了这种新的忠诚。比如礼拜，“作为一种集体礼拜的典礼来说，聚礼的整齐、严肃和朴实，都是无比的。礼拜的群众，在礼拜寺里自动排成整齐的横行，严肃地立正，在伊玛目的领导下，准确、恭敬地举行礼拜，这种情景，往往是动人的。作为一种训练方法来说，这种聚礼，对于骄傲自满、个人主义的游牧民族，一定有过重大价值。这种仪式,在他们心目中培养了社会平等的观念和团结一致的意识。这种仪式,促进了教胞之间的兄弟关系。礼拜的场地,就这样变成伊斯兰教的第一练兵场。”[11]又比如朝觐，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他们不分肤色，不分种族，不分贫富，每年不辞辛苦，集聚麦加，一起感受共同信仰基础上的兄弟情谊，彼此增强了解、信任和友谊。正是这种集体宗教仪式，把阿拉伯人过去对部落的狭隘忠诚转移到了对伊斯兰教事业的忠诚。也正是这种忠诚，使得伊斯兰信仰民族的集体感非常强烈，他们异常团结一致对付外来的威胁，在内外关系上，时常会内亲外疏,只要看到一个教胞出事，就会认为是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问题。当然，这种部落性、集体性、团结性在伊斯兰教内部又形成了伊斯兰社会中特有的社会福利制度——天课，用以平均社会财富，避免两极分化，从而对安定民心、稳定社会又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反过来，社会福利制度又加强了伊斯兰教信仰者的归属感、自豪感，相应地也更强化了伊斯兰教的集体性、团结性。

在伊斯兰教建立新的忠诚的时候，忠于旧有部落的潜流依然存在。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急剧扩张和伊斯兰文化影响的迅速扩大，忠于旧有部落的潜流一次又一次地表面化，以致破坏和谐，造成分裂。穆罕默德本人属于古莱氏部落的本尼·哈申家族，他早年在麦加的敌人属于对立的本尼·倭马亚家族。这两个家族之间曾有过激烈的争斗，并且一直延续着。倭马亚家族的首领苏福扬几乎终生都在反对穆罕默德，他的儿子穆阿维叶与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为敌,他的孙子叶基德杀死了穆罕默德的外孙伊玛目侯赛因。时至今日，伊斯兰世界内部的争斗仍在上演着，从而成为当今世界上的新闻热点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阿拉伯人早期由于对自己所属的部落的忠诚而与别的部落争斗的余幕。无疑，这与“天下穆民是一家”的伊斯兰精神是不一致的。总之，给人的印象是，穆斯林的团结往往是对内的，带有一定的封闭性；而对内的忠诚，往往又不可避免地与外部争斗相联系着，从而使得伊斯兰世界的和平总是不尽如人意，也对地区和平罩上了阴影。

五、顽强的沙漠精神：坚韧与冒险

阿拉伯人对沙漠既热爱又惧怕。热爱之处在于，他们生活在沙漠里的一块绿洲上，在没有风暴的时候，沙漠上的天空是那样的蔚蓝，显得特别高广而神秘，所以，阿拉伯人对沙漠怀有一种特殊的乡土感情。而对沙漠的惧怕之处在于，沙漠的气候瞬息多变，当风暴肆虐时，似乎有许多“恶魔”在作怪，此时，他们又恨这个地方，恨不得早早离开这里。但不管是爱还是恨，这里毕竟是他们的家乡，是他们生活的地方，天长日久，在他们身上也就映射出了顽强的沙漠精神——坚韧和冒险。这种精神在伊斯兰教产生以后，也深深地打在了伊斯兰文化上面，并始终体现在各伊斯兰信仰民族身上。这种精神使得“阿拉伯人从来不乏潜力；他们只需要一位伟大的领导者，以有效地利用他们的潜力”。这样的领导者一经出现，他们便勇往直前，仅在80年内就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帝国，领土横跨亚、非、欧三大洲。在这个帝国建立的过程中，阿拉伯人的坚韧、勇敢和冒险等沙漠精神也就转化成了穆斯林向外扩张、远行经商的一个大精神面貌，从而成为伊斯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伊斯兰教的创立者穆罕默德，由于父母早逝，自幼居住在伯父艾卜·塔里布家中。他青年时代，先是给别人放羊，后随伯父曾到巴勒斯坦等地旅行，最后又为古莱氏富孀赫蒂彻经商。在为她服务期间，穆罕默德也曾跟着一些麦加商队到南方，并远行到约旦河东面的博斯特拉，这里当时是拜占廷帝国的一个粮食贩运中心。在这些商业活动中，当然离不开在阿拉伯无垠的大沙漠、大戈壁中的常年跋涉，但也正是这种沙漠、戈壁才磨砺了穆罕默德坚强的毅力与勇敢精神，造就了一代伟人。穆罕默德创教早期，他所面对的强大敌人是阿拉伯众多的部落首领、城市贵族，他所能依靠的，只有那些中下层的人民。在城市里，是那些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奴隶；在牧区，则是那些贫困的牧民。在广袤无垠的沙漠戈壁中星散的部落之间、小城镇之间组织起千千万万的群众，其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正是由于穆罕默德的特殊经历，不仅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也炼就了他那常人所不具备的超凡毅力和意志，使他在创建伊斯兰教、统一阿拉伯部落的事业中，能够百折不挠、勇往直前，排除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并把阿拉伯人潜在的沙漠精神激发起来，跟随他一起开拓、冒险，最终使伊斯兰教崛起于世界东方，也使他的名字永远载入了史册。

伊斯兰教创建之后，阿拉伯帝国的领土急剧扩张，80年间就建立起了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在这个过程中，阿拉伯人坚韧、冒险的沙漠精神所起的作用，是不难想象的。而且，在扩大伊斯兰文化影响的过程中，穆斯林商人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与冒险的沙漠精神也是非常明显的。长期以来，阿拉伯的穆斯林商人们，凭藉着祖先赋予他们擅长经商的遗传基因，坚韧地跋涉在遥远的商队旅途上，深入到那些伊斯兰大军所未能到达的地方，把商业贸易带到南亚、东南亚，带到远东、非洲，也带到欧洲，总之，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几乎当时世界上能够赚到钱的地方，都留下了穆斯林商人们的踪影。当然，在经商贸易的同时，他们也把伊斯兰教带到了那些远离阿拉伯中心的地区。他们开通了撒哈拉商道，深入到非洲腹地，使马里等国成为伊斯兰国家；他们把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他们远行至中国，在那里形成了回族等10个穆斯林民族；他们还北上欧洲的伏尔加河流域及至芬兰、挪威等地，在那里留下了足迹。总之，在这些活动中，如果没有坚韧、冒险的沙漠精神，恐怕是难以完成的。

当然，上述的顽强的沙漠精神之所以能够延续到现在，仅凭阿拉伯先民的遗传基因还是不够的，它同伊斯兰教所灌注的思想密切相关。首先，信真主、信前定的思想使穆斯林具有遇成功不忘形、遇挫折不灰心的特性，少见瞻前顾后、右忧左怕的犹豫不决现象。《古兰经》中说：“真主对于万事确是全能的。”(2：148)“我必须以些微的恐怖和饥馑，以及资产、生命、收获等的损失，试验你们，你们当向坚忍的人报喜。”(2：155)穆斯林由于认识到一切事物均由真主安排，如果经营获利便认为是真主对自己辛勤工作的嘉奖和鼓励，如果遇到挫折和困难便认为是真主对自己的考验，更会坚韧、进取，勇往直前。其次，伊斯兰教关于“坚忍”、“勤奋工作”的命诫内化为穆斯林经商行为的精神特征。《古兰经》中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借坚忍和拜功，而求帮助。真主确是与坚忍者同在的。”(2：153)“工作者的报酬真好！”(29：58)“他们是坚忍的，他们只信托他们的主。”(29：59)这些“命诫”无疑成为鞭策穆斯林商人百折不挠、勤奋工作的巨大精神力量。最后，伊斯兰教的一些宗教活动也强化着穆斯林商人们身上的坚韧与冒险的沙漠精神。比如一日五次礼拜，没有恒心和毅力的人很难长期坚持下去，长期坚持就会磨炼出坚毅的性格。又比如每年的封斋,一个月的节欲俭用也可锻炼出穆斯林体验饥饿干渴、忍受艰难困苦的能力。这些宗教的因素对于阿拉伯沙漠精神的代代延续起到了强化作用，从而也成为伊斯兰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源泉。

伊斯兰文化的这些基本特征，虽然我们的概括非常简单，而且难免会有挂一漏万的地方，但这些特征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乃至未来，对于弘扬伊斯兰文化、发展穆斯林居住地区的社会经济、促进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原载《云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录入编辑：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