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采》篇作为《文心雕龙》中重要一篇，历来研读者众，但未能尽善。本文采用文本细读方法，再加阐释，踵事增华。认为此篇上承《原道》，明确了“立文之道”，主要论述了“文质”观念，深入分析了诗赋文章的“情采”关系，感叹“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刘勰此文所言，积淀有很强的人文思想和文化蕴涵，把握此文精义要旨，对当下文学创作及为人处世具有指导意义。

一、“立文之道”的文化思想蕴涵

《情采》篇并不单论文章创作原则，它首先考虑和阐明的是“立文之道”。毕竟文学创作中“情采”失范问题还得从“文”的源头讲起，探源溯流，才能找出症结和解答方法。从此意义上说，《情采》篇又是对《原道》篇的一个强调和回应。

刘勰说：“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1]刘勰的“三才”思想和“阴阳五行”观念来源于《周易》。《易传·说卦》：“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2]《易·系辞》：“物相杂，故曰文”文是在天地运转、阴阳相合、刚柔相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刘勰将人文诞生溯源于天、地，为人文的存在找到了合法性依据，肯定了人文的存在价值。人文具体表现有三：五色形文、五音声文和五性情文，对“性情发而为辞章”狭义的人文思想进行补充和发散。

回到《原道》篇，刘勰开宗明义探讨“文”之本源，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他显然也受到了老子的深刻影响。老子曾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刘勰也将“法自然”的道、万物生长之母的道看作文学之本。在他看来，天文、地文都是道的自然显现和模拟，人文与天地并生、与宇宙同源同构，天文、地文和人文以反映“天经地义”之至理通贯一致，明确标举“自然之道”为人文本源和人文本体。是以清纪昀推刘勰此举为“截断众流”。

当然，刘勰受儒家文化思想影响更甚，表现在他将“圣人”视“为天地立言”者。即无论是形文、声文还是情文，都出于圣人手笔。刘勰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河图、洛书显现太极之道，伏羲、孔子、周文王等圣人象之，因而有了八卦、九畴、十翼、六十四卦等等，也即有了人文的开端。刘勰融合儒道文化思想，始终将人文视为道的显现，道在文学中地位不容置疑，圣人明道的言论辞章成为经典，为后人模范。后来韩愈、柳宗元、司空图、欧阳修、朱熹等均受到刘勰“文道”思想影响，将之推演深化。《情采》篇中还明晰了一个观念，即“自然为文”。《原道》篇说：“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四者的自然神奇，都不经人工修饰，呈现自然之大美。

二、“文不灭质、质文相待、文质代变”的文质论

“文质”，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概念，也是中国哲学、文学、美学方面的重要范畴。将刘勰的“文质”观念生成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钩沉考索，可体认其所积淀和承载的深重的人文思想和文化蕴涵。它明显受到了三代以来的“三才”学说和传统“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是在融会儒、道、释诸家思想基础上发展形成的。

齐梁时，风气绮靡不正，文胜而质衰。文人好雕文琢华，繁采寡情，采滥辞诡，言与志反。在此境域下，刘勰提出“文不灭质、质文相待、文质代变”论见，以挽救文风流弊。在刘勰看来，文学的本体肇自天地自然万物，天象、地形皆有文采，人立天地间，仰观俯察，参之为人文，言之文，乃天地之心。圣人明天地之心，秉天地之道，“圣人书辞，总称文章”，以之施行教化。刘勰接受了传统《易》学思想影响，《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也即只有圣人才知晓自然之道，创造美的文辞表现之。圣人的文辞之所以能鼓动天下，在于它符合自然之道。故“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为文的存在寻找到了合法依据，但并不意味着强调文就必须废弃质，相反应该“文附质”、“质文相待”。《周易》在探讨“天、地、人”三文之时，首先肯定了天地万物的自然存在，不管它是实体，还是虚象，总之它都“有”，而不“无”和“空”，都作为一种“质”而存在。正因有“质”的存在，互相交错相杂才成文。

在文质关系方面，刘勰肯定了质对文的决定性。“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先有质的存在，才有文的依附。文在质的“对待性向度”上存在，故“文不灭质”。质决定文，成为了文学创作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作家有了生活经历和感受，萌发了创作的冲动，付诸于文字，现实生活乃成为作品的题材、主题、人物、情节等等。刘勰在《体性》篇中指出“辞为肤根，志实骨髓”；在《定势》篇中明确“情固先辞，势实须泽”；在《议对》篇中借“秦女楚珠”典故说明“文浮于理，末胜其本”等，均在强调应“以质为本”，假若单纯追求文的外在表现，必然会本末倒置，弄巧成拙。

当然，刘勰并不轻视文对质的重要性。“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质待文，惟独有文，才不单调，文丰富了质的表现，文附质、质待文，文质相配乃走向生生不息。故他在《通变》篇中又细致谈了“文质代变”的表现。后来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也说：“两物相对待故有文，若相离去便不成文矣”，“质必有文，自然之理。必有对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有质则有文”。其他如刘知己、杜甫、韩愈、欧阳修、司马光、王夫之、章学诚等，都从刘勰的文质思想中吸收了丰富养分著文立说，不一一例举。

三、“主张为情造文、批判为文造情”的情采论

“情采”是《文心雕龙》畅论创作时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文论范畴。刘勰在《情采》篇主要想解决的是一个“情采”的“度”的问题。

其实，刘勰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既重“情”又重“采”的时代，这从同时期陆机、沈约、三萧等人的文论思想表述中可以体认到。刘勰本人也是如此，他不仅在《情采》篇中强调“采”的必要，而且从他对《镕裁》、《声律》、《章句》、《丽辞》、《夸饰》诸篇的论析也可见出；对“情”也是如此，如在《情采》中，他标示“情文”，创造性地提出“文质附于性情”论断，显然将“性情”放在比“文质”更根本、更重要的地位。又说“辩丽本乎情性”，“情者文之经”等等。另外，在《原道》、《明诗》、《乐府》、《诠赋》、《体性》、《物色》等篇中也有例证，如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不能不说刘勰很为重“情”。

刘勰所想明晰的是“为情造文”原则，批判了当时“为文造情”行为，主张“情文相生”，文章华美基于真情表达，乃有感而发，不是矫情伪饰，更不是玩弄文字游戏。他深究情文关系，指出情文先后，乃诗赋之别。上溯《风》《雅》，诗人之作，先情后文，要约写真；赋体新盛，诸子之徒，非有疾痛，夸张铺饰，强为之文，是以辞繁意滥，失文根本。后之来者，非能明晰文体之别，将作赋之习性带入诗歌创作中，竞巧尚丽，故刘勰在《明诗》、《诠赋》篇中予以条辩。刘勰认为西晋以来如三张、二陆、两潘、一左等作家，诗文繁缛，气力柔弱，乃“远弃风雅，近师辞赋，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日盛”；东晋文人，寄形山水，窥情风景之上，或耽于玄释而不理世务，或心存魏阙却虚述人外。刘勰痛疾时风，倡导文章应“依情待实”、“述志为本”，其“调和情采”举措，意在救时文之弊，表现出其在文学方面执守的素朴的文化修养和崇高的人格追求。值得指出的是，刘勰强烈的“情本”意识，一方面受到了魏晋来重“情”思潮感发，更主要的在于他深受儒学浸染，他简单将“情”的生发归于“五性”以符合正道，又提倡情采相合走向“彬彬”都是可以商榷的。

四、“真宰弗存，翩其反矣”的人文精神蕴涵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学成为社会现实、时代风尚演化的符号和表征。晋宋以来文风趋于“浅而绮”、“讹而新”，创作上夸张铺饰、竞巧逐丽、采滥忽真。刘勰有志于“剪截浮词”、“矫讹翻浅”，挽颓风于通变，清流弊归雅丽。在《情采》篇中，他针对士人心里想着戴乌纱帽坐高马车，却假惺惺吟咏山林湖壤；内心纠缠功名利禄，偏要虚伪地描述隐居生活等现象，特别指出“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刘勰尚“真”意识是有着深刻人文蕴涵的。提倡真，反对伪，不只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品格之一。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多次提到“真”，从作者、文本、语言、自然世界、读者鉴赏等不同层面去把握和厘清。如他在《正纬》篇中指出纬书的主要弊病是虚伪失真，提出要“疾虚正纬”；在《体性》篇中倡导作家通过陶染学习，凝积朴真习气；在《事类》篇中批评了“改卫为庇”语言失真行为；在《情采》篇中强调“为情造文”，主张“要约而写真”；在《知音》篇对楼护“信伪迷真”的行为深为不满，等等。

刘勰的这种尚“真”精神，一方面是其沧海横流敢击水、痛陈时弊而立言之忧患意识、务实人格的外放表现；另一方面也与中华传统儒、道哲学－文化思想对之耳濡目染分不开。《周易》提出“修辞立其诚”；孔子虽无明确尚“真”言论，但从他在礼崩乐坏时代修《春秋》“寓褒贬、别善恶”的“直道”行为、“辞，达而后矣”写作态度，特别是他对主体人格 “诚”、“信”的建构等表现可把握；道家尤为尚“真”，老子主张“返朴归真”，《庄子》一书言“真”多达66次，真指向“精诚之至”、“真率自然”。尚“真”精神经过司马迁、王充等人的传承和积淀，发展为中国文论的核心思想和普遍观念，成为积淀深厚精神蕴涵的民族文化品格。刘勰继承并阐扬之，主张“征圣”、“宗经”，以圣人为楷模，以经典为范本。六朝时期，为人为文“真宰弗存”现象甚是普遍。如潘岳著有《闲居赋》，颂赞“有道君不仕，无道吾不愚”高士隐逸生活，以“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抒写内心。可他实际却是一热衷富贵功名，自甘卑下逢迎权贵，没有独立人格精神的虚假小人。以致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戳穿他的谎言，说：“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刘勰提出要存“真宰”，对于“苟驰夸饰，鬻声钓世”之徒无异于当头棒喝。

刘勰存“真宰”的行为于后世有积极意义。李白、司空图、李贽、赵翼、龚自珍等，相继而言“垂衣贵清真”、“是有真宰，与之沈浮”、“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诗品出于人品”、“歌泣无端字字真”，诗歌成为他们真实心志的写照。经历文革变故的巴金老人，晚年写《随想录》向社会疾呼“说真话”。的确，世风堕落，人心不古，物欲横流、沉渣泛起之际，往往需要存“真宰”精神，只有“真”的勇士，才能将此理念付诸行动。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0期。录入编辑：文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