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社教】蒋孔阳美学思想的本土性
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在器物、制度、行为、精神各个层面上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近几十年来，全球化浪潮席卷整个世界。在这样一种文化语境中，一系列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每一个愿意思考的中国人在前：中国文化如何面对自己的传统、如何走向自己的未来？在世界文化大合唱中，中国能否发出自己的声音、怎样发出自己声音、发出自己什么样的声音？而且，在各种文化走向交流的总体趋势下，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两种偏激的倾向：一是携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强势之威的话语霸权主义；一是以民族情感、民族意识为支撑，不惜以走向封闭为代价来反对话语霸权的文化民粹主义，二者情势相殊，但骨子里却相同：保守自身，对“他者”敌视。如何互为“他者”进行互释、对话（这种互释、对话不仅是在不同的文化之间，而且会发生在思考者的心灵深处），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蒋孔阳以其毕生的努力，就这些问题交出了一份中国学者的答卷。正如他自己所说：“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就面临着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是落实变成先进的问题。但是如何现代化呢？”他主张“从当今世界水平的高度，来对中西进行比较的研究。经过比较，发现我国与当今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达到这一先进水平的道路。……这样，我们再不是以一个陌生者的身份，站在世界的门外了，也不再是以一个落后者的身份，捡拾他人的牙慧。”具体到美学上，他主张“我们将以独立自主的精神，把我们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艺术和美学思想，贡献到世界先进的行列。”[1]（p241-242）他关注的是一个人类性的课题，贡献的成果也具有世界意义，但其立场、意识、出发点都是立足于本土的。
一
蒋孔阳美学思想的本土性，是其人生的结晶。
蒋孔阳的一生，可以用四个字概括——“物顺自然”。
和朱光潜、宗白华等前辈学者不同，蒋孔阳生长在四川一个闭塞的山村，少年时没有浓郁的旧学熏陶，青年时没有游学西方的经历。他在《我与美学》中谈到：“我不像有的先生是从文艺走向美学的。如果我也谈得上受过什么美的熏陶的话，那么就是我家乡的那些山，以及山间的泉水、树木和白云。……是自然的色彩、声音、是自然的美，启发了我对于美的向往和追求。” [1]（p14-15）他是自然之子。是天地为炉、造化为工锻造了他，是天文、地文孕育了他的人文。美学于蒋孔阳是“无”中生“有”，与生俱来的。这不仅暗合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而且暗合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境界——“天然”。
自然的熏陶，开发了他的天性，而且他后天的兴趣爱好、人生选择、价值取向，也胎息于其中。
小时候家乡的山水使他“如醉如痴，欣喜若狂。……有一种说不出的心灵震颤。” [1]（p14）“整个大千世界，对我来说，似乎都充满了一种无从诉说的感情。” [1]（p10-11）在大学读书时“重庆南温泉。……曾经使我整天徘徊徜徉。” [1]（p15）……“蒋孔阳的一生钟情于自然而不大谙于人事，青少年时期的趣味似乎就是一块不可移易的模板，而这块模板也正是蒋孔阳走上美学道路的心灵天平。” [1]（p356）上大学时他学的是经济，毕业后分配到银行，但他对这“显学”，这“金饭碗”没有兴趣，最终走向了美学。他说：“我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也并不是因为我有先见之明，能够预卜自己未来的命运。……我唯一的凭借，是我的爱好和兴趣。”[1]（p11）对外在自然美的眷念，对内在心灵旨趣的服从，使“我选择美学和文艺理论作为我的终身职业” [1]（p9）、“误打误撞，不知不觉地走上了这么一条道路。”[1]（p10）这种出自生命本源的选择，也是一种“由乎自然，发乎天性” 的天人合一，既与中国传统的人生态度、艺术精神相通，又与审美活动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相通。由此，他认为：艺术家的“更高的旨趣和追求，不仅是来自于对生活的熟悉，更是来自于对生活的超脱和超越”[1]（p24），“我们的文化应当是审美的文化。” [2]（p57）站在21世纪的门槛前，这位老人在憧憬：“希望21世纪……让我们能用哲学家的眼光去沉思，用艺术家的风度去欣赏。让21世纪成为沉思和欣赏的世纪。”[1]（p27）联系到他选择的研究对象多是具有浪漫气质的美学家和美学理论，他选择的表述方式都注重情感、体验的传达，可以看出他对诗性智慧的偏好，这正是中国人文传统的延续。
天地化育，寄情自然，听命心灵，超越现实，对生活充满感情，使生活充满诗意，是中国历代文人追求的理想境界，蒋孔阳不仅在自然、人生、现实、社会中体会着道家“养生”真髓，同时还实践着儒家“乐生”的观念。他多次提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并且认为“这种审美的态度和快乐的思想，是孔子美学思想的最大的特点。”[3]（p4）
蒋孔阳不受外来的强加，不作刻意的追求，所以他一生自然而然地执一“诚”字：幼时从自然而不是通过知识领悟美，是先天的“诚”；遵从自己的爱好、兴趣而不是世俗的尺度，是后天的“诚”；待人真挚，热爱人生，是生活的“诚”；他毕生膺服马克思的名言“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是摒弃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的“诚”；他自言：“我却是以鹁鸽吮吸自己创伤一样的真诚，来对待我自己所探讨的每一个问题的。我写的东西,谈不上学术有多少成就,但却充满了我发自肺腑的一点真挚的感情，我说的都是真情实话，这却是差可自慰的。”[4]（p656）在谈到《美学新论》的写作时，他坦言：“我自己却的确是出之于肺腑，出之于全身心的真诚。”[1]（p20）这又是治学的“诚”，由以上可见，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范畴——“诚”，渗透于蒋孔阳人生的全部。
到晚年，他还多次说到，人不能逆天行事，而主张顺其自然。
我们应该注意到，蒋孔阳的人生除了“物顺自然”外，还有“自强不息”。他说：“人生在发展，事物在变化，学习也应当不断地发展和变化。……浮士德与魔鬼订约，要永远不满足，一旦满足了，他的灵魂就得归魔鬼所有。我想，我们做学问，也应当有永不满足的精神。”[1]（p13）“我在研究美学的过程中，碰到的曲折和困难是不少的……不管怎样，我都将背负着困难的十字架，一步一步地朝前走去。”[1]（p21）“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构成了蒋孔阳人生的另一面，他的彪炳雄文，煌煌巨著就是其以学问为人生，执着地进行真理追求、美学探索的具体的写照。
从蒋孔阳的一生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生存方式、人生观念、价值取向的浓缩。
二
蒋孔阳美学思想的本土性，表现在其审美趣味和自觉追求中。
了解蒋孔阳的人生，阅读蒋孔阳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虽然青年时代他在林同济的影响下，对西方的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产生过浓厚的兴趣，他一生描述和研究的也大部分属于西方知识系谱，但他的审美趣味，却基本是属于中国的。
青年时代他特别爱读的就是宗白华的《流云小诗》和《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等论文、屈原和陶渊明的诗。早年形成的审美趣味，一直贯穿于他的著述，这不仅是指他对中国古典美学、当代文艺现象的关注和研究，更主要的是指他常常有意无意地用中国的艺术作品和审美物象来对美学基本理论加以解说。如在《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一文中，谈到“审美关系是自由的”，他就用“欣赏竹子和梅花的美”、姜夔的《疏影》[1]（p55-56）来说明；谈到“审美关系还特别是人对现实的一种感情关系”时，他就用《红楼梦》、李华的《春日寄兴》[1]（p57-58）来举证。特别是他的《美在创造中》一文，理论部分可以明显看到他的西方知识背景，而在举例时又几乎全用中国古典诗词和自然景物，这样的例子在其著作中随处可见。
相对于理性知识而言，审美趣味更具有自发性，更能体现一个人的审美心理结构的文化归属。蒋孔阳的审美体验、感悟，多从中国的艺术、自身的生活中所得，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蒋孔阳是立足于民族的传统和审美经验的丰富性、独立性来展开其美学思想的表述的。当然，这绝非意味着蒋孔阳对西方审美文化的排斥。这一点，我们将在以后要论述到。
正如蒋孔阳是“朦朦胧胧地爱上了美”[1]（p15）一样，其美学思想的本土性也是从自发走向自觉的。
家乡的风物，中国的文化孕育了他的审美情趣，而当他走上了美学道路后，就自觉地开始对民族美学思想的弘扬。这不仅是指他对中国美学思想的发掘、整理和阐释，更主要的是指其立场和目的。有一件事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1981年5月8日，蒋孔阳在东京东方学会第二十六届国际会议上有一个《评老子“大声希声”的音乐美学思想》的报告，由于大会规定只能用英文或日文发言，蒋孔阳不懂日文，英文也说不好，只好请人翻译。会后，一些学者认为中文应当成为会议公用语言之一。蒋孔阳“感到他们的意见，颇有道理”，因此在文章后面，特作了附记。[1]（p197）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中国现代美学》一文中，他分析了中国文化面临的形势和中国现代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反思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利弊，回顾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历程，提出：“引进不等于接受，……以我为中心，接受其于我有用的东西，加以消化，以充实和丰富自己；淘汰其于我有害的东西，加以排除”，“一方面接受西方的文化，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文化的遗产。”走“引进”“融合”“创新”的道路。[1]（p217-218）在生命的晚年，他还专门撰文，呼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1]（p342）。
蒋孔阳坚持本土性，并不是胶柱鼓瑟，抱残守缺，不是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不是“身土不二”——仅仅是站在民族的立场，守护民族的传统，用民族的观念、思维来言说民族的遗产。
一方面，他看到了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美学不但不是“视者”，甚至还几乎不是“被视”的对象，所以他不仅身体力行，研究中国美学，向世界和他人介绍中国美学，对中国的艺术、自然、社会各层面的审美现象、审美意识、审美趣味进行现代性阐释，而且自觉地把建立中国特色的美学作为自己的使命。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理性自觉精神，蒋孔阳在坚持本土性立场的同时有着开阔的胸襟和视野。他指出：“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与接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可说是分不开的。”[1]（p219）基于这一认识，他反对“僵化”，既反对自我封闭，又反对盲目崇洋，提倡“对西方的东西进行吸收和消化，以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提倡运用比较的方法，“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知道如何克服本民族的牺牲，狭隘性和落后性，以及如何适应世界的先进潮流，用当代世界的精神来焕发我们民族潜在的创造能力和思维能力，使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重新得到发扬光大。”[5]（p417）
三
蒋孔阳美学思想的本土性还表现在他的思维方式上。
在其著述内容中，重视扎根于历史。
蒋孔阳的美学研究，或直接以传统美学作为研究对象，《先秦音乐美学思想》、《德国古典美学》就是代表；或对美学的概念、命题、范畴的演变、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顺理成章地推衍出自己的结论，融自己的理解于材料之中，《美学新论》就是代表。不管是哪一种，他都是以人类创造美、欣赏美、思考美的历史作为其依托。郜元宝说：“我们读《新论》，实际上是在读两部书。一部是蒋先生的《美论》。一部是他的《美学史》，蒋先生谈论美，总是先把历史上对某一问题的重要见解系统地追述一番，弄清问题来龙去脉，述然后作，听然后说。……目的就是要在澄清历史的基础上顺理成章地提出他自己的看法。表面上，我们似乎不大看到蒋先生独立地发表一己的观点。实际上，他的观点，就隐含在他对古今中外美学思想史材料自由无碍的引述、诠释以及批判性的分析和评价当中。”[6]（P47-48）这一分析和结论，切中肯綮。蒋孔阳在说到《美学新论》的出新之处时也说到：“我所说的‘新’，既不是新奇的新,更不是从来没有人谈过的新，它首先是‘温故而知新’的‘新’。也就是说，这种‘新’，是从‘故’当中来的。因此，介绍历史上的知识，加以整理和继承，然后从过去的经验中，总结出一些东西来，这就是‘新’。”[1]（P19）
重视历史，重视传统、重视对过去的回顾和反思，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特征，其内在原因与我们民族的线性思维相关联。线性思维在中国传统的史籍、书法、绘画、音乐、小说、园林、建筑等文化成果中都有明显的显现，现在我们又从蒋孔阳的美学著述中见到了端倪。但不同的是，蒋孔阳著述中对历史性回顾不是沉湎于过去，而是在对自己和他者的历史性反思中进行新的发现，是为了创新。正如他谈到孔子美学时所言：“我们不会寻求回归孔子美学中的鉴赏和复古态度，而有充分理由从中读出充满创造力的自由精神。”[2]（p58）
在其表述形式上，重视体验的抒发。
蒋孔阳是在切身的审美体验中获得愉悦而走向美学的，所以在其著述中，非常注意审美经验的传达。他说：“如果我们以自己独特的感情和眼光，去加以真实地感受和体验，便会发现，整个世界，生生不已，到处都充满了新鲜感。……做学问，……更可贵的是独特的感受，因为感受不同，各人所发掘出来的体会和意味，也就不大相同。这不同的体会和意味，就是各人的‘新意’。因此‘新’离不开独特的感受。我这本《新论》，卑之无甚高论，但我之所以觉得它新，是因为它处处有我自己的感受，它们处处都带着我身体的温暖，浸渍着我自己的汗水和感情。” [1]（p19-20）在《美学新论》中谈到人的感觉与动物的感觉不同时，他就以自己1984年秋在无锡大簊山的体验作了描述性的论述：通过“分散的、零乱的、和不相干的”景色，“却在我的视觉面前，突然展现出一幅非常和谐而又秩序井然的诗画境界”这一感悟，说明了“人的感觉是有组织能力和造型能力的，它们不断在进行创造”[5](p275-276)这一道理。
注重真情实感，注重自己审美趣味，体验和感悟的传达，形成了蒋孔阳文章的一种表述风格，使他的文章的很多段落，本身就具有审美性，可以作美文来读，使坚硬、冰冷的理论具有了弹性和温度。这种风格是对中国美学诗性表述方式的继承，也是对中国感触兴发的直觉思维的继承。
蒋孔阳多次比较过中西思维的差异，指出中国传统思维的长处和局限，对于两者他都是熟谙于心的。但他的思维和表述方式，明显具有中国思维特色：既和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式的自上而下的逻辑推演明显不同（“蒋孔阳在最大限度上使自己对美的追问跃出形而上学的轨道。”[1](p362)），也和自费希特开始的实验研究有所区别（他是从文艺理论走向美学的）。既非哲学层面的抽象演绎，又非实验基础上的归纳提升，而始终坚持在历史层面、现实层面具体展开，始终坚持立足于创造美、欣赏美、思考美的实践。这与中国传统中抽象范畴的具体言说异曲同工。
但是，蒋孔阳毕竟主动地接受过西方文明的洗礼，所以其思维方式并非完全是中国传统的延续，而自觉地融入了知性分析，把逻辑性和历史性、理性和诗性在实践的基础上结合起来，建构了他开放性的美学体系。在其理性思辨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理论家的严谨；在其诗性描述中，我们感到了一个鉴赏家的情趣。
在其研究方法上，注重综合的运用。
蒋孔阳治学的这一特征，几乎为所有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及。周来祥说：“学贯中西，融汇古今，是蒋孔阳先生美学思想的第二大特色。”[7](p94)邱紫华说：“蒋孔阳善于运用辩证法，从多维的、广泛的联系中，从历史动态发展中分析、评价美学思潮、美学理论的地位、作用、价值。”[8](p56)郑元者说：“由于蒋孔阳是在对美的历史性探讨的基础上，在新的更高的层次上对美展开了全方位的逻辑性建构，因此，其中必然熔铸着历史上各种言论的思想养料。……事实上，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正是蒋孔阳学术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9](p42)
蒋孔阳自己也认为：“今天，我们应当站在时代的高峰，把古今中外和各种各样的方法，综合起来，进行比较，选择和淘汰。”[1](p42) “我们要把古今中外的成就，尽可能地综合起来，加以比较，各取所长，相互补充，以为我所用，……大师海涵，不应偏听，而应兼收。综合比较百家之长，乃能自出新意，自创新派。”[5](p109)
蒋孔阳的综合方法，有着中国传统的整体性、综合性思维的投影。但它又不是未经主客二分的发展阶段的整体性、混沌性思维，而是立足于比较基础的中西、古今的对话、互释，指向于“自出新意，自创新派”目的的融汇、贯通。这既是对传统综合思维的超越，也是对形而上学的一元论的超越，对二元对立思维的超越，由认识论、实体性走向了生存论、关系性，这不仅显现了他百川江海、有容乃大的气度，而且也蕴含着世界的眼光，时代的声音。
四
蒋孔阳美学思想的本土性，浸染于其理论内核之中。
在蒋孔阳的美学思想中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实践”，一是“人生”，透过这两个关键词，我们可以看到其美学思想与中国的现实和传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蒋孔阳的美学总体上属于实践美学的阵营。高楠认为其是“总体把握审美关系的实践观点美学”。[10]（p2）朱立元认为其是“以实践为基础，以主体创造为核心的审美关系学说”。[11]（p224）实践美学在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崛起，八十年代成为中国美学界的主流话语，是有着中国的现实原因的。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在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后成为一种风尚。即使是到了八十年代初，对外开放成为迫切的需要，而且逐渐自上而下地初成共识，但欧风美雨尚在国门之外，能救燃眉之急的，仍然只有人们耳熟能详的马克思哲学。因此，“回到马克思”口号的提出是时势使然，美学界掀起的重读和阐发《手稿》的热潮也是在这种时势下的必然。而且，随着文革的结束，针对“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由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首要标志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实践”这一概念携政治之威势成为了思想界的中心话语，也形成了美学界关注“实践”的外在动力，“实践”被确认为历史的本体，这是一种政治呼应，同时也是人们在“回到马克思”口号下对真理的热情追求。
坚持实践，就是坚持美学的外部研究——从人类的普遍性活动——实践，来考察人类的特殊性活动——审美。
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导致了蒋孔阳美学思想的历史性倾向。
这不是指他对人类欣赏美、认识美、研究美、追求美的历时性成果的反思和吸收（这一点已经在论述其思维方式时涉及），而是指他认为，美的产生、人类的审美活动都是历史性的产物。因为美是属人的,没有人就不可能有美。“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但人并非神的产品，人的本质力量也不是先验的、固定的存在，而是人自身实践历史的创造物。所以，美也是在人类的实践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人通过劳动实践来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事实上就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12]（p47） “人——从生理上的感觉器官到精神上的意识形态，无不是历史的产物，无不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1]（p48）
蒋孔阳不仅指出了人的审美感官、审美意识与实践历史的关联，而且在《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一文中，指出了人与对象之所以能发生审美的关系，也是实践历史的成果。
在蒋孔阳的美学思想走向成熟后，创造性地提出“美的创造，是一种多层累的突创”[1]（p123），强调了审美活动具有和理性思辨不同的丰富性、突发性，但同时他还指出：“从美的形成来说，它是空间上的积累与时间上的绵延，相互交错，所造成的时空复合结构。……它不仅具有多层次、多侧面的特点，而且囊括了人类文化的成果。”[1]（p123）指出：“美的特点，就是恒新恒异的创造。”[1]（p122）
其历史性倾向，不仅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契合，和美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的产物相契合，也与中国重视历史的传统意识相契合。
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导致了蒋孔阳美学思想的社会性倾向。
纵观蒋孔阳的美论，他坚持把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作为出发点和贯穿线，完成了其美的社会性的严密推论。
首先，他认为：“美学是关于人生价值的一门科学，凡是与人生有关的学问，都与美学有关”[5]（P46），“美离不开人，是人创造了美，是人的本质决定了美的本质”[5]（P160）。其“美是创造”、“人是‘世界的美’”、“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美是自由的形象”等重要命题都在强化着美学与“人学”的关系，从中呈现了其人本思想。
其次，他指出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因为人具有社会性。“精神性和社会性，成了真正的‘属人’的本质”[1]（P48）“即使是自然属性，也只有当它们进入人类社会生活之中，成为‘属人’的，这时才能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生理的自然的东西，是不能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5]（P170）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是其诸多社会关系中的一种。
所以，他明确指出：“美不是自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1]（P64）
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实践是社会群体行为，人是社会的存在，所以在蒋孔阳那里，“人”和“人类”两个词在很多时候是可以互换的。人并非个体而是一个“类概念”“自然的人化”，就是自然的社会化；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指的是其类本质的对象化。他说过“美是人类生命实践活动的表现”[5]（P485），所以个体的实践活动、个体的对象化活动与美的产生没有必然的关联，如果说他完全忽视个体、个性，那不是事实，但在他的眼里，因为人处于社会关系之中，个体是群体中的个体，个性是积淀着一般的个性，二者决不能颠倒过来。
其社会性倾向，不仅和马克思对人的、美的本质的界定相通，还与中国传统从社会关系、从群体角度来要求人、规范人、界定人有着内在的共通。
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导致了蒋孔阳美学思想的功利性倾向。1
蒋孔阳提倡超越的人生，但这决不意味着他对社会责任的放弃。在艺术领域，他多次呼吁，艺术家要有责任感，强调“文学艺术不仅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且是现实生活的反思。不仅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思，而且是现实生活的反悔。”[5]（P385）艺术要遵循美的规律来反映人生的要义；在美学研究中，他认为人的本质力量是人类“最先进的一些品质、性格、思想、感情、智慧和才能等”[12]（P46），这几乎将美和善等同起来。他认为“美学的根本任务，是在为整个的人生服务”[4]（P42），赋予了美学以崇高的使命。他认为“最理想的人生，应当是最美的人生。”[4]（P115）因为只有美才能满足人全面发展、全面解放的最高需求，使人从自然的人走向社会的人，最终成为自由的人。
其功利性倾向，表现出了蒋孔阳把审美导向社会、现实、人生去，通过实践活动改造社会、改造现实、创造出审美的人生、审美的世界的初衷和归宿。这是“文以载道”、“以文教化”思想的现代性发挥。
总体上说，蒋孔阳以“实践”为基石，以“人”为中心，外部研究的角度，历史性、社会性、功利性的倾向，和传统的“入世”思想，及在“入世”思想的指导下，习惯性地从社会历史、价值伦理的角度去把握艺术，强调艺术对现实的作用的观念、方法存在着内在一致性。
在西学东渐、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文化语境中，蒋孔阳立足本土展开其美学研究，其人生历程、审美趣味、自觉追求、思维方式、理论内核各个方面，都折射出本土性倾向，但其本土性并非“身土不二”的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的“独白”，而是运用比较的方法来进行中西的互释与对话，在反思自身、反思“他者”的基础上加以融汇，以期进行中国美学的新创造，中国文化的新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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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 第5期录入编辑：文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