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行福】“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了吗？——与张一兵教授商榷

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一个奇特现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在不断升温,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能指的正当性却日益受到质疑。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张一兵教授及其同仁提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论。在张一兵教授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发端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终结于20世纪60年代末。原因在于,自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之后,“新左派”及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已经解体和分化,而全球化和后现代的到来又对它推波助澜,结果原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发生了裂变,并产生出三种“后”理论。针对此一新的现实,张一兵教授指出:“惟有通过一种新的历史性理论逻辑界说来反省这一现象,即指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终结并建构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并存新格局,才能重新审视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动向。”①对作者独立思考的勇气和高屋建瓴把握问题的能力,笔者不能不暗自称羡。但是,以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这一结论似乎为时过早,难以令人完全信服。笔者不揣冒昧,在此想就以下问题求教于张一兵教授和国内同行。

问题一: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是否标志着作为理论思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

张一兵教授认为,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具有标志性意义。主要根据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哲学思潮是以主客体同一性反对资产阶级知性形而上学的主客二元论,以批判和革命的社会总体性意识反对资产阶级的物化和异化意识为标志的,当阿多诺公开拒绝同一性和总体性的哲学信条,并把马克思作为人类解放和进步基础的生产力的发展视为非理性统治的同谋时,这一理论“已经彻底溢出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终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1]。

笔者对此有两点异议。从微观方面看,笔者认为《否定辩证法》并不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的标志。从宏观方面看,《否定辩证法》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格局没有根本的变化。这里先谈微观方面。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纯理论思潮,不论从它的产生还是从它的历史演变来说,都是与社会历史的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用一个纯理论的判据的坚持与否来判断一个取向于政治介入的社会思潮的生死显然是不够的。

第二,主客体同一性以及总体性概念严格来说并非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前提,仅仅是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前提,因此,我们不能以一个学派理论取向上出现了变化,就断定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已经终结。

第三,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虽然对后现代主义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其自身的意图仍然是批判和建设性的。阿多诺并非反对同一性和总体性本身,而是反对同一性思维中的概念暴政以及总体性中隐含的等级制和专制成分。否定辩证法在阿多诺那里是通向唯物主义之路,指向的是新的解放的逻辑,因而是启蒙的继续和彻底化。阿多诺说:“启蒙的自我反思不是废除启蒙,启蒙是因为献媚于现状才被废除的。甚至对同一性思维的批判也依赖于概念,依赖于凝聚的综合。综合行为的倾向可以反过来反思同一性对多样性的所作所为。唯有同一性能够超越同一性。”[2]同样,他否定辩证法针对的不是统一本身,而是否认过分强调一般、抽象,牺牲特殊和差异的概念帝国主义:“没有否定之否定,统一的因素也可以存在下来,但是,它用不着再委身于作为至上原则的抽象。统一的要素之所以存在不是靠一步一步地从概念到更一般的概念,而是概念进入到星丛之中。”[3]③笔者认为,相对于《启蒙辩证法》,《否定辩证法》是一篇相当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作。

从文本中可以看出,阿多诺对同一性和总体性的批判不仅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范式,而且把自己的工作视为对马克思理论逻辑的继续和彻底化。同时,他的非同一性逻辑在一定意义也可以视为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哲学把握。从宏观上说,阿多诺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从概念史来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柯尔施于1930年重版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增补材料中,原指与东方“俄国马克思主义”相对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到50年代,梅洛-庞蒂把它用来指卢卡奇和柯尔施等人开启的非正统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70年代,佩里·安德森对这一概念的定义主要依据理论主题和研究体制两个方面。从主题上说,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远离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经济和政治主题,而是热衷于研究脱离现实的哲学和美学问题;从研究体制来说,它从原来的革命家的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了学者的马克思主义。

从第二代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远离了工人政党和政治实践,变得学院化了。实际上,从安德森开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一个复数概念了,其中包含着各种流派,哲学的定义已经让位于政治的和体制的定义。也就是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学术流派,不论其哲学基础如何,都可以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在西方,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读本和著作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作家群基本是相同的,如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布洛赫、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德拉·沃尔佩、科莱蒂、列斐伏尔、萨特、哥德曼、阿尔都塞等人。

可见,这个概念并未预设某个哲学前提。应该承认,自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到现在,这一思潮的图景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意大利实证主义后继无人基本上消声匿迹了,阿尔都塞学派随着阿兰·巴迪欧、巴利巴尔、郎西埃的离去也已基本解体。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结构仍然未变,其内部仍然存在着阿尔温·古德纳所说的“两个马克思主义”,即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例如,虽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衰落了,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仍然高举着科学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虽然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衰落了,但法兰克福学派仍然承继了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传统,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人道主义价值。

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活的传统不断地处于变化之中,它仍然是当代西方学术界一支重要的力量。

问题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张一兵教授说:“在阿多诺之后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一种否定工具文明以及工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的一切文化形式的激进思潮出现了,其中主导力量是借后现代思潮重新构建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post-modern Marxism),如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新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4]因为在他看来,在这些思潮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架构的基本原则已经被否定了,即使这些思潮仍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但已完全溢出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力图确证的“本真马克思”和现代性资本主义批判的基本理路了。换言之,后马克思主义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笔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疑问是,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新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是否都应纳入到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范畴?西方国家的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不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

笔者认为,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创立的。在那个时代,社会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引发的生产方式、阶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工业文明所塑造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受到多方面挑战,其中每一个新的问题、每一种新的社会需求都会成为理论创新的刺激因素。今天西方马克思主义多元化往往产生于论题本身的多元化。以前马克思主义主要针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所产生的问题,如生产方式问题、阶级斗争问题、社会再分配问题等,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则必须思考更多的问题,如技术问题、生态问题、认同问题、文化问题、全球化问题以及核战争与和平等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外在强加于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当代社会和文化环境下必须面对的。2006年,西方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操练马克思:一个活的传统的当代对话》[5],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活的传统,一个通过与现实对话不断丰富自己活的传统。其中,作者提到的对话有“马克思与欲望”、“马克思与生态”、“马克思与日常生活分析”、“马克思与全球政治”、“马克思与后现代”等问题,可见今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已经多元化了。研究主题的多元化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域的单纯扩展,同样它也是理论研究取向和问题优先性的选择的多元化。

当一个研究领域形成自己的研究传统并获得自我意识时,它就逐渐会成为新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如日常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等。由研究主题“化”过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更多地是产生于马克思主义与新的社会科学领域的结合,而不是对后现代逻辑的单纯模仿。新马克思主义在此往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部补充,而不是要取代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多元化的另一根源是基于理论主体视角的多元化而产生新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是以阶级认同为基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被视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和解放理论。但是,今天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角已经多元化了,阶级解放已经无法满足各种受压迫群体的道德正义诉求,也无法涵括所有社会共同体受压迫的体验和斗争经验了。原有那种无性别、种族或颜色的马克思主义正在分化为各种各样带“色”的马克思主义,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黑人马克思主义、绿色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这些思潮的产生与后现代思潮有一定的关系,但不等同于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

虽然后现代主义的一些观点可以为特定视角的马克思主义认知和道德合法性提供辩护,如后现代主义反对抽象的普遍主义、同一性,强调认同立场的多元化和认识论的视角主义,反对把政治意识还原为社会结构中的固定的地位,强调话语构建在自我和集体认同中的作用,反对理性透明性的幻想,强调任何概念、语言和历史叙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语言暴力和无意识支配,等等。但是,从内容上说,这些马克思主义并非都归于后现代主义。有的新马克思主义以后现代文化为背景,如新女权主义;有的立足于工业化或传统社会力量,如近年来出现的反全球化的社会运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不能简单地视为它的解体,视角的多元化反映的是理论主体的意识自觉,但它们没有取代现代性背景下产生的宏大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犹如自由主义可以与女权主义嫁接,形成女权主义自由主义一样,同样,女权主义也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嫁接形成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把非工人阶级本位的马克思主义都视为非马克思主义。

问题三:后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吗?

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论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然而,并非所有的“后马克思主义”都是非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西姆在其著作《后马克思主义:一个读本》中区分了两种后马克思主义:一种后马克思主义是指远离马克思主义意义上说的,如让·利奥塔、热·鲍德里亚等,他们一生都曾有过马克思主义的阶段,但后来都远离了马克思主义。另一种后马克思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它试图把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女权主义结合到马克思主义之中,从而形成一个与当代文化氛围和社会斗争形式相适应的“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把后马克思主义概括为一系列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或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的反应”[6]。第二种意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应该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正如拉克劳在给《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译者的信中明确说的:“后马克思主义不意味着马克思之外或反马克思主义,而是重视其他斗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斗争形式从19世纪以来已经发展了性、性别、民族、种族等等方面的特征。后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但它加入了所有社会构造特性中的多样化方面。”[7]拉克劳认为,自己的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非本质主义、非阶级中心论的马克思主义,它用话语理论取代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把后结构主义的哲学立场取代传统形而上学立场,用新社会运动取代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是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新的政治本体论。

在《对我们时代革命的新的反思》中,拉克劳认为,左派的传统话语在新的时代面临困境,特别是它不能解释纷纭复杂的新社会运动以及认同政治,因此,后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形成的不仅仅是一种理论的选择,同样是一项重建左派政治方案的努力。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后马克思主义不是全新的东西,而是马克思主义传统自身对经济还原论和阶级还原论的自我批判和超越的继续,它的谱系可以追溯到卢森堡、葛兰西、阿尔都塞、布兰查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这里,后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反对第二国际经济主义和机械决定论的继续和彻底化。

问题四: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共同特征?

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潮,没有一个同一本质。它们之间最多只是分享着一些“家族相似”的特征而已。这一点过去如此,今天仍然如此。区别只在于,不同的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同的特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一方面,我们应该放弃本质主义的奢望,把它看作一个有用的能指;另一方面,又要看看是否存在着某些相对普遍性的特征,如果有这样一些特征,我们就仍然能指认这个思潮的存在。在笔者看来,作为一个涵盖许多思想流派的大能指,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没有统一的本质,但又有一些“家族相似”的特征。笔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四个特征。

第一,它是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从第二国际内部的异端演变而来,一开始它就反对由个别人或某个组织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因而是反教条的。这种反教条化特征意味着它的权威和影响只能来自对公共领域的影响,来自其在学术市场中的吸引力。这也促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地强化其理论的独创性和差异性。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思潮是多元化的,不同学派之间互有差异,这种差异既与本国的哲学和文化传统有关,也同与之互动的哲学流派有关。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之所以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在于不论强烈与否,它们都与马克思及其传统有某种系谱学联系。

第三,不论政治上激进程度如何,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总是持批判和质疑的态度,不论这种批判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还是以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形式表现出来。

第四,虽然不必认同于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党的政策,但西方马克思主义仍坚持存在着现实的社会主义未来。这四个特征是政治的而不是哲学的。这里的“政治”是在罗尔斯意义上使用的。他在谈到自己的政治自由主义时指出,政治自由主义是民主文化之理性多元论的事实基础上的自由宪政理论。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在承认哲学基础的多元化的前提下的人类解放理想。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信念上是开放的、多元的,但是,它们仍维持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某种信念。例如,拉克劳认为,自己之所以不同于罗蒂等自由主义左派思想家,在于他不相信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是内在统一的整体。相反,他认为,“过去二百年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可以以自由、民主和资产阶级三者的错位来解释”。虽然拉克劳和墨菲承认自己的激进民主理想受惠于自由主义,但是,拉克劳说自己偏爱的仍然是“自由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8]。

后马克思主义不是对自由主义的补充,而是对激进民主理想和社会主义策略的新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意义是历史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原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东方马克思主义即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一“他者之镜”定义自己的。随着原有形态的“东方马克思主义”体制的解体和意识形态的衰落,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他者之镜”换成了自由主义霸权及意识形态。今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往往不是通过它对马克思文本和无产阶级的忠诚界定自己的,而是通过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来界定自己。只要西方国家(“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仍有地域性)激进和左派学者中仍有人保持着与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系谱学联系,运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批判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想保持某种程度的忠诚,这一伟大思潮就仍然活着。(责任编辑:常山客)

（原载：《学术月刊》2006年10期。录入编辑：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