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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忠桥VS孙正聿】什么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

什么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
——与孙正聿教授商榷
段忠桥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一生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志性成果。然而,对于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我国学术界却一直存在种种不同的理解。北京大学黄森教授在200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指的就是历史唯物论,而“历史唯物论,它就是历史观,历史观的研究对象就是人类社会及其历史。老实说,历史观这个概念也不是很准确,它应该是社会论,就是一般社会论。一般社会论应包括两部分:一部分研究社会结构,另一部分研究社会发展。”(黄森)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在其2005年出版的一本专著中则提出,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所谓‘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是指:第一,历史唯物主义不仅适合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历史领域,而且同时适合于其他一切领域,是我们研究一切领域的前提性理论;第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核心’,而且是全部马克思哲学。它本身就蕴含着自己的认识论、方法论、范畴论。”(俞吾金)孙正聿教授在《哲学研究》2007年第3期发表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和第9期发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义》这两篇论文中,对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又提出了一种新理解:以“感性的人的活动”为立足点的“新世界观”,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孙正聿,2007a,第5页)本人对孙正聿教授的探索精神深感敬佩,但对他的这种理解却不敢苟同,故此提出四点看法与孙正聿教授商榷。
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孙正聿教授在他的第一篇论文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在我看来,既然孙正聿教授讲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那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应以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全部相关论述为依据,至少要以他们明确提到的那些相关论著为主要依据,这是一个显而易见并且无可置疑的前提。然而,仔细读一下孙正聿教授的两篇论文,人们就不难发现,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实际上只是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推论出来的。当然,孙正聿教授在进一步论证他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时,还引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些论述。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曾多次明确提到阐述他们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著。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34页)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马克思认为他在《哲学的贫困》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了第一次科学的概述。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文中说道,“当德国的资产阶级、学究和官僚把英法经济学的初步原理当作不可侵犯的教条死记硬背,力求多少有些了解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出现了,它的全部理论内容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也就产生了。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后者的要点,在本书的序言中已经作了扼要的阐述。”(同上,第37-38页)恩格斯这里说的“序言”,就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一封信中谈到如何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时还说道:
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 —— 这的确要容易得多。马克思所写的文章,几乎没有一篇不是由这个理论起了作用的。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书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出色的例子。《资本论》中的许多提示也是这样。再者,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细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7-698页)
令人不解的是,孙正聿教授却似乎无视马克思恩格斯提到的那些论著的存在和它们对于理解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意义,而仅从《提纲》去推论出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无疑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 —— 缺少充分而可靠的依据。当然,恩格斯的确说了《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同上,第213页),但对恩格斯的这一评价无论做何种意义的理解,从中都得不出《提纲》可以作为理解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依据的结论。这是因为,如果说恩格斯讲的“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指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天才“萌芽”,那么“萌芽”这一用语无疑指的是新出现的、还未成熟的见解。而且恩格斯还特别指出,《提纲》“是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究用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同上,第212-213页)。这样一来,孙正聿教授仅依据《提纲》推论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至多只能是马克思的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历史唯物主义。
孙正聿教授的两篇论文是要表明马克思的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吗?显然不是。他要表明的是一个作为“新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个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个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显然不是处于“萌芽”状态的而是已经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如此,那么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为什么只依据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提纲》,而只字不提《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些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明确谈到的阐述已经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著呢?
孙正聿教授提出,以“感性的人的活动”为立足点的“新世界观”,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他的这种理解是怎样得出来的?从他的论述来看,是从恩格斯对《提纲》的评价和《提纲》本身推导出来的。他先指出,恩格斯在其晚年即1888年撰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这样评价马克思写于1845年春的《提纲》:它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然后,他由此推论,“这就是说,探索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应当把《提纲》作为研究的最重要的出发点。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是作为‘新世界观’而诞生的。”(孙正聿,2007a,第5页)然而,在我看来,从恩格斯对《提纲》的评价和《提纲》本身根本推导不出他理解的那种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评价《提纲》时讲的“新世界观”的含义是什么?对此,恩格斯本人没有给出直接的说明。不过,从他提出这一概念的语境,即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1888年单行本序言”来看,“新世界观”指的是主要由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因为恩格斯在这一序言中首先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的序言中说,1845年我们两人在布鲁塞尔着手‘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 主要由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然后接着指出,“从那时起已经过了40多年,马克思也已逝世,而我们两人谁也没有机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这期间,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最后谈到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1-213页;黑体为引者所标)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恩格斯所说的“新世界观”指的就是“马克思的世界观”,而“马克思的世界观”指的就是“主要由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理解还可从恩格斯的另一篇文章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得到佐证。在这篇文章中,在重述了上述“序言”中那段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之后,恩格斯说:
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性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爱国的义勇精神愤慨地起来反对这种无礼的观点。因此,新的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会遭到一群想靠自由、平等、博爱的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这种世界观激起了德国庸俗的民主主义空想家极大的愤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页; “新的世界观”这五个字的黑体系引者所标)在这段论述中,恩格斯也是把“新世界观”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同义语来使用的。
孙正聿教授讲的“新世界观”指的又是什么?对此,他做了这样的说明:“‘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不理解人对世界的真实关系的‘世界观’问题;而这个‘世界观’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如何理解‘感性的人的活动’以及由此构成的人对世界的现实关系。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正是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出发去理解人对世界的关系,从而构成了实现哲学史上伟大革命的‘新世界观’”。(孙正聿,2007a,第5页)这表明,他讲的“新世界观”指的是他所谓的马克思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出发去理解人对世界的关系的“新世界观”。
不难看出,恩格斯讲的“新世界观”与孙正聿教授讲的“新世界观”存在重大差别:前者指的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其做了经典表述的以“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为原理的历史唯物主义,后者指的是孙正聿教授本人对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一种理解,即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出发去理解人对世界的关系。既然恩格斯讲的“新世界观”与孙正聿教授讲的“新世界观”不是同一概念,那么孙正聿教授从恩格斯对《提纲》的评价推导出的结论 —— 探索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应当把《提纲》作为研究的最重要的出发点,就是不能成立的。
再有,即使我们姑且假定孙正聿教授的上述结论是成立的,并且可以作为进一步推论的前提,但是从《提纲》本身也推导不出他的第二个结论 —— 以“感性的人的活动” 为立足点的“新世界观”,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孙正聿教授是怎样得出这一结论的呢?现在来看看他的第二个推论。他先引用了《提纲》的第一段话:“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然后,他由此推论:(1)这表明,马克思对“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批判,与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一样,在其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意义上,都是一种“世界观”的批判;(2)这表明,“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不理解人对世界的真实关系的“世界观”问题;而这个“世界观”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如何理解“感性的人的活动”以及由此构成的人对世界的现实关系。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正是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出发去理解人对世界的关系,从而构成了实现哲学史上伟大革命的“新世界观”。(3)这表明,马克思以超越“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而实现了对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批判;没有这个以“感性的人的活动”为立足点的“新世界观”,马克思就不可能超越旧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也就不可能实现对唯心主义的真正批判。在做出这些推论之后,他紧接着说:“而这个以‘感性的人的活动’为立足点的‘新世界观’,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孙正聿,2007a,第5页)他的这个结论显然更不能成立,因为从逻辑上讲,从他对马克思那些话的推论至多可以得出马克思提出了一种以“感性的人的活动”为立足点的“新世界观”的结论,而根本得不出这种“新世界观”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那么,孙正聿教授的这一结论是怎样得出来的呢?
孙正聿教授认为,以“感性的人的活动” 为立足点的“新世界观”,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我看来,他讲的“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还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
什么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来看,他们对其所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经典的表述,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以下这段话: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们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119页)
孙正聿教授讲的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指的又是什么呢?对此他有这样的论述:马克思的“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表明他所创建的新哲学是以“历史”作为解释原则或理论硬核的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以“历史”为其解释原则的“唯物主义”,也是以“历史”为其解释原则的“辩证法”。“历史”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是实现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的过程,即把理想变为现实的过程。在“历史”的过程中,蕴含并展现了人与世界的全部矛盾关系,并不断地实现了“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也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矛盾运动中的统一。(孙正聿,2007a,第6页)
孙正聿教授讲的“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加以对照,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存在重大的差别:前者以人与世界的关系为基本内容,后者以人类社会的发展为基本内容;前者以“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人与世界的全部矛盾关系”、“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等范畴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后者以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革命、社会形态等基本范畴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前者认为“历史”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后者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表现为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过程;前者强调“历史”是实现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的过程,即把理想变为现实的过程,后者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前者强调在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中蕴含并展现了人与世界的全部矛盾关系,并不断地实现了“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后者强调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以上表明,孙正聿教授所讲的“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还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了进一步表明这一点,这里再对孙正聿教授对其引用的马克思的一句话的理解做一分析。在谈到他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念时,孙正聿教授说:“关于‘历史’,马克思曾明确地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以‘历史’的解释原则而构成的世界观,就是以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为解释原则而构成的世界观。‘历史’作为‘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它深刻地揭示了人的独特的存在方式的思想内涵,也就是深刻地揭示了人与世界的独特关系的思想内涵,揭示了人的现实世界(生活世界)的思想内涵。”(孙正聿,2007b,第6页)这里有必要指出孙正聿教授的一个疏忽,即他引用的这句话实际上是恩格斯讲的,而不是马克思讲的。因为这句话出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第六章(2)(a),目录标题后面注明了这部分是恩格斯写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II页)我认为,无论孙正聿教授对马克思(实际上是恩格斯)的这句话做多高的评价,这句话本身表达的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因为恩格斯后来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讲得很清楚: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这表明,仅仅认为“历史”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还不能说已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只有进而认为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才能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
孙正聿教授在他的两篇论文中一再强调,“正是针对全部旧哲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以‘历史’即‘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观点重新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意识与存在的关系,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孙正聿,2007b,第4页)所以,他坚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以“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观”,而是以“历史”的解释原则构成的“世界观”。如果孙正聿教授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那么他的这种理解同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存在明显的冲突。
正如孙正聿教授在他的第一篇论文中已经谈到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曾一再以‘历史观’来概括和表述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和所做出的回答”。(同上,2007a,第8页)不仅如此,恩格斯本人也曾多次谈到历史唯物主义是以“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观”。例如,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恩格斯说道:
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证明了: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直存在的;大多数人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而很少能得到享受。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只是因为在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生产还很不发达,以致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立形式中进行,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注定要终生从事劳动,为自己生产微薄的必要生活资料,同时还要为特权者生产日益丰富的资料。对历史的这种考察方法通过上述方式对至今的阶级统治作了自然而合理的解释,不然这种阶级统治就只能用人的恶意来解释,可是这同一种考察方法还使我们认识到:由于现实生产力如此巨大的发展,就连把人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最后一个借口,至少在最先进的国家也已经消失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6页)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恩格斯还有一段更为明确的论述:
我在英语中如果也像在其他许多语言中那样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我希望英国的体面人物不致于过分感到吃惊。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04-705页)
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他们所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观”。
孙正聿教授无疑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但他为什么还要坚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以“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观”,而是以“历史”的解释原则构成的“世界观”呢?从他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他预先假设了一个在他看来不容置疑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从根本上说是关于世界观的解释原则的革命”。(孙正聿,2007b,第3-4页)然后由此推论,“如果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一种‘历史观’,如果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仅仅是一场‘历史观’变革,那么,就应当而且必须有一种超越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世界观’,就应当而且必须有一种超越于‘历史观’变革的马克思的‘世界观’革命”(同上,2007a,第3);然而,“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之外,并不存在某种抽象的‘新世界观’”(同上);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同上,2007b,第4)然而,在我看来,他的这一预先假设的前提本身是不能成立的。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从孙正聿教授的相关论述来看,它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他讲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意指的是“新世界观”的提出,而他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之外并不存在某种抽象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建是关于世界观的解释原则的革命吗?据我所知,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没提出过这样的看法。对于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在哲学上的意义,恩格斯曾有如下论述: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5)
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同上,第739)
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8页)
这些论述表明,在恩格斯看来,他和马克思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意义,就在于把“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驱逐出去”,和找到了一条“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的新的发展道路。如果孙正聿教授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指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那么从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中显然得不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从根本上说是关于世界观的解释原则的革命”的结论。而如果得不出这一结论,那么他那些由此出发的推论以及最后的结论 —— 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以“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观”,而是以“历史”的解释原则构成的“世界观”,就都是不能成立的。
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观”呢?对此,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都曾做过较为详细的说明。在《反杜林论》“引论”的草稿中谈到黑格尔体系的伟大功绩之后,恩格斯讲了这样一段话:“就哲学被看作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学科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但是留下的是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是一个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处在生成和消逝的不断过程中的世界的观点。现在不再向哲学,而是向一切科学提出这样的要求: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2页)这表明,在恩格斯看来,自黑格尔以后,那种被看作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哲学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了。他在上述“引论”中还指出,一旦了解到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是完全荒谬的,那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18世纪的纯粹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
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简单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 —— 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同上,第364页)
这表明,在恩格斯看来,由于现代唯物主义在本质上都是辩证的,因而已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与此相应,作为现代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把人类的发展过程作为它的研究对象,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谈到他与马克思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时,明确表示:“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7页)
如果孙正聿教授仍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以“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观”,而是以“历史”的解释原则构成的“世界观”,那他无疑应对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以上是对孙正聿教授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四点看法,希望能得到他的指正。
 
【参考文献】
黄森,2007年:《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第9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孙正聿,2007a:《历史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载《哲学研究》第3期。
2007b:《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义》,载《哲学研究》第9期。
俞吾金,2005年:《重新理解马克思 —— 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原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