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肇祖博学多才。他不仅是研究明代思想史的专家，而且深谙于经学、训诂学、考据学、文学、史学等国学的多门学科；他还是我国民俗学的奠基人之一。

深厚的学家渊源

容肇祖与其胞兄容庚都是大学问家，其学识首先得益于他们幼年习得的国学功底。东莞容氏家族接连出现过好几代学人。容肇祖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都曾在清朝的科举考试中取得举人、贡生，乃至进士的头衔。容肇祖十岁那年，其父染病而亡。他的幼年是依靠伯父和舅父的帮助来念家熟和进学校的。四舅邓尔雅早年留学日本，擅长诗词、美术、篆隶书法，于金文、甲骨文均有研究，文学造诣颇深，他对容氏兄弟的教导使其受益匪浅。

容肇祖的母亲邓琼宴，为翰林邓蓉镜之女，幼读诗书，淑惠贤良，青年守寡，历尽艰辛，抚育容肇祖及其两个哥哥、三个妹妹。邓琼宴曾谆谆训导儿子“不求做官，但望自立，为社会教育事业多做贡献。”容肇祖兄弟感念母亲一生辛苦，对其教导铭记不忘。容肇祖自幼在家藏图书和舅父藏书中浏览，他又有两个哥哥作为学习的榜样。长兄容庚比他大三岁，自幼喜欢金石之学。仲兄肇新少年有才，书法学北碑，刻印学黄士陵。兄长的刻苦自学，对容肇祖皆有影响。

容肇祖的小学阶段，分别是在家熟和新式学堂及自学的交替学习中度过的。他曾在伯父容作求任校长的初级小学和四舅邓尔雅在广州任教席的高等小学读书，但容氏家塾的教育和有家人辅导的自学，更有助于他在丰富的家藏图书的环境中接受国学的熏陶。他开始学识字时，与兄长们一起读许慎的《说文解字》，掌握汉字构造的规律，又学习金文、碑拓，了解汉字演变的过程。容肇祖六岁正式开学，到县学宫拜过孔庙。按伯父的指定，八岁即读《礼记》，续读《诗经》，还兼读当时的小学课本，听老师讲朱喜的《四书集注》和《通鉴长篇纪事本末》，增添了不少文史知识。民国元年，容肇祖14岁，这一年他在东莞家中自学。他主要是看《纲鉴易之录》，此外，还看康有为《长兴学记》、程瑞礼《读书分年日程》，有看康有为《新学伪经考》，陈亮《陈同甫集》，周敦颐《周濂溪集》、章学诚《文史通义》，间或阅读唐人诗集，如王维、孟浩然、李白、李贺等人的诗。这样的学习，使容肇祖积累了深厚的国学功底，养成了独立钻研的习惯，以致他在中学阶段和在高师英语部的学习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由于不满意家庭为他安排的婚姻，在高师三年级时就翻译了莫泊桑的《余妻之墓》，并投《小说月报》发表。

在国学大师的圈子中砥砺学问

1922年秋，容肇祖与长兄容庚一起到北京投考北京大学。容庚因著有《金文编》，进入北京大学国学门作研究生，容肇祖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是容肇祖求学和进行学术活动的一个里程碑。自此，他进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并与一批国学大师一起研习切磋，相互砥砺学问。

除兄长容庚外，对容肇祖治学影响最大的是顾颉刚。顾颉刚早他几年在北大哲学系毕业，容肇祖考进北大时，顾颉刚已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助教。顾颉刚对古史研究有新的创见，他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历史”的观点，并有机地与他的民间文学、历史地理、边疆地理等研究联系起来；他的论点的中心思想是要有效地摧毁封建的历史体系。容肇祖对历史、文学、民间文学也感兴趣，所以在顾颉刚主编的《国学季刊》《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歌谣周刊》上都有投稿。自此以后，他们两个人从北大到厦门大学，到中山大学、又到西南联大，交谊甚厚。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两人都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顾颉刚在历史所，容肇祖在哲学所。两人曾在一起标点《资治通鉴》，他们都是国学大家，有着共同的爱好，他们相互切磋，砥砺学问。

容肇祖与胡适有师生之谊。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17年自美国返回在北大文科任教授。容肇祖听胡适讲近代中国哲学史，深受其影响。1923年，作为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他根据胡适讲课的内容，写了《美国初期的思想变迁》，在《晨报》副刊发表。为帮助容肇祖写这篇文章，胡适还将其从美国带来的不少英文资料借给他阅读。容肇祖还在胡适的指导下撰写《述复社》一文。1924年，为纪念戴震诞辰200周年，北大《国学季刊》出专号；在胡适的指导下，容肇祖写《戴震说的理及求理的方法》一文，被选用。

在治学的道路上，容肇祖还得到鲁迅的帮助。1926年鲁迅任教厦门大学，住厦大图书馆。容肇祖受顾颉刚之邀，任厦大《国学研究周刊》主编兼国文系讲师，这时始得认识鲁迅先生。容肇祖前往拜见鲁迅先生，交谈中说他在研究嵇康思想。鲁迅得知后，将自己所著《嵇康集》校刊本借给他。这个校刊本当时尚未付印，只是手写本。由此，容肇祖深知鲁迅先生对青年人的厚爱。1927年，鲁迅先生到了广州中山大学，容肇祖也被安排在那里的预科做国文教授兼文学院中国哲学史功课。这时，鲁迅先生赠容肇祖《汉代文学史》讲义，这对他后来完成《中国文学史大纲》又大有助益。

容肇祖在北大读书时还师事过另一位史学大师陈垣先生。他选学陈垣先生讲授的校勘学，受益良多。陈垣先生也十分看重容庚、容肇祖兄弟，在容肇祖北大毕业时，曾请他们兄弟吃饭，并请清华大学吴宓教授和他的东莞籍弟子张荫麟。这样，容庚、容肇祖又得以结交同乡张荫麟。1934年，陈垣约容肇祖到辅仁大学任国文、历史、哲学三系的副教授。这时，容肇祖还兼任北大哲学系的副教授。容肇祖的成名之作《明代思想史》，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写作的。这本书本来是容肇祖为了辅仁和北大讲课的讲义，由于作者在书中阐述了自己的创造性思想，在1941年出版后，竟使他一举成名。

此外，容肇祖在北大求学时曾听过蔡元培、马叙伦、熊十力、刘半农等学术大师讲课。后来在厦门、广州、北京、昆明任教时，又接触过陈寅恪、闻一多、朱谦之、钟敬文、吴晗等人。他们与容肇祖互为师友，学术成就上凝结了相互的才学。

著作宏富的中国思想史大家

容肇祖是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明代思想史的学术大家。他的《明代思想史》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该书是海内外学者研究明代思想史所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日本当代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著名学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岛田虔次，于1981年在北京大学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时，曾当面向容肇祖先生拜谢，声称自己深受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明代思想史》等著作的影响。前苏联科学院哲学所所长谢宁和东方哲学室主任杨兴顺，为编写《中国哲学史》，特请容肇祖撰写明清部分，而且一再致谢。1987年，美国学者马紫梅、日本学者志贺一郎、瑞典学者隆德尔等，都曾分别要求单独向容肇祖问学和交流。1991年，台湾辅仁大学教授刘义胜四次登门造访，问学于容肇祖先生。被蒋介石幽禁于台湾的张学良先生，生前曾对人声称，他喜读明史，而且有愿望“能与王崇武、容肇祖、翦伯赞三氏交换有关明史诸问题之意见。”据一些归国人士披露，容肇祖的《明代思想史》《李贽年谱》等有关明代学术思想的著作，连同他的《魏晋自然主义》《韩非子考证》等，在台湾、香港地区和新加坡、英、美、德、日等国被翻印作教材和参考书颇多。虽属盗版，但也由此可见容肇祖的著作影响之广泛。

《明代思想史》本来是容肇祖在大学任教时编著的讲义。讲明代的学术思想，当然可以参考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但是，容肇祖的自述指出，第一，对明代学术思想的评价，不能依据二百几十年前黄氏的评价作标准；第二，即使要真正理解黄宗羲的《名儒学案》的思想，也要尽量参阅黄氏著作所依据的原文；第三，在遍求当时北京各大图书馆的藏书和各个古旧书铺之后，容肇祖竟发现有《明儒学案》所曾涉及的许多材料。根据自己搜集的资料，容肇祖发掘了一些久被淹没而又有自己独特贡献的思想家，诸如林光、黄绾、陈建、陈第等多人，为研究明代学术思想拓宽了领域。

容肇祖对明代思想家用力最勤的当推李贽。李贽反对礼教，批评程朱学派，反对以孔子是非为是非，他信奉王阳明的良知说，主张人的思想解放。在明朝，李贽的书被列为禁书，就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也不见有李贽的任何资料。容肇祖撰写的《李卓吾评述》和《李贽年谱》，摆脱了历来对李贽的偏见，对李贽的著作进行认真梳理和仔细考证，澄清了史实，摆脱了历来对李贽的偏见，对其学术观点作了客观、公正的评述。

容肇祖还努力发掘了明代思想家何心隐和吴廷翰等人的资料。何心隐本名梁汝元，属王艮创始的秦州学派三传。他曾在家乡江西永丰进行其理想社会的实践，因设计倾罢奸相严嵩和讲学得罪张居正，在明万历年间被捕杖杀。他的著作流传很少。容肇祖自1936年开始搜集、抄录其著作及其他资料，至1960年出版了《何心隐集》。1962年，容肇祖还首先发掘了王廷相思想的传人吴廷翰的有关资料，1965年撰写《吴廷翰的哲学思想概述》的论文，1984年点校出版了《吴廷翰集》。这都为后人的研究铺平了道路。

容肇祖擅长经学和考据学，单就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贡献来说，他对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并不限于明代。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韩非子》十分之中仅一二可靠。容肇祖在1935年所著《韩非子考证》中，对《韩非子》55篇均作了详细鉴别，认定有16篇为韩非所著，其余均可疑。对他的考证在学术界虽有分歧意见，然而他言之有据，对以后的研究者很有启发。容肇祖的《魏晋的自然主义》一书，还辑录了散失的王安石的《老子注》。王安石是公元11世纪中国北宋的改革家，他的哲学思想是其政治改革的理论基础。在改革失败之后，其政敌不允许王安石的著作传世。容肇祖广征博引，根据南宋以来各种文献资料提供的线索，辑出原文80多条，另附宋人詹大和《王荆公年谱》，于1979年出版了《王安石老子注辑本》。冯友兰在答谢容肇祖赠他这本书的信中说：“由此辑本，对于研究王安石的思想方便多矣。”

容肇祖治中国哲学史方面的宏愿，不仅不止于明代，同时也不止于发掘历史上若干思想家的资料，他本来计划要写一本《中国思想史》。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在辅仁和北大讲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他对历史上诸家学者亡佚资料的发掘，其范围是很广的。他本想一个一个朝代去做，等断代思想史完成以后，再去综合成一本《中国思想史》。实际上，容肇祖已出版的著作除了明代和魏晋断代思想史之外，他在1946年还出版了一本《清代思想史》，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者抄走后不知其去向。另外，他还有40多篇关于单个哲学家的论文。容肇祖治学非常严谨，观点和方法都比较有个性，如果他做成了一本中国思想通史，那么其学术质量真是可以想见了。

在文学、史学及民俗学方面的贡献

容肇祖继承了中国国学文史哲统一的传统。在他的教育活动中，有时偏重国文课教学，有时教历史，有时偏重哲学，有时则身兼文学、历史和哲学三个系的功课；他在从事研究和著述时也是这样。容肇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最突出的是其1935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大纲》。这本33万字的文学史大纲，上起甲骨铜器记载，下讫民国的新文学运动，对文学体裁、格式构造，以及关于进步和著名的文学家，均有深入简出的论述。该书内容丰富、观点新颖，深受读者喜爱，所以能够一版再版，到1949年之前，该书一共印行了五版。

20世纪50年代，容肇祖与顾颉刚等人一起，受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委托，标点《资治通鉴》。这是他对中国史学作出的一项重大贡献。《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编年体著作。点校本《资治通鉴》出版于1956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整理出版的第一部大型史书。接着，1957年又整理出版了毕沅的《续资治通鉴》。整理本《续资治通鉴》虽然也署名“标点《资治通鉴》小组”整理，其实该书的标点全部出于容肇祖先生一人之力。半个多世纪以来，整理本《通鉴》《续通鉴》，已成了文史工作者案头必备之书，其为学术界带来的方便，是不言自明的。

容肇祖对中国民俗学的贡献，比起在文史方面的贡献更大。早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时，他就给顾颉刚办的《歌谣周刊》投稿。他和顾颉刚、孙伏园、容庚等参加的妙峰山庙会调查活动的影响更大。他们将调查所得的材料写成文章，又组织了一些有关文章，先后在1925年5月到8月的《京报副刊》上出了6个“妙峰山进香专号。”容肇祖的《妙峰山进香者的心理》是发表在5月13日第一个专号上的第一篇。他们的文章发表以后，使学界人士“忽然感到从没有预期的不可名状的惊异”，“觉得中国学术界起了革命”，惊叹“这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霹雳。”

容肇祖在厦门大学时参加过国学院的风俗调查会。然而，1927年冬～1933年夏，他在中山大学担任民俗学会会长期间，所起的作用更大。当时的中山大学，聚集了一大批从北方逃难而来的学界名流，加之国民政府对学校的鼎力资助，因此学术风气甚浓。这个民俗学会包括了中大语言历史所的傅斯年、顾颉刚、董作宾、钟敬之、杨成志、何思敬等人和校外一些名流。他们创办的《民俗周刊》，在中国民俗学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928年3月~1933年6月，这个刊物一共出了123期，其中的第29~92期、第100期、第111~123期是容肇祖亲自编辑的。据该刊的编者之一杨成志的统计，《民俗周刊》共刊出故事180多篇、传说112篇、歌谣160首、谜语38则、谚语9条、民间趣事27则、风俗130则、信仰37则、论文300多篇、通讯26则。该刊组织了许多专号，为民俗学提供了大批宝贵资料。容肇祖对《民俗周刊》全力以赴，他为这个刊物写作的稿件有数十篇之多。他说：“在学校每周教授十五点钟的功课外，所余暇的时候，大半是为民俗学会风俗周刊耗去。”在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和《民俗周刊》的影响下，江浙等地也先后成立了多个民俗学会。在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传习班学习过的多名学员，后来都成为中国民俗学、人类学的中坚力量。容肇祖是中国民俗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后，他曾任副理事长。

为科学和民主奋斗终生

容肇祖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走上治学之路的，因此他把民主与科学奉为圭臬，成为一生的不懈追求。他的《明代思想史》，开篇就把矛头指向了明朝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他认为，科举考试是一种政治文化，实行的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一种愚民政策，科举取士实际上“只可制造若干陋儒”。

容肇祖自幼憎恨科举制度，这与他的家庭背景有关。他的曾祖容保民考取广东乡试举人后进京会试，不幸试后得病，与返粤途中在德州病故。他的祖父中进士后拒绝做官，回乡办学并伺候母亲。他的父亲考中拨贡，但体弱多病，年仅37岁即染病而亡。他的生日正好赶上其祖父逝世那天，因此被认为不吉祥。他原名念祖，父母是希望他记住祖上。他10岁时丧父，母亲带着他们兄妹6人艰难度日。他刚念完中学阶段，家庭就让他与四舅母的表妹成婚。这一切造成了青年时代的容肇祖的叛逆性，因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表现出对民主与科学的强烈追求。

容肇祖与顾颉刚的治学道路有点类同。他们都是广闻博学，涉猎的范围非常宽泛。他们去妙峰山调查，开一代治学风气之先；他们对民俗学的关爱，正是为了打破封建文化专制，发掘和宏扬民间优秀传统文化。他们深入民间，深知封建迷信对人们的危害，为破除迷信，容肇祖还专门写了《迷信与传说》一书。

他选择明代作为治学的重点，也不是偶然的。他不同意胡适认为明代学术思想贫乏的观点，而赞同王阳明一派对程朱理学的批评，这有助于人们抵制封建专制思想。他注重发掘历史上因反对封建专制文化，而遭受各种迫害的诸位学者的思想。例如，他力图对李贽、何心隐等人作出公正的评价，以恢复他们在文化传承中的历史地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就叫做“拾寒琼于芳草，著潜德之幽光。”

容肇祖十分注意研究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王艮注重在日常生活之中贯彻其道，力主实用、实行之学。容肇祖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推崇的平民化的、实用化的哲学思想和实践精神。

容肇祖在辅仁大学任教期间，断然与前妻离婚，全身心投入治学。而1939年，他与革命烈士之女袁熙之结婚，这更加促进了他走上追求民主，奔向光明之路。日本投降以后，他鼓励和支持学生的反蒋爱国运动，在中山大学讲授“中国学生爱国运动史”、“五四运动史”。1949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1年，他于耄耋之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容肇祖一生勤奋治学，直到晚年仍笔耕不辍，一直到1993年还出版了《胡寅崇正辩斐然集附胡寅年谱》一书。容肇祖不愧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典范，后学的楷模。（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审）

(原载《学问人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