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写过一本名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该书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写道：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者任何别的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波普说：“我已经证明，由于纯粹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未来的进程。”波普所说的“证明”是他在另一本专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选取了若干事件，以证明这个问题（历史决定论）对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中的持续而有害的影响”。波普认为，牛顿对物理世界的逻辑推理是不能运用于社会科学的。因为人的行为常常具有偶发性和不可预测性，没有一个人能确切地知道自己一生的行为轨迹。因此由每一个个体所组成的社会及历史，不可能按照物理逻辑来推算并构筑它的未来。

波普的学说影响了很多人，包括眼下炙手可热的金融大鳄索罗斯。在波普的“粉丝”中有一位美国学者很引人注目，她叫德博拉·海登，曾在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精神病学系授课。为了探索历史人物的偶然性因素在历史构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多年来她专注于钻研大量被人遗忘的历史档案、私人信件和媒体报道，从个人因素所导致的某些历史现象的发生并进而影响历史进程为视角，揭示了众多伟人及历史人物因疾病困扰而出现的种种异常、变态之举。而正是这些个人的“非正常”行为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历史。海登的研究成果体现在了她那本引人注目的书——《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该书的研究对象包括了贝多芬、舒伯特、福楼拜、凡·高、尼采及希特勒等人。

众所周知，贝多芬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音乐家之一。他的无数作品被视为经典并流芳百世。晚年的贝多芬虽然已经耳聋，但依然写出了很多杰作。而那时的贝多芬：“健康一直很糟，情绪低落，精神很紧张，多疑……有时候狂躁，易冲动有攻击性，要求完美，耳聋、易怒……这都让维也纳人认为，这位伟大的作曲家，是个极端的疯子。”根据海登所收集到的资料和研究显示：贝多芬年轻时经常光顾青楼，后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称青楼为“发臭的堡垒”，并奉劝他的朋友一定要远离这些“堡垒”，因为“那些堡垒是要人命的”。海登说，那个时候是梅毒猖獗的时代，19世纪的医学界均认为贝多芬患有梅毒。而贝多芬的耳聋以及晚期的古怪表现均与梅毒及麻痹性痴呆阶段的症状相吻合。

1863年，贝多芬的遗体被挖出来进行医学解剖，耳科医生肖恩·塞拉斯认为：“解剖发现脑干周围有变化，显示有局部的脑膜反应，这可能是梅毒引起的脑膜发炎。同时代的医护人员诊断为梅毒，也为他进行了治疗……”

然而令人深思的是，贝多芬很多优秀的作品包括他的《第九交响乐》都是他的晚期作品，也就是说是在外人看来贝多芬已经“疯了”的时期写就的。李斯特曾说：“我公开表示佩服和喜爱的作品，大多属于贝多芬的‘晚期风格’。”

我在想，假如贝多芬一生健康，没有因风流而遭此“不幸”。那么今天我们眼里的那个贝多芬还会有吗？弗洛伊德坚持认为天才艺术家和精神迷狂之间存在着诡异的关联性。换句话说，假如贝多芬不是因病而“疯”的话，我们还能听到那些震撼了两个多世纪的伟大的音乐吗？

凡·高是著名的印象派画家，晚年因精神分裂而做出诸多诡异的举动，比如用刀割下自己的耳朵去送给一个青楼女子，并数度开枪自杀并最终死于自杀。然而凡·高绝大多数杰出而富于创造性的画作都是在生命的最后六年中完成的，也就是在他精神已经出现分裂的状态下完成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凡·高最后的精神分裂，对此历史上存在着很多纷争。海登在大量史料和调查中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线索。比如《荷兰先锋报》曾经指派记者肯·威尔基写一篇有关凡·高的特别报道。于是威尔基开始循着凡·高一个世纪前的历史脉络，采访了大量相关人士。其中有一位就是当年给凡·高看过病的医生卡芬涅尔的孙子，他告诉记者：当年“祖父为凡·高治疗梅毒，他开水银的药方，送凡·高到司徒登堡医院做臀部蒸气浴”。

海登还发现，凡·高在给朋友的信中数次警告“不要找女人”。而且凡·高的两个密友高更和西奥均是梅毒患者，他们之间的通信充满了讳莫如深的暗语。这三个人最后均表现为精神失常，充满暴力倾向，高更也试图自杀但未遂，而西奥则死在精神病院里。海登认为这些都是梅毒三期及麻痹性痴呆阶段的典型病状。著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雅斯贝斯对凡·高有很深入的研究。他说在凡·高生命的最后阶段里，感情的激烈和狂喜交相混杂，充满了亢奋和无穷的活力以及几近神秘的激情。在自杀前几个月整日疯狂地作画——《加歇医生》、《麦田群鸦》及《奥维尔市政厅》等，均是那个时期的作品。

最令人瞩目的是海登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对希特勒的研究。比如希特勒痛恨犹太人的真正缘由是什么；在《我的奋斗》中为什么会出现大量有关梅毒的言论；希特勒大量屠杀犹太人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他在二战晚期为什么加速战争进程从而最终导致灭亡……海登所获取的历史资料和信息表明：“希特勒晚年有典型的后期梅毒症候——精神错乱，胡言乱语，以及左边的手脚麻痹，不断发痒、失眠、头痛胃痛……年轻时的希特勒是个‘优柔寡断无所事事的狂想家’，要不是受到梅毒的影响，他将会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由此可见梅毒从其早期就改变人的个性。”在此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设想一下，假如希特勒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市井草民，今天我们看到的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呢？

海登的研究至少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历史的进程并非全然仰仗着“客观规律”在推动，历史人物的某些个人性格特征和偶发性“私人事件”往往是构成历史的重要因素。而忽视后者的历史，在相当程度上只是一个“观念”的历史而非真实的历史，至少是一个以偏概全、残缺的历史，而历史本身也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