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科学哲学过渡到了“后经验主义”时代。逻辑经验主义的静态逻辑分析方法受到排斥，科学哲学家将目光更多集中到了科学的历史、社会等外部因素方面，在这种背景下，科学哲学研究也随之发生了巨大转变。文章认为，这种转变主要表现为对科学发展模式、科学知识和科学本身地位理解的变化，其中的核心是一种实践论科学哲学逐渐取代了传统表象主义、认知主义的科学哲学，人类“生活世界”成为科学哲学研究新的视域。

科学哲学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80（2008）03－0007－05

科学哲学的主流是在分析哲学的理论框架中发展起来的，经验主义传统在20世纪以来一直占据了科学哲学的统治地位。而波普尔证伪主义的批判锋芒，促成了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衰落，构建起以他和I. 拉卡托斯、J. 沃金斯为代表的批判理性主义学派，并成为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以图尔敏、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兴起之后，对逻辑经验主义传统哲学再次进行了激烈批评，科学哲学逐渐从逻辑主义转向历史主义。尤其是1962年库恩（T. Kuhn）《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出版，标志着科学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科学信念和科学观的转换，以及社会进程在科学共同体转换过程中的作用，都被引入到了科学争论的核心部分，科学哲学过渡到了“后经验主义”的时代。逻辑经验主义的静态逻辑分析方法受到排斥，哲学家的目光等多集中到了历史、社会意象方面。后经验主义的基本特点就是要弱化纯粹认识论，轻视经验与事实，而强调思维的发散性和多元化。因此，后经验主义不再强调证实，不注重经验，但却高度重视人在建构科学理论中的作用，知识研究转向对科学认识主体的探讨。在这种背景下，后经验主义在科学认识问题上的相对主义色彩很浓，它对传统科学哲学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在这种总的理论背景影响下，当代科学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了对科学知识本性及科学发展模式的动态解释方面。但围绕这些比较固定问题的争论，科学哲学家研究的理路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普遍对传统认知研究模式进行了深入反思，关注点开始从“科学的认知结构”转向“科学的外部语境”，强调人和社会在建构科学理论中的作用，科学研究转向人类的“现实生活”。

一　库恩理论的实践论转向

传统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认为，科学理论的合理性在于经验事实的客观支持和理论本身内在逻辑的一致性。简单而言，就是经验证实原则决定着科学合理性，“‘所有真命题就是整个的自然科学（或自然科学的总和）’。这就意味着属于科学的命题是源自于那些真实观察陈述命题；它们是那些可以通过真实观察陈述给予验证的命题。如果我们能知道所有的真观察陈述，那么我们也将知道所有可以被自然科学所肯定的东西”[1]，科学哲学关注的重点在于科学知识的逻辑结构。但从波普尔开始就不再把科学仅仅视为已经得到证明了的知识体系，而是一种人类对自然界的理论探索活动，一种人类从常识出发得出的猜测性、试探性假说。科学的进步和动态发展问题取代科学方法论成为科学哲学研究的主题，传统科学哲学从静态逻辑分析逐渐转向了科学的具体实践。在这些理论努力中，库恩的思想最具有代表性，劳斯（Joseph. Rouse）评价说，“将科学视为实践领域而不是陈述之网，这方面最有影响的非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莫属。”[2]

库恩力图从“历史史料本身展现出来的科学”来揭示“真实的科学状况”，通过科学史研究所揭示出来的新解答（历史、社会因素），用一种不同于逻辑经验主义的历史主义进路来解释科学。库恩写道，“我们更关心科学知识的获得过程，而非科学知识的逻辑结构。我们重在强调只有从科学实际发展和科学精神事实才是合理的材料，所以，我们要到历史中去找材料。从这些公共的材料库中得出了很多一致性的结论。由此我们反对科学是通过累加而获得进步的传统观点，新理论替代旧理论（它与新理论互不相容）的革命性过程，在替代过程中旧理论应对不了逻辑、实验、观察所提出问题是尤为重要的”[3]。这种历史主义观念动摇了自启蒙以来所认定的“理性”的基础，开创了科学哲学研究的新方向。

由于库恩历史主义的基本目标是研究科学发展问题，重点在科学知识的增长方面，而不在对科学知识进行静态的逻辑分析。在历史主义看来，经验事实和逻辑还不足以构成科学动态发展和转变的合理性标准。例如汉森和费伊阿本德等人认为，科学理论、观察实验和方法论之间并没有绝对分明的界限，因此科学原理、假说和经验观察并不是绝对二分的。经验事实不是独立的，观察、实验等事实陈述是根据某种理论假说作出的，不存在独立于理论的纯客观事实，观察和理论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所以没有一个严密的经验基础能为科学知识合理性提供保证，经验主义试图通过研究经验和理论的关系（包括证实和证伪）是无法阐明科学的真实历史情况的。

那么，科学家又根据什么标准判断理论的优劣，进而作出理论选择呢？库恩指出，实际科学历史上的理论选择，逻辑和经验证据并不像经验主义设想的那样重要。在理论选择上的互相辩论，与逻辑证明或数学证明不同，后者的前提与推论规则从一开始便约定好了。如果双方对得出的结论有异议，则可以根据原先的约定一步一步地逆推回去，认真检查论证的每一步骤，直到最后，双方中必有一方发现自己在推论过程中犯了错误，违反了原先的约定，不得不承认对方的证明是正确的。只有当双方发现他们对于原先约定的规则有不同的解释，或有不同的运用方式，或是原先的约定不能作为证明的充分基础时，辩论才会采取如科学革命那样激烈的方式进行。这时的辩论已不再是逻辑推理的辩论，而是关于前提，关于出发点的辩论，它必须以劝说作为通往证明的可能性的序幕。相互竞争的理论选择，正是这种性质的辩论。这样一来，科学发展中的科学范式选择，就如同相互竞争的政治斗争和革命一样，它是“一个不相容的共同体生活方式之间的抉择”，一个新范式的选择、接受过程，不是采取强权，强迫人们接受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劝说感化的过程。因为“科学家是讲道理的人，总会有这个或别个论证最终将说服科学中的大多数人。”并且在科学上，只“承认一个专业团体的存在，肯定这个团体在某领域中独一无二的作用，并接受这个团体作为专业成就的惟一裁决者。”[4] 做出终审裁决的，是该领域内科学家所组成的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是根据专家们共有的一套特定的价值，以及共有的特定经验的互动方式，专家们最终取得的意见一致，是靠劝说，这与政治革命中对社会制度的选择颇为相似。科学变化即从一种“范式”转变为另一种范式是一种神秘的转变，这种转变不受、也不可能受理性规则的支配，是完全属于发现的（社会）心理学范围之内的。所以，科学革命是一种宗教式的变化和皈依，科学理论的转变问题由传统的逻辑合理性转移到了社会学意象的解释，逻辑实证主义以来所形成的科学发现语境和辩护语境趋向融合，科学哲学的研究走向了具体化，强调在历史和社会语境中再现科学的真实面貌。这是科学哲学研究实践论转向的重要一步。

二　社会建构论的“生活世界”回归理路

在库恩等人发展起来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中，还蕴含了另一重要的科学研究思路，即社会学进路，要关心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关注科学系统的外部环境的影响。曼海娒、舍勒的知识社会学的发展以及以后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的建立，使得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科学知识研究逐步发展起来，并发生了历史学之后的又一次转向：社会学转向。随着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发展，尤其是建构主义、女性主义、社会认识论等将科学的理性和逻辑看作社会、历史、文化、制度、组织等因素作用的结果，知识的社会学解释成为认识论的核心，“对人类知识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概念的哲学阐释，要求把这些概念置于社会关系的背景中”[5]，科学不再是认知意义上的纯粹自足的理性产物，而是由社会和历史所建构起来的文化建构物。这样一来，传统的科学观：“一个理论的接受和拒斥归根到底取决于逻辑和经验这两个因素，对方法论规则形式化说明的目的就是要保证规则和标准在使用中保持客观，不受认识主体的主观因素的影响，科学和科学合理性都是不依赖于主体的，它们相对于社会历史条件具有独立性”，[6] ——就失效了。

历史主义学派特别是库恩的范式概念已经表明了绝对真理的不可实现性，范式概念意味着没有脱离范式的纯粹事实，绝对的纯粹客观事实不再存在。社会建构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借鉴维特根斯坦生活形式理论，把它引入知识社会学研究。布鲁尔进一步认为，共同体的概念更是表明社会表象主导科学家的实践：“科学家形成实践者的‘共同体’。‘共同体’是一个有着固定生活方式的扩散力主题，它有着自己的风格、习惯和惯例，暗示着社会的团结。与社会中周期性突然爆发的‘革命’的争论性表象相比，共同体主题只会强化，而不会周期性变化。在库恩理论中，没有反权威的战役，反而他的表述中确实表明了科学中教条的有益作用。科学教育表现为独裁的过程，它不是寻求公正地向学生说明与以前范式相关的关于世界的竞争性观点，而是寻求让他们能够在现存范式中工作。”[7] 布鲁尔利用可证伪性、范式、共同体这些概念试图表明，与其说科学是在科学方法指导下的活动，不如说是一系列的社会实践，用范式和共同体这些社会学概念比抽象的普遍理性标准更为有效和科学地说明科学活动的特征。布鲁尔突出强调了科学是一种社会活动，他最为关注文化之间的类似性，科学是一种社会活动，宗教等文化也是一种社会活动，社会性是一切文化活动的特征。

社会建构主义相对于传统认识论其着眼点转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活动。他们更多的是把科学看作一种社会现象，一种社会活动，而不再是单纯的知识，这是它们超出传统科学观念之处。他们认为“在相互竞争的模型或类比之间的选择不可能在逻辑上自动的实现：它最终取决于人类的评价。这种选择常常通过某种‘约定’或社会性理解（即只有某个特定的系统应该被传授和使用）来解决。这样，约定主义就为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打开了大门。知识社会学的基本原理之一就是，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他们描述生活事实时，相当自然、相对合适地采用不同的概念约定”[8]。但这样一来，就决定了他们对真理符合论的拒斥，真理充其量不过是人们一致性的认同，社会协商的结果。

科学知识的内容是由社会因素决定，是社会协商的结果。劳斯说，尽管建构主义名词繁多，但它们最中心的主张都是在强调科学内容的社会性：科学理论的内容必须按照特定的实验来理解，科学规律所严格适用的那些现象并不存在于自然界中，而是在实验室中被创造出来的。所以，自然规律是对具体受控现象的总结，这种受控的现象是人为构造的，科尔概括说“所有的建构论都认为，自然科学的内容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9]。当然，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是对科学知识内容的影响。而且，科学知识的生产条件是社会性的。各种科学理论所坚持的知识标准是由特定的理论活动和实验活动所决定的，这些科学活动都是局部的，其研究机会受局部条件决定，这些研究机会也反过来决定着科学理论的产生、接受和科学发现的形成，而且决定着哪一种理论等同于科学的知识，所以，科学知识的条件必然涉及到各种研究机会，即社会因素。最后，科学知识是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利益所导致的，在科学观察、研究过程中，以及理论选择过程中，都有社会性因素掺入，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的知识是社会地建构的，不存在纯粹合理的科学理论选择。建构论在看到现实科学实践特点的同时，它鼓励从在科学中片面起作用的一系列因素出发的研究，并使之合法化，因而得出非常可疑的结论。

建构主义对传统科学知识合理性、客观性的解构，从另一面揭示了科学知识相对于人类实践、生活形式和文化的关联性，但它也进而走向了极端，甚至否定了外部自然在科学知识中的决定性地位。事实上，日后布鲁尔、巴恩斯等人的思想也有所回归，例如他们在后期著作《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分析》及《知识与社会意象》中文序中就提出了“社会有限论”（socialogical finitism）立场。但无论如何，建构论这种相对主义知识观对克服绝对的“客观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契机，也为人们对科学的思考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　科学哲学研究实践优位的主要视域

由于传统科学哲学把人从现实生活实践中抽象出来，变为单纯的认识者，甚至抽象化为纯粹的意识者、“思者”，从自我封闭的意识主体出发建构认识论体系，在抽象的主体意识中寻求知识客观必然性的基础和条件。近代自然科学模式随着科学在现代社会中取得的巨大成功很快就被“意识形态化”了，人们把自然科学当作其他一切文化门类（包括历史学、社会科学和各种人文科学）的统一模式和范本，将科学世界看作人类生活世界的典范，生活世界即使不被完全还原为科学世界，但科学世界也是我们生活着的世界的理想状态；与之相应，科学认识论理应成为典型的认识论，日常生活中认识活动的“标本”。这种思维形态造成了传统知识论在追求真理的同时，却遗忘了科学的现实性基础：人类的生活世界，致使主客分离、事实与价值分离。也由此产生了近代以来唯理智主义的科学观，一种强调静观、“上帝之目”形式的科学观。

但随着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对传统唯理性主义的反思，人们对人的情感、意志和理念等非理性因素越来越重视。生活世界领域逐步在人们的视野成为理论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并日益显示出其丰富的内涵，很多哲学家都把目光投向人的生活实践领域。

科学哲学对科学知识论研究转向了科学实践的研究，研究对象从“作为知识的科学”转向了“作为实践的科学”，人类“生活世界”取代传统表象主义、认知主义的科学哲学，成为科学哲学研究新的视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哈金、皮克林、拉都尔、劳斯等人的工作，他们试图彻底突破传统认识论的局限，强调自然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等的相对性。在研究视野上，他们特别强调实践和文化的重要性，把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过程，它是各种异质文化的建构。例如，皮克林从理论优位和表征性的科学观出发，关注科学实践，他以理解仪器、模型、实验和科学中等干预性程序的作用。事实上，皮克林的实践概念是在两个意义上表达的：一是时间上作为文化拓展和转换的实践，另一个意义上的实践与科学家在其日常工作中所依赖的特定的、可重复的活动序列相联系。

科学在“生活世界”之中“普通化”，与其他社会实践并无本质差异。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布鲁尔认为“科学共同体”的概念表明了社会表象主导科学家的实践，即科学家形成实践者的共同体。科学实践活动与其他人类的社会实践并无本质差别，布鲁尔利用可证伪性、范式、共同体这些概念试图表明，与其说科学是在科学方法指导下的活动，不如说是一系列的社会实践，用范式和共同体这些社会学概念比抽象的普遍标准更为有效和科学地说明科学活动的特征。布鲁尔突出强调了科学是一种社会活动，他最为关注文化之间的类似性，科学是一种社会活动，宗教等其他文化也是一种社会活动，社会性是一切文化活动的特征。在这里，科学的神圣地位消失了，成为一种普通的生活、社会现象，科学“通俗化”了。从一种“非人化的、普遍的、永恒的”崇高形象转变为“个人化的、当地化的、暂时化的”世俗形象，以往无上荣光的“大科学”变成了普通的“手艺作品”，而令人敬仰的科学家也随之降到了一般的手工工匠的水平，神圣的科学知识成为了普通的手工技能。正是由于科学“神圣化”的“生活世界回归”，普通科学实践成为新的研究领域。

其次，科学的“生活世界化”表现为科学真理与价值的不断融合。其实早在历史主义学派特别是库恩的范式概念中，就已经表明了绝对真理的不可实现性，范式概念意味着没有脱离范式的纯粹事实，绝对的纯粹客观事实不再存在（前面已经提到）。普特南又进一步指出，传统哲学在事实与价值的区分，“这是一个无法予以合理辩护的二分法”，因为“事实和价值的二分法是极为模糊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我们赖以决定什么是、什么不是一个事实的科学探究惯例，就已经预设了种种价值”[10]。事实与价值的融合不仅表现在真理中，相关性的概念也带有大量利益和价值。普特南举“猫在草垫上”为例说明，在这个陈述包含了三个概念，即“猫”、“草垫”和“在……之上”。这些元素都是由一个特定的文化系统所提供的，其出现和普遍存在揭示了有关该文化，以及差不多每一文化的价值和兴趣的某些方面。因此，有关我们价值体系的极普遍实施显示在我们的范畴中，相关性标准依赖于并且揭示了我们的整个价值系统。再如伯姆等后现代科学家也强调，“后现代科学必须消除真理与德行的分离、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伦理与实际需要的分离。”[11] 对传统认识与价值二分法的破除成为一种流行趋向，从价值、生活角度分析科学也更具有了合法性。

科学哲学对实践问题的关注还表现在一系列具体科学实践问题方面，即强调实践的优先地位。科学哲学研究把科学活动看成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有形式，开始放弃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人为分界。例如吴彤教授把当前的这种科学实践哲学研究分为认知科学、解释学和新实验主义三个典型的自然主义进路。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女性主义运动同样带来了许多价值问题，如性别倾向（“父权制”世界观及传统二元式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了科学的实践活动。他们反对在父权制世界观和二元式思维方式统治下的对女性与自然界的压迫，倡导建立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在具体理论实践方面，科学的通俗化把科学哲学研究导向了一种激进的社会学研究，当前这种理路至少有科学知识社会学、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科学的修辞研究（rhetorical studies of science）、符号人类学、女性主义理论、现象学社会学等等。对日常生活中科学实践活动的关注成为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视野。

四　结论

其实从马克思开始，西方整个哲学传统便开始这个根本性的转折，这就是认识论视野或哲学视野的根本置换：科学世界向现代的生活世界的回归。马克思认为，这种思维和存在分离和统一的问题，是一种由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虚构出来的假问题，是“在想像中脱离生活的性质和根源的哲学意识”。要批判这种虚幻的哲学意识，使哲学研究从形而上学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就要揭示认识的“生活的性质和根源”，使认识论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回归，“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只有这样，传统科学哲学所持的抽象科学观才能得到克服，促使我们从纯理论的态度中警醒，理论活动并不具有一种独立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地位，它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人类生活才是实现胡塞尔理想的最终依据，在生活中，科学真理和人类价值才能最后合而为一。

总之，当代科学哲学在一系列基本哲学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相互对峙哲学倾向。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几个方面：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社会主义；哲学方法论与社会学方法论（进一步而言就是规范主义和自然主义）；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思路的张力。但科学哲学从中表现出来的最大特征还是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即皮克林所说的，“实践”概念和关于科学的社会和文化史的一般活动一样，比“理论”更为基础。“科学理论”不再是通过它来对科学进行分析的概念，主要是因为它依赖于作为表征的知识观。像证据、可能的知识、错误的控制、非完全决定性，认知证明等认识论问题，被“科学活动的丰富性”的文化历史的分析所取代。当科学中的认识论问题没有在智识议程（intellectual agenda）冲出现时，从“理论”转向“实践”就成为一个可以理解的转变[12]。只有这样，传统哲学所持的抽象科学观才能得到克服，像赫胥黎（Julian Huxley）所说的那样实现“新瓶装新酒”[13]，全新的科学哲学才能有突破性的发展。

（原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