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记得在法国留学时，我所在的单位是同时隶属于艾克斯－马赛第一大学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比较认识论研究班(Séminaire de l'épistémologie comparative)”。法语épistémologie不同于英语中的theory of knowledge，它主要是指科学认识的认识论，因此，与英美的科学哲学比较接近。回想这个研究班每年举办的系列专题讲座，其中科学思想史（注：按照我们的理解，“科学思想史”区别于专注于史料的考证和编年的科学史，它更注重于历史上科学概念及其形而上学基础的诠释，注重于这些概念及其系统的演变等等。）的内容竟占了约80%之多。如戴德金(Dedekind)、皮亚诺(Peano)的数学手稿的研究，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的科学概念的诠释等等。这些研究都做得非常细致，有些亦做得很深入。例如当时的哲学系主任A.米歇尔曾做过一个关于韦达(Viète)、刻卜勒(Kepler)、笛卡尔(Descartes)著作中的代数变量概念的比较研究的报告，讨论深入到了这个概念的形而上学基础演变的细节。去年我的论文导师E.史瓦兹寄给我一个主题为“书写与数学”的学术会议通知，将在会上做重点发言的两位法兰西学院院士J.威约曼和G-G.格朗日的论题分别为“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三角数可作何用？(A quoi pouvaient servir les nombres triangles des pythagoriciens?)”和“数学中的巴斯卡方法(La méthode pascalienne en mathé matiques)”。这表现了与我上面的回忆中相同的倾向。虽然与法国比较起来，美国哲学研究中传统的味道可能要淡一些，但是，波士顿大学的那个著名的科学哲学系列讲座1998-1999年度的12个专题中，属于科学思想史（或科学哲学史）范畴的最多，占总数的1/3。例如“古代科学的概念起源(Conceptual origins of science in antiquity)”、“早期近代哲学中科学的图象(The scientific image in early modern philosophy)”、“梭罗的自然哲学(Thoreau's natural philosophy)”和“从约翰·密尔顿到约翰·保罗二世的伽里略事件(The Galileo affair from John Milton to John Paul Ⅱ)”等。因此，可以说，无论是欧陆还是英美的科学哲学，都十分重视科学思想史的研究。相比之下，我们的科学哲学界对科学思想史的重视程度就显得不够了。与此相关的是，我们现有的为数不多的研究，总体水平也十分有限。无论是从材料梳理的精细程度，还是分析的深入程度，与欧美的研究相比，都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差距的存在并非偶然。这些差距以及造成这些差距的原因，都在提示我们必须重视科学思想史的研究，力争尽快地赶上西方国家的水平。

2　为什么西方科学哲学注重科学思想史的研究？

要对上述差距的存在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首先就要明白西方科学哲学重视科学思想史研究的原因。从表层上说，科学思想史是西方文化的宝贵遗产，理应受到他们的重视。这就如我们的国学界之重视诸子学说和宋明理学一样。但是，此外还存在着某种更为深刻的、学理上的原因。今天的科学哲学，比它在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识到，科学绝非一个静态的、截面式的结构或系统，它是一个生动的历史现象，一个成长着的过程。正因为今天我们称之为科学的东西是历史的产物，要想真正认识科学（究竟是什么？），就不能不研究它在历史上的产生和发展，特别是研究科学的观念的、或者说它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演变。劳丹就曾对那种以为科学哲学在一般方法论意义上能独立于科学思想史而建立和发展的传统观点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他认为正是通过科学思想史的研究，我们才能知道科学实践中科学理论的合理性的意义。他将这一意义或对这一意义的理解称为“科学合理性的前分析直觉”，并认为这种直觉是检验科学哲学中关于合理性的各种模型的“试金石”，因为与这种直觉之间存在一致性是一个合理性模型可被接受的必要条件。[1]事实上，科学思想史不仅是科学哲学关于科学的种种性质的理论（如合理性模型）的评价根据，也是这些理论的发现之源。这一点直接为下述事实所证实：有建树的科学哲学家往往从科学思想史的研究（案例分析）中获取他们的创见的根据。例如，没有人会否认关于刻卜勒发现行星运动定律的历史过程的研究对于汉森(R.Hanson)的发现理论的重要意义，或是关于哥白尼革命的研究对于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的重要意义。要真正理解科学，特别是科学理论和科学概念的本质，不了解它们的形成与演变是不可能的。我以为吴大猷的下面一段话十分具体地说明了这个道理：“研究物理学的哲学，尤其量子力学所引致的哲学问题是需要了解古典物理各部门的基础、发展、结构；重要的现象和实验、理论的性质；每个重大进展的背景，如相对论的真义，量子观念的由来；量子力学各创始者的出发点，量子力学的发展历程——先有数学形式的建立，再继以完整体系的完成；电场磁场的统一，爱因斯坦对‘万有引力’与电磁场的统一的企图；近年的场的大统一的企图；至此才能研讨量子力学及近代物理学的哲学问题。”[2]概言之，从学理层上说，西方科学哲学对科学思想史的重视在于后者是前者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和环节。

3　我们为什么未能足够地重视科学思想史的研究？

简单说来，欧美科学哲学研究重视科学思想史的理由也就是我们何以对后者有所忽视的原因。首先，科学思想的历史并非我们的历史，因为科学本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今天有所谓中国科学思想史，那其实是从对西方的科学思想史的比附中造成的。因此，在这里我们暂时撇开中国科学思想史不谈，待稍后再回到这个话题上来。由于科学实际发展的历史不是在中国演绎的，则我们就缺乏研究它的必要的第一手资料。而这种资料对于这样一种学科恰恰又是基础的条件。然而我们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如果我们对科学思想史有足够的重视的话，即使存在着这个困难，我们也还是可以做出比我们实际上已做出的更大得多的成绩来的。（注：例如，我们中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在着手做一些比较系统的有关工作：由任定成主编的“科学名著文库”正有系统地将经典科学形成时期的重要著作翻译过来。由李醒民、吴国盛主编的“科学思想文库”也选译了一些西方科学思想史研究方面的著作。但是，已做的工作显然与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它本身的客观规模远远不能相称。）如果我们对比一下西方汉学家所具有的高水平的汉学研究，我们则更无理由以语言的困难和资料的缺乏作为我们在科学思想史方面落后的借口——这些所谓困难的克服正需以我们的重视为前提。其次，影响我们对于科学思想史的重视的最主要因素，在于我们对于科学的理解本质上是静态的。科学对于我们来说，便是一大堆的定律、公式和数据的堆集。我们也谈科学的发展。但我们从没有真正地体会到这个发展的内里所脉动着的精神血液。所以对比科学思想史上那些深刻的、生动的，对科学的发展提供动力的思想源泉，我们更注重那种所谓发现的逻辑、发展的模式这类相对空泛的、不生动的东西。一句话，当我们对于科学的结果表示了惊慕的同时，对于作为一种思想形态的科学却还缺乏一种存在于内心深处的感受。这一切，又都缘于科学并非我们的文化之产物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如此对于科学的自发的曲解，在我们的文化中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它不仅表现在我们的科学哲学的研究中，更表现在我们的教育实践以至科技发展战略中，我至今记得二十年前看过的一部从西方译制过来的电视片《居里夫人》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年轻玛丽（即后来的居里夫人）来到巴黎求学，在第一堂物理课上，教授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串公式后说道，如果以为物理学就是这样一些公式，那就错了。这句话的意思是，在物理学公式的背后是物理学的思想，而物理学的思想才是物理学的基础和真正意义。这个思想甚至也不只是关于那些基本概念的简单定义，它是对于自然的和谐完美的信念以及对这一完美的结构的不懈的追求。这是一种活着的思想，物理学依赖它而有生命。相比之下，在我们的科学教育中，从中学到大学，却总是将科学原理仅仅作为教条和公式来灌输，教给学生的不过是一种“无思想的科学”。又如，我们今天十分强调科技对于发展经济的作用。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正如一些人已经感觉到的，在这种强调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对于作为现代科技赖以产生发展的基础的科学思想的漠视或无知，以至于有人不无道理地指出这大有从“五四运动”退至“洋务运动”之嫌。[3]

4　我们必须重视科学思想史的研究

必须重视科学思想史的研究，这其实是上面所述种种的一个自然的结论：首先，从科学哲学研究的内部来说，不重视科学思想史的研究，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科学，因此也就不可能对科学研究的逻辑和科学发展的规律有一个深入的体会和了解。这样，在科学哲学研究中，我们就不可能有任何原创性，从而就只能永远地跟在别人后面走，永远只有介绍而无真正的研究；其次，也许是更重要的，通过科学思想史的研究，引进科学思想的种子，并使它能够在我们这样一个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系统中真正地发芽生长、开花结果，这应该看作是我们科学哲学工作者的一个不容推卸的社会历史责任。

到现在为止，我们谈科学思想史，都把中国一方存而未论。这是因为实际上中国并未于自身中发生过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吴大猷先生对此曾说过一段很概括的话：“我国有些人以为科学‘我国自古有之’。看了英人李约瑟大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而大喜，盖其列举许多技术发明，有早于西欧数世纪的，足证超于西欧也。然细读该书，则甚易见我国的发明，多系技术性、观察性、记录性、个别性，而弱于……抽象的、逻辑的、分析的、演绎的科学系统。举例言之，我们有机械的发明，而从未能建立抽象的动力学原则；我们的光学有凹凸镜影之观察而未有物理光学（光波之观念）；我们的数学有应用性的代数而无逻辑演绎的几何学；我们有磁石的应用而从未达到定量性的磁作用定律……”[4]由此可知，中国古代有技术，但其概念基础与孕育了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生在西方的那些观念是大相径庭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之不能在中国发生，其基本原因当在于此。自从明末以来，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交碰渐多。时至今日，中国文化中物质性的以及表层的文化内容，从服装百货到建筑交通，从抗菌素到人造卫星，几乎都是西方传来的。而我们从小所学的知识，大都也是西方的东西。特别是，今天我们要继续现代化，除了进一步“西化”外，看来别无路径。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这种西化至今的成效多是表层的。中国传统文化仍然固着在我们的灵魂深处。以科学技术为例，其实际的情况是，我们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接受是从技术需求开始而达及科学层面的，并且，在科学层面上，如我们已指出的，这种接受并未有效而普遍地深入到概念基础上。也就是说，我们取的是枝叶和果实，却没有得到根本和土壤。这样，我们就处在一个困难的境况中：由于我们被迫接受一个本不同于我们文化本性的东西并企图最有效地利用它，我们就必须面临任何“移植”作业都会遇到的难题，即如何避免导致“南橘北枳”的结果。这个困难事实上已经现实地存在。例如，在我国大行其道的伪科学，就是在科学的招牌下，以技术（实践效用）的诱惑来偷运的传统方术迷信。我曾经读过一篇关于胡万林的报道。当记者问狱中的胡万林：“你以后还有什么打算吗？”他回答道：“以后我准备当乞丐，去要饭完成我的研究项目。”记者写道：“‘胡大师’一提他的‘科学研究’就眉飞色舞：‘我的成果一出来就好多人抢，现在我一天写一支圆珠笔，笔老不够用，我写的东西有那么多，不过怕带不出牢，我把它写成了79个大题目，出去以后再写出来一支* 。”[5]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将胡万林事件视为一种行骗，而是进一步看到胡万林本人和他的信徒的行为都受制于他们思想中对于科学的基于中国传统方术自然观的理解，则我们就会更接近于事情的本来面目。以这种观点来看问题，则不仅胡氏的所谓科研，柯云路的所谓“生命科学”，而且如十位科学家联名支持“水变油”这样一类事件，也都不难理解了。由此可见，我们关于南橘北枳的顾虑确非杞人忧天，而如果我们不主动地、努力地通过科学思想史的研究，真正地理解科学之精神并使之传布于国民大众，则这种南橘北枳的结果就不可避免，虽然我们还不能够清楚地想象这个结果在今后可能酿成的具体情形（例如，一种缺乏科学的观念、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文化的高技术社会将可能是一种何样的社会）”。

5　我们能否更好地进行科学思想史的研究？

虽然在科学思想史研究方面，如前所述，我们存在着某种先天的不足，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有成效地进行这项研究。针对我们的主客观条件，我以为，我们的研究需要抓住这样两条思路。首先，科学思想史的研究，史料是基础，我们当然应该努力改善史料方面的条件。但也应看到，在这方面，我们要想在总体上达到与西方同行相当的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却可以努力争取在史料的处理上，在利用史料形成对于科学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和重要阶段的思想之理解上，在科学思想史的演化脉络上，做出堪与西方同行相媲美的工作。特别是，就在我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社会意义（传播科学理性）来说，后一种类型的工作恰恰是更为重要的。其次，既然科学思想是人类文明的某种类型的产物，则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将使我们能够从更加开阔的视野中来审视和理解科学思想的实质以及它的可能性。科学思想史研究中的中西比较无疑是这种跨文化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而恰在这一方面，我们有着无庸置疑的优势。我们在前面的论述中将“中国科学思想史”这个概念暂时撇在了一边，理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无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思想。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捡”回它来。这不仅是因为它可以用作一种参照，以加深我们对于科学思想的理解，而且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看起来相对停滞在人类意识类型的早期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却可能与科学思想形态的未来发展有某种深刻的相关。人们已蒙胧地看到的在所谓后现代科学概念中存在着的与中国古代自然观的某种相似性，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究的线索。这种研究显然不仅能加深我们对科学的理解，而且还有可能让我们对科学的未来发展有所预见。（注：关于中国传统思维类型的定位以及它与西方思维类型的发展的关系，可参见拙著：“人类意识发生律——兼论中西文化交流的精神现象学根据”，《论衡》，第二辑，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科学思想史研究上的劣势反成了一个优势。总而言之，科学思想史的研究对于我们，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原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0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