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三虎】恩格斯的技术社会理论及其意义
随着科学技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第一生产力地位、作用和影响乃至冲击日益强大, 马克思主义对科技发展的意识形态意义也不断得到彰显, 技术哲学和技术社会理论进而开始成为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重要视域。在这种视域中, 我国学者主要集中于对马克思技术哲学伦理思想的探索, 至于对恩格斯这方面思想的处理主要包含两种方法: 一是采用“马克思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叙事模式, 主要侧重于对马克思著作的引证, 只有部分引证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成果; 二是使用“科技思想”或“科技价值观”这类术语, 主要涉及恩格斯有关自然科学的生产力作用、方法论等论述, 部分地牵扯到技术问题。前者的前提在于恩格斯和马克思共享同等的技术哲学思想, 但问题是如果只是从马克思视域去作出各种论证, 那么这种做法无异于抹煞恩格斯在其中扮演的独立角色; 后者虽然突出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独立贡献, 但却将技术附着于科学仅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加以讨论, 无法从整体上把握恩格斯对技术的社会理论思考。本文无意将恩格斯与马克思完全分离开来, 只是在考虑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智力关系基础上, 把恩格斯在自己的独立著作中有关技术、资本、人和社会的相关论述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以此来显现出恩格斯的技术社会理论及其意义。
一
恩格斯和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奠基人, 都对科学技术这一现代现象有着浓厚兴趣, 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发展了对现代技术的批判话语。但这并不意味着恩格斯与马克思对现代技术的同步关注, 正如凯尔纳(Douglas Kellner)认为的那样, 从1830年后期到1840年这一时期, 恩格斯在使现代世界的突出特征理论化方面起着主导作用, 这激发了马克思就资本主义对建构一种完全不同的现代新兴社会的重要作用做出各种反思。[ 1 ] (p1)如果按照这一看法, 恩格斯实际上先于马克思, 从资本主义建构的现代世界背景出发, 把工业化及其技术作为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进行了批判。恩格斯的父亲在德国巴曼和布莱蒙以及英国曼彻斯特都拥有自己的纺织工厂, 这使他能够在德国工业化早期就获得了与技术发展直接相关的现代性经验。他于1839年在德国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伍培河谷来信”, 描述了伍培河谷“烟雾迷漫的工厂建筑和棉纱遍布的漂白工厂”这一异常工业状况, 尤其是描述了伍培河流的“红色污染”完全来自“许多使用鲜红色染料的染坊”[ 2 ] (P493) 。在恩格斯看来, 现代世界表现为充满了各种变数的新兴现代建筑、工业和城镇, 而工业领域新兴的工人阶级则处于悲惨的生存状态之中: 在伍培河谷, 工厂工人从六岁就开始“在低矮的房子里进行工作, 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 直到“失掉全部力量和朝气”, 织工“从早到晚蹲在自己家里, 躬腰曲背地坐在织机旁, 在炎热的火炉旁烤着自己的脊髓”, 这些人的宿命不是祈求“神秘主义”就是被“酗酒”毁掉; 同样地, 原本“身强力壮”的当地皮匠如此工作三年以后, 也会“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被“葬送掉”, “五个人会有三个人因肺结核死去”; “下层阶级, 特别是伍培河谷的工厂工人, 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 “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难以置信的地步”[ 2 ] (P498) 。从这些引证来看, 恩格斯早在1839年就把当时工人阶级可怕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描述为现代工业发展的突出特征, 而这反过来引导恩格斯去进一步对现代技术发展, 特别是机器引入工厂产生的社会结果做出更为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恩格斯于1842年, 被送到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最先进的工业中心———英国曼彻斯特, 在其父亲的工厂中学习工业生产经营。他亲眼目睹了当时英国的新型工业生产方式及与之相伴的工人生活方式———大批量的工人失业和由此引起的贫困、饥饿、健康损害与社会动荡。恩格斯正是从这种状况看到了工业革命的整体图景, 断言曼彻斯特模式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最终会殃及一切工人。他于1845年发表了第一部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提出了现代技术使工人沦为无产者这一社会哲学主题: “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18世纪后半期, 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 3 ] (P281)这里“工人阶级”一词显然与“工人和无产者”、“没有财产的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一用法, 是指“一切工人”。在他看来, 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是指“专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 他们由于不拥有生产手段, 因此“祸福、存亡和整个生存, 都要看对劳动的需求而定, 也就是要看生意的好坏, 要看无法制止的竞争的波动而定”[ 4 ] (P210) 。因此, 尽管工人阶级按照工厂劳动的实质和程度不同, 可以区分为工厂工人与贫困者或失业者, 但“蒸气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产生“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这一陈述要表明的事实却在于: 184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整体的贫困和失业状况是18世纪机器引入的直接结果。
恩格斯认为, 造成英国工人状况发生根本变化(失去生产手段变成无产者)的第一个发明是手摇珍妮纺纱机( 1764年) , 珍妮纺纱机安装在大建筑物里由水力推动及其随后的不断改进为工厂制度奠定了基础, 吸引了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在对手摇珍妮纺纱机的改进中, 产生了线织机(1767年) 、骡机(1785年) 、梳棉机、粗纺机, 还有动力织机由蒸汽机(1764年)推动。这些技术进步的社会结果是机器劳动在英国各主要工业部门不断排挤或战胜了手工劳动,因此“英国工业后来的全部历史所叙述的, 只是手工劳动如何把自己的阵地一个跟一个地让给了机器。”[ 3 ] (P286 - 287)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切工厂都引入了机器, 事实上诸如玻璃生产、制衣织袜、锁边、陶瓷等行业直到1840年尚没有经历机械改造, 只是说机器劳动或者大工业从整体上摧毁了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恩格斯继续论证说,由于工业革命, “第一批无产者”作为工业材料(原料和燃料)加工者才“出现在工业里面而且是工业的直接产物”, 煤矿和金属矿工人这类新型无产阶级进而得以诞生, 至于工业发展对农业和爱尔兰的深刻影响则决定了各类无产阶级所处的地位, 也即要从各类工人“和工业的联系”及其“手工业被产业革命侵害的程度如何”等方面来理解机器劳动或“工业的历史意义”[ 3 ] (P293) 。这种叙事方式的基本逻辑在于,通过对现代社会结构的综合系统分析, 从珍妮机如何产生棉花、亚麻和丝绸纺织的新型劳动分工和工厂制度开始, 描述蒸汽机发明怎样开创和发展了新的动力来源、大工业和工厂制度, 工厂制度怎样使农业机械化和创造大型农场, 在此基础上展示工业革命如何通过大工业的原料和能源生产导致采矿业、冶金业、建筑业、交通业、城市化等发展, 最后把大不列颠诸岛的工人阶级整体贫困状况归结为机器劳动的影响和冲击。
恩格斯同时代的马尔萨斯、李嘉图等多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现代技术采取了乐观主义态度, 认为造成过剩人口、失业和贫困现象的原因主要不在于技术进步或机器引入, 而在于工人自身的性别和技能差异, 相信机器引入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最终有益于每个人: 产品成本降低→购买力增加→机器引入工业和其他产业生产上升→所有产业生产普遍扩张可以补偿机器引入导致的失业和贫困→每个社会成员从生产成本降低和就业人数增加中获益。与此不同, 恩格斯虽然意识到当时英国工人失业存在着机器引入取代工人、法律缺失和生活标准临时改善引起的人口增长、爱尔兰移民以及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这四个因素, 但从上面叙述可见, 他实际上相信其它三个因素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机器引入。谢伍德(JohnM. Sherwood)正是基于此认为,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发展了“技术决定论和失业理论, 正是这一理论促使马克思演绎出了工业储备大军和资本主义经济无法改善工人状况这些理念”[ 5 ] (p837 - 865) 。这一判断显然只是考虑到恩格斯考察机器引入工厂导致的社会后果这一方面, 还没有看到恩格斯就机器作为技术的社会建构或者机器引入与资本的互动关系方面所做的深刻研究,后者要求我们回到恩格斯早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写就的其他著作。
恩格斯早在1843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曾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 论述了资本怎样役使自然科学和技术有利于资本家而不利于工人这一社会建构论观点。在他看来, 产品的价值在于生产要素对效用的关系, 生产要素包括自然(如土地)和人(劳动) , 人的劳动(自由活动)作为主观因素包括人的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科学和技术发明) 。至于资本(目的是增殖以获得利润或剩余价值)不过是劳动的结果或积累的劳动, 但正是私产制度使资本和劳动相分裂, 使人类分裂为资本家和工人, 进而使劳动的产物以工资形式与劳动相对抗, 并借助其竞争机制使资本同资本、劳动同劳动、土地(追求地租)同土地、资本同劳动、资本同土地、劳动同土地对立起来。基于这种分析, 恩格斯认为,“使自然力服从于人类”的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精神劳动本来可以使人类肉体劳动“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 从而“被自觉地用来为大众造福”, 但“在资本和土地反对劳动的斗争中”, 科学技术却可以被资本和土地用来“反对劳动”: 资本扩张总是会导致劳动需求的急剧增长, 劳动需求的急剧增长又会推动劳动对资本的对抗(如要求提高工资等) , 因此最后“总会引起发明的出现”, 诸如棉纺机、自动纺纱机等正是由此发明出来, “这些发明大大地增强了劳动力量, 因而就降低了对人的劳动的需要”, 从而导致工人失业, 并“摧毁了劳动在和资本坚持作实力悬殊的斗争时的最后一点力量”[ 2 ] (P624) 。原则上讲, 恩格斯并不反对古典经济学家关于机器最终有利于失业工人再次就业这一看法, 但问题在于劳动力需求要受到竞争调节, 且在资本推动下技术发明决不会停止, 工人只有在机器上从事一部分固定工作才能维持生存, 因此英国工人阶级整体的不利状况也会持续下来。恩格斯这一观点, 如果只是在科技进步主义意义上, 有可能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悲观主义, 但它既然来自对技术进步、资本利益和工人就业之关系的辩证分析, 那么就只有把这种观点放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来加以看待, 才能显现出它的思想深度。
二
在恩格斯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同时, 马克思也开始着手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其中恩格斯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人与其本质相异化的最高体现, 把同时代政治经济学批评为阶级意识形态而非真正科学, 这些思想对马克思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正是基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 才于1844年夏居住在巴黎进行了第一次合作,完成了《神圣家族》一书的写作。在这次合作中, 他们吸收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 放弃了唯心主义而转向唯物主义。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久就开始反对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性观, 而把作为个体的人置于社会中加以研究。沿着这一线索,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认为, 社会阶级关系随着生产力变化而变化, 国家乃至社会意识均有其阶级基础, 这些观点后来以普遍形式进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中。正是从这种唯物史观出发, 恩格斯才能在以后的相关著作中从人类历史发展视角不断升华技术、人、自然和社会之关系的技术社会理论。
按照与马克思的智力分工, 恩格斯曾经计划撰写一部专著, 阐述科学技术的历史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并进行哲学论证, 但限于批判杜林的学术任务而没有完成这一工作, 只留下一些断章, 后来集结出版成为《自然辩证法》。他热心于从科学视角理解世界, 并把这一态度贯穿于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唯物主义考察。16 - 17世纪的科学革命在理解世界方面, 对宗教强调神造世界给予重创, 同时又与现代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在天文学和物理学中揭示出的物理定律, 颠覆了当时非常流行的世界观念(如认为地球和人处于宇宙中心等) , 他们思考的科学问题(如时间、空间、速度和加速度等问题) , 恰恰也是当时资产阶级社会为增加财富和扩张权力而改变人类同自然的互动方式所提出的现实问题(如资本如何加快空间拓展等) 。资产阶级推动扩大贸易和生产, 意味着它对理解和开发自然界的强烈兴趣, 而这恰恰成了科学实现重大突破的社会逻辑。恩格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把科学革命看作是实现工业、生产和技术的社会需要的巨大飞跃, 而科学认识影响和改变技术、生产、工业和社会的自身逻辑则在于, 把自然界看作是一种缺乏地点性而可以任意改造的单向度抽象空间。在他看来, “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一个特殊的总观点的形成, 这个总观点的中心是自然界绝对不变这样一个见解”, 即“不管自然界本身是怎样产生的, 只要它一旦存在, 那末在它存在的时候它始终就是这样”, 因此“和在时间上发展着的人类历史相反, 自然界的历史被认为只是在空间中扩张”[ 6 ] (P448) 。这种强调世界永恒的自然观, 实际上否定了前现代社会的任何合法性, 因此成了资本以商业利益为驱动借助工业和技术, 以神奇的力量和速度横扫自然界和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础。
直到19世纪自然科学再次取得巨大进展, 通过揭示自然界的历史发展(包括天体起源、动植物产生和人的进化)以及一切自然现象的普遍联系(如无机物理中的热电磁相互转化以及无机和有机、植物和动物相互关系等) , 才开始挑战上述静态的非历史的机械式自然观, 形成了一种新型的自然观的基本特点: “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 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 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6 ] (P454) 。同样地, 在社会层面上也是如此,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 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 “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4 ] (P254) 。这种社会状态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的永恒革命和社会关系的不停动荡, 表明了人类活动和技术进步对自然和社会的深刻影响。恩格斯正是从这种变化的、联系的、历史的辩证观点, 进入了对技术影响人类进化、自然变化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考察。
在人类发展方面, 如果说达尔文在其进化论中只是揭示了动物王国与现代智人( homo sap iens)之间的物质连续性的话, 那么恩格斯则是从人、技术、自然和社会的整体关系出发强调了现代智人作为自然进化结果与动物世界的不同, 试图解释猿的量的进化产生了质的不同的物种———唯一可以思维的社会动物或人。在他看来, 猿类祖先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已变成一种社会动物, 人作为唯一参与劳动的社会动物只能从其社会动物祖先猿那里发展而来, 而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劳动———技术性行动。人类劳动和社会组织不是人手和大脑进化的产物和原因, 恰恰相反, 劳动是一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劳动作为人与自然的有意识互动, 在目的上不仅把自然变为人的优势而且也把人变为自然的优势, 这正是人与动物世界的本质区别所在。在这里, 手是劳动的“器官”和“产物”, 但与动物在狭义上利用四肢进行活动不同,人的劳动是通过制造和使用工具来积极地有意识地改造自然或“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烙印”, 同时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也强化了集体活动或社会劳动, 使语言和说话成为必要并推动人类发展, 因此“首先是劳动, 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推动“猿的脑髓逐渐变成人的脑髓”[3 ] (P457; 515) 。当然, 人脑的进一步发展又同劳动过程和社会交往相互作用, 提高了人类语言、反思、判断和抽象思维的能力, 其积累效应导致了人类进化。正是“由于手、发音器官和脑髓不仅在每个人身上, 而且在社会中共同作用, 人才有能力进行愈来愈复杂的活动, 提出和达到愈来愈高的目的”[3 ] (P512) , 而知识、技能和技艺的社会积累则表明它们可以通过说话和语言一代代传下来, 从而导致文化或文明不断进化。恩格斯在这里要表明的是, 动物使用四肢(狭义的工具)进行生产对周围世界产生的作用接近于零, 只有人通过有计划的技术行动才能在自然界中打上自己的意志的烙印。
恩格斯在揭示了人通过劳动来支配自然界使其为人的目的服务, 并以此将人与只能以自身的存在来改变或利用自然界的动物世界加以区别之后, 马上就转向了批判: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3 ] (P517) 。由于“到目前为止存在的一切生产方式, 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 而完全忽视了“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 如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为了耕地大量砍伐森林留下了“荒芜不毛之地”, 意大利人在阿尔卑斯山南面砍光了松林结果摧毁了“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等, 都说明了人类通过技术改造和利用自然带来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影响”[3 ] (P518 - 519) 。恩格斯显然认为, 人通过技术达到与自然的分离或异化, 但这决不意味着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在技术的自然和社会影响方面没有任何区分。他注意到在阶级对立中把“统治者的利益”作为“生产的推动因素”, 完全超越“被压迫者的最必需的生活用品”进行生产, 在“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表现得最为完全”[3 ] (P519 - 520) 。原始公有制尽管适应于人的眼前生存和发展程度, 却可以以一定剩余土地来应对技术和生产带来的局部灾祸; 即使在现代社会的机器引入之前, 人们以村落为居住单元, 在家庭从事日常生活和生存密切相关的有益生产和交换, 基本上也能够把人保持在自然界可容纳的范围之内。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把利润看作是生产和交换的唯一动力, 甚至把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即商品的效用也贬低为次要地位, 其结果是以建立在劳动之上的私产制度和资本来建构现代技术, 无视技术发展引起的长远自然影响和社会影响, 即生态破坏和工人贫困。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主导这种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基础, 极大地发挥了自传统时代崩溃以后“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3 ] (P518) , 更加助长了现代技术、生产和交换的负面结果。为了避免这种负面结果, 恩格斯主张我们要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的一致”, 学会“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 而为了“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 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3 ] (P518 - 519) 。
三
恩格斯联系私产制度、竞争、工业和商业等因素来讨论现代技术(机器)发展及其社会影响(产生了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 , 认为诸如蒸汽机、棉花加工机等发明不过是资本对抗劳动的必然产物, 其导致的工业革命不仅带来了新的劳动工具、产业和社会结构变化, 而且也改变着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对于这种现代性现象, 他显然是在与前现代社会的比较中加以分析的: 在前工业社会(机器引入之前)的英国, 纺织工在家里以自己的生产手段进行工作, 拥有稳定的家庭结构, 有空还到园子和田间锻炼身体, 或者与邻居一块娱乐和游戏。在做了这种比较后, 恩格斯接着就说工人们这种生活虽然“很理想, 很舒适, 但到底不是人应该过的”, 因为“他们那时也不是人, 而只是一架替从前主宰着历史的少数贵族服务的工作机”, 至于工业革命不过是“促使这种情况达到顶点, 把工人完全变成了简单的机器, 把他们最后剩下的一点独立活动的自由都剥夺了”, 但它“以此也迫使他们思考, 迫使他们争取人应有的地位”, 把工人阶级“卷入了历史的巨流”[3 ] (P283 - 284) 。恩格斯在这里并没有把前现代社会看作一种田园理想, 只是通过比较表明了现代技术(特别是劳动分工、水力和蒸汽力的应用以及机器引入)的双重辩证特征: 一方面是它对前现代社会道德秩序的颠覆或者分割, 另一方面则使工人诉诸社会改造以使人获得自由的全面发展。他指出:“如果说机器也给工人带来某种好处, 那只是它向工人证明了社会必须改造, 使机器不再为害于工人, 而是造福于工人。”[ 3 ] (P425)
恩格斯的上述人道主义思想, 表明了他对无产阶级的潜在变革力量的乐观主义关注, 相信工人能够对技术、科学和工业对传统社会的冲击和破坏进行某种社会控制。尽管诸如马基亚维里、维柯、孟德斯鸠、孔多塞、斯密、孔德、圣西门和黑格尔等思想家都对现代与前现代进行了辨识, 描述了过渡到现代新型社会的历史阶段, 但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对现代技术产生的社会断裂提供了严格的综合性历史考察, 第一次对现代社会改造涉及的结构、过程、矛盾和潜力进行了系统分析, 进而从更为高级社会的历史取向方面开创了工人解放的理论传统。启蒙思想家以及孔德和圣西门这类实证主义技术精英治国理论家曾设想一种技术精英统治的乌托邦, 相信技术精英们能够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并推动社会进步, 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现代性的破坏和压迫特征只有在一个更为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才能克服。
前面已经表明, 恩格斯先于马克思从机器引入对资本主义所做的理论批判, 这实际上包含了社会主义社会建构技术发展的实践意向, 即以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过程来展示生态、进步、自由、民主、社会经济和个体发展相互容纳的未来文明前景。他于1843年在对为私产制度提供合法性辩护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时, 就指出古典经济学家的利己主义辩护不过是“人类整个进步的链条中的一环”, 实际上是以溶解一切私人利益的形式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 因为他们提出的供求理论作为“自然规律”是一种以盲目活动为基础的孕育商业危机和政治变革的社会规律, 而为了避免竞争波动和商业危机倾向以及摆脱人为的不确定性对立状态, 就要求生产者不能再“像那些连类意识也没有的分散的原子”那样进行生产, 而是要求“自己知道消费者需要多少”, “把生产组织起来”, “像人那样有意识地进行生产”[ 2 ] (P603; 614) 。在这里他使用“类意识”来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商业危机规律, 相信人通过有意识的行动可以改变这种盲目的经济规律的人文效应。为了进一步以无神论确认人的存在或类意识, 恩格斯于1844年在评论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书时, 认为“为了了解认识人类本质的伟大, 了解人类在历史上的发展, 了解人类一往直前的进步, 了解人类对个人的非理性的一贯有把握的胜利”, 无需把“一切美好的、伟大的、崇高的、真正的人的事物”归在抽象的“神”的名下, 而是通过唤起人的“自觉”, “把宗教夺取的内容———人的内容, 不是什么神的内容———归还给人”, 这样才能“了解人类同大自然进行的残酷而又顺利的斗争, 直到具备自由的人的自觉, 明确认识到人和大自然的统一, 自由地独立地创造建立在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基础上的新世界”[ 2 ] (P649; 650)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 人作为脱离其纯粹野性状态并适合其意识来创造自身历史的社会动物, 既然不能从神那里获得真理, 就只有从自身的现实出发, 根据人的方式来安排世界,以便重新回到自己的人性和本质上来。
恩格斯于1876 - 1878年致力于写作《反杜林论》, 在该书中从唯物史观出发, 基于对大工业现实影响的深刻观察, 在社会主义理念框架下提出了克服现代技术异化影响的社会改造设想。在他看来, 现代技术的重要目的是按照资本扩张要求把到处可以制造出来的分子运动转变为质量运动, 使工业生产摆脱地方限制。如果说水力必然带有乡村性质的话, 那么蒸汽力就未必带有城市性质。只是蒸汽力在资本主义应用中主要集中于城市并因此造成各种环境污染, 而按照资本逻辑又总是把工业生产从城市迁移到农村, 从而不断地造成新的大城市, 把环境污染普遍扩散开来。恩格斯指出, 为了消灭这种恶性循环, 就只能“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 “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 从而通过城乡融合消除“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毒”[6 ] (P335) 。显然只有当社会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 才能消灭人自身受生产资料奴役的生存状态,即人的解放需要诉诸如下的社会组织: “在这个组织中, 一方面, 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 另一方面, 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 这样, 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 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 因此, 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6 ] (P333)但恩格斯并没有停留在这种共产主义的理论设想上, 而是从大工业现实中寻找实现这种社会组织的实践可能, 为此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相关论述: “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 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 这一方面“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制的浪费以及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洗劫而放纵地表现出来”, 另一方面又通过它的灾难“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的生产的普遍规律”, 从而表明要“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 来代替只是承当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 使“把一种特殊工人专门培养成机器工人”或者旧的分工及其僵化的专业化变得多余[6](P333 - 334) 。也就是说, 只要不是完全在资本价值支配下与劳动相对抗, 技术进步本身必然能够推动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
恩格斯于1884 年写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考察了文明时代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规律, 再次论及生产和技术发展的异化规律。按照他的分析, 文明时代的人类社会活动越是超越人的自觉控制范围就越是受纯粹的偶然性摆布, 它固有的内在规律也就越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这种规律也支配着技术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偶然性, 它们“作为异己的、起初甚至是莫名其妙的、其本性尚待努力研究和认识的力量, 同各个生产者和交换的参加者相对立”[ 7 ] (P171) 。这些规律尽管在生产形式的不同发展阶段有所变化, 但从总体上说“整个文明期都处在这些规律的支配之下”, “直到今天,产品仍然支配着生产者”, “社会的全部生产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计划, 而是由盲目的规律来调节, 这些盲目的规律, 以自发的力量, 在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风暴中起着自己的作用”。恩格斯在这里并没有简单地对生产和技术的异化发展做出某种决定论式解释, 而是在对技术的异化力量的批判基础上诉诸一种克服异化技术的人道主义憧憬, 这一点在其以后的著述中可以得到验证。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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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沿着恩格斯的学术生涯对恩格斯的技术社会理论进行了考察, 现将其归纳如下: 自然界有着自身生成和变化的历史变迁过程, 包括人和技术的相互生成关系, 以及人借助技术对自然和社会的深刻改造; 但只是在工业革命以后,现代技术才在资本扩张的逻辑(追逐利润)中超越前现代技术对自然和社会的小规模改造, 使自然界乃至社会从整体上发生了断裂(如生态破坏和人口失业等) ; 现代技术这种负面影响当然也表明了社会改造的未来可能性和必要性,受技术压抑的人性必然以其类意识的主体性创造引导技术回归人性。这一理论认识的哲学基础显然在于他在《反杜林论》中明确申述的辩证整体论思维方式: “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 本质上就是考察“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 6 ] (P62) 。恩格斯在该书中进一步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出发, 就此考察了自然、人、技术和社会之间的整体运动和相互联系。他吸收黑格尔的观点, 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 自由在于认识“自然规律”并使其“为一定目的服务”, 强调我们对自然规律和人的(肉体和精神)存在规律“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 因此“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 “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6 ] (P153 - 154) 。恩格斯在这里例证道, 人类在历史早期发现机械运动转化为热或发明摩擦生火技术使人可以支配一种自然力, 进而使人的自由向前迈了一步, 但发现热转化为机械运动或发明蒸汽机这一巨大技术进步还远没有如摩擦生火那样发挥出“世界性的解放作用”, 如果把这种技术进步说成是人的绝对自由无疑乎是用“从实际发现机械运动转化为热到发现热转化为机械运动”这一时段文明进程(资本主义达到这一时段的顶点)来终结人类全部的历史发展, 积极的做法应该是运用一切技术进步去实现一种没有“阶级差别”的社会制度, 从而使人不再有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 过上“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生活”, 逐步接近“真正的人的自由”[ 6 ] (P154) 。恩格斯这种思考技术社会问题的辩证整体论思维方式其实有着它的历史, 它最初源于古代希腊哲学思想: 整个自然界, 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 从沙粒到太阳, 从原生物到人, 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 处于不断的流动中, 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古希腊哲学家这一天才直觉尽管就世界向人们提供了一幅由各种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的总体图像, 但不足以说明这幅总体图像的各个细节。现代各门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自然和社会整体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 通过抽象、归纳和计算等方法完成了对自然和社会各个部分的理解, 不过也由此造成了一种把世界各个部分和过程分离出来而放弃世界总体进行考察的机械或碎片思维习惯。这种碎片思维习惯一经培根、洛克等人从自然科学引入哲学中, 便在自然观和历史观中导致了存在和意识、自然和社会、人和技术、历史和空间的观念分割。正如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指出, “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 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但是, 用格言形式表述出来的学说本身却反而还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 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为了在自己的领域内克服敌视人的、毫无血肉的精神, 唯物主义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 当一个禁欲主义者。它变成理智的东西, 同时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展理智的一切结论。”[ 3 ] (P163 - 164)这种观念分割当然也助长了技术现实中的生产与消费、生活和发展的人为强制性隔绝, 恩格斯的辩证整体论思维方式正是要从理论上对这种观念进行清理和批判, 并从现实出发力图恢复技术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恩格斯曾把自己的辩证整体论思维方法建立在他同时代科学发展提供的丰富材料基础之上, 而在他去世以后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重大突破实际上还继续检验着这种辩证整体论思维方式。整个自然科学自19世纪以后面临的重要哲学困境在于: 17世纪的牛顿理论表明了某种决定论图式,但19世纪的热力学理论则显现了不可预测的概率论; 20世纪初期的量子力学再次强化了概率论, 但20世纪中期的分子生物学则又回到了某种还原主义的决定论上来。热力学理论最初源于19世纪初期为理解在工业革命时期起重要作用的蒸汽机的科学原理而提出的卡诺循环, 它涉及的主题是热量从热到冷的不可逆变化过程, 表明的是时间和发展之矢, 这与牛顿理论强调的时间可逆(时间既可以赋予正值也可以赋予负值)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虽然对牛顿理论的绝对时空概念和决定论起到了变革作用, 但它们却保持了这种时间可逆概念)正好相反; 同时热力学的墒增原理强调从有序到混沌, 这又与达尔文进化论强调的从混沌到有序互为矛盾。比利时物理学家普里高津正是为了解决这些矛盾,突破了热力学的近平衡概念, 集中对远离平衡状态这一更为典型的现实世界进行研究, 获得了从混沌到有序的结论,从而在同一理论中将从有序到混沌和从混沌到有序统一起来。后来的混沌理论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整体论观点, 它与传统物理学理论把总体看作部分之和的线性系统观不同, 强调混沌是非线性系统的重要特征, 而非线性系统总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一思想表明了决定论和不可预测性是两个互为相反又互相联系的行为概念, 如果说量子力学确认了某一水平的不可预测性变化会引起另一水平的决定论行为的话, 那么混沌理论则表明某一水平的决定论行为会引起另一水平的不可预测性变化。这种思想突破不断地引导着当代复杂性科学的发展, 并展现出一种新的自然整体图景: 任何物理系统不仅要经历从规则的有序行为向混沌的不可预测行为过渡, 而且其组织一旦达到某一复杂程度就会通过自组织机制产生出新的高级有序形式。当代科学这些进展再次表明了恩格斯的辩证整体论思维方式的科学意义, 正如普里高津认为, “自然史的思想作为唯物主义的一个完整部分, 是马克思所断言, 并由恩格斯所详细论述过的。当代物理学的发展, 不可逆性所起的建设性作用的发现, 在自然科学中提出了一个早已由唯物主义者提出的问题。”[ 8 ] (P2)这一自然史思想如果不是纯粹限于自然, 或者说自然也包含人类的话, 那么它实际上要表明的是: 自然界作为一个总体有着生成、变化、发展和不断被人通过技术改造的历史,这其中既包含了决定论因素也包含了不可预测性因素, 认识自然界变化就是要把握自然界整体系统产生人类和人类社会秩序的自组织规律。
如果承认恩格斯的辩证整体论思维方式经受了当代自然科学(尤其是复杂性科学)的考验的话, 那么他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提出的技术社会理论在当下可以进一步表述为:技术决定社会和社会建构技术是两个相互矛盾和相互作用的技术社会过程, 技术发展对自然和社会有着决定性影响(如权力和财富的增长和满足) , 同时这种决定性影响也引起了不可预测性冲击(如生态破坏和社会不公) , 而这种不可预测性冲击又会激励社会重新建构技术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 其中责任伦理和民主调停起着重要的自主动力机制作用。这种陈述的批判向度在于辩证地否定那种线性的、机械的、碎片的、僵化的技术决定论模式, 其建构向度在于从整体上把握技术的社会意义并通过责任伦理和民主调停促使技术发展适合人的全面发展。
现在可以沿着恩格斯的技术社会理论思路来考察中国60多年的技术社会历史过程, 从中不难发现目前我国技术政策思路正在接近一种人本建构技术的发展向度。新中国成立后, 在当时国际政治压力下, 我国执政党带着战争年代形成的革命勇气试图以政治来建构技术, 诸如“人定胜天”、“向科学进军”、“自力更生”、“又红又专”、“工人管理技术”等都表明了技术发展的权力意向。这种政治建构技术方式的直接结果是两弹一星成功发射和牛胰岛素人工合成等,它们为我国执政党奠定了坚固的权力基础, 但却没有解决整体上的贫困问题。改革开放以后, 为了从整体上解决贫困问题, 我国执政党在自觉的开放中采取了效率优先的经济建构技术方式, 诸如“时间就是生命, 效率就是金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引进外资同时引进技术和管理”等都体现了技术发展的效率意向。这种经济建构技术方式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一定工业基础, 在小康意义上也创造了大量财富和消除了贫困, 但由于发达世界的过剩资本、技术和产品的深度侵入, 同时也带来了生态失衡和社会不公(如经济社会失调、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区域差距等) 。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近年来我国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这一思想包含的“以人为本”、“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自主创新”、“循环经济”、“新农村建设”等意识形态观念, 实际上表明了人本建构技术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从政治建构技术、经济建构技术到人本建构技术, 这一过程反映了中国技术发展的辩证否定过程。人本建构技术方式既是从政治建构技术和经济建构技术方式发展而来, 就必然要从政治建构技术和经济建构方式中吸取合理因素, 如自主创新、民主管理技术、效率等, 通过自主创新、责任伦理和民主调停把效率改造成为人的全面发展、资源利用、资本利润和劳动收益相互容纳的技术符码或规范, 由此来引导技术社会的科学发展。这就要求执政党作为主导力量从整体上驾驭人本、权力、知识、资本和劳动这些社会要素, 使它们在自主创新和公平正义的制度平台上从当前线性的技术经济增长混沌走向人和自然、人和人和谐相处的社会有序状态。我国技术发展的这一人本方向与恩格斯的技术社会理论指向显然存在一致之处, 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恩格斯技术社会理论的现实回归。中国执政党长期以马克思主义为其意识形态基础, 因而要在目前对我国技术发展的人本设计中充分发挥恩格斯辩证整体论的战略思维意义, 在我国社会主义的技术社会发展现实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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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录入编辑：哲学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