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90 年代后, 社会建构主义内部出现了分化, 从SSK 转向了后SSK 研究, 或后实证研究, 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从“作为知识的科学”转向了“作为实践的科学”, 正如在这一转向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皮克林所编辑的《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一书中标题所表明的那样。这种转向暴露出社会建构主义的内在矛盾, 显示出“社会建构”向“科学实践”转向的内在必然性。本文着重分析了这种转向的哲学内涵及其文化意义。

一、作为社会建构的科学知识

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始终认为其尊重和维护科学。爱丁堡学派的创始人、“强纲领”的倡导者大卫·布鲁尔非常严肃地强调:“我们的研究对象是科学和科学知识。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研究和分析这样的知识呢? 我们的回答是: 用科学本身的方法分析和研究科学和科学知识。, , 我们所做的一切绝不意味着批判和反对科学。用科学的方法分析科学知识, 恰恰是对科学的崇尚, 而不是对科学的诋毁和否定。”^[1] 科学的社会建构崇尚科学的方法和路径就是用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对科学知识进行实证性的社会学研究, 并以此昭示“真实的科学”的面目。

科学的社会建构的学术努力, 在两个方面最为有效地挑战了传统的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

第一, 科学社会建构理论的革命性首先体现在研究内容上。它突破了“科学知识内容”不容、也无须社会学染指的禁区。非但如此, 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还用社会性因素解释所

有的科学要素,“科学知识社会学(SSK) 研究的最大的成就,就是把科学的人类和社会的维度置于首要位置。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SSK 使科学中的人类力量主题化。认为科学知识的生产、评价和使用, 受制于人类力量的约束和利益”^[2] , 进一步, 他们明确地宣称:“科学是一种解释性的事业, 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 自然界的性质是社会地建构起来”^[3] , 基于这样的对科学的解读,“科学研究”( Science Studies) 展现了“科学知识制造的偶然性、非正式性、情境性”。^{[ 4]}

第二, 科学知识社会学( SSK) 对传统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强大的冲击力度还在于其强调并付诸实践的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 这种研究方法直接针对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及认识论的规范性质和超验特性及其默顿式的制度科学社会学。在科学的知识社会学看来, 规范的科学社会学及其相一致的科学哲学中所表述的科学仅仅是一种事先的理想“设定”和好的“安排”, 这种设定和安排都基于一个超验的前提, 即科学= 实证自然科学= 客观性= 真理性=理性= 进步性。认为这种“设定”和“安排”人为地构造了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 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的不对称性, 带有极强的强制性和虚假性。科学知识社会学声称自己就是要用自然主义而非规范主义、经验主义而非逻辑主义的方法完全描述性地展现和说明科学, 继而揭示什么是“真实的科学”。“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四原则, 尤其突出的是其中的“公正性”和“对称性”原则, 目的就是要对科学知识提供一种恰切的、自然主义的描述。

然而, 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何以以“崇尚科学”为出发点, 最终成为“走向疯狂的解构的一种典范”, 并招致“反科学”的骂名? 一句话, 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何以陷入“以己之矛, 攻己之盾”的理论困境, 其出路何在?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研究进路, 在方法论上遭遇到“反身性难题”, 即: 在“反身性”原则约束下的“对称性”与“公正性”原则, 如何保证“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本身对科学所作的说明的合法性?“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所有学术努力, 就是通过对真实科学的研究, 瓦解传统科学的自然实在论基础, 继而瓦解科学理性和科学真理, 最终瓦解科学的文化霸权。但是, 用“社会利益”致因要素全方位地解释和说明科学实践, 最终的走向竟是用对科学的“社会实在”解释, 取代了对科学的“自然实在”解释, 在一定意义上从科学的“自然决定论”, 走向科学的“社会决定论”, 使得自身和自身的批判对象“两极相通”,于是, 在面对“反身性难题”( reflexivity puzzle ) 的同时, 又陷入“方法论恐惧”(methodological horror) , 即: 对科学实践中单一的、持续不变的、至上性的利益要素的强调, 使自身走向其反面, 以己之矛, 攻己之盾, 暴露出“科学的社会建构”纲领的二元矛盾。

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 社会建构主义还没有摆脱由康德赋予自然与社会的两分状态,“在一般意义上, 这种思维方式是现代思想的核心”^{[ 5]}。自近代科学革命以来, 科学哲学家与科学社会学家几乎都毫无疑问地以这条界线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科学哲学家一直以自然一极作为其认识论基础,在其中, 物自体被留给它们自己, 没有主动性、活动, 被各式各样强加在它们身上的模式或范畴所塑造。它们唯一的任务就是确保我们知识的超验的非人类特征, 以避免唯心主义的谴责。而社会建构主义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把科学视为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事业。布鲁尔在《知识与社会意象》用涂尔干的社会结构( 利益) 来取代康德的自我, 要求用同样的社会学术语来对称性地解释科学的真理与谬误。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进步。然而, 对称性原则的这种成功伪装了布鲁尔论点中的不对称性, 即社会应该被用来解释自然, 结果, 社会建构主义开始从自然轴转向了社会轴。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 SSK 认为由于任何研究现象领域都是易变、复杂与混乱的, 社会科学家, 就像自然科学家一样, 就是透过混乱与易变的表面, 去揭示背后的隐藏秩序。遵循着这种思想线索, 社会学家的任务就变成如何超越表象去揭示现象的本质, 因此, SSK 追随着涂尔干的理论, 突出了实验室的丰富的混乱现象中的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可见的: 知识, 在这方面, SSK 是一种认识论的纲领, 继承了知识的哲学传统。另一部分是社会, 社会被理解为隐藏的秩序, 如利益、结构、习俗或其他类似的东西。同时SSK 认为社会是某些先验的、确定性的东西, 能够决定尚存疑问的知识。SSK 寻求隐藏秩序的动机一直深深受到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 揭示隐藏真理的做法一直是西方科学的标志。因此, 像传统的科学哲学家一样, SSK 关注的不是直接可见的社会因素, 而是试图挖掘隐藏的社会结构。

二、作为实践建构的科学

正如皮克林在《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一书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 在20 世纪80 年代晚期, 情况开始发生变化。SSK 内部出现了新的研究方向, 进入了后SSK 的研究, 其最为突出的特点是转向“科学实践”的分析。首先出现在欧洲大陆, 一个关键性的标志就是布鲁诺·拉图尔和斯蒂文·伍尔伽《实验室生活》。随后, 拉图尔与迈克尔·卡伦提出了科学的文化研究的“行动者网络”理论, 这个理论奠定了巴黎学派的基础。另一部实验室生活的研究著作是《制造知识》，独立地出自于另外的一个欧洲大陆国家的作者: 卡林·诺尔- 塞蒂娜。在英国爱丁堡的皮克林发表了其博士论文《建构夸克》, 突出了科学实验中仪器的意义。马尔凯和奈杰尔·吉尔伯特进入“反身性”和“新文学形式”研究, 这些研究使SSK 返回到对其自身的研究。与此同时, 在美国, 哈罗德·伽芬克尔, 迈克尔·林奇和埃里克·利文斯通把他们独具特色的常人方法论研究与实验室生活研究联系起来。科学哲学家伊恩·哈金, 南希·卡特赖特, 亚瑟·范则在他们自身的领域内发展了一种经验性研究方向。莎伦·特拉维克则在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对粒子物理学家进行了人类学的研究。

后SSK 研究中, 较为成熟的有三个学派: 林奇的常人方法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与皮克林的“冲撞理论”。常人方法论产生于伽芬克尔在20 世纪60 年代对“科学的”社会学的一种激烈的批判, 其立场是明确反对寻求隐藏的社会学变量, 反对把行动者描述为一个“文化傀儡”。林奇关注在科学中采用的可见图像, 通过它们来表明科学家是如何进行知识生产的。常人方法论还关注人类的行动者如何共同地维持一种意义的社会秩序( 而不是把社会秩序视为先于人类活动而存在的东西) 。作为对科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的扩展, 它考察在实验室中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是如何被维持。常人方法论对科学实践进行了非常详细的经验解释, 然而,由于其关注的焦点不是传统的科学哲学或社会学研究中某些中心的问题, 如实在论与反实在论, 因此, 它在后SSK 研究中引起的反响并不大。不像常人方法论,“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冲撞理论”关注像实在论与客观性之类的哲学主题, 两者提倡一种经验研究来挑战二元论的哲学, 倾向于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理解科学实践。它们把对科学的研究放在一种真实的与操作的平台上, 放在正在发生的实践过程中。但行动者网络理论关注的中心还是表征, 它对人类与非人类的讨论受到了符号学的语言的歪曲。在《我们从来没有现代过》中, 拉图尔基本上把现代性描述为一种心灵的符号状态, 因此, 拉图尔继续在STS 中保持表征主义的语言。而皮克林的冲撞理论则在操作的语言中把科学实践描述为一种力量( agency)的阻抗与适应的辩证史, 其分析的对象是机器或思想, 而同时认可机器、思想与社会关系所有都交织在一起, 共同进化。另一个差异是皮克林把时间置于实践中的显著位置, 比拉图尔更加突现出时间的作用, 认为二元论问题与赛博科学要在时间的术语中才能得到真实的理解, 而拉图尔则在谈论(符号的) 行动者、人类、非人类或杂质体的话语中来简单地解决它们。

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 后SSK 打破了诸如主体/ 客体、自然/ 社会之间的根本界线。对称性的对待自然与社会, 把主体、客体、自然、社会视为各种行动者, 与各种物质仪器( 也为行动者) 一起, 在实践中共同博弈性地建构了科学。这就是拉图尔的广义对称性原则, 它取代了社会建构主义的真与假的对称性原则。拉图尔认为这是自康德以来的最重要的哲学进步。林奇用“实验实践”设计了这种在实践制造或社会制造的实验中的活动。拉图尔用“联盟”、“共同结果”、“行动者”、“网络”描述了这种物与人的相互作用。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之中, 拉图尔试图消除社会与自然、社会与技术之间的差异, 因为一种网络是由不同的行动者与它们的相互作用所构成。拉图尔的“行动中的科学”强调的是行动中的科学的知识的网络的建造与扩散, 这种建造与扩散突出的是空间上的网络王国的建立, 这种网络王国的建立依赖于异质性要素的耦合、联结和扩张, 以网络强度、网络长度、网络范围等这些概念, 对主观与客观、社会与自然、价值与真值、理性与非理性、体制的与知识的二元对立进行了消解, 强调了在人类活动与非人类活动的领域中, 各种力量之间不断地生成、消退、转移、变化, 循环不已。突出了科学的实践特性、行进中的特性以及去人类中心化特性, 使科学、技术以及科技文化处在一个开放的空间。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对科学的说明, 体现出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是完全的对称性。皮克林则用“冲撞”一词来描述实践过程中各式各样行动者之间的辩证的博弈过程。在这种本体论中, 自然( 如微生物、门) 、仪器与技术都被视为制造知识的致因, 具有与科学家同等的建构能力, 最终的科学理论就是所有这些力量的博弈结果。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 后SSK 关注可见的东西: 试图把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过程, 是各种异质的文化因素的建构。不像SSK, 它并不会去获取表象后面隐藏的秩序, 而是寻求可见的科学文化的多样性构成了一种“内在的动态发展”空间, 这种空间中并不存在着什么隐藏的秩序。^【6】如果关注可见的因素, 暗示所感兴趣的是在实验室之中与实验室之外的所有可见的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 这会导致人们走向技术、社会与工业生产领域( 因此, “科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就变成“科学与技术的社会与文化研究”STS) 。伊恩·哈金, 他的《表征与干预》一书是聚焦科学哲学向实践问题转向、强调科学既是做(干预) , 又是知(表征) 的标志性著作。约瑟夫·罗斯把这种干预概括为仪器的建造, 试验的计划、运行和解释,理论的说明以及与实验室管理部门、出版部门、基金提供部门的谈判等。在可见的领域中, 人们能够发现自然、社会与文化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惊人的多样性, 为真正的社会学研究打开了一个空间。这里, 一个重要问题是作为博弈过程中的社会因素是不稳定的, 它不能作为某种能够解释其他事件的工具, 而是在与其他层次的科学与技术文化因素（物质的、概念的或其他任何因素）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 它不断地变化、进化与生成着。正是在这一点上, 后SSK 与SSK划清了界线。

皮克林指出: 上述工作“促使我们删除SSK 中的K 和第一个S, 因为, 新的科学图景中的主题是实践而不是知识, 因为在理解科学实践和科学文化中无须指定社会性因素具有致因优势”。^【7】也就是说, SSK 研究的社会维度( 第一个S) 已经消亡。当然, 作为理论(K) 维度的科学也已经消失, 仅留下一个作为实践维度的科学(第二个S) 。

同时, 在视科学为文化和实践的研究中, 科学实践本身的辩证法得以显现。用对行进中的科学的考察取代对科学的回溯式说明, 用干预视角的科学的说明取代用观察或描述视角的科学说明, 用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取代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 即完全的动态的实践过程去刻画和理解科学, 是显示科学实践中“辩证法”的有效途径。操作性语言描述强调科学实践的过程而不是结果; 强调科学实践中的异质性要素融合而不是某种单一要素的持久作用; 强调科学实践的历史性和开放性而不是科学实践的完全自主性和自洽性;强调科学实践的一切要素的不可逆的历史生成, 而不寻求任何永恒、稳定的要素对科学实践的基础性说明。在这种辩证过程中, 开放性的、过程性的、异质性要素融合的、历史性的科学实践, 成为刻画科学文化的主题。在这种描述中, 只有科学的实践范畴才具备最突出的总体性特点, 它包容了诸如理性-非理性、主观-客观、主体- 客体、物质- 精神、可说- 不可说, , 等等一系列矛盾的辩证运动, 实践范畴因而具有不可还原性和不可分解性的过程客观性。一方面, 科学实践中所融入的所有的异质性的文化因素( 自然的、人文的、政治的、经济的等) 都在实践的开放性过程中历史性地注入科学实践的过程, 并成为科学文化的内在组成; 另一方面, 科学文化具有其专注于对自然的认识的固有属性, 这种固有属性( 包括科学文化中的科学信念、科学方法、科学的认识论原则等) 本身也在与其他文化的共生中历史性的( 不可逆地) 扩展自身, 从而具有任何其他的人类文化不可替代的特性和作用。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 是自然中具有社会属性的那部分, 人的自然演化就是人的社会演化, 人的社会演化也就是人的自然演化。科学是人类关于自然的科学, 科学是关于自然问题的人类解决, 科学是人和自然之间无穷无尽相互作用和相互塑造过程中的开放式终结的解决。与这种哲学相对应的是, 后SSK 认为科学已经进入了一个赛博科学( Cyborg Science) 阶段。它意味着科学进入了一种人类与物的混合本体论。通过对二战后西方科学的分析,皮克林指出科学认识是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相互作用, 人类与机器强化的结果, 相应的赛博科学与赛博对象之间的出现, 就构成了二战后文化的一个关键特征。^【8】赛博科学的出现有着深刻的思想背景。前面指出, 自德国哲学家康德给自然立法后<,/SPAN>, 科学哲学的研究几乎就沿着作为现代性标志的主客体两分的思想线索发展,其结果就是所谓“现代性危机”, 即机械论世界观的出现, 科学丧失人性, 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抗, 还有中西文明的隔阂。许多伟大的思想家, 如马克思、恩格斯、怀特海、普里高津、李约瑟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过这种危害, 指出要摆脱现代性的危机, 必须向辩证的或有机的自然观回归, 并从本体论、认识论、思想史、科学史等不同的角度指出了这种回归的具体途径。后SSK 则是从科学实践这一角度阐述了这种回归道路。这一分析角度也与科学哲学的传统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如上所述, 在康德的自然与社会的两极中, 逻辑实证偏向于从自然极的机械论来解释科学理论, 其方法论是绝对主义, 而20 世纪70- 90 年代在科学哲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建构主义却偏重从社会(利益) 极来解释科学理论, 其方法论是相对主义, 并由此发展到对科学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批判, 从而导致了20 世纪末的科学卫士与社会学家的“科学大战”。皮克林等人指出, 这种主客两分的思想不仅会造成人类文明的危机, 而且还与二战后, 特别是冷战时期的“大科学”研究的实践不符。科学哲学从作为知识或理论的科学转向作为实践的科学的研究后, 科学哲学进入了后实证研究阶段, 它关注于实验室中的科学活动与社会活动, 关注于实验室与其外部的社会与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在科学实践中,各式各样自然物、社会关系、地域因素、传统文化资源、科学仪器等的介入, 使得最终的科学理论是这些因素在科学实践中不断相互博弈的结果。皮克林称科学理论是各种因素在冲撞的“阻抗与适应”的辩证过程中产生的。在这种冲撞中,自然与社会、物质与人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界线消失, 从而进入一种后人文主义( Post humanism) 阶段。目前, 赛博科学的研究已经走出了实验室, 进入更为广泛的哲学、社会与文化的分析空间。

 

 

( 原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年第4期。录入编辑:哲学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