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谁都不会怀疑，在许多方面，二次大战是一个历史的分水岭。我所关注的是战后军事工业与科学的融合，关注涌现在这一时代的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的发展脉络。这是一个兵工技术群星灿烂的时代，我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科学技术的走向。在这篇文章里，我将按照目前自己的理解，勾画出这一走向的几个侧面。先来谈两方面的预备评论。

首先，二战后的科学技术的走向是一个宏大的话题，大得我难以把握。例如，有人可能会把核武力、核武器、火箭和卫星的历史，甚至与它们能扯上干系的高科技电子技术的历史，囊括在这一走向之下。正因为如此，我的研究不得不有所选择，侧重于那些具有“后人类”或者“赛博”——它在某些方面明显模糊了人、动物、自然、机器之间的界限——特征的发展。以它为技术特征，可以遴选出电子计算机作为战后最卓越的工具，来挑战人类的唯我独尊；以它为科学特征，可以提出我所谓的“赛博”科学，该科学进入了一种人类与物的混合本体论，或干脆取消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差别。我作上述选择，遵循一个基本原理：人类与机器强化耦合，相应的赛博科学与赛博对象之间的出现，构成了战后文化的一个（不是唯一的）关键特征。从而，我希望，通过考察二次大战后科学技术走向的赛博方面，我们在有关人类自身、人类存在的方式以及人类所生活的世界状况等问题上能获得新的有价值的理解。或者说，我希望对一种福柯式的“在场的历史”有所裨益。

其次，循着上述思路，我所要关注的，不在于科学技术发展本身的技术性细节，而在于战后科学技术走向的技术因素如何渗透到战后主要的文化转向中，以及如何促成这些转向。也就是说，我要考察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生活在一个植根于战后科学技术走向的技科学文化当中。

现在言归正传。接下来我将讨论五个话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计算机和赛博科学，冷战，星球以及自动化工程。可以说，这些是对我目前最感兴趣的话题的一个总揽。我不敢对以下主张的准确性打上包票，更没有在最后下什么定论。我所希望的只不过是：以下讨论能够说明研究战后科学技术走向的意义以及什么才是我打算从事的具体课题。我还要谈到研究这一课题的理论问题，还要提到科学技术与二战的联姻，不过，基本上只是附带提及。

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次大战中，尤其是在英美，科学与军事的紧密联姻，这已众所周知。这一联姻深深吸引我的是：一旦在战争之中得到结合，科学与军事就变成了几乎完全崭新的事物。我将列举五个方面来说明这一转变——主要是说美国，因为我更熟悉美国的情形——然后予以评论。

(1)战争期间，科学与军事之间建立了新的社会关联。新的联结机构的设立——最初是NDRC（国防研究委员会）和OSRD（科学研究与发展局）——通过出租研究合同，科学实践开始面向军事需要，从而打破了科学与军事之间在战前的极为分明的界限。

(2)边界开放的孪生姐妹是科学与军事的内在实践转向。在类似麻省理工学院放射性实验室这样的地方，科学成了如今人们熟知的大科学；战争则有了一个新的、清楚的技科学的(technoscientific)面貌。

(3)联结上述实践转向的一个纽带是物质工具的生产和流通。例如，雷达实验室的科学家们研制的雷达被投入到反潜舰战争中去。

(4)战争期间还诞生了一些全新的学科，可以精细地调整科学和军事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短期来看，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OR（运筹学研究）。OR紧紧围绕雷达实验室提供的新技术，对其军事运用实施最优化，与此同时，OR的研究人员还把这些新技术的实际性能方面的应用信息反馈给雷达实验室。

(5)OR的发展还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转变。OR科学家们不再据守在象牙塔里，相反，虽然依然保留着普通公民的身份，他们却寄居在军事等级森严的运筹总部里——我戏称他们被包进了军队之中。如此安排，虽然是战后科学与军事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特点，但在那个时代却是相当不同寻常的——正如美国海军运筹学研究的领导人菲利浦·莫尔斯所说的那样，“我们深入到海军，已经超出了任何人所能设想的公民进入海军的程度，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扎得更深。”

因此，在上述五个方面，无疑还有其它方面，科学和军事在战时的相互渗透中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新的联系机构和科学家寄居于军队指挥结构里，颠覆了科学与军事之间以往泾渭分明的社会界限；科学和战争的行为方式都改变了；新的物质工具在科研机构和军事机构之间流动。现在我对这些转变作两点评论。

第一个是理论视角。我希望大家注意到，对这些转变作纯粹的社会学解释是如何苍白无力。比方说，用纯粹社会学的术语，人们很难理解战时军事所发生的转向，因为它与科学的相互结盟不仅取决于社会的转变——边界的开放，OR科学家寄居于军队等等——还取决于像雷达这样的物质工具对社会形态的调整，而这些工具是无法用纯粹的社会学术语来进行解释的。没有这样的材料工具，没有它们的独特威力，就不会出现科学和军事的社会转向。我认为，要建立一个尚待完善的后人类或赛博的社会理论来描述人类力量（科学家，战斗机机组人员等等）与非人类力量（雷达等）之间的交互作用，上述理论视角是必不可少的。在拙著《实践的冲撞》中，我对上述视角作了详尽的探讨，这里不再多说。

我对战时科学和军事发展的另一个评价涉及到运筹学研究。我想提请大家注意，OR正好可以作为一个实例，来说明我的赛博科学概念。物理学只不过是与人类无涉的物的本体论，传统的社会学仅仅关涉人际交互作用的人的本体论，OR则与它们都不相同，它是赛博人的本体论，是人的本体论与物的本体论的结合，目的在于尽量发挥人与物的整体优势。

OR、雷达以及其它一些新的社会机构，在科学与军事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一直到战后其重要性依然不减。我这里并不是要追随它们的进化历程，而是要将大家的目光引向二次大战催生出来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

智能机器和赛博科学

好多事情都可以置于这一标题之下进行探讨，不过我还是力图删繁就简。在二战中研制出来的众多赛博装置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电子计算机了。最早的电子计算机是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简称ENIAC，1945年投入运行，用于计算弹道学图表。电子计算机是贯穿二次大战走向的各种装置的象征：作为探索人脑的灵感源泉，作为各种赛博科学的物质基础，作为有其本身意义的物质中介，等等。我之所以把计算机称为赛博对象，原因很明显，计算机向人类在世界中的唯我独尊提出了挑战，因为它至少具有一定的、原本只有人类才具有的思维和认知功能。注意到这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计算机具有非常有意思的史前史，下面作一简要介绍。

众所周知，现代电子计算机的直接来源是19世纪初查尔斯·巴贝奇发明的机械式差分分析计算机。巴贝奇受到了18世纪末普郎尼(Gaspard Riche de Prony)工作的启发，知道这一点的人不太多。普朗尼把劳动分工的原理（准确地说，应当是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里所描述的劳动分工原理）运用到心算上面。普朗尼试图把对数表和三角函数表的计算工作分解为细小部分，使得不太熟练的人工计算也能完成。巴贝奇则用机器来取代普朗尼的不熟练人工。从而，即使在巴贝奇的时代，计算机器就已经明显具有赛博的性质，因此我把计算机的发展看作是对人类的思维的某种程度上的进攻（是在“进攻某个问题”意义上的进攻），这一进攻是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的对人类的肉体的进攻：用机器代替人类的体力劳动的扩展。因此，ENIAC计算机成为有着悠久社会历史的赛博工程的一个里程碑。

ENIAC计算机之后，对人类的思维的进攻沿着数个战线推进。其最为直接的战果是在计算领域获得的：战后由于电子计算的出现，人工计算几乎成了多余。除了计算本身，不断提高的计算机运算速度，使得各式各样的、以前人们甚至做梦也想不到的数学技术和数学科学——从数学建模、数学仿真到混沌理论——成为可能。我对计算机的这一发展很感兴趣，不过今天还不是探讨它们的时候，我想考察战后对人类的思维发起进攻的另一个角度。

计算技术的发展一直与逻辑学的发展难解难分：例如，19世纪乔治·布尔开创的逻辑代数，20世纪早期罗素与怀特海合作的《数学原理》以及图灵机。从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把计算机视为逻辑符号处理机器的看法终于成为现实，已经不再是什么轰动性的新闻了。这一进展的一个先导案例是阿兰·纳维尔(Alan Newell)和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成功开发出的所谓“逻辑理论家”(Logic Theorist)程序——该程序用于证明《数学原理》中的定理。这一进展——从简单计算到符号处理甚至对弈——使得人脑与计算机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导致了AI（人工智能）的兴起，引发了马丁·加德纳所谓的认知革命，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中由于计算机的启发而导致的一整套特色分明的进展：认知心理学、乔姆斯基语言学、哲学的认知转向、神经心理学等等。

我认为上述进展最有意思的是，电子计算机并不是仅仅以明显的方式给人类与机器之间的明确分界带来疑问，而且许多新学科竭力以所有可能方式来颠覆人类脑思维的至高无上性，当然电子计算机就处于这些新学科的核心地带。由于二战似乎致力于把思维从人脑中搬迁出去（或者，把人脑理解为一类特殊的机器），我很想对这一信息作进一步的分析；认识到其操作行为上的意义非常重要（为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提供的课题基金大多数因缘于军事项目，并非巧合）；我还对考察其如何与战后大众文化与意识相联系极有兴趣。

有意思的是，二战中有许多装置都为这样一种在认识论上抹去人类与非人类的差别作出了贡献，计算机不过是其中之一。自动控制装置与控制理论这些原本是防空工程学的中心话题也是在战争中被引入到社会科学中去的。一方面，复杂的社会和生物系统的反馈观念在战后的社会理论中获得广泛应用，我将在后面谈到这一点。另一方面，维纳(Norbert Wiener)著名的“防空预警器”(Anti-Aircraft Predictor)（从来没有被实际运用过）研制工作在控制论的学科形成中扮演了中心角色。“控制论”一词多多少少（在日常语言和写作中）被废止不用了（有意思的是，该词在俄语和因特网上仍有市场），然而它对像生物学和管理科学（例如，管理控制论的创始人斯坦福德·比尔就把它理解为运筹学研究的一个部分或者一个框架）等领域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必须承认，尽管目前我知之甚少，我还是对这一情况很感兴趣。尽管这里应该强调的一点是，就像计算技术的发展一样，控制论是一门明明白白的赛博科学（当然，“赛博”这个词语本身就和“控制论的有机体”相矛盾）。例如，容易发现，可以把控制论的一个线索看作是行为主义的扩展，行为主义容许讨论内在的心理状态。从而，当行为主义心理学试图抹去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区别的时候（行为主义心理学认为有关老鼠、鸽子和狗的实验能够揭示出人类行为的某些方面），控制论则消解了人、动物和机器之间的界限，因为它受计算机的启发，把人脑理解为神经网络。

战后认知科学、控制论和反馈模型、仿真和混沌理论甚至因特网、互联网与虚拟现实中能够探讨和应当探讨的相关话题还有许许多多。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得不就此打住，转到另外一个话题。下面所要谈论的主要不在于赛博对象和赛博科学的专业知识方面，而在于它们对战后文化转变如何干预。第一个要考察的是冷战。

冷战

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末，从文学到地缘政治学，冷战的影响渗透到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学术界习惯于拿冷战来解释其它更为特定的历史发展，把冷战看作是后者的原因。自然，在考察技术与科学的历史发展时尤其如此，这些方面很多了不起的工作都理所当然地把冷战当作是一个解释原因。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是，人们认为二战以来物理学与工程学之所以走了一条与以往很不一样的道路，原因就在于二战的影响(Forman 1987, Leslie 1993, Mirowski 1991的《论数学》一书也持类似观点）。我倒不是认为他们的分析出了什么差错，我只是觉得他们想把读者引入歧途，因为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建构冷战本身提供了帮助，而按照他们的论点，就看不清战后科技发展所担当的这一角色。我并不是要掩盖战前和冷战期间美国和前苏联的紧张关系，也不是要否认冷战后世界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重大进展（柏林墙的倒塌、朝鲜战争以及人造地球卫星等）。我这里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二战后科学技术走向的某些要素以某种方式制造出概念空间和物质空间，以使上述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方面的进展能够自我昭显，从而使人容易理解。下面把我想到的几个方面列举出来。

(1)前已说明，军事力量和军事利益为战后物理学、技术和工程学孕育了一条特殊的演化路径。比如，试想一下海军研究局四处为物理学和工程学提供资助，以及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在所有围绕计算机发展的项目中所扮演的角色，你就会很快明白这一点。当然，研究工作如果仅仅集中在战后科学史的这一方面，那就会形成一个政治/军事语境下的固定印象，以为不过是超级大国在冷战时期从外部对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竞相施加影响。也可以想像一下更复杂的情形。

(2)甚至在二战尚未结束之际，军方已经开始正式地向科学家咨询战争的未来状况，科学顾问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开始着手研究未来学，设想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在未来发生的高科技战争(Corn 1988)。科学家们就这样帮助军方和政治家们（以及公众）去设想冷战时期的军事对抗。同时，科学未来学已经不再是纸上谈兵：有了它，为上述研发项目所开列的军购清单就可以编制得更加具体。从而，在军方与科学家及工程师们之间建立了一个相互作用的反馈环路。三者不但共同建构了冷战的形象，而且还共同构筑了冷战的物质体系——冷战所隐含的特殊的大批武器。

(3)在为冷战的未来进行规划的时候，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数学家们在冷战的“软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比如，位于桑塔莫尼卡(Santa Monica)的兰德公司把超级大国之间军事对抗的战略和战术理论化，考虑得非常周详，从而进一步刻画了冷战的轮廓。这里，博弈论也很重要，尤其是在热核交换的理论形成中功不可没，数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携手创建成本-收益矩阵，来表达敌对方的可能选择(Kaplan 1991, Leonard 1992, Mirowski 1991, Poundstone 1993; see also Allen 1987)。（在此我想指出，在对人的思维进攻的过程中，博弈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的进攻明显是从社会方面进行的，而且，自从冯·诺伊曼和摩根斯特恩的巨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出版以后，博弈论向人类思维的至高无上性发起的进攻在二战中开始突现出来。）而在更具体的层面，可以看到，50年代初期，始自兰德公司的运筹学研究演化出更加自由的、面向未来的系统分析方法(Smith 1966)。先发制人、后发制人的战略以及导弹地下发射基地等思想的理论形成都是出自于最初的系统分析研究，这些理论成了冷战图景的固定模式。兰德公司的荷尔曼·卡恩(Hermann Kahn)及其同事对诸如核防护等课题的研究使得针对美国的大规模核战争的图景更加接近现实，从而加深了公众对冷战的理解。

(4)先前已经谈到，博弈论和系统分析都具有赛博的一面：人与物的结合构成了它们的本体论。但是必须承认，人们还应当注意到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在构建冷战、表征美苏民众和领导层，以及思考如何控制大众（通过教育、宣传）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把战后社会科学看作是大科学，在这里也值得一谈，不过，我还是乐意把这个问题放在以后。

还有其它一些方面没有列举出来。我希望上述言论已经提供足够的材料来说明：有理由认为冷战是由发端于二战中的一些科学技术建构或至少是部分建构出来的。当然，沿着这一思路，有很多问题有待探讨。二战走向的军事之翼的当代状态如何在越南战争中以灾难性的后果得以显现，反思这个问题很有意义。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有好几个人撰文讨论“后现代”战场以某些方式展示了甚至比二战时期更为强化的人机耦合——例如，把战斗人员整合为经验丰富的电子指挥、控制和信息的网络(Gray 1989, Edwards forthcoming, De Landa 1991, Levidow and Robins 1989)。不过，我现在不想讨论这个问题，让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

星球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大概在1970年左右，世界上出现了一种新思维，把整个星球视为一个整体（即超出了国家界限，或者超出了冷战时期以超级大国为核心的国家集团的界限）。当然，在此之前，人们早就有了全球化的设想，然而，“全球对话”或者“管理星球”的明晰方法却取决于二次大战后科学技术走向的一些基本因素，如卫星图像、大规模数据处理装置以及计算机模拟和仿真。看起来比较明显的是，许多思路会聚，注入到全球对话的建设之中，其中，我最为了解的是佛瑞斯特(Jay Forrester)与罗马俱乐部的结合以及随后出版的著名的《增长的极限》（1972年Meadows）等，1986年布龙姆菲尔德(Bloomfield)。这一个从麻省理工学院自动控制装置实验室径直延续到佛瑞斯特的世界计算机模型的故事，形象地说明了反馈思想从工程到社会科学的战时结合。佛瑞斯特模型本身就是赛博科学的一个极好的例证：它们把整个星球当作一台赛博机器，自然资源、人类及其活动相互之间的耦合在其中，按照一系列由此及彼的反馈多样性实现概念化。

对我来说，这里饶有趣味的一个问题是，以《增长的极限》为例证，全球对话的发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在社会、政治以及环境方面的关注。比如，环境主义肯定改变了其性质，其参照框架从国家走向全球。又例如，欧洲和北美的居民相当突然地积极关注亚马逊雨林的命运，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呢（亚马逊雨林的居民又会作出何种反应呢）？我愿意作进一步的考察。全球对话特别依赖于计算机模型以及构造和运行这些模型的专家，我认为值得深思。我把这一点当作是星球管理的未来方向的结果：在计算机模仿和仿真之外来详细探讨我们星球的未来，无异于缘木求鱼。

还要注意，刚才已经提到，佛瑞斯特/罗马俱乐部维度仅仅是注入到全球对话中的发展思路之一。我打算作进一步研究的其它发展思路中，有一个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的“盖娅假说”(Gaia hypothesis)。它把星球及其承载的有机生命视为一个地域受限的自我平衡系统。摆脱地域的限制，系统就容易滑向可能不包括人类在内的差异平衡。这里描绘的是一幅控制论的图画，把星球看作是一个比佛瑞斯特的世界计算机更为聪明的物质/生物机器。现在人们还需要考虑气候学——尤其是全球变暖问题上的争论（还有核冬天，恐龙灭绝等）。计算机模仿和仿真再一次在争论中扮演核心角色，这自始至终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具体关联：最早应用电子计算机的是气象科学（由约翰·冯·诺伊曼主持，他还醉心于用计算机模拟氢弹爆炸）。

自动化工程

在战争和生产制造中用机器来放大人的体力与智力，已经历史久远了。电子计算机的诞生则大大地加快了这一人类工程，改变了它的发展形态。一方面，电子计算机成为巴贝奇所提出的自动思考和自动计算方案的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另一方面，迅速发展的计算机演变成为控制装置，能够监视其它机器的运行情况，从而制造出物质的人力资源冗余。因此，计算机就成了一种非常有趣的场所，它不仅取代了人类的脑力劳动，还取代了人类的体力劳动。

瓦解发生在我愿意称之为战后自动化工程的核心地带，从任何地方都可以追寻到它的分支。例如，设想一下战场的自动化（稍微早些时候我还间接提及此事）；也可以设想一下自动化购物——它原本是美国信息高速公路所描绘的众多图像之一，如今的万维网(www)却使之成为现实（最近几个月来，www上的商业主页铺天盖地）；甚至还可以设想一下大众传媒以及我的学生都将会相信的性(sex)的自动化（虽然有过那么一两个成功案例，大部分还是失败的）。自动化工程此刻最让我感兴趣的部分在于自动化生产。戴维·诺贝尔(Noble 1986)指出，战时电子计算机的出现立即唤起了人们心中自动化工厂的美妙形象——在这样的工厂里，计算机控制的设备取代工人，完成了原本需要人工才能完成的劳动——下面用一些事例说明上述美妙形象是如何成为现实的。

前已提及的地点和人物可以说明制造业中计算机控制的最初演变阶段：军事行动，麻省理工学院自动控制装置实验室以及佛瑞斯特(Noble 1986)。不过，我对计算机化的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更感兴趣。事实上，自动化工程永远都不可能完全替代人类的劳动；现实与理想总是有段距离。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考察过这样一个过程的两种情形：通用电器60年代末70年代初引进数控机床(Noble 1986)，80年代履带公司的生产形式的转变(Miller and O'Leary 1994)。

在所谓飞行员训练计划中，通用电器的故事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可自由调整的试验过程。在可自由调整试验中，新设备、工人的角色和社会关系以及管理等的配置和效能都可以彼此连续调节。回想起我的赛博理论，你立即就会明白，在这里自动化工程对人类与非人类的反复重新界定为何使我分外着迷。履带公司的故事则为此提供了一些新近的进展。这家公司自我开发出一批用于生产、监视和财务方面的软硬件，在建造他们位于迪卡特市(Decatur)所谓的“面向未来的工厂”(PWAF)的时候，工厂制造车间的规划布局能够依据生产流程的更新而在计算机上进行反复调整。车间的最终布局动工就是电子指挥控制系统的物化——整个工厂就是计算机网络制造的肉体（当然，准确地说，是钢筋和混凝土）。PWAF的车间依然需要入手，不过此时的人是作为弥补电子工人的不足而出现的（对那些与隐藏缺陷相关的物流进行控制，为生产的优化和效率的提高提出建设性意见，等等）。此外，信息科技还谋求在劳动者内部、劳动者与外部市场之间建立明晰的企业关系。在履带公司，随着工作场所计算机化的进一步扩展，随着实际上反映了所配置的计算机系统的、劳动所需要的物质空间的形态的转变，人类的劳动的概念化和使用得以进一步重建。

祖波夫(Shoshana Zuboff)的《智能机器时代》(1987)一书为自动化工程提供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祖波夫提供大量的事例，描述了随着信息科技在工作场所的增殖，管理角色和管理关系发生了改变，为我先前提到的车间劳动的重新界定提供了补充。由于信息科技的介入，人们不得不对管理的含义作出几乎是脱胎换骨式的重新界定。祖波夫在这本书中对决策计算机化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例如，她考察了一个为全体员工分派一串任务的计算机化系统，很明显在这种情形下计算机实际上成了一个与人类劳动者不同的自动化力量。我们现在进入了这样一种情形，人类的与作为决策者的非人类的力量或多或少具有同等的意义，此刻社会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人类与非人类的组合体。此刻你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力，甚至可以联想起我早先提出的只有人类与非人类相结合的赛博的社会理论才有望公正地对待正在形成的有趣的战后文化。

 

（来源《江海学刊》2005年06期。编辑录入：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