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自然观与科学技术

中国古代文化是在历史变迁中逐步完备其独具特色的传统的。这一传统从朦胧到明确的转变时期大致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当文明的进步把地理上浑然一体的中国内地联系为社会整体时，当历史在小国寡民与大一统帝国之间作出抉择之后，中国传统文化便深深烙上了由此而导致的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方式的印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的中国古代自然观，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思想，是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

古代的中华民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开拓了民族的生活空间，并稳定地保持着。陶醉于这一胜利的中国人把自己的国家看作世界的中心和主要部分，进而认为整个天地、整个宇宙都在他们的视野之中。他们虽依然同蒙昧时代的人类一样畏惧、崇拜着“天”，但却已当仁不让地将自身置于“天”之意志的执行者，“天”之利益的维护者的地位；或者说，他们并不简单地把自己看作“天”的奴隶，而是把自己看作天的某种化身。他们宁可将一切未知事物都驱入“天命”的领地，以否认自己的无知；从而使自己的观念被封闭在一个稳固的城堞之中。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认为：世界万物都服从于宇宙整体的总规律，即天命。这一规律支配着非生命世界与生命世界，支配着自然与社会，甚至支配着人与神，但它只属于宇宙总体。天命与人伦被认为是合一的，它只能通过修身养性去体验，而无法通过经验、实践去认识。

从现代系统理论看，中国传统自然观属于绝对的整体论的系统观念。它认为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又认为它只能作为一个绝对的整体去认识，而不可能从组成它的各部分去认识。它既反对采用分析的方法，把人以外的自然界作为认识对象，把自然界分解为各部分加以认识；又反对采用综合的方法，从各部分的具体规律概括出整体规律。它否认宇宙系统中间层次规律的存在，否认“天命”与经验之间存在中间层次的必然联系。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具有实践性和经验性的显著特征。但却缺乏超越感性经验的抽象思维与规律性认识。在传统自然观制约下，中国古代科学必然在浓厚思辩性质的哲学猜测与充满实干精神的生产经验、技术科学之间，留下理论科学的空白地带。此种传统思想认为：所有经验科学全都直接受支配于“天命”、“天机”。因此，无论是脚踏实地服务于生产的技术家，科学家，还是如醉如痴冥想宇宙之谜的哲学家，都无不感觉到研究理论科学乃至逻辑理论的必要。尽管中国传统自然观的整体系统观念包含着深邃的思想，并将对后代科学带来宝贵启示，但它在理论科学方面的空白地带，却阻断了中国古代科学向近代科学演化发展的必经道路。

与中国古代自然观相比较，代表着西方古代传统文化核心的古希腊自然哲学，虽然也同中国古代自然观一样坚持对世界认识的整体论观点，但其整体论却不是绝对化的，而是以将自然与人加以区分，并承认人可以通过认识各中间层次规律去认识自然界总体为前提的。尽管中间层次规律在古希腊自然科学中还是朦胧不清的，从而使建立于其基础之上的自然观也带来了极大的猜测成分，但它毕竟悄悄设置了从古代科学走向近代科学的通道——如逻辑方法、公理化方法等。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科学技术革命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灿烂成就，充分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多么丰富的思想营养和多么广阔的生存空间。由于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所限，理论科学的重要性尚未充分显示出来，因此中国古代自然观的缺陷尚不足以对物化科学技术发生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当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所表现的现实力量遥遥领先于世界之时，由于缺少中间层次理论科学，决定着下一时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潜在力量——精神形态科学技术中的超时代因素——落后的局面，就已开始形成了。

所以我们说：中国科学技术从领先到落后，并不只是近代历史中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早就潜伏于中国封建社会，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显现着。而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保守的一面，对此则不能不负有重要的责任——这不仅指自然观，而且指各方面的落后、保守观念。

人们一定记得在欧洲近代科学技术革命及整个社会的巨大变革中，中国科学技术成就中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所起的重要作用：指南针帮助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开拓了新的领地，提供了充足的自然资源与生存空间；造纸术与印刷术便成为广泛传播科学与先进思想的重要手段；火药则成了西方资产阶级摧毁封建势力和西方文明击败东方文明的物质力量。而上述四大发明的故乡——中国，之所以没有能运用它们在近代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变革的竞争中取胜，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保守一面的羁绊与禁锢，不能不是其重要原因。

最早发明使用指南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遥遥领先于世界的航海技术的中国人，却没有能够出现在世界近代地理大发现中的开拓者的名单之中。中国唐代便可建造长60多米的海船，而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舰队则包括长百米以上的大型宝船40至60多艘，其中最大的船长达150米，整个舰队所载将士及其他人员共27000多人。而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半个世纪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的远航船队则只有88人，分乘3只约19米长的小船[1] (p. 115)。

以中国如此强大的航海技术，却未能参与开发新大陆的壮举，除了因受累于错误的地理观念外，还因受累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许多保守观念，如狭隘的乡土观念(几乎没有人会愿意为开发新大陆而背井离乡抛尸异域)，只注重“扬天朝国威”、“抚四类”而忽视经济利益(郑和航海终因经济严重亏损而终止，半个世纪后葡萄牙人达加马经好望角到印度的远航却获得了60倍于远航费用的巨额盈利)[1] (p. 114)等。

最早发明火药和使用火药兵器的中国人，最后却败在西方的“洋枪洋炮”之下，堪称是历史的讽刺。它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观念羁绊技术革命的典型例证。中国不仅早在宋代就已经使火药和火药兵器在军事上得到实际应用，而且在火药技术传到西方并演变为近代枪炮技术之后，也仍然有重新引进并使用这一技术的充分机会。例如明代中国已经开始输入欧洲一些火器，其中有佛朗机炮、荷兰造的“红夷炮”等[2]。

明末清初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还为中国政府设计并主持制造过西式火炮、弹药、地雷等[1] (p. 201)。在欧洲商船已时常出入于中国海域的明中叶以后的几百年的时间中，要想引进、使用西方的先进武器，事实上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而阻碍当时中国军事技术革命的，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维护“祖制”、反对变革的保守观念和以“天朝大国”自居、蔑视外来文化、外来科学技术的心态。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天人合一，维护等级秩序的伦理观念、自然科学以及与国计民生十分密切的技术科学、生产科学都被置于次要位置，而主张变革现有秩序的新思想则更被视为洪水猛兽并严加防范。因此，世界上最早发明和广泛应用纸张、印刷术，并运用这些文字传播手段获得了教育、文化事业充分发展的古代中国，却基本上只是造就了大批只求功名，不关心国家、民族命运，不关心自然科学的腐儒，造成了儒家伦理观念深达穷乡僻壤的广泛渗透，而没有在传播科学技术和先进思想上做出应有的成绩。

然而历史已经表明：无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保守一面多么顽固地阻止变革的潮流，它终究无法阻挡世界科学技术革命的浪潮和中国思想文化革命的发生。因为任何文化都不可能一成不变，都不可能抵挡日益进步的科学与文明的强大攻势。中国传统文化虽难以自发产生近代科学技术，却仍然可以通过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科学而造成中国的科技革命与思想革命。只不过，这一过程中国是经历了激烈的文化冲突与社会冲突，付出了时间被大大推迟的代价后才实现的。

事实上，中国经济文化决不是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唯一责任者，正象封建生产关系本身也不是其唯一责任者一样(同样的封建生产关系却在欧洲孕育出了近代科学技术与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国在近代的落后还有其具体的历史原因。当然，一系列具体的历史原因也是通过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等各种因素发生作用的。

正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开始生长的明代，却因政治腐败而导致了满族入关和清王朝的建立，使得社会形态和文化都较为落后的民族在中国处于统治地位，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封建专制制度，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清代统治者作为少数民族统治各数民族的代表，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除了接受并强化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落后、陈旧、腐朽的东西之外，还采用“文字狱”等手段打击、镇压知识分子，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从而严重禁锢了思想文化，使文化更趋势于保守封闭排外，严重阻碍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潮流的及时汇合。相比之下，明代的文化毕竟多少包含一点新思想的萌芽和外来先进文化的影响。清初的文化则是摧毁文化中新的因素，而加强其旧的因素。所以从文化的角度看：明清朝代更迭是一次文化上的倒退。清初虽然在建立社会安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力上取得了明显超过明代末年的成绩，但却只是发展了科学技术的现实力量而损害了潜在力量。这种潜在力量的损害，使得日后的中国科技革命与思想文化革命更加步履维艰并几经反复。

当着近代科学技术革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之时，我们还发现：卓有成效的科学技术革命，只能发生在广泛深刻的思想文化革命之后。清末洋务运动虽然也倡导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但终因固守传统文化的糟粕而使之未取得实际成效。中国近代科技革命的真正兴起和中国民族近代工业的蓬勃发展，都是建立在自戊戌变法开始的兴学校废科举的教育改革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思想文化革命成果基础之上的。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只有充分吸收外来的科学技术及其他先进思想，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彻底批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糟粕的等级伦理观念、以古非今、反对变革的迂腐观念、妄自尊大、盲目排外、轻视科学的愚昧观念等，近代科学技术，才有可能在社会的各个领域，真正开始取代过时和落伍的传统科学技术。即使在新中国建立后，在这方面我们仍然有深刻体会：当我们采用工业化生产取代手工操作之时，当我们推广农业新技术之时，当我们宣传普及卫生知识时，遇到的困难往往首先并不是物质上的，而正是人们头脑中的愚昧保守观念。虽然五四运动已过去了近一个世纪，但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面对科学技术革命的观念羁绊却还远远没有消除。当我们为科技革命开展任何切实工作时，都往往要首先克服人们头脑中来自传统的若干阻力。

三、现代科技革命与东方文化复兴

正当中国经历近代科学技术革命和批判传统文化中的各种陈腐观念之时，在20世纪初，世界科学技术却正在开始经历一场新的革命：作为近代科学技术基础的机械自然观，正在受到新的科学成就的不断挑战。一些科学家又把他们的目光转向中国古代自然观。

20世纪初期的物理学革命，动摇了经典物理学将时间与空间、物质与运动、运动与静止、粒子与波、连续与间断相互割裂和绝对对立的传统观念，破坏了不可分割的物质微粒按确定轨迹运动的机械模式的自然运动图景。这种情况下，强调整体观念的中国传统自然观，在解释新的科学思想上，就较之经典物理学所依附的机械自然观显得更加优越。自此以后，一系列科学技术新理论、新思想，都纷纷从以中国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中吸取营养。

丹麦物理学家玻尔从量从力学中概括的互补原理，吸取了中国古代哲学阴阳交感变易的思想。

现代关于粒子运动变化理论的量子场论，接近于中国古代元气与万物相互转化的思想。

自20世纪40年代后世界新技术革命开始发生以来，科学技术综合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整体观念、和谐思想乃至人与自然有机联系的观点，越来越受到许多新兴科学、学说、理论的重视。

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理论等新兴系统学说的提出者，无一不申明自己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受启发。

现代生态科学、环境科学，也正在向把人与自然完全分离、绝对对立的机械自然观思维方式猛烈挑战，而向着中国古代自然观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路复归。

现代科学关于世界演化、发展的讨论，也正在改变人们心目中一个消极衰亡着的世界的形象，而向人们呈现一个中国古代自然观所描述过的，有机的、“活着的”宇宙。

笔者的采用数学符号范式表述的“信息进化论”和宇宙复杂性由潜在信息组织生成的理论，也参考了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深邃思想。[3]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兴起的物理学“超弦革命”，提出了“万物归一为弦”的思想，也与中国传统自然观关于世界本源的主张存在某种“默契”。[4]

除此之外，当代新技术革命中科学技术的综合化、社会化和社会生产系统整体目标的重要性的日益突出，使作为资本主义文明的文化基础的、单纯强调个人利益、个人竞争的人本主义，越来越同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冲突碰撞，造成了现代西方社会中的人生价值危机、文化危机。在这种形势下，不少人认为现代社会应当复归于强调社会系统整体利益，主张社会和谐，社会大同的，以中国传统文化伦理观念为核心的东方文化。事实上，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正是在标榜弘扬东方文化的文化基础上，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的目标。

当中国人还在进一步清除传统文化中保守落后方面的余毒，以推动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之时，中国传统文化、东方文化却似乎正在已实现现代化的一些国家中复兴。有人甚至认为新技术革命将使现代文化走向衰亡，而使东方文化重新成为支配世界潮流的主导文化。有人由此提出现代的中国人应重新反省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态度。就这样，当代科学技术革命与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关系问题，再一次摆到了人们，特别是中国人的面前。

其实，人类文化进化发展中的向往昔时代复归的现象，在历史中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现象。例如15至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是以向古希腊文化优秀传统复归的旗号，向着宗教文化的统治地位发起挑战；19世纪欧洲的哲学则经历了向古希腊自然哲学中的朴素唯物辩证法的复归，从而批判了机械唯物主义，导致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的产生。可见，所谓文化的某种历史的复归，乃是吸取古代文化的优秀精华，批判现有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前进的文化中的弊端，诞生出新时代新文化的否定之否定的革命性过程。它决不意味着文化的倒退与复古，也不意味着历史上某种文化传统简单的再现。

因此，面对伴随当代科学技术革命而来的东方文化复兴的潮流(所谓“东方文化热”“读经热”)，应当采取一种中国人所特有的，积极而冷静的态度。

首先，笔者认为东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决不应当是不分清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的“全盘复古”，而应吸取精华，弃其糟粕。例如应吸取传统自然观的整体观念，摒弃整体绝对化、否认中间层次规律的观念；应吸取自然界与人有机联系的观念，摒弃神化的天命观、宿命论；应吸取社会和谐、社会大同的思想，摒弃维护等级制度、扼杀人性、漠视个性的封建伦理观念等。

其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集中于封建生产关系兴起之际的革命时期的文化形态之中；而封建社会一旦巩固，文化便日趋保守。漫长的封建文化发展到封建社会中、后期已是糟粕充斥，精华所剩无几。因此，今天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主要应是指向着以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复归；而决不应是向着已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御用化、神化的“儒家文化”(它已不是历史上儒家文化的本来面目)的复归。事实上，可以发现：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讲仁义礼智，重道德、人格，倡导爱人、兼爱、天下为公，向往世界大同等思想，集中于春秋战国时代儒、道、墨等各家学说之中；而上述优良传统观念到封建社会中、后期则几乎已经荡然无存，而只剩下三纲五常，以忠孝节为核心的森严等级观念，和名为“仁爱”，实为“吃人”的虚伪的封建道德。有人主张让孩子们在无法理解其含义的情况下熟读、背诵儒家的“四书五经”，不知道他们打算从小向孩子们灌输些什么精神营养。同是复归，还有个复归于何处的问题。就象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只能复归于古希腊文化优秀传统，而不能复归中世纪文化。

第三，即使是古代文化的精华，它的复兴也不应是原封不动的重现。它只能作为新时代新文化的有益营养成分或组成部分。古代文化，虽然可以使我们寻回被遗忘的优秀传统，但比较现代文明，它们毕竟是低级形态的文化，它们只有与现代文明相汇合，才有资格成为新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不能把现代文化吸取古代传统文化精华后的再创造，简单说成是古代文化本身。

很明显，中国人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进一步肃清中国传统文化中糟粕的余毒，五四运动对被封建统治者御用化、神化的“孔家店”的猛烈抨击，同当代科学技术革命中，以中国春秋战国文化等为代表的古代东方文化精华的“复兴”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之处。

复兴不等于复旧。高举科学、民主大旗，“打倒孔家店”的成果不容否定。

   革命也不等于否定传统。中国人会珍爱令世界瞩目的传统文化精华，并使她与现代文明汇合，创造出中国新时代的新文化。

四、当代中国科学的腾飞与传统的超越

中国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始于清末而延续至今，虽然它已经伴随和推动了中国社会一次又一次的变革和革命，虽然它已经历了学习西方文明、接受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革命中的批判封建文化、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改革开放以来的引进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与优秀文化成果等历史过程，但至今仍远未达到建立现代化中国文化的目标。反映在与当前中国现代化事业中所经历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关系上，就是中国的科技现代化在今天依然深受自身文化中保守的传统观念(它未必唯一地来自古代文化，也包括外来或后来形成的保守观念)的羁绊。其当前的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是狭隘的投资观念。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只看重以农业为主体的物质产业，而轻视“技艺”，轻视科学。现在许多中国人眼中仍是只有工厂矿山那样的可见的物质产业，而没有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中备受青睐的第四产业——科学技术产业。中国人缺少那种宁可少盖几座工厂也要保证充足的科技投资的魄力。科技经费紧缺是目前我国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主要困难，它当然有客观上面原因，但不尽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投入科技(却去搞超过市场需求、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去生产大批劣质产品)，不能不与人们头脑中多年沿袭的观念有关。

其二是陈腐的人才观念。在中国历史上，个人争功名、争科举夺魁，国家显示天朝国威的思想十分浓厚；而讲求经济利益、经济效益却受到鄙视，被认为“庸俗不堪”。在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将“争冠军”、“扬国威”看得重于经济效益。我们的教育制度仍在努力培养考试能手，考试“状元”。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在国际数学、物理奥林匹克等考试中夺魁，有的甚至也能在实验室中做出“为国争光”的成果；但却未必能在另一场竞赛——以高科技为特征的现代国际商品市场的竞争——中创造优胜的成绩。中国人梦想着击败美国的“微软”、日本的“松下”、德国的“奔驰”，但中国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能把上述梦想变为现实的那类人才。此类人才的大量产生，有待于人才观念的革命性转变。

其三是墨守成规的学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把祖宗之法、古训、圣贤、儒家经典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切学术研究只限于理解。解释儒家经典，而不允许逾越经典。人们只能按圣贤的思维方式思维，而不能发挥自己的创造精神。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等级观念十分严格，为君、为师、为尊长的话即便是错的也要赞同，不能反对。今天中国的科技界、学术界中，传统文化中那种循规蹈矩，只知在经典或权威面前顶礼膜拜的学风仍然普遍地存在着。只有那些沿科技界、学术界现有思维方式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才容易获得社会的承认。而一些不同于现有习惯性思维方式的创造性研究成果，要取得生长和继续发展的条件却十分困难。高风险率、高效益的开拓性科技研究开发活动，则更难以获得支持。

此外，传统的等级观念在今天的科技界、学术界也仍然十分严重的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一项成果的评价往往取决于研究者的学术地位，无名之辈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往往被忽视或贬低。对学术争论习惯于权威裁决，缺乏自由讨论辩论的空气。

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核心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而科学技术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除了需要经济、政治等社会条件之外，还有一个属于文化范畴的观念更新的问题。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还必须经历一个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它意味着对旧传统的超越和综合传统文化精华与现代文明的新文化的诞生。

当中国人真正超越自己文化中的旧传统之时，就是中国科学技术走向腾飞，中国当代科学技术革命驶上当代世界科学技术革命轨道之日。

（来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武汉)2005年05期。编辑录入：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