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动物尚不存在，众神将土、火和一切可以跟二者融合之物塑造成各类动物。众神委托普罗米修斯和爱比米修斯适当地分配给每一种动物一定的性能。爱比米修斯负责分配，普罗米修斯负责检验。由于爱比米修斯不小心，当他把性能的宝库在那些无理性的动物身上浪费殆尽之后，却发现人类一无所获---赤身裸体，既无衣履也无尖牙利爪。为挽救人类而操劳的普罗米修斯从赫斐斯托斯和雅典娜那里盗取了技术的创造机能和火，因而送给人类一份厚礼。

　　这是柏拉图以普罗塔戈拉斯之口讲述的普罗米修斯神话。斯蒂格勒认为，与普罗米修斯相比，爱比米修斯不仅是一个遗忘者，而且也是一个被遗忘者：

　　正是由于他的过失，普罗米修斯才需要盗取火给人类。（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是因，（普罗米修斯盗取的）“技术”是果；没有“过失”，就没有“技术”。“《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的目的正是要说明，人类的理性和知性始于这种把某些操作移交给某一代具，也即借助既已存在的、作为后种系生成的传播能力的某一技术领域。”

　　作为五卷本的《技术与时间》，斯蒂格勒这一成名作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既有对吉尔、勒鲁瓦－古兰和西蒙栋的技术理论的梳理；也有对康德的“三重综合”（“领会的综合”“再现的综合”“认定的综合”），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的批判性解读；还有从技术角度对德里达、利科等哲学家思想的阐释。鉴于篇幅限制，下面对斯蒂格勒五卷本《技术与时间》中已有中文译本的前三卷最重要的概念或观点进行评介，其中包括第一卷最重要的两个概念“延异”和“已经在此”，第二卷的主题“迷失方向”，第三卷的两大主题之一---“存在之痛”。

　　人类因火而得以在世存在，这是普罗米修斯神话的启示。哲学既需要从神话中得到灵感，但又不能仅仅停留在神话传说之中，还需要利用理性的力量来证明人类是如何从火中产生的：是先有“火”然后有“人类”，还是先有“人类”然后才使用“火”？这是一个无异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

　　斯蒂格勒借用他的导师德里达所创造的“延异”概念来解决这一问题。“延异”（ｄｉｆｆéｒａｎｃｅ）一词由德里达首创，它在词源学上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延时，通过延时这一中介延缓欲望的达成；一是不同一、别样、可区分。现有法语中相应的名词“ｄｉｆｆéｒｅｎｃｅ”不能完全覆盖上述特征，德里达创造“ｄｉｆｆéｒａｎｃｅ”一词以指称他的哲学发现。借用该词，斯蒂格勒认为需要从运动和相互关系的角度分析人与技术的关系。表面上看“谁”和“什么”各有所指：技术和人。

　　但是“谁”能不能是技术，“什么”能不能是人呢？为此斯蒂格勒研究由东非人向新人过渡，即“人化”这一过程。

　　这一大脑皮层的分裂过程和石器随石制工具技术的演变而进化的过程是一致的。石器技术的进化非常缓慢，难以想象人是这个进化的发明者和操纵者。相反，可以假定人在这个进化中被逐渐发明。人的发明这一命题的关键在于将“谁”和“什么”并列，既使二者相连，又使二者相分。延异既不是“谁”，也不是“什么”，它是二者共同的可能性，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往返运动，是二者的交合。缺了“什么”，“谁”不存在，反之亦然。延异在“谁”和“什么”之外，是它使二者构成一种貌似对立的联体。二者之间的过渡是一种投影：大脑皮层在石器岩层中的投影，岩石恰似大脑原初的镜子。这种原初的投影就是“外在化”的开端，它实现于由东非人向新人过渡的几十万年之中，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石器开始形成，大脑皮层开始自己投影印照。所以，是工具即技术发明了人，而非相反，人发明工具。换言之：人在发明工具的同时在工具中自我发明---自我实现技术化的“外在化”。

　　从人类的起源看，人与技术是一个同时发明的过程，也就是说人与技术是一种“延异”的关系。原始人类以后的所有人，包括当今人类，斯蒂格勒认为他们的生存离不开“已经在此”，或者说先于每一个此在、此在来到世界之前在他的世界中已经存在的各种代具。

“已经在此”是斯蒂格勒受海德格尔影响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斯蒂格勒认为，海德格尔的此在有四个特征：时间性、历史性、自我理解和实际性。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斯蒂格勒用“实际性”表示人（“谁”）对在自己之前形成的技术（“什么”）的依赖，强调“实际性”中既成事实和已经存在的意思。在普罗米修斯神话中，人仅仅因为一个“遗忘”才诞生：爱比米修斯在分配属性时忘记给人留一个，以致人一无所有。所以，人缺乏存在或尚未开始存在，它的存在条件就是以代具，即在人类身体之外存在、替代人类肢体的工具来补救这个原始缺陷。正是通过“已经在此”，斯蒂格勒把自己的时间观同海德格尔区别开来：在时间的三个维度中具有奠基性的在海德格尔那里是将来，他以将在为基础实现此在的将来、曾在、当前的统一性“绽出”；在斯蒂格勒这里具有奠基性的则是曾在，他是以“已经在此”，也就是此在世界中先于此在已经存在的技术为基础来建立时间三个环节的统一的。

　　在五卷本的《技术与时间》中，最重要的应该是第一卷《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和第五卷《必有的缺陷》。《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人的发明”，这可以从“谁”与“什么”的延异中得到解释，也就是说人是在“谁”与“什么”的延异中被发明的；第二部分是“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这一部分着重论述的是由于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人类只能从并不属于自己、而是自己从前人那里继承而来的“已经在此”中才能得以生存。《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之后的是该系列著作的第二卷：《技术与时间２：迷失方向》。该卷的主题是“迷失方向”：在“谁”与“什么”的延异中得以发明的人类会随着“什么”的演化和变迁而迷失方向。

　　斯蒂格勒是通过对“后种系生成”的历史的描述来阐释自己的这一观点的。

　　“后种系生成”这一概念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就已提出，斯蒂格勒用它来表示生物进化和技术进化的差异：生物是由种族或基因决定的种系生成，而技术则是由个体后天经验和教训所决定的归纳式积累，即后种系生成。

　　斯蒂格勒认为，对于个体来说种族记忆是已经在此的，每个个体都受它的制约；然而，在获得种族记忆的同时，个体又发展了其中的不确定性，因而从这种已经在此中解放出来并进一步“发明”。斯蒂格勒的后种系生成研究建立在勒鲁瓦－古兰记忆结构分析的基础上。后者既将记忆的结构分为三个层次：特定层次、社会种族层次和个体层次，同时又认为存在着不同于社会种族记忆的第四种记忆，比如当今出现的程序化机器，它将“谁”从其种族性中驱逐出去，破坏种族记忆的运作链和行为链，继而破坏以领土形式构成的种族统一体。“‘什么’的历史一般来说总是一次次断裂的历史，因为‘什么’从根本上是通过中止现有程序而发展的。”

　　根据普罗米修斯神话，人类是双重过失---爱比米修斯的遗忘和普罗米修斯的盗窃的产物。由于普罗米修斯的计谋，人类吃到了牛肉；由于宙斯的意志，人类失去了存活所必需的、以前是伸手可得的食物。为了补救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普罗米修斯赠给人类的礼物或禀赋就是：置人在自身之外。人类的存在就是在自身之外的存在。问题是，当今时代人类的外延似乎进入了尾声，也就是说当代的技术断裂登峰造极，这是一种比农业的诞生、工业革命的发生更大的断裂，其后果极其严重---由于把各种操作程序交给机器代管，以群体统一性构成的种族将会面临灭顶之灾。愈演愈烈的工业化不断使人丧失对共同体的归属感，因为个体基本行为链中的主要部分（种族特性主要体现于此）要么被转移到机器设备中，要么个体自行去适应机器设备的自动化。

　　斯蒂格勒认为，随着人类把各种功能，先是骨骼的、肌肉的，然后是神经的，如今是象征的功能，都交给了器具程序（即工具、机器和工业集合体），我们看到的是技术的后种系生成对人类的种系生成，也就是人类的身体－基因程序的中止：躲在屋檐下时他像只海龟，利用镊子把手加长时他像只螃蟹，成为骑士时他像匹马……他的力量由于使用耕牛而成倍增长，他的拳头因借助于锤子而变得更硬，他的记忆先是被转移到书本之中，然后是被转移到硬盘之中。问题是人类在每次更换工具时都在一点点地改变人种。

　　因此，斯蒂格勒认为，当今时代最大的问题是“谁”的问题。当代技术开启了另一个时代，与传统时代相比，这一新的时代是一个极大的偏差，大到足以开辟一个新纪元，因为对于本质迟缓的人类而言，发展的速度是最核心的问题。随着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进化跨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大脑外延的阶段。从纯技术角度看，突变已经完成。对时间和距离的压缩、行动节奏的加快、对二氧化碳及工业毒素处理的失调、放射物的渗透都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人的肌体是否适应这个长期以来被称作他的环境的环境？这就是人类迷惑的生成，也是人类该向何处去的追问。整个《技术与时间》第二卷都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

　　“存在之痛”是《技术与时间３：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所述两大主题之一。斯蒂格勒认为，正是由于人类的产生跟技术有关，即人是在“谁”与“什么”的延异中被“发明”的，因而此在在世存在的一切重大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跟“什么”的发展和变异有关。而２０世纪决定人类命运的因素是“工业时间客体”，即由程序工业提供的产品：

　　“程序工业，尤其是广播电视信息传媒工业，大量地生产着时间客体，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被上百万个，有时是上千万、上亿乃至十几亿个‘意识’同时收听和收看：这种时间上的大范围重合使事件具有了新的结构，与这一新结构相对应的，是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新形式。”

　　何谓时间客体？当某一客体的时间流（如一段音乐旋律）与以该客体为对象的意识流相互重合时，该客体即为“时间客体”。斯蒂格勒认为，在人类意识活动转变的进程中，代具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它会影响康德所说的“图型法”的条件。在胡塞尔的“第一持留”和“第二持留”的区分之外，斯蒂格勒提出“第三持留”概念，认为第三持留指的是在记忆机制中对记忆的持留的物质性记录，如录音、录像。随着时间客体的工业化生产，构成意识流统一过程的“综合”的代具化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意识的转变能够导致意识被摧毁。由于当今程序工业过于强大，个体意识除非与“世界”相割离，否则注定会沉溺于程序工业的巨流之中，或者是落入“用户归档”的渔网之中。这就把个体行为这种此前未能工业化的东西工业化，从而使程序工业更为强大，以致消费者完全被传媒工业所掌控而无法从中脱身。诸多不同的个体因而不再能够个体化，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一般性的群体，变成没有视野的独眼怪物。

　　在传统技术时代，种族是个体生存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而种族的形成是一个统一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一个“接受”的过程---通过对某一共同的过去时刻（大型聚会、宗教仪式、庆典等）的分享，某个“我们”作为其他“我”和其他“我们”的集合体才可能得以构成、固定、持续和拓展。然而，随着当今影视媒体的发展，特别是由于所有劳动工具和社会化工具均有演变为媒体的趋向，因此不同个体分享集体事件的共时化过程越来越具有持久性（第三持留可永久保存）和系统性（影视工业有组织、有预谋的筹划）。在诸多媒体的操弄之下，一般意义上的个性化过程已经丧失，而且在程序工业发送给超大型意识群体的连续不断的“事件流”中，铺天盖地的所谓特例时刻湮没了“事件流”的全部。个性化的丧失同时也是一个大范围的令人担忧的失望过程，与“工具”的承载者机器不一样（它只会让工人失业），它所危及的不仅是无产阶级，而且是整个社会和社会中所有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通过市场营销这种“说服的技术”和“舆论经济”这种特殊的经济而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

斯蒂格勒认为，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我”可以被视为“我们”，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被视为“我”。其后果是所谓的“人们／大家”独占统治地位：它既控制了极权体制，又控制了“保护消费者权益运动”和“市场社会”。这是一个不仅“我”失望，而且“我们”也失望的时代，“我”和“我们”在相互混合中消失了。这是一个“非个性化”的时代。

　　如此一来，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变成了斯蒂格勒的“存在之痛”的问题。如何应对这一现今时代最棘手的问题，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第四卷和第五卷中将尝试提出自己的应答。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