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认知科学哲学研究中，“无表征智能”(Intelligence without Representation)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论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对表征－计算这一传统认知科学研究核心纲领的批判性反思中，人们从不同理论进路尝试提出了反表征主义的设想。吉布森的知觉心理学研究、埃德尔曼的大脑神经进化论研究、布鲁克斯基于行为的机器人智能研究、戈尔德的人类智能动力系统理论设想以及拉克夫等人的隐喻语言学理论研究等都或隐或明地提出了无表征智能的论题。在这种反表征主义的理论趋向中，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独树一帜从现象学进路描述了无表征智能思想，并且尝试结合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对这一论题加以辩护。在我看来，德雷福斯对无表征智能的现象学描述与科学解释并非无懈可击。如果以此来界定人类智能的本质，则会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1　何种智能是无表征的？

“无表征智能”论题的成立首先需要回答：有没有无表征的智能形式？如果有，何种形式的智能是无表征的？在这个问题上，德雷福斯明确主张一定存在某些人类智能形式是无表征的，他特别考察了成人学习熟练技能这一智能行为，尤其明确主张专家级别的开车、下棋等技能行为是无表征的智能形式。

德雷福斯描述了成人通过指导获得熟练开车技能的一般过程，即新手(Novice)、提高(AdvancedBeginner)、攻坚(Competence)、熟练(Proficiency)、专家(Expertise)等五个阶段。在新手阶段，老师将要学习的技能转化成脱离情境的规则，新手要努力记住老师讲述的开车或下棋的技能规则，此时他们的学习进展很慢。在提高阶段，老师开始讲解一些实例，新手由此获得了初步的情境体验。新手在这个阶段不再机械地记忆换挡与速度之间的规则，而是开始尝试通过发动机的声音等体验来判断如何换挡，这种新的体验是不能被规则化的。在攻坚阶段，随着学习者情境体验的增加，他开始在老师指导和自身体验的基础上尝试概括一些适用于自己的特殊规则。尽管还不确信这些特殊规则是否适合特定情境，但是他开始尝试去运用这些特殊规则。所以，这一阶段的学习时常伴随着忐忑不安的感觉和些许成功的快乐，它是探索性的和易出错的。在熟练阶段，通过学习者在攻坚阶段的实践，此时积极的体验逐渐得到加强，而消极的体验则逐渐被消除，学习者开始能够熟练应付各种具体处境，并且逐渐减少了对于技能规则的依赖。在这一阶段，学习者辨别具体情境的能力加强了，对于应对规则的选择更加明确和直接了，想要实现的任务更明确了，所采取的行动也更加流畅和轻松了。不过，在这一阶段学习者还不能完全自动地处理任务，还需要依赖规则下决定。例如在雨天开车时，熟练阶段的学习者还要做出刹车还是降速的判断，当然，熟练阶段比攻坚阶段能够更经济地结合路况做出正确选择。与熟练阶段相比，在专家阶段，学习者具备了精细分辨具体情境的能力，此时尽管这些具体情境可以规则化，但是成长为专家的学习者已经不需要依赖这些规则，而是可以通过各种具体策略来应对各种情境，他们无需判断就能够针对具体情境做出一种当下最恰当的直觉回应。[1]

德雷福斯并不认为技能学习的这五个阶段都是无表征的，他尤其强调的是第五个阶段的专家级别的技能操作行为是无表征的。他认为，一旦学习者成为专家，学习者技能的熟练操作就不需要规则或者概念命题式表征的指导。具体来说，成为专家的学习者不仅能够将之前的体验“以无表征的形式”反射到当前处境中，而且能够针对当前处境“以无表征的形式”做出最恰当的行动。

无表征智能的设想揭示了人类智能的某些深刻特征。发展心理学和人类学研究业已揭示出人类的某些原始智能可能是无表征性的。甚至极端的表征主义者乔治斯·雷(Georges Rey)一方面认为所有的智能都是基于表征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认可一定会存在表征不发挥作用的某些智能活动，“没有明智的表征主义者会否认在学习和行动的某些方面，表征必须让位于其他心理活动。表征产生的反射弧可能不再需要表征，而是自动地发挥作用”。[2]德雷福斯亦指出，乔治斯·雷的这一看法至少说明，在某种解释层面上他同意技能学习是非表征的。[3]

当然，德雷福斯所讨论的智能形式既不是原始智能，也不是基于表征的某种反射行为，而是专家级别的熟练技能行为。而正是在这种智能形式上，德雷福斯遭到了强烈的质疑。格罗什(Rick Grush)和曼迪克(Pete Mandik)指出，德雷福斯讨论的这类专家级别的熟练技能行为也是表征性的，德雷福斯对这类智能形式的描述并不完备，尤其是忽略了诸如下棋活动中人们往往会先想象一些虚拟的棋路。[4]乔治斯·雷也提出德雷福斯所考察的这些例证不恰当，像学习开车和下棋这类行为本身都是表征性行为。因为学习开车和下棋都是需要语言指导的，而这就难免会利用一些语言表征，例如“刹车”一词对于刹车行为的语言表征。很难相信，人们在学习开车等技能的过程中不会触及这类表征。乔治斯·雷进而指出，学习者还需要理解这些语词，并且在必要时这些表征还要发挥因果效力。总之，乔治斯·雷认为德雷福斯若想挑战表征主义理论，就必须分析一些更加复杂和理性的智能学习活动。

针对这些批评，德雷福斯作出了相应的答复，不过在我看来，德雷福斯的答复并不完备。第一，德雷福斯并没有正面地回答专家级别的熟练技能行为为什么是无表征性的。在德雷福斯看来，格罗什、曼迪克、乔治斯·雷等人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并不是主张所有智能都是无表征的，“我之所以批判传统表征主义者，主要是一定有某些智能行为不会涉及心理表征”。[3]学习者在前四个阶段的确需要反事实推理(counterfactual reasoning)，在此学习、规划和慎思行动的表征主义解释可以成立，而当成为专家之后，人们从前四个阶段的规划和目标导向就转向了一种对于整个处境的自发反应。不过，德雷福斯的这种辩护并不能使我们相信，格罗什和曼迪克等人不能质疑第五个阶段智能无表征的现象学描述。第二，在我看来，格罗什和曼迪克、乔治斯·雷等人之所以质疑专家级别的熟练智能行为的无表征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潜在地主张这五个阶段是一个完整的智能活动。我们没有理由将第五个阶段从完整的学习过程中剥离出来，因此，如果这五个阶段的学习是一个完整的过程，那么将第五个阶段的行为孤立地视为是无表征的智能行为，这种描述就是有问题的。第三，即使可以剥离，德雷福斯对于第五个阶段的正面描述仍然是有漏洞的。德雷福斯合理地看到专家级别的熟练技能行为更能适应具体情境，但是这一行为是否是无表征的则很难判断，德雷福斯只是说，专家级别的司机能够无需计算和比较而灵活地处置各种情形，而象棋大师无需分析和比较就能够在至多5－10秒间应付自如。[1]可以想象，在5－10秒之间应付自如的这种描述，很难不给表征主义者留下批判的空间。

2　表征与意向性

就专家级别的开车和下棋等熟练技能活动而言，德雷福斯是一个鲜明的反表征主义者，他明确表示这类行为既不存在命题式心理表征(propositional representation)，而且也不涉及大脑表征(brain representation)。德雷福斯认为，在成为专家的过程中学习者离不开对于“刹车”等现象的概念命题式表征，但是，一旦成为专家之后，学习者就不再需要这类表征，学习者可以直接唤醒过去的体验。同时，专家也不需要通过对某种目标的命题式表征来采取行动，专家可以依据过去的体验在当前处境的诱发下做出相应的灵活反应。熟练技能活动不仅不需要命题式表征，而且也不需要某种表现为大脑活动反应的大脑表征。因为，德雷福斯认为，导向行为的意向内容不可能在这些大脑表征中得到标识，因而不能引起具有特定目的的行为。

如果我们认可专家级别的熟练技能行为是无表征的，那么，在学习者的行为中什么机制替代了表征呢？如果没有表征的参与，学习者如何对过去体验做出回应并且引发当下的行为呢？塞尔(JohnSearl)认为，从逻辑上看，一个行动的发生要满足某些条件；而从现象上看，这些条件可以归结为行动者心中的目标。德雷福斯认为，行动的产生的确需要条件，但是，这并不是一种心灵对目标的表征。塞尔主张人们身体的行动需要行动的意向，并且意向内容必须具有一种从心灵至外部环境的因果性导向。而在德雷福斯看来，塞尔描述的身体行动不过是一种审慎行动(deliberate action)，至于专家级别的熟练技能活动既不是一种纯粹物理的被动身体行动，也不是某种审慎的行动，而是一种能动身体(livedbody)的活动。德雷福斯指出，他反对命题式表征和大脑表征，但是并不反对存在着引发行为的能动身体的内在状态，这些内在状态也具有意向内容，但是这些内容不是表征式的。比如说，在经历了多次风雨体验之后，一旦下雨人们会自动打开伞离开房间。这类行为表明，的确存在诱发行为的“内在状态”，但是这种诱发人们行为的内在状态不是表征，而最好应看作一种身体装置(body-set)，一种“被我过去的体验所改变了的大脑活动的身体装置”。[3]更具体地说，与一种慎思和规划意向行为的表征意向性(representational intentionality)不同，这是一种自然和透明意向行为的运动意向性(motor intentionality)。塞尔的审慎行动所需要就是表征的意向性，而专家级别的熟练技能行为所依赖的则是运动的意向性，并且运动意向性是表征意向性的背景和基础。

德雷福斯对于命题式表征的批评受到的质疑较少，例如格罗什和曼迪克也指出，过去十年对于传统人工智能的批判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向反表征立场，这并不意味着表征主义错了，而是意味着将表征作为逻辑符号结构的观念出了问题，以及将智能视为对这些符号的控制管理的观念出了问题。与之相比，德雷福斯对大脑表征的批评与对运动意向性的表述则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表征主义者认为德雷福斯并没有完全消除大脑表征。例如，德雷福斯似乎将某种大脑整体结构视为最弱意义上的表征，“大脑状态产生了技能行为，在最弱的意义上，我们意指大脑具有一种基于过去情境体验的整体结构，它建构了当前整体反应。”德雷福斯还指出这种结构尽管不能说明特定大脑状态与特定环境事件的共联，但是就像克拉克(Andy Clark)所描绘的那样，这种结构是“一种新的和有力的内在表征”，当然不过这是一种极弱意义的表征。[3]这种含糊的表述当然会引起表征主义者的质疑。

第二，不仅表征主义者指出德雷福斯的反表针立场并不彻底，即使对德雷福斯抱有同情态度的克拉克也指出德雷福斯的观念存在问题。克拉克认为，德雷福斯的神经网络模型并不能充分说明专家行为的无表征性，因为保罗·丘奇兰德和克拉克本人等大多数神经网络模型支持者都赞同一种分布式表征，就此，克拉克认为，德雷福斯反对的并不是内在表征，而是某种具有客观内容的内在装置(innervehicles of objectivist content)。克拉克进一步提出，在这些专家技能行为中可能存在着某种行为导向的(action-oriented)表征，这些表征不是消极地编码信息，而是积极地参与行为的控制和建构。这些内在状态并不是反映环境自身结构，而是密切关联着环境结构，这更像是锁和钥匙的关系，而不是景物和照片的关系。[5]值得关注的是，德雷福斯并没有对克拉克这一观点作出相应的回应。

第三，身体运动是否不需要表征，这本身也值得质疑。例如，格罗什和曼迪克不仅指出大多数技能行为都需要反事实推理或者说需要心理表征，指出大多数技能行为都需要表达内容并且不是反表征的，而且指出某些情境依赖性的技能也不是无表征的。他们借用埃文斯的观点指出，有机体的感官运动技能也意味着有机体能够掌握空间内容或者说表征空间，因此，有机体的涉身技能虽然不意味着具有对逻辑形式的占有，但是这些技能却也承担着某种对于环境的展示，例如人们可以在相关行为中将一块木头表征为可用的。[4]

第四，德雷福斯区分表征的意向性和运动的意向性，这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德雷福斯自己也意识到，运动意向性与表征意向性“两种意向性在行动中相关联，这涉及一个更大的问题，即知觉与行动中非命题和非概念的体验如何与使信念和规划可能的命题式表征整合起来。乔治斯·雷试图通过命题式表征来统合两者。我则意图通过现象学和神经科学证明这是不可行的。但是，在非概念和概念内容的整合上我也没有任何成型的观点。”[3]正如我前面所分析的，如果将学习开车的五个阶段看作是一个整体，那么乔治斯·雷的整合观念似乎更加合理，即可以通过表征来统合这一整体行为，但是，如果孤立地看待专家级别的熟练技能行为，那么，德雷福斯的确需要一个理论来解释专家行为中如何统合概念和非概念内容。

3　现象学描述与科学解释

德雷福斯主要利用现象学资源描述了无表征智能思想。不过，德雷福斯认为并非所有的现象学家都是反表征主义者，胡塞尔就仍是一个表征主义者。一方面，胡塞尔利用某种心理机制来解释过去的体验如何改变了对当下环境的体验，另一方面，胡塞尔主张某种对目标的表征意向性引发了相应的行为。德雷福斯认为梅洛-庞蒂是一个反表征主义的现象学家代表，他主要依赖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思想，尤其是利用了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提出的意向弧(intentional arc)和最有效控制(maximum grip)概念来说明熟练技能的学习活动。

在德雷福斯看来，在熟练技能的学习过程中，学习者通过体验获得的并不是心灵的表征，而是一种更加精细辨别处境的能力，这种处境能够诱发学习者一种更加完善的回应。如果处境没有清晰诱发回应或者回应没有产生满意的结果，那么学习者就会进一步完善他对处境的辨别。这种往复来回的内在机制就是意向弧。意向弧就是表征的替代，意向弧现象学概念解释了过去体验如何以无表征的形式改变当下对环境的体验。意向弧表明，过去的体验是被投射进当前的世界，从而产生当前的知觉体验。

最有效控制则是对身体回应环境诱发因素的一种描述，这表明活动者的知觉模式与当时情境之间形成了一种最优的协同关系。最有效控制解释了学习者如何以无表征的形式引发相应的行为。[3]在梅洛-庞蒂看来，在日常活动中首先不是存在一种行动者对对象的客观思想(预设的目标)，行动者和对象之间存在着一种极为紧密的关系，这种无间关系可称为最有效的控制。例如，当我们知觉某物的时候，我们不通过思考就会找到与对象整体和构成部分之间的最佳距离，而且我们总是以最佳的方式去与对象打交道。人们可以不断地调整身体与环境的最佳关系，但是这不需要知道或者标准地表达出这种最佳关系。人们的身体只是被环境诱发进入这种与环境的平衡关系的，这不需要表征或者目标的预先引导。

德雷福斯对熟练技能学习活动作了完整现象学描述，他进而利用了神经科学研究来辩护这些现象学描述。他指出模拟神经网络研究体现了意向弧的某种结构属性，而大脑动力学则可以解释最有效控制。

在德雷福斯看来，当代神经科学研究中的反馈驱动式模拟神经网络模型(feed forward simulatedneural networks)说明了过去的体验如何能够以非表征或者无需大脑储存信息的方式影响当前的知觉和行动。神经网无需检索任何特定记忆，新的信息输入就可以通过模拟神经元之间联结力量的改变而在过去的体验基础上产生信息输出。这种更为积极的联结主义神经网络模型就能够在神经科学基础上说明梅洛-庞蒂的意向弧思想。此外，德雷福斯还解释了学习活动中的概括(generalization)是不依赖表征的。他认为，在神经网络中，相似并不是一个与之前记忆存储信息的表征比较问题，相反，新的输入对于原型输入(prototypical input)往往产生一种偏离，但是大脑结构和身体结构却限制了这种偏离并产生了相应的概括。具体来说，大脑构架的先天知觉系统、涉身网络和世界结构的交互结构以及能够满足活动者需要的相似关系等最终造就了成功的概括。

德雷福斯还通过弗瑞曼(Walter Freeman)的吸引子理论(attractor theory)来解释无表征的行为。在弗瑞曼看来，大脑的学习活动可以看作是大量不同的混沌吸引子活动，而特定的感官输入则会形成一种特定的吸引子团。在学习活动中，当遇到基于过去体验的相同情境时，大脑就会形成神经元联结，这些联结导致的整体神经活动就体现为某种特定能量场中的特定峰值。大脑可以理解为一种具有能量峰谷的动态系统。与过去体验相近的知觉输入，就会使大脑会形成特定的能量场，相应的运动就会产生，这些运动试图让大脑状态更为接近最与过去体验对应的吸引子团的峰谷。大脑动态系统引导着专家级别熟练技能行为，这不需要对于特定状态的表征，就像一条河从山上恣意流淌，它不需要表征低处的目标就能找到最佳的河道。[1]在德雷福斯看来，大脑动态系统的吸引子只能在最弱意义上称为某种表征，它确实整合了过去的体验并且在此基础上导向了行动。这样，梅洛－庞蒂对表征主义的现象学描述，就在神经科学层面得到辩护。

长期以来，德雷福斯都是以“牛虻”角色利用现象学来批判传统认知科学研究，然而，在他关于无表征智能的思想中，我们却看到德雷福斯建设性地利用现象学思想的一种新尝试。这种对现象学的运用是一个重要方向，但是这种做法无疑也面临挑战。

第一，德雷福斯所利用的现象学资源过于单薄。这不仅体现在他仅仅涉及梅洛－庞蒂思想，而且在关于一些具体问题的描述上也略显薄弱。例如，在意向弧问题上，德雷福斯利用了梅洛－庞蒂的一段话，即“意识生活——识的生活，欲望的生活或知觉的生活——是由‘意向弧’支撑的，意向弧在我们周围投射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将来，我们的人文环境，我们的物质情境，我们的意识形态情境，我们的精神情境，更确切地说，它使我们置身于所有这些关系中。”[6]181这不仅是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仅有的对意向弧的描述，而且这段话本身似乎描述性过强，似乎很难得到科学解释的辩护。

第二，德雷福斯也意识到意向弧等现象学概念过于虚幻(magic)，因此他求助于神经科学的解释，但是，这些科学解释真的与无表征智能的现象学描述具有同构关系吗，这也是一个重要疑问。表征主义者就质疑联结主义的神经网络模型以及弗瑞曼的吸引子理论是不是完全放弃了表征。乔治斯·雷指出，“我们很难理解，大脑怎么能不通过对于诱发因素的表征而对它们做出回应，它们不仅是事物的某种本性，而且应当是我们心中的某种东西。”他进而认为，弗瑞曼通过混沌神经活动来解释嗅觉本身不能说是无表征的，并且德雷福斯也没有证据说明弗里曼的观点是无表征的。如果大脑边缘系统提醒所有的感官系统回应新的信息，那么这就是一项表征的任务。[2]

第三，当德雷福斯开始尝试积极利用现象学的时候，他在现象学与科学解释的关系上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困扰之处。一方面，德雷福斯认为科学分析可以解释现象学的描述，正如他肯定了神经网络模型与吸引子理论与梅洛－庞蒂思想之间的同构关系。但是在另一方面，当讨论行为问题的时候，德雷福斯又指出，现象学与分析各有其专属领域，两者对于行动的说明是不能和解的。现象学可以支持客观分析，但是客观分析则无助于现象学。现象学只适用于一种扰乱性的行为，而科学分析则适用于规则性的行为。从德雷福斯的这种看法中，我们觉察到德雷福斯还没有真正走出批判性的现象学观念，还没有树立起一种建设性的现象学观念，而后者可能是一种能够与客观分析相结合的现象学观念。

在认知科学及其哲学研究中，传统表征－计算纲领的认知科学研究的确需要反思，但是，与之相反的各种无表征智能设想也要经受批判性的审视。作为现象学进路的无表征智能思想，德雷福斯的研究无疑使现象学可能更为积极地参与认知科学的研究，但是有效的参与必然要克服面临的挑战。通过对德雷福斯无表征智能及其引发争议的讨论，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些结论：一是专家级别的熟练技能行为确实是流畅的，但是我们很难确定这是无表征的智能；二是在某些智能形式中命题式表征的确不存在，但是我们很难确定这种智能形式中是否就不存在其他任何形式的表征；三是现象学描述并不完全与科学解释相对立，但现象学与科学解释的携手却要求我们明确阐明一种建设性的现象学。[7]9

（原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