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文森是美国当代技术哲学界的主流人物之一，与芒福德、麦克卢汉、尼尔·波斯曼、埃吕尔等人齐名。他师从麦克卢汉，被认为是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后麦克卢汉主义第一人——即认为人类有驾驭技术的能力。莱文森张扬人在技术发展中的创造能力和理性选择，对媒介演进和人类前途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认为技术中理性的、受人指引的技术，正是宇宙的希望所在；而且技术也是宇宙演化的利刃，等等。因此，莱文森是数字时代的技术乐观主义者。他自己也坦诚“我的《思想无羁》等著作固有并明白宣示的技术乐观主义，受到了批评”[1]。由于他提倡用技术把宇宙变成人类的殖民地，使星星尽量为人类提供服务等。因而，他又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类沙文主义者”[1]292。但他基于数字技术而进行的技术的哲学思考却是有独到之处的，尤其是在技术成了主要的哲学问题的数字时代。

　　一、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

　　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 1947- )，美国纽约人，以其名著《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思想无羁——技术时代的认识论》等而成为著名的媒介理论家，并被认为是美国当代主流技术哲学家之一。

　　他多才多艺，经历丰富。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早期，莱文森是一名歌曲作家、歌手和唱片制作人；1977年至1979年，是美国科幻小说《外星人》(et cetera)的副主编；1998年至2001年，出任美国科幻小说研究会(SFWA)会长；1990年至2000年，出任《社会与进化系统》杂志总编辑；现任美国纽约福特汉姆大学信息与媒介研究所所长、教授。

　　莱文森的研究成果丰硕。迄今为止，他已经发表了100余篇论文，多半涉及传播和技术的历史与哲学方面。其中比较重要的、体现其技术哲学思想的论文有：《玩具、镜子和艺术：技术文化的变迁》(1977)、《技术是宇宙演化的利刃》(1985)、《枪支、刀具和枕头：论技术应用中的标准中性》(1986)、《代表人类：技术刀刃》(1996)等；涉及技术媒介理论的著作有：《思想无羁》(1988)、《学习赛博空间》(1995)、《软性的刀刃：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和未来》(1997)、《数字麦克卢汉》(1999)、《真实空间：飞天梦解析》(2003)、《手机：挡不住的呼唤》(2004)等；另外还发表20多部(篇)科幻作品。

　　正是在这些著作中，体现了他对数字时代的技术认知，奠定了他作为美国当代主流技术哲学家的地位；同时，由于麦克卢汉在1980年去世，“差不多倒在个人电脑革命的门槛上。这场革命使我们的世界产生了巨变，然而它又是可以说清楚的，我们可以用麦克卢汉的洞见和比方来解说这个世界。”[2]因此，莱文森继承、修正并提升了麦克卢汉的技术媒介思想，提出“人性化趋势”的媒介演化理论、“补救性媒介”理论以及“技术互动论”等，从而被誉为“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

　　二、技术是人的思想的体现

　　莱文森认为，技术是人的思想的体现[2]90，技术的本质就是物质世界和思想世界的结合[1]79。由于每一种技术都是思想的物质体现，因此一切技术都是人的理念的外化；在外化中并通过外化，我们可以读到技术所体现的思想[1]209。正是在对技术作这种理解的基础上，莱文森建立起自己的技术媒介理论和技术哲学思想。

　　莱文森指出，心态及态度，无论其来源如何，对任何事情的成功都至关重要。没有技术做伴，思想就没有多大的出息；同样，没有思想支撑，技术也不能展翅飞翔[3]。尽管人们在数百万年里思考并理解我们的环境，但是环境并不因我们的思想而发生丝毫改变，除非我们的思想得到了贯彻执行。而技术则是思想和执行之间的中介。一旦思想在技术中体现出来，便势不可挡地将思想传递到无限数量的原子之中[1]71。这也是他所谓的“思想无羁”的本意。

　　这样，思想就可以重塑物质，而思想作用于物质的结果就是技术。技术可以认为是思想、计划、图式和梦想看得见摸得着的体现。任何技术都体现着一个核心思想，又体现许多其他不同的思想的组合。这些思想成为总体技术的一部分，包含在整体之中[2]89。思想在技术中的固化，与其说是把非物质转换为物质，不如说是把物质属性从不太稳定(有生成能力)的物质基地(大脑)转化为相对稳定(无生成能力)的物质集装箱——技术。因此，技术革命就是精神革命——精神相对于物质的胜利[1]289。

　　也就是说，除了作为心智/物质互动的产物以外，技术根本就没有别的存在。不过，技术并不等于物质；而且技术和思想也不一样，思想并不等于就是技术，技术是根据人脑产生的思想重新安排的物质的外部世界[1]90。这里，莱文森采用一种心物互动的、开放的二元论理论，在这种理论中，物质首先在自然选择中产生心智，同时心智又在技术交换中再创造物质。这里也体现了他的技术互动论思想。

　　但是，从思想到主流技术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首先，思想要变成技术，必须有唾手可得的资源来开发这个技术[3]40。达·芬奇的直升机图纸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16世纪，制造飞机的材料和方法都不具备，也就是说缺乏“相关技术”。其次，任何一项技术的繁盛还必须能够普遍被人接受，这是技术演化的非技术性前提。这里，隐含着莱文森对技术的非自主性的理解，即技术不是独立自主发展的，而是需要其他相关技术和一定的社会条件。离开这些条件，技术思想也很难变成现实的技术行为或技术物质。

　　而且，技术并不只是被动的思想的物质标记。每一种技术都是一种工具，一种做事的方式，其存在就说明其中体现的思想行得通[1]117。就是说，这个思想对于其相关的环境是恰当的或正确的。所以，技术除了记录思想之外，其中的思想与外在现实冲突之后保存了下来，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准确地描绘或解释外在的现实。

　　因此，在莱文森看来，技术总是在增长知识，有时在限制知识，随时都在影响着知识。而知识的增长是落实到人与人的层次，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换。因此，技术是中介，凭借技术，我们赋予思想以物质表现，并改变构成我们人和世界的物质；通过技术，我们体现和延伸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思想注入客观世界，把我们的理论扩散到宇宙遥远的角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按照自己的设计来塑造世界。这样人就从进化的产物变成进化和变革的生产者，从现存世界的理解者变成新世界的创造者。这样，技术的故事就是进化、思想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即思想是进化的产物和结果，它如何产生技术并表现于技术，以便反过来驾驭进化[1]14－15。

　　不过，技术不是与一切知识画等号，技术只是成功知识的表现。技术是知识的主要构造成分，而且是唯一超越个人成分的知识成分。从思考知识的过程中产生的知识越多，技术中体现和实行的知识就越多，需要用技术来检验和保存的知识就越多。因此，莱文森认为，技术除了它自身的主要功能外，技术还有一个有意为之的物质载体的功能，它是人类理性和幻想力用来追求知识的物质载体[1]118－119。

　　三、技术发展的人性化趋势

　　由于技术除了体现、记录人的思想之外，其中的思想与外在现实冲突之后还保存了下来，从而增加着新的知识、丰富着技术中人的内涵，并进而使技术越来越适合人的需要。所以，技术的发展具有一种“人性化趋势”。

　　莱文森认为，媒介技术给人们提供的是越来越人性化的、自然的和“前技术”的交流方式。在技术发明之前，人类的一切交流都是建立在生物学的感知和认知基础上的。这种交流方式的优点是直观、形象，交流者所面对的是一个真实的世界，缺点是范围有限，只能在人的感官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为了改善记忆，人们发明了文字一类的传播技术，凭借这些技术，人们可以进行跨时空交流。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交流的范围扩大了，但缺点是失去了真实世界的形象性与直观性。于是，又需要新的技术媒介来优化交流——既能超越人类生物学感官局限性的同时又不失去自然的真实世界。这样，电话、电视、手机等数字技术产品便出现了[4]。

　　对于这种技术发展的“人性化趋势”理论，莱文森后来将它简单地概括为两点：一是指人们发明技术来拓展传播，使之超越耳闻目睹的生物极限，以此满足人们幻想中的渴求；一是人们发明技术以便重新捕捉在初始延伸中已经失去的那部分自然[2]254－255。

　　也就是说，在演化的过程中，技术的人性越来越多，人为性越来越少，越来越趋向于真实世界的自然性。根据“人性化趋势”理论，演化过程中的技术选择，越来越支持“前技术”的人类传播模式，形式上和功能上都如此[2]56。由此，莱文森认为，彩色电视技术的出现，那是因为我们看到的真实世界不只是黑白两色的，而是色彩缤纷的；电子邮件与纸写邮件相比，显然是更加人性化(因为写下的话可以立即发送出去，就像自然而然、没有中介、面对面说话那样快)。也就是说，技术尤其是现代技术使人们越来越远离了天然自然而进入一种人工自然环境，但大地依然是人类的母亲(阿诺德·汤因比)，天然自然在人类的生存世界中的地位依然不可抹杀。所以，在人类通过技术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同时，潜意识里依然存在对天然自然的向往，从而使得人工自然尽量向着天然自然的向度回归(这种回归是一种扬弃，意味着人工自然的更加人性化)。

　　因此，技术的人性化就是自然化。莱文森指出，现代技术搜集和加工信息，不是以取代自然能力的方式进行的，而是以复制和延伸自然的方式进行的，使人能够达到自然能力过去不能运作的领域。因此，技术的胜利，根本就不是战胜自然的胜利，而是自然本身的胜利，是自然的结果，是因为技术包含着自然。所以，技术的人性化就是自然化[1]121。

　　由于人的思想在技术中的实行，使地球得到了重新的塑造(第一等的技术)。但在技术时代，技术不是指向物质世界的重新塑造，而是指向知识和思想的扩张、知识和思想的扩张又用于其他技术时，世界就又得到了重新塑造(第二等的技术)。第二等的技术重新塑造了人类自己[1]119－120。

　　技术之所以具有人性化的发展趋势，莱文森从“技术是人的思想的体现”的前提出发，在修正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的基础上，给予了解释。莱文森认为，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中，没有体现知识或思想的位置。因此，莱文森用技术－物质进行了表述：“技术－世界Ⅰ”包括生命物质和非生命物质，由人组成，“技术－世界Ⅲ”由人接触过的和人造的物质组成。当思想没有传达出来的时候，属于“技术－世界Ⅱ”；但当思想传达出来的时候就给物质世界打上印记，从而获得“技术－世界Ⅲ”的地位。这样，“技术－世界Ⅱ”的思想作用于物质自然界的“技术－世界Ⅰ”而产生的技术就具有了本体论地位。技术也就成了新宇宙的起点，实现了技术自身的再发明和延伸[1]100－101。这样，在精神和物质的互动中，技术增加着人们的知识，没有技术，人的知识将不可能存在；而知识反过来又体现在技术中，用技术的载体把人的思想释放到物质世界中去。随着人类知识的不断增加，体现在人造物质中的人的思想也就不断增加。因此，无论技术加工的外在目标是什么，结果都是复制有机体千百年积累的一种信息加工模式，从而使得技术越来越朝着人性化、自然化的方向发展，即人为了需要而选择最适合人需要的。

　　根据“人性化趋势”理论，人类抽象能力的保存、再现和提升，是技术演化中的有个关键性的选择压力[2]75。这个选择的主体就是人。于是，人们可以在技术中发现自己；而且，人决定技术的演化。技术的进化不是自然选择，而是人类自己的选择，是人类的自然选择[5]。这无疑强调了人在技术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性与主动性的思想，从而还人在技术－人关系中的本来面目和应有地位。毕竟如马克思所言，技术的本质即人的本质。

　　四、技术与补救性技术

　　正是根据技术演化的“人性化趋势”理论，莱文森看到了“补救性技术”——抵消技术引起的问题的技术。他认为，“整个的媒介演化进程都可以看做是补救措施。因此，因特网可以看做是补救性媒介的补救性媒介，因为它是对报纸、书籍、电台和电话等等媒介的改进。”[2]255

　　技术之所以以“补救性”的方式发展，在莱文森看来是因为：一方面，技术是人的思想的体现，而作为思想之来源的人的心智不是完美的。这种心智的非完美性一定会渗透到我们的一切技术之中，正如它渗透到我们的理论中一样[1]125。而且，思想和知识本身也是不完美的，这种不完美性也必然反映到作为其外在表现的技术上。这些非完美性使得任何一项技术也是非完美的。

　　另一方面，技术的中立性和应用后果的不可预测性。莱文森认为，寻找一种固有好的或坏的属性的技术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枪的好处是可以作为打猎的工具而使人们免于饥饿，但坏处是可以杀人……总之，一切技术都是刀子的翻版，既可用于好的目的，也可用于坏的目的[6]。也就是说，一切技术的应用潜力和后果是不可预测的，这是一切技术固有的属性[5]11。

　　这样，就使一切技术都是有得有失的。它们具有延伸、改善和提供支持的功能，无论运输技术还是信息技术都是如此。与此同时，它们又具有使老功能受损、受挫折和黯然失色的作用。它们解决老问题，同时又造成新问题[3]37。

　　尽管一切技术都有得有失，尽管在技术演进过程中常常有一些无意产生的弊端，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技术的进步。莱文森认为，新技术产生的意料之外的结果，但不等于说我们就不能策划、细化并改进我们的技术及其操作方法。也就是说，一种技术及其补偿性措施给人们提供的好处大于过去的好处，只要它利大于弊，那么就是进步[5]141－142。对于这些弊端，一方面可以通过社会的手段如法律来加以纠正，一方面可以通过技术的手段来加以调节。通过这些补救性技术，可以针对技术中的弊端对症下药，以减轻、消除或控制这些问题[3]38。也就是说，技术无意产生的结果和补偿性技术之间的拉锯战，自始至终贯穿在人类历史和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之中[5]10－11。

　　莱文森将技术发展的这种“补救性”特点，看做是技术演化及其后果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对于补救的方式，莱文森给出了两条路径[1]255－256：一是在功能清楚的补救性技术中，其补救措施是明显的，如电视的缺点是内容无法编程而且稍纵即逝，录像机的发明就是要补救这两个缺点。一是技术解决的问题并不是立即可见的和不言自明的，这时就需要莱文森所谓的“后视镜”作为工具，来决定对技术作哪一方面的补救。在数字时代，有意发明的技术和歪打正着解决问题的技术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数字传播提升了人的理性把握，在这一点上，“一切技术都成了立竿见影的补救技术”[2]288。

　　对于技术发展的这种“补救性”模式，莱文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287。他指出，提倡用技术解决目前地球上的问题，并不是像有些人批评的那样，是提倡技术逃避主义。相反，这是敦促技术的成熟，鼓励我们采取理想的行动。其根据是人类的天性不仅是要描绘和了解问题，而且是要补救和解决问题，是要用技术掌握这些问题。

　　通过补救性技术，技术的不完善之处逐渐得到弥补并朝着人性化的方向发展。也正是在技术的补救性发展过程中，人类的选择能力和人类的地位——也就是莱文森所说的技术演化中有一个关键性的选择压力——被突显出来。

　　五、人在技术关系中的至上性

　　在技术发展的“人性化趋势”理论和“补救性技术”理论的基础上，莱文森“看见了人类理性和控制力在补救性媒介中占上风”[2]255，也即人决定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是技术决定着人和社会的发展。

　　莱文森曾经指出，技术要经历三个阶段：童年、青年和壮年，这几乎是任何一种新技术不可豁免的必然经历。一种新技术问世的时候，人们总是习惯于把它当做一种玩具而不注意它的内容，并不把它真当回事，人们就是为了追求令人激动的感觉。但当人们习惯了这种新技术之后，就开始卷入这种技术的应用，并且越来越深入，以前不相信技术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这个时候，技术就退居次要地位而进入了模仿现实的镜像阶段，技术也就成为显性的技术。但当技术迈入第三个阶段的时候，技术就不是仅仅停留在对现实的模仿上，而是作为一种参与性的力量来构建和重塑社会。在指出这一点的同时，莱文森强调指出如今技术革新的速度越来越快，技术停留在童年阶段的时间越来越短。一种技术往往是在人们正视之为玩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作为一种力量重构现实[7]。尤其是在当前的数字时代，技术发展的这种活力正在转化为人的活力，这种活力是人类业已得到增强和提升的控制能力[2]289。

　　通过这种控制能力的增强，人基本上掌握着技术的演化过程，这在补救性技术中就看得很清楚。因此，莱文森认为技术不是一切，技术不会压倒人类的选择能力。尽管技术也会使人们着迷，但麻木和痴迷的状态总是暂时的[2]262。

　　所以，莱文森坚信人是积极驾驭技术的主人。人不是在技术中被发送出去，而是发号施令者。人创造着技术的内容；对于别人已经创造出的内容，人们拥有空前的自主选择能力[2]56。而且，任何一项技术的繁盛还必须能够普遍被人接受，这是技术演化的非技术性前提。因此，莱文森反对埃吕尔等人的“技术决定论”以及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而“主张技术互动论”。莱文森明确指出，“补偿媒介证明，技术决定论要逆转”[2]287。这种逆转是人有意为之的，是用人类的理性煽起和完成的逆转。

　　在此基础上，莱文森进一步提升了人和技术在宇宙中的地位。莱文森认为，至少我们在对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环境方面的态度是有问题的，除了赞同宇宙和空间的无穷大，时间的无止境外，这种态度可能正好提供了纠正这些古老问题的措施。通向宇宙无限资源的大门可能一劳永逸地缓解那些已经导致了战争、压迫，并且从一开始就折磨着我们人类的人口压力和匮乏的政治。因此，莱文森主张人类的技术要有意识地向宇宙提出建议并投身于外层空间，把宇宙变为殖民地，使宇宙人性化[8]。

　　因此，莱文森不同意“熵”的观念，认为生命和智能具有对抗熵的属性，人类的技术智能最终可以扭转宇宙无限衰落的趋势[3]61。莱文森指出，短暂的思想火花一旦体现在技术之中，就给宇宙带来了非凡稳定性。这种稳定性的增长导致相同性的增长，再导致熵的增长。人的思想产生复杂而多样的组织和设计，技术把这些组织和设计的增长永久固定下来，使稳定性和多样性得到最佳的组合[1]290。但这种自然物质通过技术改造为心灵里重组的物质，还是最初级的重构。因此，人们所看到的技术系统和生命系统的非兼容性，并非技术的基本属性的产物，而是带有攻击性的化学物质和机器原始的、不发达的状态；而且，社会经济状况也阻碍着与生命相协调的技术的发展[1]291。

　　由此，莱文森表达了自己的“智能帝国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的观点[1]292－293。他认为，人是宇宙第一、最后和唯一的希望所在。人类的智能产品要把宇宙变成殖民地，星系要建造得更加适合人居住，星星要尽量为我们提供服务。在思想、再现、技术再现、用以发现知识的技术、更多的思想、谋求更好的技术以传播和发现知识的思想的过程中，各种技术总是在静悄悄地增加着知识的厚重；技术靠自身的存在来检验和保存思想，从而最终使人类回归宇宙。因此，知识变技术、技术再变知识的道路实在是唯一开放的道路；而且，进化、知识和技术的相交，是人类生存的驱动力，也是宇宙的驱动力。

　　尽管由于技术有着难以预料的后果而使得技术在改造宇宙的过程中不可能获得完全的胜利，但技术中理性的、受人指引的技术，正是宇宙的希望所在。莱文森指出，由于我们凭借技术把思想转化为物质存在，我们实际上在增加宇宙有计划的、有意为之的内容，人的存在不再是盲目演化的存在。因此，由于技术这个中介，宇宙的前途越来越掌握在人的头脑之中[1]19.序。

　　结束语

　　莱文森的技术哲学思想多分散在他的媒介理论中，但媒介也是技术的一种。莱文森认为：“技术中的一类——交流媒介——是具有双重理念的……”[9]；美国约翰·希利·布朗等人更是指出，在信息时代中，媒介一词几乎完全是就技术而言的[10]；所以，英国尼古拉斯·加汉姆认为，所有研究媒介的人都不能回避技术的问题[11]。因此，可以认为莱文森对传播媒介的分析，实际上也就是对技术的分析。

　　莱文森的技术哲学思想充满着技术乐观主义的色彩，他本人也成了数字时代坚定的技术乐观主义者，更是一名不折不扣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就其思想/知识与技术二元之间相互影响的“技术互动”论而言，它克服了传统二元论所坚持的物质和精神的分歧是完全不能缩小的观点所带来的局限。就其反对技术决定论而强调人对技术的主动性而言，它有利于克服人在技术面前消极无为的悲观心态，从而有利于促进技术的完善、鼓励人们采取理性的行动来解决技术问题；毕竟，一切技术问题都是因人而起，最终还得靠人来解决。

　　但他过分的乐观而将人和技术看做征服宇宙的力量，这就又回到了人要通过技术来“征服自然”的老路上了；因为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盲目顽固性，在过去数百年的历史中，人类就是这样执着从自身的思想和文化成就中来探讨自己的本性和生存意义的；而这种执着追求所带来的技术的胜利，却造成了当今世界性的技术问题，威胁着人类的进一步发展和生存。就其“补救性技术”理论而言，它揭示了贯穿于人类历史和技术发展史过程中的技术后果和补偿性技术之间相互递进发展的规律；但正如美国欧文·拉格兹所言，在狭隘的自我中心的价值观和近视的国家制度的框架中实行的“技术性修补”，无补于世界问题的解决，并且也是非常危险的[12]。否则，要是补救性技术能解决问题，那也就不会出现当今越来越严重的由于技术使用而带来的全球性的问题。

　　尽管如此，莱文森从哲学角度来思考数字时代的技术现象，却也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现代技术的新视角，诚如D. 伊德所指出的：哲学能做两件事，一是它可以为研究领域提供新的视角，技术哲学里的领域就是技术现象，即人类—技术关系的现象；一是它可以为理解提供构架或范式[13]。莱文森的这种数字时代的技术认识论，无疑有助于深化人们对现代技术的把握和认识，激发人们对于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及其未来命运的思考。毕竟，关注技术即是关注人类自身及其未来的命运。　　

（原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2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