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岁和今年是自然辩证法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年份。去岁是恩格斯逝世110周年，也是恩格斯的重要手稿《自然辩证法》以德文和俄文对照形式首次出版80周年。今年是包含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理论的重要著作《反杜林论》开始写作130周年，恩格斯重要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写作130周年和首次发表110周年，恩格斯写有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重要著作《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作和首次发表120周年。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28年内，自然辩证法已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成一门内容丰富的综合性学科，其疆土已从自然观、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扩展到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技文化、科技价值论、科技伦理学、科技与社会等广阔领域。在自然辩证法学科版图愈来愈大，自然辩证法研究和教学愈来愈当代化的过程中，我们离该学科的源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原著愈来愈远，仿佛那源头风光已淡出于层峦叠嶂的现代科技哲学新兴学说的繁复景象之外。许多教科书简略带过或不提恩格斯原著内容了，甚至有的学者以轻蔑的态度视恩格斯理论为“过时”的学说。

难道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至今已成为事过境迁的历史遗存，与现代科技哲学的发展失去了活生生的脉络关系了吗？否。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正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握恩格斯逝世后百余年来世界科技和哲学发展脉络，以时代精神重新解读恩格斯的理论遗产，可以发现经典自然辩证法依然是波澜壮阔的现代科技哲学潮流奔腾不息的活水源头。

1　融入人类历史活动及其价值判断的辩证自然观

长期以来，国内自然辩证法界通常将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主要理解为对于自然界不同层次物质运动的整体联系、演变、转化和发展图景的总概括。从国外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则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观与马克思的自然观是不同的：恩格斯把“自然的世界和人类历史的世界”看作两个割裂的领域[1]，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是人的实践的要素”，[1]“他绝不是在无中介的客观主义的意义上，即绝不是从本体论意义上来理解这种人之外的实在”[1]。他们依据马克思关于“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3] 等论述，认为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不依赖于社会运动的自然辩证法本来就不能予以考虑”，[4] 而“在恩格斯那里，自然和人不是被首要意义的历史的实践结合起来的”[1]。他们指责恩格斯“超出了马克思对自然和社会历史的关系的解释范围，就倒退成独断的形而上学”[1]。至今我们在国内哲学讲坛上还可听到这种声音。

其实，恩格斯53岁开始写《自然辩证法》，正是他一生思想最成熟时期。他并没有把人类出现后的自然看成是与人类历史活动无关的“纯粹自然”，恰恰强调了自然界的变迁与人类社会历史活动互动的辩证关系，强调了今天的自然界已经渗透了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他说：“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5] 他指出：“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5]。日耳曼民族移入以后的德意志“自然界”，“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5]。他提出了“今天整个自然界也溶解在历史中了”的论断[5]。

恩格斯深刻发挥了马克思关于“自然史和人类史彼此相互制约”的思想，强调了人对于自然界的依存关系和尊重态度。他在《从猿到人》中，从文化学、宗教学视野剖析了人们在支配和统治自然过程中，人与自然发生对立、对抗而导致自然界报复的基督教文化根源：“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是从古典古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5] 恩格斯警示：“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绝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5] 20世纪下半期，面临全球性环境问题，一些西方学者(包括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文化哲学层面作了与恩格斯非常相似的深刻反思：目前地球环境的日益破坏，表面看是源于西方的科技力量的增长造成的，但从更深的文化根源上看，是深藏于基督教教义中的对自然的态度在当代西方文化延续的结果。古代世界诸宗教的普遍特征是认为自然万物是有神灵和“精神”在内的，人们为了确保自己不受伤害，必须尊敬这些具有精神和灵魂的自然万物。但在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创世的故事宣布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对地球上具有生命的创造物的派生统治权，人是次于上帝的宇宙主人；在所有地上事物中只有人才具有精神，人所保持的“精神”与自然相分离，并从外部统治它。[6]“通过消灭异教徒的泛灵论，基督徒便可以以一种不关心自然对象的心情去开发自然。”[6] 这样，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公开地行使对自然的统治权的思想，就成为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现代技术科学形成的岁月中，基督教依然强有力地统治着欧洲人的思想”，“被设想为胜利地控制了自然的科学似乎只是在自然地完成圣经关于人应当是地球的主人的允诺。”[6] 这些文化反思，不正是百年前恩格斯自然观的历史回响吗？

由于恩格斯并非以朴素实在论方式看待“纯粹自然”，而是注重从人类历史活动对自然的干预影响来谈论认识自然、理解自然规律，因而在他的自然观中，人支配和统治自然所发生的种种异化后果，人类如何提高对改造自然的技术活动后果的预见能力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从猿到人》中，他多次在分析人类改造自然的“预期结果”被出乎预料的影响取消掉，遭到自然界报复的事例时，提出人类认识自然规律的重要含义之一，就是“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5]。这里，恩格斯的辩证自然观实质上渗入了人改造和支配自然的预测评价或价值判断，融入了人的价值观。同时，他从人的社会关系，从社会范畴，来考察人支配自然、索取自然的后果预测与评价问题，指出以追求利润为惟一动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要只注意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造成了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巨大破坏和浪费。因而要调节现有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必须对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5]。

尽管我国自然辩证法界以前曾就“劳动在人类起源中是否起惟一的决定性的作用”、“是劳动创造了人，还是选择了人”的问题，对恩格斯《从猿到人》的一些内容提出质疑和开展争鸣，但是，《从猿到人》最后部分关于人干预和改造自然的预测评价的精辟论述，至今仍有鲜活的生命力。当前，技术发明和工程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估和预测，科技开发的生态安全的责任伦理研究，日益成为现代科技哲学关注的重要内容。恩格斯从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关系，考察人与自然关系失衡和协调的深层原因，依然是我们今天构建生态自然观所必需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晚年恩格斯所阐述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大大深化了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化自然”的思想，展示了人类所处的自然界含有社会历史的规定性，渗透了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当代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界的“人化”程度及其对全球环境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马克思时代。近年来我国自然辩证法界自然观研究的重心转向“人工自然”、“生态伦理”问题的研究，这正是恩格斯包含人类活动影响的辩证自然观在当代的延续和光大。

2　凸显主体能动性和反对狭隘经验主义的科学观和认识论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作出的重大理论贡献，不仅在于他以惊人的毅力、博学的才华、哲人的睿智，对19世纪自然科学积累的丰富的实证知识材料进行有系统的整理和理论概括，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而且在于他致力创立这一自然观，实现“形而上学的思维复归到辩证思维”的过程中，尖锐地批判了从英国经验主义沿袭下来的、狭隘的思维方法，发掘和颂扬了德国辩证哲学中深邃的理论思维的积极成果，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观和科学认识论。他的这些理论遗产，在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进程中，依然显示出其久远的价值和现实的生命力。其突出地表现于以下三方面问题。

(1)如何看待经验与理论的关系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以及受其影响的国内学者，常抓住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中的一句话，断定恩格斯的自然观背离了马克思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反映论，是主张人站在自然之外，以旁观者的身份来认识自然的朴素实在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5] 其实，从这句话的上下文关系来看，恩格斯这里主要强调19世纪唯物主义自然观具备坚实的实证科学基础，克服了“在古希腊人和我们之间存在着两千多年的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5] 况且这句话是恩格斯正式发表《费尔巴哈论》时被删略的部分。

从《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序言、概论的总体思想上看，恩格斯主要强调理论思维对于整理和概括当时积累的庞大数量的自然科学经验材料的指导作用，强调理论、假说对于经验、观察的能动作用，尖锐地批判了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英国式狭隘经验主义认识论。培根的代表作《新工具》的中心话题之一，是要清除“劫持着人类理解力”、“围困着人们的心灵”的四类“假象”。他认为，人认识自然不能“掺入”自己的理解成分，不能“心怀成见”。[7] 洛克在反对笛卡儿“天赋观念”时提出经验主义的“白板说”，即人的心灵在自然面应当象一块“白板”，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恩格斯反对这种肤浅的经验论，强调认识主体的理论素养和知识背景对于经验发现的决定意义。他赞同黑格尔的见解：“是什么样的头脑从事研究现实，这对于经验具有巨大的意义。伟大的头脑作出伟大的经验，在五光十色的现象中看出有意义的东西。”[5] 他指出：当自然科学的实证知识材料需要进行有系统的整理和概括时，“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但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5] 显然，恩格斯这些见解与培根将古代和现在“一切公认的学说体系”视为“剧场假象”，都要“弃尽屏绝”的态度，与洛克以肤浅的“白板说”反对“天赋观念”的态度，是完全针锋相对的。

恩格斯这些思想，在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科学哲学主导思潮发展历程中得到了充分展现。20世纪主要在擅长深邃理论思维的德语国家或德语文化圈发展起来的以量子力学、相对论、基因论(源于奥地利孟德尔反培根经验归纳法的遗传学实验，分子遗传学理论框架源于德奥科学家)为代表的自然科学革命性探索活动，都远远超越了古典科学观察水平，科学探索者的理论素养、知识背景、概念框架、兴趣、想象力、“心灵的预期”、“先见”，对于科学的观察发现的经验活动起着引导和制约作用。由此打破了逻辑实证主义关于观察语言来源于感觉，是独立的、中性的、不受理论语言影响的神话。德语国家出身的波普尔主要是在概括爱因斯坦理论成就的基础上，尖锐地批判了培根式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认识论，提出了猜想或“试探性理论”引导观察和发现的科学认识论。库恩提出了以基本信念和理论框架为核心的“范式”对于科学经验性发现具有纲领性指导功能，揭示了科学家的社会环境、经历、教育、文化、心理因素对感觉、观察、经验的影响。20世纪后半期在美国崛起的科学哲学新兴人物提出的学说，诸如N. 麦克斯威尔的“形而上学蓝图”(即“有目的的经验论”)、格汀的“概念框架”、劳丹的“科学研究传统”、霍尔顿的“基本主题”论，都不同程度地批判了传统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强调了本体论或宇宙观的基本信念、概念、假设和理论对于科学经验性发现的先导作用。[9] 每每研读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这些学说，我们能不感受到恩格斯反对狭隘经验论、强调理论思维的能动作用的思想脉搏仍然跳动于其中吗？

(2)如何看待归纳和演绎的关系

确信科学始于观察的经验主义者，也是坚信科学理论只有通过归纳观察事实才能形成的归纳主义者。恩格斯在批判“单凭经验、非常蔑视思维”，“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经验主义学派时，用较多篇幅尖锐批判了以培根、惠威尔、牛顿等人推崇归纳法的“英国经验主义”思维方式，以当时新发现的生物进化论等大量科学事实驳斥了“归纳万能论”[5]。他以热力学原理发现的例子说明了“归纳法如何没有权利要求成为科学发现的惟一的或占统治地位的形式”[5]。恩格斯嘲笑将归纳法视为惟一可靠的科学方法，声称“我不作假说”的牛顿是“归纳法的驴子”[5] [10]。他赞同黑格尔关于“归纳推理本质上是一种尚成疑问的推理”的看法[5]，也赞同休谟对归纳合理性的责难，认为“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证明必然性的。”[5] 另方面，他也反对休谟关于因果关系的不可知论，认为人类的活动(如工业技术)可以给自然界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规模”，“造成某个运动在自然界中发生的条件”，从而“对因果性作出验证”[5]。恩格斯根据科学发展的时代特点，强调演绎法对于整理和概括经验材料作出科学理论发现(诸如表明生物进化的物种分类)的重要意义[5]，同时将富有能动性、预见性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假说方法，看作科学思维发展的基本形式和科学发现的有力工具，认为科学家在探索自然界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过程中，不得不“造起茂密的假说之林”，这是科学发现的必要步骤[8]。

恩格斯剖析归纳法的局限性，强调演绎和假说方法重要性的思想，预示了20世纪科学观和科学认识论转折性发展的新趋势。首先，逻辑实证主义将归纳法视为科学与伪科学分界标准的科学观，愈来愈遭遇严峻的挑战，否证主义科学观正是在力图破除多数科学家“对归纳的错误信仰”，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分界标准和归纳主义的科学积累发展观的基础上，将含有演绎推理的“否证检验法”作为科学与伪科学分界的方法。历史主义学派也主张反归纳积累的科学进步观。其次，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呈现的显著特点，诚如爱因斯坦所概括的：“适用于科学幼年时代的以归纳为主的方法，正在让位给探索性的演绎法。”[12] 爱因斯坦关于物理学的基础“可以说是不能用归纳法从经验中提取出来的，而只能靠自由发明来得到”的思想，[12] 他提出的具有思想跳跃和直觉领悟的“探索性演绎法”即假说演绎法，美国哲学家皮尔斯、汉森表述的以假说方法和演绎推理为主要特征的“溯因法”，美国哲学家杜威提出的包含问题、假设、演绎推理和检验等环节的科学探索五步法，波普尔提出的以猜想和演绎推理为主要环节的排错式科学探索四步模式，都超越了科学幼年时代培根主张困缚想象翅膀翱翔的经验逐级归纳的方法，印证了恩格斯对科学成年时代方法论转折的预见。

(3)如何看待实证科学与“形而上学”关系　恩格斯在论述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诞生和旧的自然哲学终结时说过：“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8] 国内有些学者认为，恩格斯的这些观点排斥本体论和宇宙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对科学的积极意义，将哲学的含义狭隘化，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色彩。

事实上，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主要是指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的“自然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这些学说虽然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但主要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现实的联系，把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看作“绝对精神”外化和逐步实现。[13] 恩格斯对实证科学与思辨哲学或“形而上学”关系的看法是富有辩证意味的。他一方面认为，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5] 另方面，他用大量篇幅强调了辩证哲学，特别是两种历史形态的辩证哲学——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有关理解自然、宇宙的天才猜测，对于实证科学发展的启示作用。他严厉反对“以培根式的傲慢去看希腊人”[5](培根认为，“希腊人的智慧乃是论道式的”，“他们的学说大部分只是‘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7] 恩格斯肯定了古希腊人“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包含着近现代自然科学的“胚胎、萌芽”，“预示着后来研究成果的巨大成就”，肯定了希腊人关于“自然界不能是无理性的”[5] 信念，肯定了毕达哥拉斯学派表明自然界的理性或宇宙的规则性，体现于“数及其关系的和谐的体系”思想的积极意义。[5] 他还列举了古希腊原子论和笛卡儿关于宇宙运动量守恒的思想，对于现代原子论和能量守恒原理的先导关系。在论述科学与哲学关系问题上，恩格斯着重批判了警告“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的牛顿等人的狭隘经验主义[5]，认为自然科学只有“学会掌握二千五百年来的哲学发展所达到的成果，它才可以摆脱任何与它分离的、处在它之外和之上的自然哲学，而同时也可以摆脱它本身的、从英国经验主义沿袭下来的、狭隘的思维方法。”[8] 可见，认为恩格斯排斥本体论和宇宙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对实证科学发展的积极意义，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色彩的看法，是一种曲解。

恩格斯这些思想在现代科学哲学发展行程中愈加显示出时代的生命力。逻辑实证主义力图在科学领域清除思辨哲学即“形而上学”的观点，遭到了爱因斯坦、薛定谔等大科学家作出的相对论、量子力学等重大科学成果的猛烈冲击。在爱因斯坦看来，莱布尼兹关于宇宙是按照“先定的和谐”设计的信念、斯宾诺莎泛神论意义上的“对神的理智的爱”，都可成为他科学探索的强烈动机，成为科学家渴望洞见自然界显示出崇高庄严和令人敬畏的和谐秩序的无穷毅力和耐心的源泉。薛定谔认为对于实在及其本质的哲学思辨，或本体论和宇宙论意义的“形而上学”，是科学大军在探索知识道路上挺进的先锋队，是建造知识大厦不可或缺的脚手架。他认为，“形而上学”可以在其发展过程中转变为“物理学”即自然科学；如果完全把“形而上学”从研究领域排除出去，就会使科学失去灵魂，变成毫无发展前途的枯骨[14]。波普尔的学说深入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渴望摧毁“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的肤浅看法，认为大多数科学理论都起源于神话，其中包括古希腊自然哲学的直觉和猜想，如地动说受到过新柏拉图主义崇拜太阳的鼓舞，开普勒的“宇宙和谐的体系”包含了“毕达哥拉斯式的美梦”[11]。在库恩学说中，作为“范式”核心部分，首先是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形而上学”的基本信念和价值标准。20世纪后半期西方科学哲学发展中，“形而上学”对科学发现的积极意义得到了更多肯定。诸如，麦克斯威尔的“形而上学蓝图”论表明，科学探索活动是在先定的“总蓝图”即对世界最根本的看法的指引下进行的。“形而上学总蓝图”的基本点，就是假定“宇宙是智慧的”，即深信宇宙万物有非常精巧的结构和规律，这些结构和规律具有简单性、统一性、协调性、对称性、完美性[15]。

3　社会文化开阔视野中的科学技术观

今天，当时间之舟将我们带入21世纪时，承载着我们对伟人景仰情感的心灵之舟依然要返本溯源，回到恩格斯原著中重新领略自然辩证法的源头风光，领略他以社会文化的开阔视野、高屋建瓴的境界、气势磅礴的手笔、壮美流畅的文字所描绘的作为两千五百年来哲学、科学和文化发展成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诞生的历史长卷，以大跨度的时空感描绘的自然界演化流变、辩证发展的总画面。恩格斯——被列宁誉为“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在他的自然辩证法著作中，以广博的自然史、科学史、技术史、哲学史、文化史、宗教史、经济史、社会史知识，论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环球探险、地理大发现等社会文化因素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以及科学技术进步对社会文化变革的推动作用。他赞颂文艺复兴时代产生的不受狭隘分工限制、“在思想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5] 的精神，他以社会文化的开阔视野考察科学技术问题的治学精神和方法，依然是今天我们从事科技哲学事业，构建融合社会文化因素的现代科技观所必须继承的可贵的精神财富。

近年来，科技与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包括科技与道德、价值、宗教关系的研究，已逐步成为我国科技哲学发展的新生长点，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而社会文化视野中的科技哲学研究，也必然会推动科学技术本质与含义、科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从传统的狭隘领域走向更广阔的天地。“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我们坚信，以21世纪的时代精神，把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理论遗产的活的灵魂，以历史伟人的胸襟、气派和视野来提升我们的思想境界，中国现代科技哲学必将象百川汇流、滔滔东去的大江，奔向更为壮阔的人类智慧的大海。

【参考文献】

（原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