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是科学技术的世纪，飞奔向前的科学技术不断推动和推翻着我们对时间、空间以及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和描述，同时也使当代思想在日新月异的生活边缘不断地面临新的挑战与震撼。在被电子和信息技术所包围的技术世界中，我们需要对技术进行哲学的思考及反思。因此，笔者试图选用一个有代表性的技术概念——cyborg，将其放在人文主义视角下从宏观探索再进入微观领域，希望能够从另一侧面来揭示技术的本质及其进一步的发展。

一、Cyborg概念的提出及其意义

Cyborg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个范畴。本文主要论述的是狭义上的cyborg，指神经机械装置（cybernetic device）和有机体（organism）在语言上和材料上的混合体，在字典上的定义是：一个人的体能经由机械而拓展进而超越人体的限制。[1] 早在1960年5月，《纽约时报》就首次使用cyborg这个词来描述帮助人类生存的机器，但现在更是将这个概念发挥到一种之前难以想象的境地：外加物质运用于人体之上不再限于补不足，而更体现在增强人类的各项功能，加上计算机科技的发明运用则更是如此，这即是本文主要探讨的狭义上的cyborg。正是对这种狭义上界定的cyborg进行探索才能够使人们对技术有更深层次的理解。Cyborg这个概念的中文翻译目前有很多个版本，有的将其翻译为“电子人”，“机械有机体”，“生化机器人”等等，这些译名代表了科技机械已经而且将持续增强人类的能力，但是这种译法将cyborg归结到一个狭小的“人——机器”范畴内，略有不妥；另外有一些将其直接按照音译为“赛博格”，这种译法容易与当前流行的赛博空间产生混淆，需要首先辨析两者的区别，笔者认为可取，但似乎不是最好的译法；还有一些提倡在没有对其进行严谨的探讨之前先统一使用其英文：cyborg。笔者倾向于第三种，暂时使用cyborg这个英文名称，但是前提条件是对它的概念、范围及其涵义有一个大家基本认可的界定。所以在没有更好的译名出现之前，本文中在对其概念进行分析后暂时全部采用cyborg来进行论述。

对于人类来说，在信息社会中生活，我们的大脑由于受先天容量的限制，将难以负荷越来越庞杂的信息而对其做有效的处理分析。面对这种情况，开发脑力是其中一个途径，而依靠甚至结合计算机则是另一个途径。相对与人类自身的条件，第一条途径是有限的，而第二条途径则是无限的。正如cyborg最初的研究正是为了“修补”人类的不足，同时也可以认为这个概念就是从第一条途径到第二条途径的跨越，从有限到无限的进一步延伸。Cyborg这个融合幻想与现实，目前大部分出现在电影中的字眼，其实承载了人类对科技的不同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第一，cyborg被视为科技的一种正面进展。在这样的论述下，这是一种好的cyborg，从视自我为完整的而自然地转变到视自我为有限制的。第二种观点认为cyborg产生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被视为一种与自然过程的断裂。这是一种不好的cyborg，是退化的表现，科技的干预与监控不仅被视为是不自然的更被当成是危险的，让人类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反思。第三种观点认为cyborg是一种比喻，这种比喻并不是要争论其好坏的问题，它只是一种文化上的象征。将cyborg拓展至文化关系的理论上，反映了科技自身所处的地位，对于科技提供了一个了解自身的力量。[2] 第四种看法认为cyborg是一种后现代指涉。科技上的修补已经开始将我们从身体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而且可能性将是无穷的。也许在我们下一代中，将人类的神经系统直接连上计算机，把人类的意识下载到随取内存之上，以某种人工的状态保存下来，这些都会成为可能的。[3] 在可预见的未来，自然与科技间的那条界限将被抹杀。

Donna Haraway认为应该破除一些二元论的界定，用cyborg来指称人与动物、人与机器及物质与精神等界限崩解后的一个新的主体位置，即凭借cyborg的概念，来超越目前各种身份认同及彼此矛盾冲突的困境，来建构一个多重、差异、多元的主体概念。在她1985年针对女性主义议题时提出的“Cyborg宣言”（A Cyborg Manifesto）中，她将cyborg视为突破界限的综合个体，这也正是其哲学意义所在：这种界限的突破包括人类与动物（human and animal）、人类与机器（human and machine）、自然的与非自然的（physical and nonphysical）、空间的界限（between spaces）等。[4] 虽然对于当今的电脑科技的应用状况而言真正的cyborg并未出现，但对人工辅助器材依赖的日益增长正强烈暗示着这一趋势；同时，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的自我复制和虚拟人物的独立思维也并非遥不可及。人类是靠着感官与环境互动的生物，当环境逐渐掺入机械之后，这些机械也成为环境的一部分，于是机械无可避免地成为人类的一部分，同时人类也成为机械的一部分，这就是cyborg。

二、Cyborg在技术哲学中的内涵

在现代技术里，人类本身被“设置”，因此以一种无法完全用人类学观点解说的方式，与世界牵涉在一起。虽然设置的过程是在技术与人类行动领域中发生，但是设置本身并不完全发生在人身上，而是有所限定地透过人类而发生。在网络文化中，人机一体“cyborg”（电子人）的构想早就从科幻小说走入对网络的未来展望中，似乎成为人类“进化”的下一个阶梯。这些论述可以作为一种外围条件来对cyborg的产生及其与人类的关系做一种限定，正如下图所示：[5]

由此图可以看出，虽然cyborg以各种方式挑战实际存在的人与非人的界线，但它的出现并不突然，其实从“弥补人类的不足”（即补缺）这个较为古老的概念开始，人机合体几乎与人类文明一路相随。自古以来，义肢、拐杖、镶牙、眼镜等种种补充身体“缺失”的设计与装置，便构成了不可或缺的自我附加物。“补缺”强调了人类与物品之间经过技术中介的紧密关系，或者说，人类自我的存在状态已经超越了技术的中介。比如说，赤脚与穿鞋的差异不只牵涉到技术本身，还涉及技术所构成的人与物的关系，以及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评断、社会关系等等，以及不同的人类存在的条件或状态。对cyborg来说，内部和外部的界限动摇了，甚至人与他人之间的区别都可以重构，差异变成了暂时的，这同时也显现了人与物关系的改变，或者说人类自我的技术中介的新状态。

然而不论是在补缺还是人机合体的状况，这种中介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存在内涵和外延的张力与冲突。一方面，在特定的技术建构下成为主体一部分的物质，这种物质无论是作为补充欠缺，还是一种强化延伸，都处在“匮乏”和“多余”之间，可以说这种补缺物既弥补了欠缺，又一再提醒自身的不足，或者说这种增强物既延伸拓展了欲望，又成为一种累赘。这都源于在补缺的过程中，在人机合体的状态里，那种既渴望成为一体，又异质互相排斥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这种类似的补缺物或增强物，依靠那种增补的神奇力量，在某些时候显得似乎有了自主的能动性，甚至趋近于人类，以至于对人类产生威胁，从某方面会替代了人的位置。这些紧张冲突，同样源于机器与人类之间边界的争夺和不断的挪移，也是对于人类能动性与客体被动性的区分进行冲突产生的后果。这就产生了在技术哲学角度下cyborg的内涵所产生的自我矛盾，需要在分析的基础上对其张力进行把握。

三、Cyborg对人类主体性的质疑

机器经人类制造出来以后，就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对于人而独立存在，这是与工业革命前人类所使用工具的本质区别。手工工具一点也不能离开人体的直接控制，它的功能只有在人的直接控制下才能发挥作用；但是机器一旦根据人的指令启动之后，虽然人体不再同机器直接接触，它也会按照人所给定的程序运转一段时间。人对机器开始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依赖机器来谋求自己的不断发展，谋求自身价值的不断实现，因此产生了机器越发展，人对机器的依赖性就越大。甚至可以说，技术的进步使生活变得庸俗化起来，人在“自动化”中被异化，技术反过来作用于人，人相应的变成了一种手段和被加工的原料，任何生命的存在，现在都依赖于这架已经调整好的机器的整体动作。

当我们穿起兽皮，开始制造工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不是纯粹的动物了；当我们开始使用第一台机械发明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纯粹的人了；当科技进入我们的社会成为我们生活必需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拥有纯粹的本质与主体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人把自身作为主体同对象客体区分开来，标志着人类意识的延伸，同时意味着人类开始从狭义的动物界中提升出来。无论是在主体和主体之间还是主体和客体之间，人类依靠科学技术制造的各种工具（当然包括机器）均可以被看作一种中介并常常代替主体与其他主体或客体发生关联。由于主体性反映在人与机器的关系中明显产生了人类的主体异化，尤其是当科技发展到在人体内可以嵌入金属仪器，而机器又趋于柔软的情况下，即在外表上两者已经混杂融合，互为表里（即cyborg），此时人的主体性再也不是纯粹的主体性，而成为一种多元的、流动的主体。

在西方哲学中，笛卡尔为主客体二分做了奠基性的工作，确立了主体在知识活动中的基础性地位。而持后现代主义立场的学者则试图说明，主体已被消解，处于一种多元、分散、碎裂、不确定的状态，或者说，具有内在完整性、在知识活动中发挥中心作用的现代主体已不复存在。从这里，我们就得出了cyborg及其所代表的概念真正的意义所在：机器正变得“直接”化！它一方面要作为中介，一方面又不能作碍事的“第三者”；它一方面要显得是机器，另一方面它又不能太“机器”。M.史洛卡（Mark Slouka）认为：“在我们下一代的一生之中，将人类的神经系统直接连上计算机，让人类的意识下载（download）到随取内存（RAM,random access memory）之上，以某种人工的状态保存下来，这些都是可能的。在可预见的未来，自然与科技间的那条界限将被抹杀。”[6] 这是人本的力量使然，只有人的力量才能使技术做这种屈服。科技来源于人性，但是科技也会影响人性，因此在此基础上的人类主体异化必然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挑战。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根据是：自然界中惟有人类是智慧生物，人类是自然界中最高级的存在。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至上主义的一个形态，在人类追求幸福和解放的实践中一度误导了人类，使人类实践在缺乏反省的状态下日益向一个危险的方向滑行，今天的人类已经不得不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特别是当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cyborg的发展使人与机器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而且人类所引以为傲且认为独一无二的思考能力也将能被制造的时候，也正是我们该思索人类“去中心化”的时候了。

四、弘扬人文主义精神的Cyborg

当机器得到如此空前的发展，使cyborg的产生和存在都将成为可能时，人类在兴奋之余不禁又对技术的发展产生出恐惧。法国思想家埃吕尔在1954年出版的《技术》一书中就已经指出技术如今已经如此广泛和深入，以至于现在可以说技术已经囊括一切，人们现在已经不再生活在原有的环境——大自然中，而是生活在一个技术环境里面。“人类通过工具的应用使自身成为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主宰。但是对于人类自身而言，这种至上性非但不是一件幸事反而是一种灾难。”[7] 的确，机器的使用解放了人的四肢，计算机的运用解放了人的大脑，基因工程则使人类最大限度地控制了自身。信息技术所营造的虚幻的世界则给予了人类最大的满足，在想象中，一切都是可能的，但是在这想象中，会不会有一天人类成了机器的附庸？

人类发展文明史上，在每一个技术大进步时代来临时，赞成的人们总是宣扬它将带来无比巨大的好处，百利而无一害，认为新的天堂将在不远的将来建成。反对的人们则针锋相对地宣扬，新技术将带来巨大的祸害，人类将由于过分的求知欲与好奇心而遭到天谴，仿佛地狱就在眼前，最后的审判即将开始。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是片面与偏激的，我们应该在辩证法的视野下看待这个问题。因为无论多么“聪明”的机器都是人类创造的，机器无法离开人类。人类与机器的关系实际上可以这样来看，人与机器开始构成一个有机的融合体，人类越来越离不开机器，而机器的进一步发展也离不开人类。我们不能进入这样一个悖论：当人感到在自然面前无能为力时，却能有效地支配自己的工具；当人借助于科学技术而感到越来越多地支配自然界时，却又失去了对工具的支配，并反过来受到工具的支配。然而要走出这一悖论首先要明确我们人类在应用工具中的位置，应该摒弃那种非此即彼的理解。对于这两者的关系，我们甚至还可以这样认为，人类通过机器加深了人类自身的联系，在机器这个载体的帮助下，人类的关系更为亲密无间。从科学的角度讲，目前科学的发展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利用智能化的机器可以更好地呈现出当代科学交叉融会的整体化趋势——每个科学家都可以在电脑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而电脑体现出来的则是所有人智慧的结晶。可以说，信息时代的“机器”是现代社会的“中枢神经”，承载、传输、处理和利用人类的智慧，实际上就是“异质性系统”的物化基础。在这种影响下，“人与机器相互融合”，这是一个人机共生的世界。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cyborg的进一步发展就具有交互性、非中心化、自组织等特点，从而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强烈地质疑人类中心化的议题，也许这也到了我们考虑和强调人类去中心化的时候了。

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对自身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确证，综合起来就是人类以自己为中心。其在内容上大致有两层含义：一是认为人类在空间上处于宇宙的中心，以托勒密的地心说为最，而这一点已经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而被抛弃了；二是人类总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来看待和考察宇宙中的所有事物，这正是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的。当然不可否认，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也起过重大的作用。没有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将不可能从自然的奴役和束缚下解放出来并在社会中不断完善自己，也就不会有今天灿烂的文明。虽然在大为提倡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清算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消极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我们不能也没有必要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相反，我们应该高扬人类的主体性，不是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在新的时代新的认识下那种理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即人文主义。即强调人类“去中心化”并不是要完全丧失人类的主体地位，而是要重新审视和考察人与物、人与机器的关系，强调人与物的连接与共生。人文主义是显现在人类文化中的人类主义，是人作为一种“类存在”及其“类本质”的体现，与人性同构，是人的本质的显现。到了cyborg时代，主体已经不再是先验的、不变的，而是借着使用各式各样的辅助工具，包括直接与人体相结合而展现出来各种风貌的存在形式，这就是cyborg存在的主体性，这是一种多元的主体。然而这种多元的主体并未丧失人类作为整体秩序的主体及其理性，这正是人文主义的根本，正是体现了以人为本位又突破以往狭隘人类中心主义的积极价值取向，并更加关注人性的拓展和不断完善、人的价值与尊严、人的主体地位与权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等等。因此我们在扬弃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应该更加弘扬哲学视野中的人文主义！

（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