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前苏联科学学泰斗米库林斯基在一篇论文中有一番耐人寻味的话。他说：“近年来，还出现了在我们看来对于科学学的进展是很重要的研究领域——研究自然科学家本人对科学发展途径的看法。他们的看法蕴藏着大量的、至今尚未被人阐明、研究和总结的丰富观察以及后来的情况和思想，它们既带有一般理论的性质，又带有具体的性质，它们能够解释科学发展中出现的许多复杂现象，能够促进并加快探索改善科学活动组织和提高科学活动效率的形式和手段。对此不应再有什么怀疑了，因为卓越的科学家们对科学的深思熟虑积聚了世界科学发展的经验。”[1]据此，研究和分析自 20世纪初至70年代后期我国“卓越的科学家们的深思熟虑”应该是顺理成章的。而且，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论科学”、“干科学”、“推动科学和发展科学”方面足以彪炳史册。

1　提出对中国科学发展途径看法的代表人物

1.1　任鸿隽

任鸿隽是清末登上最后一班车的秀才，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他入选总统府秘书处。1912年到美国康乃尔大学深造，成为留学生的领袖人物。1915年他领导创办了《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前者是20世纪前半叶在中国影响最大的综合性科学刊物，后者是当时在中国影响最大、覆盖面最广、参加人最多的科学团体。归国后长期致力于科学普及、科学教育和科学组织工作，历任中国科学社社长、北京大学教授、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市科协副主席。

任鸿隽是开创科学传播新时代的旗手，是探索中国科学体制化的开路先锋，他和丁文江、秉志、竺可桢、姜立夫、叶企孙、曾昭抡、茅以升等科学“大家”不同，从他的著述中可以看到他“一生生命的中心点”是“对于科学的建设与推进”，偏重科学概论和科学与社会的论述。按时间顺序可分为[2]：

(1)追问“科学之事物”（1914-1918年）

任鸿隽在美留学期间，对比中西差距，认识到中国最缺“科学”，由此在留学生中发起“科学救国”运动。他的特点是注重“科学”的整体。要弄清楚“科学之事物”到底是什么。下述各篇是20世纪初他阐述科学的开山之作，是他为科学奔走呼号竖起的旗帜：《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科学家人数与一国文化之关系》、《科学与工业》、《科学与教育》、《科学精神论》、《吾国学术思想之未来》、《发明与研究》、《科学与近世文明》、《科学之应用》。

(2)播撒“科学种子”（1918-1925年）

任鸿隽于1918年10月回到上海，开始了科学拓荒事业。他把“研究精神”看作是“科学的种子”，把研究组织看作是“培养此种子之空气与土壤”。同时，他为募集基金而南北奔波，并于1922年在南京创办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经过不懈的努力，中国科学社成为中国科学界的代表组织，参加了在东京召开的第三次太平洋科学会议，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何为科学家》、《〈科学通论〉初版前言》、《科学方法讲义》、《科学基本概念之应用》、《科学与实业之关系》、《50年来之世界科学》、《发展科学之又一法》、《科学与近代文化》、《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科学教育与科学》、《庚款应拿一部分来办科学事业》、《〈科学概论〉序、例言、目录》、《科学的起源；智识的分类及科学的范围》、《科学智识与科学精神》、《科学的目的》、《科学研究——如何才能使他实现》。

(3)运筹“因材而笃”（1925-1935年）

1925年，任鸿隽应范源廉之邀，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就职，后兼任干事长，主持日常工作。该基金会是对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掌握分配权力的机构，在任鸿隽一班人的运作下，基本上变成了“自然科学”的基金组织。在经费分配上，他提出了“因材而笃”，重点资助“已有成效的机关”，让其强者更强，锦上添花。这个时期任鸿隽关于科学、技术和教育的言论，今天看来属于“政策研究”的范畴，且对当时中国科学事业综观全局而论，无出其右者。这个时期的著作有：《吾国科学研究状况之一斑》、《中国科学的前途》、《科学研究之国际趋势》、《庚款与教育》、《发明的天才——爱迪生》、《农业教育与改良农业（一、二）》、《一个关于理科教科书的调查》、《技术合作应从何处作起》、《中基会与中国科学》、《科学的种子在哪里？》、《论所谓择师自由》、《科学与国防》、《大学研究所与留学政策》、《10年来中基会事业的回顾》。

(4)痴情说“国策”（1935-1959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鸿隽奋力支撑着中国科学社，也苦苦维持着中基会。同时，他密切关注着世界科学的发展趋势。对科学的痴情，强调“要把发展科学当作以后立国的生命线”，并具体提出：第一，要把发展科学研究为“国策”；第二，要为发展科学制定一个具体而整个的计划；第三，国家要为发展科学作出专门的预算；第四，管理科学事业的人员要由专家担任。这一时期的著述有：《科学教育与抗战建国》、《近代科学之发展及其与哲学之关系》、《中国科学之前瞻与回顾》、《国防科学创作的先决条件》、《我们的科学怎样了》、《科学与工业（为纪念范旭东先生作）》、《关于发展科学计划的我思》、《〈现代科学发明读〉序》、《科学与社会》、《在“科学与社会”座谈会上的发言》、《谈“爱科学”》、《〈爱因斯坦与相对论〉序》、《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评〈物理学与哲学——现代科学的革命〉》。

1.2　竺可桢

还有一位代表人物，就是前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教授[3]。

竺可桢1890年春生于浙江绍兴。他于1910年考取第二批留美“庚款生”，先入伊利诺依大学习农业，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气象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竺可桢先后在武昌、南京任教，在东南大学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第一个地学系。1915年留美学生创办《科学》杂志，并发起成立了“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的中国科学社，试图仿英美模式发展中国科学。竺可桢是该社第一批社员和《科学》杂志的早期编辑，不仅撰写了很多文章，还与该社的发起人和核心领导成员任鸿隽、杨铨、赵元任、秉志、胡刚复等人参与了该社的领导工作并保持密切联系甚至终生友谊。后来，在蔡元培等人的力主下，中国科学体制进入中央研究院时代。竺可桢应邀负责筹建气象学研究机构，并在1928年至 1946年间，一直担任气象研究所所长。自1935年起担任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评议员，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36年4月，竺可桢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上任伊始，着力革除弊政，聘选优秀教授，注重通才教育，尊崇思想自由，推动科学研究。在他的热心治理下，浙江大学在困境中崛起，并由普通的地方性大学一跃为全国少有的名牌大学之列。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即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奔波于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著名大学之间，按科学发展规律和新中国建设事业的需要调整科学布局，开辟新兴研究领域。从中国科学社到中央研究院，再到中国科学院，他在20世纪中国科学体制演化的历程中，始终起着重要作用。由于竺可桢在科学界和教育界中具有很高的声望和德望，在实现科学组织平稳过渡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竺可桢始终处于科学事业的领导岗位上。

竺可桢先生给后世留下的著述有300万字，另有1936年至1974年的日记约900万字。除了作为中国现代气象学和气象事业的奠基人，有大量专业论述外，还在自然科学史，大学教育，有关人口、环境与资源以及科学与社会方面有很精辟的论述。由于他从事的专业和领导分工有关，在对自然资源的调查、研究、保护、开发和改造等方面，都有艰苦的实践考察和深入的理论思考。他通过物候学的研究和资源考察工作，较早地注意到了环境问题，在日记中多次写出了他对“还北京以蓝天”的殷切期待。竺可桢先生从上世纪20年代起即关注我国的人口问题， 50年代以后，面对我国人口增长形势，他在著作和日记中殷殷述说着中国古人盲目开发资源而给后世遗下无穷祸患的惨痛历史教训。呼唤今人负起历史的责任，不要再因我们的失误而祸及子孙后代。根据竺可桢对人口、环境和资源问题的关注以及从历史角度对人类命运表现出来的深层忧虑，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可持续发展”这一重要思想的萌动。

在竺可桢的著述中，不少著作涉及科学的社会功能，分析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传播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进步的推动作用。竺可桢在日记中多次提到阅读科学学创始人贝尔纳的著作，有许多地方产生共鸣，他呼吁全社会注重科学事业的发展，更要求科学家敢于“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勇于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竺可桢有关科学与社会的主要著作有：《我国地学家之责任》（载于《科学》，1921年，第6卷，第7期）、《论我国应多设气象台》（载于《东方杂志》， 1921年，第18卷，第15号）、《科学对于物质文明的三大贡献》（1930年9月4日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广播无线电台之讲演稿，载于《科学》，1931年，第 15卷，第1期）、《从战争讲到科学的研究》（1932年 3月21日在南京金陵大学讲演稿，载于《科学》， 1933年，第16卷，第6期）、《科学研究与科学应用》 （摘自1933年11月6日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演稿，载于《科学》，1934年，第18卷，第1期）、《利害与是非》（1935年8月12日在广西省南宁学术团体联合年会上的讲演稿，载于《科学》，1934年，第19卷，第 11期）、《科学之方法与精神》（载于《思想与时代》， 1941年，第1期）、《科学与方法》（载于《思想与时代》，1943年，第24期）、《中国科学的新方向》（载于《科学》，1950年，第32卷，第4期）。

还要指出的是，竺可桢是中国科学家中最早阅读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的人，而且引用在自己的演讲中。仅在他的日记中就有4次阅读的记载，即1941年5月9日和6月6日；1949年6月24日和6月28日。当时贝尔纳的原书尚无中译本，但该书的副标题“科学是什么？科学能干什么？”一直吸引着他，因而不惜在8年间4次阅读和多次引用。 1949年11月至12月滞留上海期间，还三次阅读贝尔纳的另一名著《必然之自由》，并把关于科学组织的形式、科研经费不要只为维持生活而要有力促进研究活动的发展来拨付以及科研活动的大规模联合协作等创见吸收到自己从事的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工作中。竺可桢从自己的研究思考出发，广泛吸纳世界科学的新信息，使得他对科学的深思熟虑“积聚了世界科学发展的经验”，成就了他作为科学大家的公认形象。

2　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等对科学的组织和宣传的推动

2.1　中国科学社

中国科学社是以发展科学为宗旨的学术团体，成立于1915年。当时，在自然科学即所谓西学方面，学科学的人寥寥可数，懂得科学思想的更是凤毛麟角。此时能称得上研究科学的机构只有一个地质调查所，可称为专门学术团体的只有詹天佑等组织的中国工程师学会。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不久，列强争霸，使留学生们看到，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因此，他们想把科学介绍到中国并加以发展，这仅是发起中国科学社的目的。要向中国介绍科学，就要发行一个杂志。而要发行科学杂志，才组织科学社。所以，《科学》月刊的发起人实际上就是科学社的发起人。当时在《科学月刊缘起》上签名的人有：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任鸿隽。科学社推举任鸿隽为社长，赵元任为书记，秉志、周仁等五人为第一届董事会董事，杨铨为编辑部部长。中国科学社作为一个私人组织的学术团体，开始是以英国皇家学会为楷模的。社章规定的宗旨是：“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的发达。”社员分普通社员、永久社员、特社员、仲社员（如同皇家学会一样，学生准备将来从事科学者）、赞助社员、名誉社员六种。象蔡元培、马君武为特社员，徐世昌、黎元洪、熊克武等为赞助社员，南通张謇和美国爱迪生为名誉社员。社员从1915年的35人到1949年的3776人，绝大多数都是国内从事科学工作和工程技术有成绩的人才。中国科学社在海外成立，3年后迁返中国，逐渐有了社所、基金，并发展到有出版物、图书馆、研究所、举办年会、演讲、展览、科普教育、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成立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并设立奖励金等。科学社事业的发展蓬勃开展，可能超过我们现有任何学会的规模和范围。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科学社认为，欲求科学发达必须使青年学子有良好的科学训练，因此注意改良中学的科学教育，以为发展科学打下良好基础。中国科学社还于1930年设立科学咨询处。凡各界提出的咨询问题，视其性质，分别送由专家社员拟具考察，随时在《科学》月刊或《科学画报》中发表。如该社生物研究所曾于1935-1936年为四川铁路筹委会在4月原始森林中调查枕木资源，由研究员郑万钧始终负责其事，不仅解决了全国各大干路枕木取材，而且为浙江造纸材料进行了调查，结果甚为圆满。

解放初期，中国科学社首先在北京与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及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三团体联合发起，向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建议，召开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并先组织筹委会，后来组织了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中国科学社认识到科学是国家事业，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考虑到该社所办科学事业是多年积累的人民财产，采取了逐渐清理、移交或捐献的办法，处理了所置事业，能更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2.2　《科学》杂志

前已述，《科学》杂志是中国科学社发起人同时创办的，除了他们自己担负所有事务外，还从每人每月节省学费，作为杂志的印刷费，作者也不领稿酬，足见他们自我牺牲和自力更生的精神。《科学》从创刊到1950年为止，共出32卷，每卷12期，每期6万字，应有3000余万字，是当时中国历史上最长久的学术杂志。《科学》杂志除了在国内宣传科学、普及教育和咨询外，也曾被用来与外国的学术机关交换刊物，并且也得到了外国学术团体的重视。另外，它刊登的不少论文，许多都是今天我们科学学研究的命题。

3　建国前中国学者对科学论的研究

3.1　建国前一批科学论的著作

在建国前，一批对科学论和科学方法论有学术兴趣的自由著译者们，还出版了一些类似今天科学学专著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科学论的学术氛围。主要有：

《科学通论》（中国科学社编，上海商务印书馆， 1919年）、《科学概论》（王星拱著，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0年初版，1942年第一版，1945年第二版、《自然科学概论》［日］石原纯著，谷神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初版，1937年三版）、《科学与经验》（H. Dingle著，省立坤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初版）、《科学通论》（中国科学社出版，1934年）、《科学规范》（［英］Karl Pearson著，谭捕之、沈因明译，上海辛垦书店出版，1934年）、《科学概论》（李书华等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年）、《科学概论新编》（竺可桢等著，正中书局，1948年初版）、《科学导论》（张绍良著，上海辛垦书店，1934年）、《科学概论》（汤姆生著，邓均吾译，上海辛垦书店，1933年初版）、《科学与中国》（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北平分会编印，1936年）、《自然哲学概论》（罗克汀著，生活书店，1948年）、《科学论丛》（一、二辑）（叶青等译著，上海辛垦书店，1934年）。

3.2　党对科学论和自然辩证法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把注意力放在马克思主义同自然科学结合的理论课题上。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自然科学研究会，一方面团结自然科学界进步分子推动抗日救亡，一方面讨论“新哲学”，一部新译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然科学问题的著作——《自然科学新论——辩证法的自然科学新论》[4]。30年代末，在延安，新哲学会和自然科学研究会的成员们，积极从事和推动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一些人重新翻译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并在延安的报刊上发表了它为形成和发展党的科学政策，阐明党对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起到了提供理论根据和论证的作用。正如龚育之同志所说：“这实际上就联系到科学学研究。”[5]40代初自然科学研究会组织之自然辩证法研究小组多次开座谈会并见报，毛泽东同志曾建议在延安大学开设自然发展史和社会发展史两门大课并付诸实施，这对广大知识分子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意义深远，很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4　建国初至文革前的科学论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也是把在中国发展科学技术作为自己的任务，从此发展科学技术已成国家事业了。1954年于光远同志主持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工作，他在处内和处外组织了一批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党的科学政策、研究科学的规律和战略，研究科学的哲学和历史，后来实际发展成一个交叉科学研究的集体。在宣传处的有龚育之、何作庥、罗勤柏，他们三人都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此外还有从北京大学来的孟庆哲、侯德彭，北京医学院的李佩珊，北京农业大学的黄青禾、黄舜娥等。

于光远、龚育之是建国后研究科学论的代表人物。

于光远解放前就读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是集职业革命者和学者于一身的人物[6]。1936年他在上海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自然科学研究会，一方面团结自然科学界的进步分子推动抗日救亡，一方面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新论》。在延安时，于光远担任了自然发展史的讲授。建国后，《新华月报》和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他和曹葆华翻译的《自然辩证法》。1956年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出向科学进军，并制定十二年全国科学发展规划。于光远是科学规划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特别建议和亲自主持制定了“自然辩证法研究规划”，并成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他参与起草的中共中央1954年3月对中国科学院党组织工作报告的批示，是建国后全面奠定党的科学政策的初步基础的第一个文件。当时的中央宣传部科学处，也是一个党研究科学政策的机构，“而科学政策的研究当然要放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科学发展的规律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7]于光远同志在这时的工作有：

一是在于光远同志支持下，科学处编译了《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工作》，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目的是了解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政策。

二是在于光远同志支持下，科学处还编译了《科学问题论文集》，由学习出版社出版。因为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以后，把一切社会现象和各门科学都看作是有阶级性的“左”的观点受到批评，苏联学者广泛地讨论了自然科学性质、特点和发展规律，纠正了过去许多狭隘观点，认识有所前进。

三是在于光远同志主持下，以科学处为主，吸收其他一些同志参加，计划搞一个研究科学的性质、特点和规律问题的长期讨论班。后由于政治运动干扰，整个计划被搁置。

四是编写了《论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和《论苏联的科学研究工作》两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五是在于光远同志支持下，科学处系统地调查研究了前苏联从30年代到50年代遗传学问题上争论的历史。这实际上是一项科学学的案例研究。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领导科学工作，如何对待学术争议，如何处理政治、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显然苏联在遗传学问题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研究以史为鉴，使我们党提出的在学术上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后来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于光远同志在会上做了两次发言，龚育之同志认为，这是我国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学研究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7]。1958年初，在上海自然辩证法座谈会上，于光远做了题为《开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发言，他介绍了这门学科的研究规划，特别介绍了“历史唯物主义论科学”。于光远指出，“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发生发展规律可以成为一门学科研究的对象”，“科学同生产、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阶级斗争、同别的上层建筑都有关系。”后来，龚育之同志指出，这是科学学在我国成为一门科学的发端。

六是在1960年秋，于光远与李昌、潘梓年共同主持，在哈尔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自然辩证法座谈会，这次会议超出了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范围，开展了有关技术发展辩证法研究。他提交的论文《从设计“积木式机床”方式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后来《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刊登的日本科学家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也曾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并和于光远、周培源作过长谈。

应该说，于光远倡导和主持的上述工作，龚育之大都参加了，而且还是主要助手。龚育之1948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1952年调入中宣部科学处工作。参加工作后，龚育之自学俄语，从苏联《化学的进展》、《哲学问题》、《布尔什维克》杂志翻译文章，先后在《科学通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和自然辩证法、科学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参加编译《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工作》后，龚育之撰写了《列宁论团结和教育科学、技术专家》一文，在《学习》杂志上发表，龚育之认为这是他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论的开始。后来，在团结中西医、遗传学讨论、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办刊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今天的“控制论”这个词就是龚育之等人定名的。

这里还要着重讲一下龚育之的一部重要著作，这就是196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早在1955年，于光远要龚育之拟出过一个《论科学（提纲）》，准备就科学的性质、特点、规律、作用等问题组织一系列讨论。书的序言提出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论”，认为“这门学问应当成为党的科学技术工作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该书应该说是这一时期研究科学技术论的代表性著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龚育之同志的工作岗位已不在自然科学方面，正如他自己说的，“只要有可能，我总尽量挤出时间来，保持接触，写点东西”。由于龚育之在科学技术论上的重要贡献，在科学泰斗、第一届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长钱三强先生辞世后，被推举为第二届理事会的理事长。

还要说明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建国后科学家们在研究科学发展道路方面实践变得少了，但还是有一些科学家涉猎了这个领域，突出的例子就是中科院学部委员、化工冶金所所长叶渚沛先生。他是一位蜚声中外化工冶金界的著名学者，是专业内拔尖的学术带头人。他知识渊博，学术思想活跃，能运用多种科学和技术的综合观点对本专业外的重大课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例如：叶先生力排众议，为中国农业科学化极力倡导引进被前苏联科学家否定了的农业生物统计计量学，称“这种论点预告了一个把农业生物学放在一个定量基础上的科学革命。”并说“我们需要对我们的思想用来自其他学科的新思想和新概念来不断地得到丰富。”叶先生还为解决中国农业用化肥问题创造性地提出用“钢铁——化肥联合企业”的方式，在钢铁联合企业中增加副产品肥料的工厂，以期生产一吨铜的同时，可以副产一吨氮肥和0.5吨磷肥。1962年叶渚沛还提出要发展技术科学，以便使工程科学家在自然科学和工程问题之间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解决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关键性和综合性问题。就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叶渚沛提出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学和工艺学之间的“叠交”，从而产生“边缘科学”学科和生长点等概念。1981年为纪念他逝世10周年，该年《化工冶金》第3期出了纪念专号，当时中科院严济慈、竺可桢两位副院长在作序时，对叶渚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的贡献超出了一个冶金学家的范围。”

上述所谓科学学在中国的前史，并不全面，勾画出的一个轮廓只是为了尊重历史，正如龚育之同志说的，“每见读中国科学学研究的文章，以为这门科学在中国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开始的。其实，这只是‘科学学’这个名词引进的时间。至于这门学科的内容，如果从翻译介绍算起，应当追溯到上世纪30、40年代苏联盖森和英国贝尔纳文章的翻译，因为这些文章被公认为科学学鼻祖；如果从自己的研究工作算起，则至少应当追溯到50年代于光远同志和他倡导、推动下的一些工作。

（原载《科学学研究》200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