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哲学的长期发展中，自然的历史性始终未能进入哲学家的视野，它不具有自己的独特生命，更没有自己的生成、演化与消亡的历史，同时哲学家把科学变成了没有历史感的木乃伊（Ian Hacking语），这源于上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逻辑经验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的运动。逻辑经验主义持有自然之镜的实在论，客体静态地躺在自然之中，无时间性与生命力，等待着人们利用科学方法去发现；库恩（或后实证主义）成功地历史化了我们对自然科学的理解，但库恩把客体视为范式化自然的结果，科学成为范式的木乃伊；随后出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客体从作为理论的试金石变为社会建构的玩物。20世纪90年代后，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的问题又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范·赫尔（Bas van Heur）等人统计了1989-2008年间科学哲学与科学史（HPS）的相关杂志，如Philosophy of Scienc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Isis等，发现共发表过131篇有关本体论的文章，从1989年的1篇到2004年的15篇，2008的14篇，总体上有一个不断上升的趋势。^[1]因此，2008年在荷兰的鹿特丹召开的4S年会上，沃尔伽（Woolgar）等人就提出了当代S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中存在一个“本体论转向”。与传统本体论研究不同，它不属于纯哲学的思辨，而是基于经验案例的跨学科思考，这种思考使自然的历史性又以一种全新的面貌重现。

一 、科学：从“理论”走向“实践”

20世纪90年代，社会建构主义内部出现了分野，拉图尔、皮克林等人对社会建构发起了激烈的批判。首当其冲的就是其方法论基础——对称性原则。布鲁尔在《知识与社会意象》中提出了四条原则，其中第三条是对称性原则：“就它的说明风格而言，它应当具有对称性。比如说，同一些原因应当可以说明真实的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信念。”，第二条原则是公正性原则，即“它应当对真理与谬误、合理或不合理性，成功或失败，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这些二分的两个方面都需要加以说明。”。公正性原则是说要公平地对待双方，对待性原则想表明“虚假”、“非理性”等“病态”的社会因素，同样也应被用于分析“真理”、“理性”等“健康”的原因。这两条原则的目的是把真理与虚假、理性与非理性之争还原为社会因素，从社会学的角度消解理性与非理性、真理与错误的界线。正如布鲁尔本人所说：“社会是被用来解释自然的”。^[3]

这一对称性原则导致了社会建构内部爆发了“认识论的鸡”^[4]301-389之争和“反拉图尔”之争。拉图尔等人提出的广义（本体论）对称性，目的是对称性处理自然与社会，因而他们站在两者的中间,仿佛以胜利者自居,而布鲁尔、柯林斯和耶尔莱像胆小的鸡一样，冲过了马路,跑到了社会一边,仿佛是以失败者告终。拉图尔等人认为,布鲁尔的对称性原则并没有真正地坚持对称性,因为它实际上是将解释的权力赋予了社会,从而造成了自然的“失语”,因而,这是一种“认识论的不公正性”。^[5]为此,拉图尔在《行动中的科学》一书中将对称性原则推进到了本体论的领域，即“在对人类与非人类资源的征募与控制上,应当对称性地分配我们的工作”。他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在科学研究与科学争论的过程中,一直都有自然的因素参与，并且它们是以能动者的姿态介入了与人类行动者的相互作用之中。“我们应该把科学(包括技术和社会) 看作是一个人类的力量和非人类的力量(物质的) 共同作用的领域。在网络中人类的力量与非人类的力量相互交织并在网络中共同进化。”^[6]这样,科学便成为了一个实践概念、时间概念。

在上述论战中，布鲁尔等人主张一种基础主义的社会实在论,拉图尔等人则关注科学活动中各种异性要素相互作用的实践场所；在认识论上,前者因循表征主义传统, 主张科学的表征本质, 后者则采取操作主义策略, 关注科学的实践特质；在方法论上,前者采取规范主义进路, 试图寻找科学知识背后的社会根基, 而后者则采取描述主义进路, 关注科学活动的情境性与索引性。视角从行动者心灵或利益转变到对客体的操作过程，这种转变的结果使我们走向实践，走向物的历史。这样，拉图尔等人摆脱了理论优位，进入了实践优位。拉图尔广义对称性原则第一次把非人类的物质因素纳入到行动者网络的考虑范围，物和人类是由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定义，没有纯粹的客体或主体。行动者网络的世界是由准客体、准主体和杂合体占据，传统上泾渭分明的二元论解释在此瓦解。这种转变使他们开始关注科学实践中的物质文化，如自然现象、客体、科学仪器、实验材料与铭写装置等，这些是不可能还原为认知规则或社会关系。这种物质文化的场所正是主客体的交汇点，也是科学实践得以发生的真实时空，实验室生活因而就成为当代STS本体论研究的起源。第一代的实验室生活研究，如拉图尔和沃尔伽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诺尔•塞蒂纳《制造知识》，柯林斯《改变秩序》，表明了没有什么凌驾于科学之上先验的普遍的认识论规则，而第二代实验室研究，如萊恩柏格（Rheinberger）的《走向认识论事物的历史》，诺尔-塞蒂纳的《认知文化》和伽里森《图像与逻辑：关于粒子物理学的物质文化》则表明了也不存在什么外在于科学实践，并能够决定科学的社会力量。

二、 客体的生成

传统的哲学本体论是从思辨的层面上研究的是那些早已存在的、并且是无孔不入的客体组成的永恒世界，而当代STS的本体论没有对客体的存在与消失做出理念论的解释，而是基于实验室的研究，考察科学对象是如何进入或消失在研究领域之中；研究在这一进入或消失过程中，科学仪器等物质因素所起的作用。

就客体的生成方式而言，当代STS的本体论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自然显现：无可否认，原子，基本粒子等的存在，比太阳系还要长，但它们只是在20世纪之初才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一旦它们进入科学领域，科学就会以着一种新的意义去改变它们，如先前分散在不同时空中的这些现象被归入一个相容的科学范畴；分类与排除的标准逐渐清晰；新形式的表征稳定化了规则；精确的研究会使这些易消散的现象更为常见与丰富。在一篇论实验高能物理学的本体论的文章中，诺尔•塞蒂纳阐述了上述科学实践中的建构与本体论的关系。她并不否认独立于观察者的世界的存在，同时强调对象预先存在于实践之前，但通过实践，它们被重新塑造了，才能真正进入科学领域。她说：“本体论途径导致了对实践中的现象进行了重组—通过这些过程，实体与其关系被不断地重新定义与确定，其秩序形式不同于实践前的秩序”。^[7]她用“有机体”生物学隐喻来分析高能物理学实验。（2）物质实践中的建构：客体主要是以建构的形式而出现。萊恩柏格强调实验系统如何把客体植入一种较为广泛的物质科学文化与实践领域之中，它包括仪器与铭写装置的领域。这些研究强调的是场所的特殊性、突现性与关系的流动性。伽里森在《图像与逻辑》一本书中首次扩展了哈金“实验有自己的生命”的口号，提出了“实验仪器有自己独特的生命”的观点。伽里森通过批判逻辑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科学观，从而展开了对粒子物理学文化中仪器、理论和实验三种亚文化互嵌模式的研究。正是在这种互嵌模式中，客体得以生成、演化与消亡。^[8]道斯顿研究了“科学观察的本体论”,即专家的观察如何为一个研究共同体识别与稳定了客体。她特别关注于在特殊学科中的观察仪器、意会技能与积累的经验。对认知文化的关注使她的工作有别于传统哲学的讨论，因为传统的哲学本体论很少关注科学实践的仪器维度，只研究概念与理论变化的文本讨论。^[9]类似地，布克研究了数据库管理与生物的多样性，表明了特定学科在“数据库中塑造了对象的空间、时间与本体论”，这种塑造具有偏爱性与选择性，它们压制了更多的“其它本体论的异质性的数据”。^[10]（3）认知实践中的建构：近些年来有几位哲学家，如普特南、古德曼，提倡本体论相对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哈金。哈金提出的历史本体论，^[11]关注客体的生成及其随后的应用是如何与科学家的的命名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对命名系统的起源与变迁给予了一种历史的说明。这种本体论哈金又称之为辩证实在论（dialectical realist）。哈金认为霍尔现象在1879年前的宇宙中并不存在，或至少说不会以纯粹的形态而存在，霍尔在实验室中用概念纯化了一种自然现象，使对象进入存在，霍尔效应是世界中的新生事物，它是在人类的历史中生成的。几乎所有的物理学对象，如康普顿效应，光电效应并不是先前存在的现象，至少不是以一种纯粹的形态在自然中存在，而是在特殊年代生成的，因而哈金认为物理对象并非是库恩所主张的重新范式化，而是人类的创新性历史所带来的。近年来他把这种创新性扩展为人类在其历史中所凝聚成的思维风格（Styles of Thinking）。^[12]

三、自然的历史过程

（一）客体的历史性

“巴斯德发明细菌之前，细菌存在吗？”，这句话意味着两种不同的解答，取决于它被置于何种框架之内。

在主客二分的框架中，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细菌一直静态存在于“自然”之中，是巴斯德凭借其敏锐的认知能力“发现了”它，而社会建构认为“细菌”无非是巴斯德为确立其生物学权威而建构的“证据”。主客的二分表明主动性与被动性被严格地区分。如果说巴斯德创造了微生物，即是称发明了它，那么微生物就是被动的，如果说微生物“引导着巴斯德的思考”，那么巴斯德就是被动的观察者。在真理对应论中，细菌要么永恒存在，要么从来没有出现过。其次，如果仅有主客两主角，人们就不能合理地理解科学史。巴斯德理论具有自己的历史，它出现在1858年，但细菌没有这样的历史，因为它要么永远存在，要么从来就不存在。在这种框架中，科学史家会告诉我们普歇尔及其追随者为何会相信错误的自然发生说，巴斯德如何进行多年的探索后发现了正确答案。他们提供的是主体的，而非客体的历史。传统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把历史的真实性给予了主体，剥夺了客体的历史真实性。这就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客体和有历史的理论之间的矛盾。 “历史不过是人类进入非历史的自然的一条通道，……避免相对主义的唯一途径就是在历史中收集那些已经被证明为事实的实体并把它们置于一个非历史的自然当中”。^[13]157

如何消除没有历史的客体和有历史的理论之间的矛盾？为此，拉图尔提出了广义对称性原则，目的是消除主客的绝对分离，赋予微生物这种客体以历史的真实性。“在巴斯德之前，细菌存在吗？从实践的观点来看——我说从实践上看，并不是从理论上看——它不存在”。^[14]在1865年之前，细菌无疑在其它地方也经历了其生命，但在巴斯德的实验室里，它却是一种以独特的、场所化的机遇方式而造就的新突现。客体并非隔离于历史，而是科学家在实验中将自然-仪器-社会三者机遇性地集聚在一起，形成一个行动者网络，从而将其变成一个稳定的实体。为成功地从时空之中消除了普歇尔的自然发生学说，巴斯德用自己实验室的研究去占据其对手的每一领域。最后巴斯德的工作出现在细菌学、农业综合企业、医学实践之中，根除了自然发生说。这种根除同样需要重写教科书和科学史，以及设立从大学到巴斯德博物馆的许多机构。所有这些过程都是实践中的扩展。如果上述网络得以确立，那么细菌就增加了历史的真实性：事实的状态变成了事实，随后变成了必然。这就是客体的建构。如果我们说“历史的真实性”意味着细菌“随着时间生成并演变”，像所有生物物种的历史真实性一样，那么细菌的历史真实性牢固地扎根于自然之中。在时间的连续沉淀中，细菌在行动者网络的新显现——包括历史讲述、教科书的写作、设备的制造、技能的训练、职业忠诚与谱系的创立——中得到最终确立。在巴斯德之前，乳酸菌是什么？它仅仅是发酵过程的副产品。在巴斯德之后呢？它开始成为了乳酸菌，开始具有了我们现在所谈论的乳酸菌的一切属性，开始获得了乳酸菌的权能。在此，“指称循环……将我们……从一种本体论地位带到另一种本体论地位。在此，……物偷偷地从几乎不存在的属性转变为了一种成熟的物质。”^[13]122因此，萊恩柏格指出，“时间在字面上意味着生成：科学实在意味着孕育着未来”。 ^[15]

（二）实在论

表征主义的科学观使实在论与建构主义之争陷入了“方法论的恐惧”，即这种表征主义保留着知识和世界之间的无时间演化的反映关系，永远关注单一的科学知识是否真实地反映并表征了对象的问题，使我们始终处在“科学是否真实地表征了自然的忧虑恐惧之中”。^[6]5这场论战之后，人们意识到这种认识论的“基础危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源于一些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4]226“20世纪90年代后，不少的学者把眼光从科学理论转向科学实践。作为实践的科学并不是在语言、理论或研究中去表征世界，相反，它研究科学家干预性地介入世界，与世界纠缠在一起，以达到一种实践上主客体之间的重构或话语上的接合。正如法因指出：“但如果科学是一种实践那么它的表演就需要观众与演员一起表演…...对解释的指导同样也是表演的一部分，剧本从来不会一开始就被完成,过去的对话也不能确定未来的行动……随着表演的进行，表演场所性地选择了自己的解释”^[16]这种观众与演员的一起表演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所说与所做，而且也重构了世界。这是物质世界的活生生的活动。科学实践并不需要我们超越世界以获取对自然或社会的表象。在这动态介入的科学实践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距离被打破，科学、技术、物质材料、科学家等异质性要素相互缠绕在一起，自然物质对象（包括技术）变成了某种具有自身力量的生成的东西，一切科学知识就是在这可见的动态介入过程中突现和开放式驻足点（open—endedness）。这就是“科学事实的实践建构”（the practic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拉图尔语），它首先是将科学去认识论化，进而将之本体论化。某物成为一个事实，并不是因为它本身即为某物，而是因为它是在实验室建构过程中生成的。因此，如果我们一旦开始谈论科学实践时，就会对建构中的科学提供一种更为实在论的解释，把它坚定地奠基于实验室的场所、实践与研究群体之中，事实正是这些异质性因素在实验室的冲撞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这种科学观的意义在于：（1）事实本质上是一种实验室的瞬间偶然突现的产物，因而其便具有了内在的历史性。这样，实在论的问题首先不是谈论静态对象及其客观性，而是要谈论客体的历史，物的历史性：“与其说是科学的苍白与冷漠的客观性，不如说是通过实践中的异质性要素的聚集，非人类物质获得了一种历史、灵活性、文化与实在性” ^[13]3（2）客观性：实在不再是一个更为基础的概念。传统认为，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由一种更为根本性基础，我们或者将之称为自然。但是，科学实践视野中的实在是一个完全可见的概念，因为它是科学实践的结果，客观性因此就是实践过程中瞬间突现出来的产物的一种特征。这样，建构论和实在论就可以综合，“我们不需要彻夜不眠地躺在床上担心知识完全漂浮于其所反映的客体之上”。^[6]218。（3）相对性: 当人们称科学文化为一个聚集时，并没有假定这一聚集的所有因素被永恒不变地捆邦在一起，而是一种时间性、场所性与机遇性的聚集。作为一种内生性文化的动态发展，客体的本体地位因而也是不断变化的，因为如果对客体的指称是通过整个网络来确立，那么这网络中的每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导致对客体指称上的差异。如19世纪80年代后，巴斯德的细菌被酶所取代，细菌变成了可以通过化学合成来制造的制剂。不过它仍然是一种物质，一种新的物质聚集，它们属于新兴的生物化学。这样，客体演化相对性也存在于科学的客观性进程之中，客观性与相对性之间便不再是剑拔弩张。

（三）主体与客体

传统科学实在论者所坚持的实在仅仅是自然，而人的主体性因素则应被彻底消除，并且，这种主体性因素被消除的越干净，那么科学就越客观。社会建构则以明确的社会要素来终结科学争论。从科学实践的角度来看，科学事实来自主客体之间在物质世界中的相互建构。实在不再是一个不变的概念，它本身也开始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客体与主体都在彼此的建构中获得了新的属性，并改变了自己的本体论状态，进而改变了自己的本体论地位。卢兹维克·弗莱克的杰作《科学事实的起源和发展》^[17]讨论了梅毒病的一种血液检测——瓦塞尔曼反应的确立。他表明了这项检测是一种人与物相互谐调过程的历史发展。瓦塞尔曼反应是对人类血液进行操作的物质程序，在这里，化学的、生物的物质过程促成了对病人是否患有梅毒病的诊断。另一方面，弗莱克表明，这种程序从反复试验的过程中突现出来，即通过探索物质操作的空间，“将反应物这会儿多加一点，或这会儿少加一点”，让反应时间长一些或短一些，等等，直到检测的成功率从15%-20%提升为70%-90%。同时，另一方面，弗莱克强调，在这种物质谐调的过程中，一种全新而特殊的科学共同体应运而生。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具有能进行“血清接触”的各种技能、能力和训练，即那些成功操作瓦塞尔曼反应所需要的特定的技能、能力和训练。这些技能只有在反应的历史发展中才能突现，也只有在其成功操作中才能突现；这些能力成为相关专业的标志，会聚到血液测试所演奏的“准交响乐”中。作为一个物质程序，瓦塞尔曼反应是这个专业共同体的客体，而这些专业人员又是这个客体的主体，即每一方都发展并呈现出一个与对方有关的特定形象。皮克林引用^[18]马克思的格言概括了这一过程：“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

（四）自然与社会

拉图尔在《我们从未现代过》一书中指出现代性的突现是由一种奇特讲述方式的突现而引发的，即对人与物进行纯化而分离的讲述，自然科学负责讲述物，人文学科则负责讲述人。当代STS的本体论研究消除了物与人、自然与社会之间这种截然分明的界线，而是深深地植根于一种达尔文主义式的文化中，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能够在此携手共进。

蒸汽机的形成和技术改进与工业革命的巨大社会变化（工厂、劳动分工、工业城镇和工业建筑、新的社会阶层和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如果不提及人类和蒸汽机出现的社会空间，那么就无法理解蒸汽机进化的具体轨迹。然而反过来，人类和社会空间是以一种本身由突现的蒸汽机力量所建构的方式进化着。因此，皮克林说：“人类历史也是被机器的突现力量不时打断——人类和社会的具体运动与机器的具体运动和它们显示的操作性之间互动地稳定化”。^[19] 这就是人-机器耦合的生成与进化的历史。

二战后出现了“赛博”科学（Cyborg science），Cyborg这个词由Cybernetic Organism（受控有机体）所构成。赛博既有计算机、芯片、航天飞机等物质基础，同时适逢国际政治形势变幻，又借助了科幻文学广受欢迎的时机，因而是在科学、技术、政治、伦理、经济错综交杂的技科学中生成。这样一种历史发展与物质真实性结合生下的产儿，必然带来本体论上的革新。赛博模糊了所有范畴乃至对立的两极界限，被视为突破各种界限的杂合体（hybrid），这也正是其哲学意义所在。皮克林认为赛博学科进入了人类与机器强化偶合的阶段，相应的赛博科学与赛博对象的不断出现，这构成了战后文化的一个关键特征，即一种人类与物的混合本体论。在这一进化过程中，自然界、机器的世界、人的世界、思想的世界又一次全都在新的相互关联中进化演变。就像炼金术一样，控制论的独特本体论滋养了人类所有学科研究方法，一方面有脑科学、人工智能、机器人学、信息理论、理论生物学，另一方面还有精神病学、管理学、政治学、政治、艺术及精神方面的内容。这种去中心化和瞬时化的本体论带给我们一种大为不同的世界，如战后军事-工业复合体，就是这些突现聚合体中的一种。因此这里所谈论的存在和生成，不是关于纯粹的机器或纯粹的人类，而是关于赛博存在和生成，人与物相互缠绕地进化。

结束语

恩格斯100多年前就指出过“自然的历史过程”，当代STS的本体论研究更加丰富了我们对这一历史过程的理解,展现出一种新自然辩证法。客体之所以成为“科学”的，是因为它是在实践的辩证过程中生成的，也就是在不可逆的时间过程中真实地涌现出来的。与此相应，客观性与真理等一系列认识论范畴也不是对预先存在对象的表征性反映，而是在历史与时间进程中生成的东西。在物质世界的科学实践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交互式的干预作用，不仅重塑了主体与客体，而且还使人与物、社会与自然的共同进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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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转引自L. Daston(ed), Biographies of Scientific Object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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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年第5期。录入编辑:哲学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