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科学哲学日趋衰落的今天，一种新的科学哲学正在中国逐渐浮现。这种新的科学哲学不再局限于对科学做传统的知识论、方法论或认识论的研究，而是将科学视为一种文化，从而对其进行哲学探究；它不再满足于在科学的视野中来研究科学，而是试图在整个人类文化的背景中来研究科学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与其他文化的内在关联；它不再拘泥于脱离实际的学院哲学的内在逻辑，而是注重于面向现实和解决问题，特别是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现实和问题，从重大现实问题中寻找新的理论增长点和学术制高点；它不再沿袭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老路，而是致力于科学哲学的中国化。一句话，从传统的科学哲学到新的科学哲学的转变，已经不再是表面的、细枝末节的转变，而是根本性的范式转变。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科学哲学，我们不妨将这种新的科学哲学称为“科学文化哲学”。本文试图以科学哲学的范式转变为主题，就科学文化哲学的架构做一纲领性的阐述。

一、从知识论到文化论

从知识论到文化论，是科学文化哲学的第一个重要纲领，也是科学哲学范式转变的第一层涵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科学哲学与科学文化哲学二者完全不同的定位。

传统的科学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知识论——它将科学看作是一种知识体系，并将所有的学术研究都会聚到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科学知识。我们从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各种不同的主题中不难看到这一点。所谓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本质上就是科学知识与非科学知识的划界问题；所谓科学的结构问题，本质上就是科学知识的结构问题；所谓科学进步问题，本质上就是科学知识的进步问题；所谓科学合理性问题，本质上就是科学知识的合理性问题；所谓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问题，本质上就是知识能否与实在相对应以及如何对应的问题等等，几乎传统的科学哲学的所有主题，都是围绕科学知识展开的，因此，在本质上是一种知识论，或者说是一种科学知识哲学。

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就是一种最典型的科学知识论或科学知识哲学。它将科学看作并且等同于知识的体系。用石里克的话来说，“每一门科学（我们用这个词是指它的内容，而不是指人们为取得这个内容而做的实际活动）都是一个知识体系，即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而全部科学，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命题在内，都是知识的体系，在这以外，再没有一个‘哲学的’真理的领域。”[1]8—9 将科学看作并等同于知识体系，即“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是整个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可以说，它的所有命题和推论几乎都没有超越知识论的范畴。

在它那里，因为科学是“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所以，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着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可以用“经验证实原则”加以区分：凡是能被经验证实的，即是科学的，凡是不能被经验证实的，即是非科学的；因为科学是“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所以，科学的逻辑可以归结为语言的逻辑，可以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澄清各种概念，明确各种概念之间的逻辑上和认识上的联系；因为科学是“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所以，其方法必然是归纳的，其进步模式必然是中国套箱式的累积型的，通过不断积累逐步形成“对世界的逻辑构造”；因为科学是“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所以，可根据逻辑分析“宣判一切自称超越经验的所谓知识为无意义”[1]31—32。因此，所有形而上学，包括伦理学和美学在内的全部价值哲学和规范理论，所作出的“全部断言陈述全都是无意义的”[1]13。于是，不仅真正的科学只有一种，而且真正的知识也只有一种，那就是“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其实，在逻辑经验主义那里，只有自然科学才称得上是“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因而才是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知识。除此之外，像传统的哲学等人文学科所陈述的东西，既不是真正的科学，也不是真正的知识，它们只不过是“用来表达一个人对人生的总态度的”[1]33。由此可见，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观、哲学观和文化观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特殊的知识论：科学是由逻辑和经验确定了的知识体系。这是唯一的知识体系。哲学及其他人文学科不是一种知识体系。但哲学可以通过排除形而上学变成一种与知识相关的活动，即变成“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1]9，或者说变成一种方法，即“逻辑分析法”，从而成为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科学的哲学”[1]32—33。这就是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的定位。这种定位显然是一种典型的知识论，并不是对科学文化的哲学研究，甚至还谈不上是一种强调主客体相关联的认识论。

尽管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受到波普尔的猛烈批判，然而，波普尔的科学哲学也是一种典型的知识论。在波普尔看来，科学知识并不是像逻辑经验主义者所想像的那样，能够被经验和逻辑所绝对地确定的，因为理论不可能被经验证实，相反，只能被经验证伪，因而理论与经验之间的逻辑关系与其说是肯定的关系，倒不如说是否定的关系，于是，波普尔干脆以证伪主义取代证实主义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这样一来，波普尔对科学的理解同逻辑经验主义有着很大的区别：逻辑经验主义将科学看作是“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而波普尔认为，任何经验命题体系不可能永远“真”，最终还要被证伪的；逻辑经验主义将科学的方法归结为归纳法，而波普尔将其概括为“试探错误的方法”[2]65；逻辑经验主义将科学进步描绘成中国套箱式的累积过程，而波普尔将其描绘成不断“猜想与反驳”的过程。

然而，波普尔向逻辑经验主义挑战的只是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并非是科学哲学的知识论框架。很明显，波普尔科学哲学的定位依然是知识论的。我们从他的《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和《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两部代表作的书名便不难看出其知识论的定位。尽管波普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知识论，甚至消解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截然区分，他“反对把理解的方法说成是人文科学的特点，说成是我们用以区别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标志”[3]195；还强调“解决问题的方法即猜测与反驳的方法，是两种科学都采用的”[3]196。但是，他的科学哲学的主题依然还是“科学知识的增长”、“客观知识”的“进化”以及“第三世界客观性和自主性”，这显然都属于知识论的范畴。不仅如此，波普尔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和对“第三世界”的强调，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还是对知识论研究模式的强化。只不过是逻辑经验主义侧重于关注静态的科学知识，而波普尔则侧重于关注动态的科学知识。

如果说波普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知识观，那么，到了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那里则有了更大的转变。无论是逻辑经验主义者，还是波普尔，他们所理解的科学的基本单元只是单一的孤立的理论或命题，而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家将其理解为理论系列或“大理论”。这个理论系列或“大理论”被他们分别称为“范式（库恩）、“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研究传统”（劳丹）、“高层背景理论”（费耶阿本德）等等。所谓理论系列或“大理论”，显然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科学理论（知识）。可以说，它既包括特定的科学理论系列，还包括与该理论系列密切相关的方法论和价值论，尤其是价值论似乎在整个理论系列或“大理论”中处于主导地位（至少在库恩那里是如此）。这样一来，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特别是库恩和费耶阿本德所理解的科学显然非常不同于逻辑经验主义者的“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也非常不同于波普尔意义上的“客观知识”，而是负载人的价值的历史的产物。这种理解非常接近于文化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所理解的科学与其说是一种客观的知识体系，倒不如说是一种人创造的文化。

尽管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对科学的理解已经非常接近于文化的概念，但是，他们的科学哲学的定位依然没有超出知识论的范畴。首先，从哲学渊源看，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是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都是典型的知识论模式，因而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必须深深地涉及知识论的探讨，提出自己的知识论。其次，从研究主题看，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依然是诸如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科学的结构问题、科学方法论问题、科学的进步问题、科学的合理性问题以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问题等等，无非是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在探讨这些问题时，比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批判理性主义者多了一层历史的语境，并做了不同的回答。但是，这些问题的核心依然是关于科学知识的本性问题。最后，从研究方法看，尽管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宣称他们运用历史方法论，但事实上他们更多地还是使用了知识论研究最常用的逻辑分析方法，于是得出一个又一个逻辑结构或模式，如“科学革命的结构”、“科学进步模式”或“科学合理性模式”等等。这就是说，无论是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还是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他们的着眼点依然是抽象的逻辑，只不过后者比前者多了一层历史的语境。尽管前者和后者关于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但是，他们所遵循的恰恰就是同一种关于知识论的分析哲学的逻辑。例如，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着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而费耶阿本德认为既然这条界线不存在，所以科学与非科学就没有本质区别；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波普尔认为存在着一种永恒不变的科学方法论，而费耶阿本德认为既然不存在唯一可靠的方法，所以就应当“怎么都行”。

由此可见，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在本质上还是一种知识论，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扩大的知识论。在它那里，知识不仅包括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还包括科学史的知识。由于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聚焦点是所谓对科学的“历史的重建”，因此，这种哲学的定位实际上就是关于科学史的知识论。

当然，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尚且如此，那些比其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色彩更浓的科学哲学更属于知识论的范畴了。总的说来，从逻辑经验主义以来所有的西方科学哲学基本上都属于知识论的定位。这种知识论，也可称作波普尔所说的“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4]114。

总的说来，知识论的科学哲学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其一，它所关注的是知识，而不是创造知识的人。很明显，逻辑经验主义对“世界的逻辑构造”，没有人的概念；波普尔的“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没有人的概念；即使是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依然没有人的概念；当然对于那些以科学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更没有人的概念了。因此，人在知识论研究中不仅没有地位，甚至没有踪影。

其二，它的研究方法是对知识的逻辑重建，而不是考察和研究人在怎样的文化背景中创造这种知识的。逻辑经验主义试图为静态的科学知识找到一种逻辑结构，波普尔试图为科学知识的增长寻找一种逻辑模式，而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则试图为科学知识的变化发展或进步找到一种逻辑模式。

其三，它看重的是关于科学知识或科学知识史的抽象的逻辑模式，而不是人创造科学知识的鲜活的文化过程。尽管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为科学预设了一种超越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方法论规则，然而，他们本身实际上也为科学的发展预设了某种超越历史的、永恒不变的“结构”或“模式”。

科学文化哲学将彻底突破知识论的框架，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根本性的转变：

首先，它所关注的不再是单一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它将聚焦于创造知识的人，关注人究竟如何能够和事实上是怎样创造知识的。因为在它那里，科学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活动，其中心是创造知识的人，而不是被人创造的知识。只有在人那里，才能找到所有知识之根。所以，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也应当以人为中心或以人为本，而不是切断知识之根的抽象的知识论，或“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

其次，它的研究方法也不再是单一地对知识进行逻辑重建，更重要的是，它试图探寻知识背后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根源，揭示知识产生和创造过程中和内含于知识中的人性。这里所说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根源是全方位的，既包括理性的和逻辑的因素，又包括非理性的和非逻辑的因素。因为在它那里，科学作为整个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与其他文化有着深刻的关联；理性作为整个人性的一部分，也与其他方面的人性有着深刻的关联。所以，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也应当从整个人类文化和整个人性的背景中来理解科学，而不是切断与其他文化和人性的联系，一味地对科学进行逻辑重建。

最后，它所看重的不再是关于科学知识或科学知识史的抽象的逻辑模式，而是人创造科学知识的鲜活的文化过程。因为在它那里，科学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活动，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人文性。所以，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应当真正将历史主义贯彻到底，充分揭示科学的人文性，特别是丰富的人性，而不是热衷于为科学预设各种各样一劳永逸的逻辑模式，抹杀科学的人文本性，消解科学的人性。事实上，那种一劳永逸的逻辑模式往往只是强加给科学的预设。而理解人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中怎样创造科学知识的鲜活的文化过程，往往比僵硬的逻辑模式更能把握科学最深邃的东西，因而更具有启发力。

由此可见，从科学哲学到科学文化哲学的转变，不再是关于科学哲学的细枝末节的转变，而是涉及包括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在内的整个科学哲学的范式转变。

二、从“小哲学”到“大哲学”

从“小哲学”到“大哲学”，是科学文化哲学的第二个重要纲领，是科学哲学范式转变的第二层涵义。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传统的科学哲学与科学文化哲学二者完全不同的定位。

传统的科学哲学充其量只是一种“小哲学”。所谓“小哲学”，即是涉及范围小并且层面浅。它基本上只锁定在知识论或“没有主体的认识论”层面，采用分析（或分析哲学）的方法，研究所谓“科学的逻辑”。尽管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试图突破这种研究模式，但最终并没有走出“小哲学”的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就是，就科学而研究科学，就知识而研究知识，因而从根本上切断了科学（知识）与人的关联，同其他文化的关联。于是，科学哲学从表面上看是整个哲学领域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质上却成了该领域的一个“孤岛”。

然而，科学文化哲学不仅面向“大哲学”，而且本身就是一种“大哲学”。所谓“大哲学”，即是涉及范围大并且层面深。从广度看，它不仅将科学看作是一种文化，而且试图从整个人类文化的背景中来考察和研究科学文化；从深度看，它显然并不满足于研究“科学的逻辑”，而试图探寻比“科学的逻辑”更深层面的东西，那就是可称为科学文化之根或科学文化之魂的东西。

首先，科学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涉及面十分广阔的概念，要对它进行哲学探究不能不采用“大哲学”的思维方式。

一般说来，科学文化像其他文化一样，大致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形而下的；另一个层面是形而上的。在形而下层面上，科学文化又可大致分为三个领域：一是知识领域；二是制度领域；三是器物领域。当然，这种划分或多或少是人为的，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在现实中似乎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三个领域，也许只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并且浑然一体的三大要素。确切地说，科学文化是这样一种包括知识、制度和器物在内的统一体：从理论的角度看，科学文化是一种严密的知识体系；从制度的角度看，科学文化又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体制；从器物的角度看，科学文化还表现为一种强有力的技术系统。正是在这种不同角度透视的意义上，我们说科学文化大致可划分为知识、制度、器物三个领域。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的是知识领域，科学社会学研究的是制度领域，而技术哲学研究的则是器物领域。

然而，无论是知识，或是制度，还是器物，都是科学文化中有形的东西，因而都属于形而下层面。除此以外，科学文化中还有某种可称为价值观之类的东西存在着。虽然它们是无形的，但却是科学文化中更为深刻、更为本质的东西，是科学文化之魂。正是这种无形的价值观之类的东西构成了科学文化的形而上层面。人们关于科学精神和价值等方面的研究，事实上应对的就是形而上层面，是关于科学的形而上的探索。当然，关于形而下和形而上的划分或多或少也是人为的，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实际上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甚至密不可分的。在科学文化中，无论是知识，或是制度，还是器物，可以说都是人依据某种价值观创造出来的，都渗透着某种科学的精神，因而或多或少都是负载价值的。然而，关于形而下和形而上的划分，显然有助于我们看到蕴含在知识、制度和器物深层或背后更深刻的东西，理解科学文化的整体性、丰富性和深刻性。

从科学文化的结构看，我们不难看到，传统的科学哲学与科学文化哲学之间的重大差别在于：前者应对的只是科学文化形而下层面的知识领域，而后者应对的是整个科学文化，因此，从研究领域的角度看，存在着“小哲学”和“大哲学”的重大差别。

其次，科学文化并非是孤立的，它又是整个人类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要全面而深刻地研究科学文化，不能只局限于科学文化本身，而应当从整个人类文化的大背景中来考察和研究科学文化，从科学文化与别的文化的内在联系中揭示科学文化的本质。这就需要进一步采用“大哲学”的思维方式。

站在知识论的立场上，将科学仅仅看作是一种知识，往往首先看到的是“异”，即科学与其他文化的差异性及其相互对立，因为单单从知识的形式和结构上看，科学与非科学的确有着巨大差异。于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成了传统的科学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正是由于对这种“异”的强调，当逻辑经验主义用逻辑和实证的观念“排除一切形而上学”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排除了科学自身的文化性。相反，站在文化论的立场上，将科学看作为一种文化，则往往首先看到的是“同”，即科学与其他文化的同一性及其相互联系，因为不管科学与其他文化有多大差异，但归根到底都是文化并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于是，科学文化哲学强调从整个人类文化的背景中来理解科学，从与其他文化的内在联系中来理解科学。

事实上，今天意义上独立的科学文化并非自古以来就有，严格地说只是在近代以后才逐步形成的。在近代以前极其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基本上一直处在某种浑然一体的状态。在知识领域，科学的因素基本上从属于哲学传统；在器物领域，科学的因素基本上从属于工艺传统。于是，在制度领域，如果存在的话，那么，科学的因素则势必或者从属于哲学传统，或者从属于工艺传统。显然，哲学和工艺这两种传统的历史都非常悠久，可追溯至文明出现之前，但在近代以前一直是分离的。[4] 这种分离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意味着理论与实践的分离，而且也意味着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的分离。这就是说，在近代以前科学的各种因素不仅蕴含在人文文化之中，而且它们是散状的，不可能形成统一而独立的科学文化。

文德尔班说，“近代自然科学是人文主义的女儿。”[5] 的确，不仅近代自然科学从人文文化中分化而来，而且在很长的时期一直带有人文的“血统”。例如，在启蒙运动期间，自然科学通常仍是哲学的一部分，叫做自然哲学，而自然哲学家还想以“文人”出名。[6] 尽管后来随着科学的划时代的进步和发展，科学与哲学的界限被划得越来越清楚，但是迄今为止二者之间依然有着密切的联系。爱因斯坦甚至认为，“近来，改造整个理论物理学体系，已经导致承认科学的思辨性质，这已经成为公共的财富”[7] 这就是说，即使自近代以来逐渐形成了独立而日益强盛的科学文化，但是直到今天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依然有着不可解脱的联系。在知识领域是如此，在制度领域和器物领域更是如此。所谓制度，都是人的制度，不仅需要管理人，而且更需要激励人，因此，制度领域不仅需要体现科学精神，而且更需要体现人文精神。同样，所谓器物，都是为人服务的，不仅需要科学技术，而且还需要人文艺术，可以说，这个领域永远无法切断与工艺传统的联系。更进一步说，在科学文化的形而下层面是如此，在科学文化的形而上层面更是如此。正如怀特海所言，人类的科学、美学、伦理学和宗教等活动都可能产生自己的宇宙观，并受其他宇宙观的影响。[8] 在追求真善美的最高境界上，许多文化不仅是相通的，而且是相互促进的。因此，既然人类各种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且是相互渗透的，那么，我们就不应当切断这种联系来孤立地考察和研究科学文化，而应当在整个人类文化的背景中来理解科学文化及其与其他文化的联系。

最后，文化是由人创造的，科学文化活动的中心是人。因此，要全面而深刻地研究科学文化，不能只局限于科学文化本身，而应当从科学文化的创造者的高度来考察和研究科学文化，从人的发现与自然的发现的内在联系中揭示科学文化的本质。这显然又需要采用“大哲学”的思维方式。

站在知识论的立场上，将科学仅仅看作为一种知识，往往首先关注的是“逻辑”，包括知识与证据之间的逻辑、知识内部的逻辑、产生知识的方法论的逻辑和知识发展演变的逻辑等等。相反，站在文化论的立场上，将科学看作为一种文化，则往往首先关注的是创造科学文化的人，因为只有人才是科学文化之根：包括科学知识及其“逻辑”在内的整个科学文化都是人的创造物，是人性及其创造力的展现。

因此，科学文化哲学不仅是关于科学的哲学，而且也是关于人的哲学。它不仅关注科学的发现，而且也关注人的发现，因为在它那里，二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人的发现，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发现；反之，没有科学的发现，也就不可能有完整的人的发现。它不仅关注科学发现和创造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且也关注科学发现和创造的本体论和价值论，因为在它那里，后者对于前者来说，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任何认识论和方法论都有赖于人（创造者）之本体及其价值。它不仅关注科学发现和创造过程的理性因素，而且也关注科学发现和创造过程的非理性因素，因为在它那里，二者都是有关人性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二者之间的有机结合，才构成活生生的科学发现和创造过程。它不仅关注科学知识的逻辑，而且也关注科学知识内含的丰富的人性。其实，在它那里，即使最抽象的逻辑也都是人的创造物。总之，在科学文化哲学的视野中，人是一个中心概念。所谓科学价值，说到底就是人的价值；所谓科学认识或科学方法，说到底就是人的认识或方法；所谓科学知识，说到底也就是人的知识。在知识领域是如此，在制度领域和器物领域更是如此，因为后者的一切不仅也都是人创造的，而且更加直接靠近人，是为人服务的，因而更需要以人为本。

反之，也只有站在人的高度，特别是人的生存论的高度，才能深刻地理解科学文化的统一性。正因为有了人这个中心概念，我们才能将知识领域、制度领域和器物领域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尽管三者的维度有所不同，但是，它们都是人的目的、意义和价值的体现，并都是围绕人关于科学的中心价值展开的。也正因为有了人这个中心概念，我们才能将科学的形而下层面和形而上层面有机地统一起来。事实上，人本身就有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层面，科学的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层面从根本上说就是从前者那里派生出来的。因此，我们可以从人的统一性看到科学文化的统一性。更进一步说，也只有站在人的高度，特别是人的生存论高度，才能深刻理解整个人类文化的统一性。尽管科学与艺术、道德等文化各不相同，但是，它们也都是人的目的、意义和价值的体现，都是围绕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这个中心价值展开的，都是人性在各个维度的展现。由于各种文化都是人的创造，都充满着丰富的人性，因此，它们之间不仅有着深刻的联系，而且还在不断地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着。

当然，人与文化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因而对科学文化的研究也应当是社会的和历史的。尽管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家也声称要采用“历史的方法论”，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将历史主义贯彻到底，而是停留于诸如“范式”、“研究纲领”、“研究传统”等等这种抽象的概念及其一个又一个关于科学变化、进步或合理性的逻辑模式。然而，在科学文化哲学的视野里，诸如“范式”、“研究纲领”、“研究传统”等等这样的概念应当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重要的是，要深刻地揭示一种“范式”、“研究纲领”或“研究传统”的文化内涵和特质，揭示从一种“范式”、“研究纲领”或“研究传统”到另一种“范式”、“研究纲领”或“研究传统”变化的具体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过程，而不是仅仅追求抽象的概念和千篇一律的逻辑模式。

综上所述，科学文化哲学不再是仅仅关于实证知识的知识论，而是既包括知识领域又包括制度领域和器物领域，既包括形而上层面又包括形而下层面的关于整个科学文化的哲学；它不再是就科学文化而研究科学文化，而是从整个人类文化的背景中来考察和研究科学文化及其与其他文化的关联；它不再是“没有主体的认识论”，而是将人（创造者）作为一个中心概念来理解和考察科学文化及其与其他文化的统一性。因此，科学文化哲学不再是仅仅涉及知识论的“小哲学”，而是涉及人和整个人类文化的“大哲学”。

三、让学院哲学面向社会现实

让学院哲学面向社会现实，是科学文化哲学的第三个重要纲领，也是科学哲学范式转变的第三层涵义。在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传统的科学哲学与科学文化哲学二者完全不同的定位。

传统的科学哲学是一种典型的学院哲学，其主要特征是从文献出发和从逻辑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和从实际出发，结果造成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这也是分析哲学的一般特征：分析的结果是将学术搞得越来越细、越来越专和越来越技术化，但也越来越脱离现实，甚至越来越脱离科学本身。例如，科学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就是一个典型。事实上，科学的本质与核心在于其思想，语言仅仅是表达思想的一种形式。将科学哲学转变为语言哲学存在着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最终势必使得科学哲学不再是关于科学的哲学，而是变成关于语言的哲学。于是，科学哲学的根本意义便被瓦解了。其实，科学作为一种人类的历史的活动，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对它的研究，在本质上应是综合的，而不是分析的。可以说，包括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科学进步与合理性问题、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问题等等在内的重大问题在分析哲学的框架内是难以解决的，至于对科学的形而上层面（例如，科学的精神，也就是科学之魂）的研究，更不能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了。倘若一定要将分析的精神贯彻到底，那么，必然导致科学哲学的瓦解。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之所以面临日趋衰落的困境，显然同狭隘的分析哲学的思维方式有关。

当然，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理论本身的困境，更严重的困境在于，理论与现实的脱节。

首先，由于从文献和逻辑出发，传统的科学哲学似乎已经变成一种脱离科学现实的封闭的逻辑体系。不管科学内部有多少门类，不管各门类之间有多大差异，也不管它们将会或已经发生多么深刻的变化，科学哲学家们似乎始终一如既往地在构造、修补或完善他们自己的逻辑，包括科学知识的逻辑、科学方法论的逻辑、科学语言的逻辑和科学历史的逻辑等等，殊不知这些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一种预设，与实际的科学有很大距离。于是，科学哲学越来越变成一种独特的逻辑体系，变成一门自成体系的元科学专业，并且越来越被技术化和专业化，但与此同时，也越来越脱离科学现实。

其次，这种封闭的逻辑体系似乎是与人（创造者）无关的，因而并不能真正起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作用，对科学现实缺乏指导意义。很明显，传统的科学哲学关于“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这种定位是一种严重的误导。真正对科学发现和创造有借鉴意义的，不仅仅只是认识论，更重要的是本体论，是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有机结合，而不是“没有主体的认识论”。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就是，没有“人的发现”就不可能有“自然的发现”。在这里，“人的发现”是最重要的，是根本。要是人对科学没有强烈的爱好和兴趣，没有高尚的理想和激情，没有敏锐的直觉和想像力，显然，再好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无济于事。“没有主体的认识论”这种定位之所以是一种误导，关键还在于，事实上人们几乎不可能靠这种规范化的认识论或方法论的逻辑规则去做出任何科学发现或创造。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发现或创造，主要靠的是有洞察力和创造力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死的逻辑规则，正如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发现或创造，主要靠的是有洞察力和创造力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死的技艺规则一样。

最后，狭隘的知识论导致狭隘的科学观、文化观及其教育观，而狭隘的科学观、文化观及其教育观不仅难以引领科学、文化及其教育事业的进步，反而不可避免地会对其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逻辑实证主义的观念及其影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逻辑实证主义作为科学哲学的一个流派早已衰落，但是，其观念对科学、文化及其教育事业依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从科学领域重逻辑性和实证性、轻思想性和创造性，到文化领域科学与人文的分离和对立，再到教育领域实施应试教育而不是素质教育，可以说，所有这一切都与逻辑实证主义的观念密切相关。当然，与逻辑实证主义相对立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所蕴含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观念，更加难以对科学、文化及其教育事业产生积极的影响，因为这种观念对科学与其他文化的理解往往是消极的、解构性的，它在消解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和进步性的同时，实质上也消解了科学乃至整个人类文化的理想和精神。

然而，科学文化哲学与传统的科学哲学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线。尽管科学文化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种学院哲学，但它强调面向社会现实，强调从现实出发和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文献出发和从逻辑出发，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让科学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和从封闭的逻辑体系里解放出来，服务于社会大众。

其一，科学文化哲学的着眼点不再从逻辑出发，为科学去构造一个又一个的逻辑体系，相反，它试图真正地把握科学历史和现实的实际过程，探究在历史上究竟有什么样的文化因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在促使或推进科学的产生、成长和发展；在现实中又有什么样的文化因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在推动着科学的变化和发展。这里所说的文化因素，包括科学的和非科学的、内部的和外部的、认知的和非认知的等等。这种实际的文化过程可以说十分错综复杂，随历史而变化，随地域而变化，不可能有统一的逻辑模式。把握科学实际的文化过程，目的就是为社会现实服务，让人们更加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科学，从而通过调动一切积极的文化因素，推动科学更加健康而快速地发展。

其二，科学文化哲学的着眼点也不再仅仅锁定在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逻辑范畴，相反，它更关注整个科学发现和创造过程的人的因素和文化因素，而所谓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逻辑只是整个文化因素的一小部分。因为在它那里，整个科学发现和创造过程同样也是一个文化过程，不仅涉及认识论和方法论，更重要的还涉及本体论，即洞察力和创造力的源泉——人。而且只有透彻地理解人（创造者）及其所蕴含和展现的全部的人性和文化，才能深刻地把握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精髓，才能真正起到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作用。科学文化哲学强调对本体论的研究，强调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结合，并将科学发现和创造过程理解为一种文化过程，目的也是为社会现实服务，让学院哲学更加贴近人，贴近科学发现和创造活动，从而对于科学进步和人自身的发展真正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三，更重要的是，科学文化哲学不仅将从根本上突破并超越传统的科学哲学那种狭隘的逻辑主义和狭隘的知识论定位，而且还将从根本上克服并超越传统的科学哲学所蕴含的各种狭隘、肤浅而陈旧的观念，从而为新时代树立一种更加全面、深刻而新型的观念，特别是实现科学观、文化观及其教育观的根本性的转变。传统的科学哲学所蕴含的科学观、文化观及其教育观之所以不仅难以引领科学、文化及其教育事业的进步，反而不可避免地带来负面影响，关键还是在于狭隘的知识论及其逻辑主义的定位所致。在狭隘的知识论及其逻辑主义的框架内，人们往往不可避免地得出狭隘的知识论及其逻辑主义的结论。逻辑实证主义是如此，批判理性主义是如此，甚至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也是如此。从表面上看，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是对逻辑主义的反动，但其根源归根到底还是在逻辑主义那里。因为逻辑主义蕴含着一种逻辑上的绝对主义或绝对的理性主义，当这种逻辑上的绝对主义或绝对的理性主义遭到强有力反驳之时，势必走向其反面即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狭隘的知识论及其逻辑主义的最大误区和偏颇在于，从根本上抹杀了科学的人性和文化性，因而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科学观、文化观及其教育观也存在着极大的误区和偏颇。

然而，科学文化哲学将从根本上突破狭隘的知识论及其逻辑主义的狭隘视野，将科学放到整个人类文化的背景中来考察，全方位地考察和研究科学发现和创造过程中的人的因素和文化因素，从而从根本上纠正在科学观、文化观及其教育观上的误区和偏颇。在科学文化哲学的视野中，新型的科学观不仅应当强调科学的逻辑性和实证性，而且更应当强调科学的思想性和创造性，并以后者为主导来引领科学；不仅应当强调科学的技术性和工具性，而且更应当强调科学的精神性和文化性，并以后者为先导来引领科学。于是，新型的文化观不仅应当看到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重大区别，而且更应当看到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这两种文化的融合，以推动其共同繁荣和全面进步。因此，新型的教育观不仅应当强调知识教育，而且更应当强调文化教育；不仅应当关注人的技术层面的训练，而且更应当关注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从而最大限度地培育一批又一批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无疑，这种新型的科学观、文化观及其教育观正是我们的时代，特别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实践所呼唤的。因此，科学哲学的范式转变不仅仅只是为了摆脱自身的理论困境，更重要的是为了顺应时代的潮流，响应现实的召唤。

四、使科学哲学中国化

使科学哲学中国化，是科学文化哲学的第四个重要纲领，也是科学哲学范式转变的第四层涵义。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传统的科学哲学和科学文化哲学二者完全不同的定位。

迄今为止，我们所从事的科学哲学研究基本上是在西方范式，特别是在英美分析哲学范式中进行的。经过自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科学哲学近三十年的介绍、跟踪和研究，我们从中学到许多东西，但也为西方科学哲学日趋衰落并陷于困境而感到困惑。未来的路应当如何走？摆在中国学者面前有三条道路：一是继续在原有的范式中摸索，探讨新的逻辑可能性，但这条道路显然会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二是随西方科学哲学范式的转变而转变，譬如说从分析哲学逐渐过渡到后分析哲学，但这依然是一条追随西方的学术道路；三是不仅从根本上超越传统的科学哲学范式，而且从根本上超越西方哲学的范式，走中国式的科学哲学道路，这就是科学文化哲学所选择的道路。

科学哲学旧范式的衰落是新范式发展的历史机遇，特别是为中国科学哲学开辟自主创新之路提供了极大的机遇。毫无疑问，中国的科学哲学不能一味地追随西方的范式。只要科学哲学还是属于哲学，那么，一定要有个性：不仅要有学者的个性，而且更要有民族的个性。所谓个性，最重要的就是独创性。中国的科学哲学要真正走向世界，必须有我们民族自己独创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因此，科学哲学中国化应当是一个大方向。这也正是科学文化哲学的价值观和努力方向。

当然，科学文化哲学更是使科学哲学中国化的最恰当和最现实的途径之一。一方面，科学文化哲学之魂，离西方文化传统之主流相距甚远。尽管诸多西方学者似乎也有不少有关科学文化哲学的思想，在科学哲学中关于文化的因素正越来越被强调，并且所谓后实证主义和后分析哲学正在崛起并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应当看到，那种所谓后实证主义和后分析哲学可以说在骨子里并没有真正摆脱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的束缚，离我们所说的科学文化哲学尚有很大距离。也就是说，科学文化哲学之魂并不真正属于西方，西方的主流文化也几乎不可能完全接纳科学文化哲学的范式。因为在现时代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分析的和实证的思维和研究范式。在那里，不仅科学哲学、语言哲学，而且甚至连政治哲学、美学和伦理学等等都带有很强的分析色彩，特别是关于形而上层面的研究几乎不可能占有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科学文化哲学之魂却非常靠近中国的文化传统，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科学文化哲学之魂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尽管科学文化哲学将吸纳和包容西方科学哲学的许多元素（例如，关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许多思考），但是其灵魂（例如，对人和文化因素的强调，对形而上层面及其生命本体论的关注等等）却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并且吸取了中国哲学之精髓。无疑，这种融合东西方文化并且具有中国特色之魂的科学文化哲学，非常易于被中国文化所包容和接受，并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和成长。

事实上，科学文化哲学的开辟，对于中国来说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原创性。从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之战”到90年代关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讨论，可以说都属于科学文化哲学的范畴。尽管这两场大讨论都深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但它们都同中国的文化背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都是中国人在中国自身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表达中国人自己的思想，因此，具有很强的中国个性。尽管这些讨论对于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文化哲学来说似乎还不够专业，也不够成熟，其学术水平有待提高，但它们对于中国的影响（无论是对学术还是对现实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其根本原因在于，这是中国学者在中国的文化背景里，以中国的语言和概念，讨论包括科学文化在内的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的重要问题。这就是说，中国并不是没有科学文化哲学，相反，单就这两场讨论的内容和主题而言，我们便不难看出，事实上，我们所讨论和研究的显然比西方科学哲学更具有文化色彩，因而更加切近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文化哲学，只不过我们很少有人将其作为科学哲学的新范式去思考和发展，因而似乎还处于非常松散的状态，缺少理论体系，充其量只能算是科学文化哲学的一个开端或雏形。这正是我们需要加倍努力的。

当然，走科学哲学中国化之路绝对不是意味着要切断同西方科学哲学的学术联系、对话和交流，从而走一条自我封闭的道路。相反，它更强调要积极汲取和借鉴西方科学哲学一切有益的经验和各种合理的元素，通过综合创新，开辟一条真正属于我们自己民族的科学哲学道路，从而以高水平的学术走向世界。这里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中国要发展自己的科学哲学，应当借鉴和吸收西方的各种合理的元素。事实上，尽管我们有着十分悠久的传统文化，但这个文化传统长期缺乏科学的元素和科学哲学的元素。这既是为什么近代科学产生在西方的根源之一，也是我国的科学哲学起步较晚并缺乏根基的根源之一。因此，学习、借鉴以及跟踪研究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发展趋势，对于发展我国自己的科学哲学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二是要使我们的科学哲学以高水平的学术走向世界，必须走我们自己独特的学术道路，特别是吸纳我们民族五千年文化之精华。学习、借鉴以及跟踪研究别人，充其量只是学术工作的第一步，接下来应当是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开创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与世界进行高水平的对话和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文化哲学的开辟不仅是使科学哲学中国化的一个契机，而且更是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一个契机，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融通东方与西方、人文与科学以及传统与现代的极佳的平台。这是科学文化哲学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意义。

此外，科学文化哲学还有其更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现实意义，那就是立足中国，首先应对和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实践问题和现实问题。我们已经谈到让学院哲学面向社会现实的问题，这里所说的社会现实问题，首先应当是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毫无疑问，中国的科学哲学最重要的主题首先应当是，如何在中国现实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最大限度地推进中国科学的进步与发展，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要是中国的科学哲学没有也无法应对这个重大的实践问题和现实问题，不能对中国实际的科学进程产生任何影响和作用，那么，这样的科学哲学显然是没有生命力的，需要加以深刻反省的，因为它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和作用。科学哲学中国化的主张其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强调立足中国，首先解决中国的问题，从而对中国实际的科学进程发挥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当然，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并正在向着现代化方向迈进的伟大国家，对中国实际的科学进程发挥积极的影响和作用，本身就是对世界科学事业的一种贡献。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科学哲学中国化也是使中国科学哲学走向世界的一个契机，因为它不仅有可能对中国实际的科学进程发挥积极的影响和作用，而且有可能向世界提供一种来自中国的关于科学哲学的全新的理论和经验。

事实上，尽管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具有很强的世界性和普适性，然而，科学作为一种更宽泛意义上的文化，则又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如何在中国现实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最大限度地推进中国科学的进步与发展，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显然，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以往的科学哲学中是几乎不可能找到答案的，因为其一，这类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科学哲学的逻辑与范畴；其二，即使传统的科学哲学存在着某些我们可以借鉴的理论和经验，但应当看到，这些理论和经验在本质上是“西式的”而不是“中式的”，离中国现实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国情有很大距离，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适用的。因此，要真正应对和解决中国自己的重大的实践问题和现实问题，中国的科学哲学不仅应当突破知识论的框架，实现从知识论到文化论的范式转变，而且应当从根本上突破西方科学哲学的框架，实现科学哲学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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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