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转向之前的科学社会学

1.早期学术传统

圣西门(Saint Simon, 1675-1755)、孔德(August Comte, 1798-1857)、马克思 (Karl Malx, 1818-1883)等大思想家都重视科学与社会的联系，被默顿(R.K. Merton, 1910-2003)称为科学社会学的远祖[Merton, 1979]。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 1903)把对知识和科学的社会研究视为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目标(Spencer, 1882)。这些早期源头之后，形成了科学社会学萌芽期的三种主要学术传统。

首先是涂尔干(Emile Durkheim, 1858-1917)、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舍勒(Max Scheler, 1874-1928)、曼海姆(Karl Manheim, 1893-1947)等人的知识社会学传统。涂尔干对知识和思想进行了多种角度的社会学分析［默顿2003 (1973)，页7-54］，韦伯区分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种知识形式［刘珺珺1990，页39-41］，舍勒创立知识社会学的学科名称并对自然科学和技术进行社会学讨论[Seheler 1980(1926)]，曼海姆比舍勒更早产生广泛影响从而使知识社会学迅速走向成熟。

其次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传统。马克思主义把科学和技术看成是与人类社会生产实践及其他社会实践相互作用的产物，重视社会对科学和技术的影响。盖森(B. Hessen)在1931年第二次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宣读的“牛顿《原理》的社会和经济根源”立即引起广泛影响。贝尔纳(J. D. Bernal)的《科学的社会功能》 (1939)等研究成果，更使得马克思主义传统在科学的社会研究领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最后是以L·弗莱克(Ludwik Fleck)为代表的激进传统。弗莱克在1920-30年代提出与实证主义实在论观念相反的相对主义主张[Fleck 1979(1935)]，称特定“思想风格”的科学家认知共同体左右其成员对“事实”的确认[Fleck 1986(1929)]。他的相对主义通过库恩(Thomas Kuhn)影响到后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而科学家认知共同体概念则经过M.波兰尼(Michael Polyani)对科学共同体概念的明确和对科学自主性的强调①以及希尔斯(E. Shils)关于科学共同体隔绝外部社会影响、拥有自己的规则、自己的权威从而实现科学的自主性之阐述[Shils 1971]成为默顿传统研究科学的社会建制的重要内容，使科学社会学走向成熟。

2.走向成熟

1942年默顿在《论科学与民主》中指出，科学的独特精神气质——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构成了科学这种特殊社会建制制度上必须的基本规范，科学家社会中的社会成员即科学家们的行为都受这四条规范所指导。这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真正重视。一方面是由于科学家们的实际行为看起来显然不那么遵守这些规范，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思想和社会背景。贝尔纳等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英国左派科学家主张加大对科学的政治控制，而波兰尼、波普尔(Karl R. Popper)等“科学自由协会”的自由思想家面对纳粹德国和斯大林主义对科学的损害，则主张捍卫科学的自由。默顿的文章就是站在后者的立场说明“与科学的精神特质相吻合的民主秩序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机会”［默顿2003(1973)，页364］，民主自由社会才能保证科学的成长。因此文章取名为《论科学与民主》。这当然不能使科学社会学就此走向成熟。②

科学社会学真正引起社会学家们关注并开始吸引大批年轻学者肇始于默顿为美国社会学学会作1957年年会主席发言《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主席发言谈论科学社会学问题有助于引起广泛注意，这并不是科学社会学从此便引人注目地繁荣起来的内在根源。即使不把1942年的默顿文章当作《论科学与民主》而是当作《科学的规范结构》来读，用斯托勒的话说，它也只是对科学家社会的一种状态描述而不是过程描述：“这就好像有人描述了一个电动机的物理构造，但却未提供一个明晰的电的概念：人们也许可以看到它可能做的工作，但可能不理解为什么它会反复运转”［斯托勒2003(1973)，页21］。1957年《科学发现的优先权》则说明了科学这种社会建制是如何运转的。默顿在该文中指出，科学建制的目标是增加知识，科学家的任务就是贡献独创性知识，科学建制的四条规范则要求科学家为增进普遍知识而公开自己的发现去接受科学共同体成员的有条理的怀疑而不是自己占有，这就导致科学家所拥有的唯一“科学财产”是获得同行承认，即获得对科学家“角色表现”的认可，这是科学家继续承担科学家角色的保证，因而是科学这种社会建制运转的“能源”。这样，科学家争夺优先权就被看成不是源于成名欲望或竞争天性而是源于科学规范的内在要求了。这就完成了对科学这种社会建制是如何运转的动态描述，并且把科学家争夺优先权等看起来明显与默顿规范相冲突的现象相当有说服力地解释为默顿规范的内在要求，显示了默顿规范的学术吸引力，表明了科学社会学有了第一个有解释力的范式。科学社会学于是开始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了。

1962年第一本《科学社会学》问世[Barber & Hirsch 1962]。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中心，直接由默顿指导或受默顿影响的一大批默顿范式支配的成果涌现，形成了科学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高潮。同时期，科学社会学“另外三条发展路线大体上与默顿传统无关，而且可以说是一种总的补充”［斯托勒2003(1973)，页28］。第一条路线是普赖斯 (Derek J.de Solla Price)对科学的定量研究，它被有效应用于刻画科学共同体的内部网络结构。第二条路线是本—戴维(Ben-David)从科学所处的外部社会而不是从科学家社会内部对科学所做的研究，说明科学发展顺利与否要看外部社会是否能够提供与默顿规范相适应的环境。第三条路线是库恩(Kuhn)《科学革命的结构》等研究，库恩著作的核心概念——范式在深化科学共同体概念的同时因其不可通约性而埋下了解构具有科学规范、能够排除外部社会影响（因而能够获得客观知识）的科学共同体之隐患。

二　科学社会学当代转向

1.科学建制社会学转向科学知识社会学

默顿范式所支配的科学社会学集中于研究科学的社会建制，可以称之为科学的建制社会学。但它的主题不是科学在社会中的运行而是科学家社会的内部运行，是科学家社会的建制。它认定四条科学规范保证了科学家社会的成员排除个人偏见、感情和利益因素，采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即科学实验和客观观察，从而保证工作结果的可靠性和科学知识的正确性，以达到科学家社会建制的目标——扩展正确无误的实证知识，科学家争夺优先权、马太效应等看起来明显与科学规范相冲突的现象都是科学规范的内在要求所致。虽然默顿发表《论科学与民主》是想要说明科学建制的外部社会条件，但恰恰是通过排除外部社会因素而只考虑科学家社会的内部运行，默顿范式才得以确立，《论科学与民主》的四种科学精神气质才得以在《科学的规范结构》中成为科学家社会的四条基本规范。默顿的科学建制社会学只能把社会影响当作科学的外部因素而不允许它们进入到科学知识当中。

这种排除社会因素而视科学为“系统化的实证知识”、假定其天然合理和在人类知识中有崇高独特地位的观点，被反实证主义批评为实证主义科学观。反实证主义受迪昂一蒯因论点和观察负载理论的支持，科学不再被看成是绝对客观真理，强调和凸显科学知识的有限性、可错性和相对性。以这种眼光看，默顿科学社会学把科学发展的社会—文化动力问题探讨变成了对科学独特性和科学进步观的论证，默顿则是实证主义科学观的代表。③

对默顿科学建制社会学的批判在其刚成为成熟学科形态不久就开始了。马凯 (Michael Mulkay)在1969和1976年先后发表两篇文章否定科学规范，称那是为科学家们的利益编造出来的词汇[Mulkay 1969&1976]。1972年巴恩斯(Barry Barnes)与多尔比(Dolby)批判科学社会学中的默顿“学派”指出，默顿规范在统计意义上不可能、科学中的规范在历史上是变化的、默顿对科学存在矛盾心理[Barnes &Dolby 1970]。英国爱丁堡大学埃奇(Edge)领导的科学研究小组成员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晚期作品和道格拉斯(Mary Douglas)著作中汲取灵感，继承知识社会学大师们关于思想意识形态受其持有者社会地位影响的思想，把科学知识置于同意识形态相同的地位进行社会学分析，从而开辟了与默顿科学建制社会学完全不同的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从1974年巴恩斯出版《科学知识与社会理论》开始，该研究小组出版了系列著作，说明科学家的工作和结果——科学知识由科学家个人、科学家集团及背后的社会利益所决定的所谓“利益模式”，形成了所谓“爱丁堡学派”。1970年代，爱丁堡大学以外，英国及其他国家的许多研究者也进行了类似有影响的工作，影响迅速遍及以科学为对象的各研究领域。这些工作中最著名的当属1976年布鲁尔(David Bloor)的《知识与社会意象》。它的“知识社会学强纲领”，最为鲜明地表达了与默顿科学建制社会学相对立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主张。

2.科学知识社会学转向科学实践社会学

历史上的知识社会学把科学知识排除在社会学研究范围之外，而“爱丁堡学派”恰恰就是要把科学知识放在同其他知识相同的位置进行社会学研究。布鲁尔针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提出了所谓“知识社会学强纲领”，像默顿规范一样明确表述为四条：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和反身性。因果性是说社会原因在形成科学知识之结果中的作用。公正性说的是把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同等对待，也就是强调要像对宗教等非科学那样对科学进行社会学解释。对称性是说同一原因应当既能说明真实的信念也能说明虚假的信念，布鲁尔用它来强调在同一问题的不同认识中事物自身方面的原因是共同的，因而决定人们不同认识结果的只是社会原因：“我们必须记住电子也同样对密里根的同辈和反对者——不相信电子的菲利克斯·艾伦哈福特起了作用。一旦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就感觉到电子‘本身’从故事中退却了，因为它是两个不同的反应之后的共同因素，而我们感兴趣的是使两个反应不同的因素。”反身性原则说的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各种说明模式必须能够运用于它自身，这不过是想要表现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一种自信姿态，用来增强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这种观点的影响力。这样，强纲领用对称性原则取消了因果性原则表面上为客观自然在科学知识的形成中的作用所留下的逻辑空间，再由公正性原则把科学知识当作宗教信仰一样的集体认可信念，从而把科学说成是完全由社会建构的产物。

然而，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者们越是深入到科学实践的经验事实中去寻找科学的社会建构证据时，就越会发现科学实践不是独立于自然而发生的。科学实践过程必然揭示出客观自然在科学知识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这就使得只重视科学知识中社会因素的社会建构论所受到的批判不仅来自外部，而且来自原本属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内部阵营的成员。来自科学知识社会学内部的批判甚至更多、更激烈、更引人注目，使得科学社会学再次发生了的新转向。

这就是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说的“社会转向之后的进一步转向”[Latour 1992]：在排除社会因素的科学建制社会学转向完全用社会因素来说明科学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之后，进一步转向对客观自然和社会因素同时给予注意的科学实践社会学。这种科学实践社会学最初恰恰是研究者为了寻找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主张的社会建构观点的经验证据而发生的，因此可以说这一转向几乎是一个自发的过程。④但转向后的科学实践社会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有了根本的不同。首先，它以研究科学具体实践为基本特征。无论是马凯等人对科学实践中的“文本和话语分析”(Text and Discourse analysis)还是拉图尔和伍尔加(Steve Woolgar)、克诺尔—谢娗娜 (Karin Knorr-Cetina)等人用人类学方法对实验室科学知识生产实践的考察，无论是几乎一开始便对建构主义持批判态度的林奇(Michael Lynch)还是纯正的“爱丁堡学派”成员皮克林(Pickering)，都把着眼点放在了科学知识生产的日常实践上，科学知识社会学一切指向它的强纲领认识论结论而科学实践社会学指向科学知识生产的具体实践，两者在研究着眼点上的这种不同，克诺尔—谢娗娜用了“宏观—整合取向模式”(macroscopically-oriented congruence models)与“微观—发生学倾向进路”(microscopically-inclined genetic approaches)来进行区别[Knorr-Cetina & Mulkay 1983]。其次，科学实践社会学否定纯粹社会建构论，在研究纲领中取消了“社会”一词，⑤但不是回到默顿建制社会学的实证主义而是打破主客观二分法。在著名的两种对称性之争中，拉图尔的主要工作就是取消主客观二分法去批判布鲁尔强纲领排除客观自然的作用。在卡龙(M. Callon)和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中，事件网络中的每一个个体，自然要素和人及社会机构，都是平等的行动者。在皮克林的“实践的碾压机”(mangling of practice)里，人与物质的作用在相互对抗与适应中啮合进化。而哈拉威(Donna Haraway)的“受控机体”(Cyborgs)，则是跨越男人与女人、人与动物、生物与机器、自然与社会分界线的混合物。

3.科学实践社会学转向宏观取向的科学社会学

科学实践社会学不像科学知识社会学那样以追求强纲领一类的一般认识论结论为目的，而是力求对科学的具体实践进行“原原本本的描述”。这种“深描”(thick description)性质的具体研究工作难度大，成本高，难以大规模地普遍进行。同时还导致“对话分析”、“行动者网络理论”、人种志(Ethnography)研究、民族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铭写”(inscription)等五花八门的新的研究纲领和方法。因而在整体面貌上杂乱无章。除了“以研究科学具体实践为基本特征”和“打破主客观二分法”这两个共同点外，没有像默顿规范和布鲁尔强纲领那样具有很强支配能力的统一纲领，这就形成了“社会转向之后的更多转向”。科学实践社会学还突显了在科学的社会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的研究者解读科学能力不足的问题。科学社会学家们追求陌生化，以科学外行为荣，天然地假定作为科学外行的社会学家比科学家更懂得科学家的语言、比实践科学的科学家更理解科学实践过程。殊不知这会极大地削弱社会学家们解读科学语言和理解科学实践的能力。

克诺尔—谢娗娜用“宏观—整合取向模式”与“微观—发生学倾向进路”来对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实践社会学进行区别。但在更加宏观取向的科学社会学视角下，科学建制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也都是微观取向的。复杂的科学—社会问题需要从更广阔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相关政策背景下去研究处理。科学社会学本来就不乏宏观研究传统，科技政策与管理的社会现实需求，提供了推动宏观研究的基本动力。科学建制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科学实践社会学的发展，已为进一步发展更有学理深度、更具成型范式的宏观研究打下基础。尤其是在科学实践社会学阶段发展起来的丰富的研究纲领和研究方法，已成为宏观性、政策性研究的基本工具。

纳尔金(Dorothy Nelkin)说明科学与公众的关系时显然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纲领得到了方法论支持。他的《出售科学》[Nelkin 1987]成功揭露了作为公众科学概念来源的媒体，按照自身利益需要和新闻行业规则将科学家明星化、科学活动神秘化、科学事业纯洁化、科学理论权威化。伽莎萝芙(Sheila Jasanoff)从科学的协商和再协商机制中研究科学的公共政策和相关政治策略，指出科学和政府过多紧密结合所带来的危险和人类理性上的持久不安[Jasanoff 1992]。在对技术的理解方面，麦肯泽(Donald MacKenzie)甚至让人看到导弹的精确度和测试中的社会建构 [MacKenzie 1989]。在技术创新方面，行动者网络理论被卡龙用来漂亮地解释了 1970年代早期重大事件的法国电车技术创新的进程和最后的失败[Callon 1986]。洛娃特妮(Helga Nowotny)关于个人在研究系统中的位置这一科研管理问题的研究，更是综合了从科学实践微观研究得出的诸多成果[Nowotny 1990]。当宏观取向的科学社会学不再停留在泛泛的笼统宏观思想层面而是深入到问题当中时，“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或“社会对科学的影响”这样的语句便成为病句。因为社会已经科学技术化、科学技术已经社会化，它们相互交织、相互内生，已不能明确区别开来。

三　科学社会学当代转向之现代科技革命背景

1.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导致科学的社会角色改变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在进一步加强科学和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支配性影响的同时导致了科学和技术社会角色在多方面的极大变化。

首先，科学越来越受生产技术需要的支配，成为单纯的经济发展工具。这种以生产技术主导科学发展的表现如此明显，以至于科学和技术已被不加区分地合称为科学技术或科技，英语中的“techno-science”更能表达这种技术主导的情形。科学中的功利主义成为难以回避的问题。

知识经济的到来，使知识成为经济发展中最核心的关键决定因素。数字化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使知识可以方便地储存、转移、买卖，从而成为公司的资产，成为生产材料、劳动工具、劳动对象，成为生产产品，成为比资金、物质性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中的非智力部分更为重要的资本。这也使科学知识可能成为私有产品，原本为大众服务的公共产品便成为少数人剥削他人的有力工具。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大科学”模式使得对科学的政治利用空前加强。“曼哈顿工程”是二战的产物，“阿波罗登月工程”则是冷战中美苏争霸的结果。重大科学技术项目背后处处是政治的身影，使人们担忧科学与政治结盟所带来的危险。

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相伴随，环境恶化到了物种难存、危害人类健康、出现生态体系崩溃危机的地步，资源过度消耗到了担心枯竭的地步，人口爆炸性过快增长到了地球难以负载的地步。人们陷入了关于科学到底是人类幸福来源还是人类灾难祸根的争论之中，

“克隆人”、虚拟空间等一系列问题全新道德与伦理难题，同它们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法律问题纠缠在一起的，超越了人类原有的观念空间，无法在人类原有的观念中去做出选择。

2.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导致科学知识特性发生变化

科学和技术社会角色的变化其实是与科学和技术的知识特性的变化相伴随的。

科学结构发生根本变化。描述科学结构的传统概念不再适用。区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科学与技术、普通人与专家的旧有分界已经过时或界线已模糊不清。默顿科学建制社会学中所描述的科学权威等级结构已然少见，更多是混合和临时性的领头专家筛选结构。

科学知识性质和合理性基础发生根本变化。经济和社会利益下的科学保密和科学知识私有化，改变了原本无偿共享的公益性质，甚至不再是人类理性事业，失去了合理性基础。

科学知识生产的动力机制发生根本变化。由于科学合理性基础的动摇、潜在危险、伦理难题，公众要求干涉科学事务，使科学研究资源的增长和分配管理面临新的问题。

科学知识面貌和生产形式发生根本变化。它的结论已很难让常人乃至其他领域的科学家明白，它的工作方式已很难让人们理解。常识概念如客观与主观、事实与价值、自然与社会已很难适用。跨学科研究、合作研究、组织多样化，也促使统一完美的科学知识面貌被多样复杂的面貌所取代。

3.科学的社会角色和科学知识特性变化为科学社会学的当代转向提供背景

科学角色的变化，使之与个人和社会的价值、规范、态度和利益选择纠缠在一起，独立于人的主观意识、基于客观事实的“中性”科学不再是毋庸置疑的了，科学合理性及合法性基础受到质疑。科学知识特性的变化，进一步损害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可靠性形象，科学的权威性受到怀疑。反应到科学社会学中，便是由尊重科学客观性和可靠性的科学建制社会学，到否定客观性和可靠性、强调科学社会建构特性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转向。

然而，科学实践不可能不顾客观自然而人为建构。这就决定了持强硬相对主义立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失败。科学实践过程必然揭示出客观自然在科学知识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从科学知识社会学到科学实践社会学的转向几乎是一个自发的过程。

面对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给科学的社会角色和知识特性带来的根本改变，迫切需要一个综合科学建制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科学实践社会学各种成就，借鉴其中的各种方法，从广阔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相关政策背景下，研究处理复杂的科学—社会问题。这正是科学社会学这个学科目前所处的情形。

四　余论

1.科学社会学当代转向反映了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现实

科学社会学的当代转向表达的是西方后现代思潮中对科学的反思，带有后现代思潮的一切问题。然而，早期的科学社会学只是把科学和技术看作从外部作用于社会的力量、把社会对科学的影响当作科学的外部因素；而当代科学社会学改变了从早期知识社会学就开始的将科学与社会进行人为区隔的实证主义传统，无论是科学知识社会学还是科学实践社会学或者是宏观取向的科学社会学，都不再把社会因素视为科学外在因素而作为重要的内在成份。这就较好反映了科学技术社会化和社会科学技术化的现实，反映了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特点。

2.科学社会学当代转向隐含着建设性后现代科学观的可能性

科学社会学的当代转向以建构主义为基点，其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具有认识论上的破坏性。然而，从科学知识社会学到科学实践社会学的自然转变过程看，从解构到走向建设性，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困难。尽管科学实践社会学主张取消自然与社会的界线、消解主客体之间的划分，尽管它们因缺乏统一纲领而呈现出斑驳杂乱的后现代色彩，但无论是实验室中的人类学研究还是科学文本与话语分析，无论是“行动者网络”还是“实践的碾压机”或者是“受控机体”，如果用主、客观二分法的话语来说，它们都肯定客观自然在科学知识形成中的地位。这就使得建设性的科学观成为可能。

3.科学社会学当代转向马克思主义可以与之相容

马克思主义反对实证主义、反对将科学神秘化而把科学看成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类实践的结果，受人类自身的影响，为人类的利益和目的服务。这和科学社会学当代转向的基调是相容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对科学进行动态的、历史的和实践的分析。科学社会学转向科学实践社会学，可以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这方面主张的某种具体实践，它可以用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注重对科学进行动态、历史和实践研究的思想。在科学社会学转向宏观取向阶段，马克思主义更是一个重要的学术传统资源。因为，在广阔的视野下对科学进行宏观的社会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的传统，以至于科学社会学的真正奠基人默顿称马克思为科学社会学的远祖。

注释：

①主要表现在他的《科学的自治》(Self-Government of Science, 1942)、《自由的逻辑》(The Logic of Liberty, 1951)、《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 1958)等工作中。

②相反，1952年默顿在巴伯(Bernard Barber)《科学与社会秩序》一书的前言中主要篇幅都在说科学社会学领域“被忽视”和“处于荒漠状态”，以至于1973年在自己的《科学社会学》中这篇前言被取名为“对科学社会学的忽视”。而1987年巴伯在《科学与社会秩序》中文版序言中还花了不少篇幅论证“60年代之前，科学社会学是不存在的”。见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顾昕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

③直接论述如马凯在《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科尔(Stephen Cole)在《科学的制造》（林建成、王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版，见第3-5页等处）中，都明确把默顿作为代表来论述实证主义科学观。但在许多著作中这是不言而喻无需论证的。

④例如拉图尔，用他自己的话说，曾“翻译、出版、教授、探讨SSK的成就并为之辩护了十年”（见Bruno Latour, "For David Bloor...and Beyond: A Reply to David Bloor's 'Anti-Latou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99(30), p.114）。而他的《实验室生活》一书内容、观点和书名的前后变化则说明了转变过程的自发性。

⑤例如，拉图尔抛弃只强调社会作用的思想，1986年再版《实验室生活》时将副题“科学实事的社会建构”中的“社会”一词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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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科学文化评论》2007年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