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既是儒学创始人孔、孟的家乡，具有极为深厚的文化积淀，同时也是义和团的主要发源地，曾以激烈“排外”震惊世界。学界对于基督教在山东中部地区的发展，尤其是对本土教派耶稣家庭已有深入的研究①，但对于宗派性教会的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②。英国圣公会(S.P.G.)自19世纪70年代进入山东后陆续开辟泰安、平阴等传教站，尤其是进入兖州府这一儒学世界的象征中心后传教事业遭遇到很大阻力。在关于该会在山东发展缓慢的问题，教会方面曾将其归结为地方的保守和传教机构力量投入的不足③，但这种基于传教视角所得出的结论太过笼统，几乎适用于任何地区和任何教会，并无太大的价值。本文试图从区域视角来考察地方文化生态对基督教发展的影响。

一、圣山脚下的福音

山东在中国的东部，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及其重要传承者分别诞生于该省曲阜和邹县；有泰山，号称五岳之首，是一座具有多重文化象征意义的圣山，历代许多帝王到此封禅泰山，山上寺庙道观林立④。由于山东在中国传统文化版图所具的核心地位，山东被有的传教士称为“圣省”⑤。早在1650年10月西班牙方济各会教士利安当就进入山东济南传教，后来该会的传教士陆续到泰安等地开辟传教区。当然，传教士在此也曾遭遇到强烈的挑战⑥。进入近代后，德国圣言会传教士安治泰更是将进入孔子的家乡视为传教成功的一种标志，并因此引发兖州教案⑦。

1862年，大英教会(C.M.S.)的包尔腾(J.S.Burdon)从香港来到北京开展传教工作。次年，英国圣公会的医学传教士斯图尔特(I.A.Stewart)来到北京，协助包尔腾工作。不久，密会长(F.R.Mitchell)也加入其中。1864年两人离开北京前往上海⑧，英国圣公会自此停止在华北的工作长达10年之久。1872年，该会获得一笔匿名捐款，每年提供500英镑，连续资助5年，这为该会重新在华开展传教工作提供了物质基础，1874年该会派遣史嘉乐(C.P.Scott)会长和林披基(Melis Greenwood)会长来到山东烟台。两人在烟台学习汉语，同时也到邻近地区布道。1878年两人深入内地，到达山东泰安府的泰山，向登山礼佛的香客传道。当时，泰山上庙宇林立，每年春季“朝山进香者不下数十百万人”，史、林因此认识到“泰安府为传教要区”，于是将泰山脚下的泰安府城辟为传教站⑨。史、林二人还常到泰安府之西约80公里的平阴县城寓店布道，只是当时“聚观者虽多，信从者则少”⑩。平阴县在1879年也被辟为传教站。

1878-1879年，华北发生严重饥荒。在灾荒形势最严峻的几个月时间里，史嘉乐和其他传教士一起积极参与救济工作，分发救济金。其间，英国前海军驻华海军司令赖德(Alfred Philipps Ryder)等人向英国国内友人呼吁，要求英国圣公会增强在华北的传教力量，督促差会在山东建立有常住主教的传教机构。这一呼吁受到响应，获得一笔10000英镑的匿名捐款，用于华北教区的建设。1880年，史嘉乐被祝圣为华北主教，慕稼谷(G.E.Moule)被祝圣为华中主教。这年1月，大英教会从北京撤出，结束其在华北长达17年的传教工作，英国圣公会接替了该会在华的工作(11)。史、林二人在春、秋两季到平阴传道，夏天则返回烟台避暑。1880-1881年度，史嘉乐回英国休假期间，林披基为该会在烟台的第一名信徒施洗(12)。一直到1887年，平阴的传教工作主要由林披基负责，其间除了史嘉乐主教偶尔访问该传教站外，传教站平时由林披基和张姓会吏管理，1884年平阴有了首批受洗的2名信徒。1887年，卞方智(Rev.Francis H.Sprent)和伯夏理(Rev.Henry J.Brown)开始常驻平阴，1888年他们租到一个院子，其中一座是两层楼房，用作住房，另一座大房子用作教堂(13)。最初信徒发展很慢，进入19世纪90年代受洗人数增长较快，到1895年8月平阴县共有98名信徒先后受洗，其中有6人已去世，实有信徒92名(14)。此后，英国圣公会先后在威海卫(1901)、兖州(1909)、东昌府(1915)和济南(1916)设立传教站(15)。不过，英国圣公会在烟台和威海主要是为讲英语的西方侨民提供宗教服务，该会的传教中心主要是以泰安府城为中心的周边地区。

英国圣公会在山东的传教区域处于鲁中山区和鲁西平原的交接区域，以泰安府为中心，以山东东路驿道、大运河以及20世纪初修筑的津浦铁路为纽带，纵贯南北形成该会传教的核心地区。这一地区既为传统儒学的核心地区，同时也是人口密集的区域，与直鲁交接地区、鲁苏交接的东部地区和鲁西南等三个反教势力最强大的区域相连(16)。自1895年起，新泰县当地开始“迫害”基督徒，并逐步发展成有组织的反教行动(17)。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平阴县城周边有多股义和拳和大刀会组织，他们攻击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乡村传教点，教会住屋受到洗劫和拆毁。英国圣公会信徒的房屋被焚毁，其中一个教会堂点被抢劫，并被夷为平地(18)。在这场运动中尽管多数信徒仍一如既往地支持教会，但也有人背离教会。在肥城，一名教义宣讲人将大刀会带到教会，并焚毁教会的家具。1899年12月30日，英国圣公会教士卜克斯(Sydney Malcolm Wellbye Brooks)由泰安府前往平阴县，准备协助平阴的马焕瑞(Henry Mathews)会长工作，途经肥城县张家店时，被一股约30名的义和拳民杀死(19)。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在处理案件时除将三名“要犯”处死外，并赔偿白银9000两(约合1500英镑)、地基5亩，用于建造教堂(20)。卜克斯事件发生后，鉴于局势的极不稳定，为安全起见，英国圣公会将平阴县的妇女信徒送往泰安。马焕瑞本人一度不得不住进平阴县衙门(21)。当义和团运动达到高潮时，马焕瑞和威廉姆斯(C.P.Williams)在1900年6月离开平阴。在7、8月份几乎每一个布道点都受到义和团的攻击，每个基督徒受到各种形式的“迫害”，平阴南关的传教站先后受到清军和义和团的洗劫。水里铺(Shui Li Pu，又名“孝里铺”，今属济南长清区)教会和学校被焚毁。桥沟(Ch'iao Kou)教会被抢劫，王庄教会两次被火攻，但因为用石材建筑，所以只是部分被毁。大官庄教会先遭洗劫，后来被改为关公庙(22)。在整个义和团时期，泰安传教站的损失要比平阴轻微得多，虽然损失了一些家具财物，但教会建筑基本完好(23)。

伴随教会的发展，原来的华北教区在1903年被分为华北教区和山东教区，其中华北教区辖北京、天津和永清等牧区，山东教区辖威海卫、泰安和平阴牧区，艾立法(G.D.Iliff)被祝圣为山东教区主教。不过，两教区合组“华北山东差会执委会”(24)。1905年，泰安有信徒430名，平阴255名，烟台10名，威海卫12名，合计整个山东教区有信徒707名(25)。

1908年，艾立法主教专门到潍县考察美国长老会和英国浸礼会合办的广文大学(Union College)，并希望加入学校的创办进程之中，不过该会在烟台的神学院仍继续开办(26)。1909年初，英国圣公会山东教区已明确加入广文的计划。2月份，英国圣公会有11名学生进入该院学习(27)。1910年1月，艾立法主教在泰安府圣堂派立席提摩太(永清)、高约翰(荣庆)、毕马提亚(承法)、冯便雅悯(杏春)等4名为会吏，他们是山东教会本地信徒最早获得圣品者(28)。1913年高约翰、冯便雅悯升会长，孙雅各(长礼)、高鸿恩升会吏。本地人升任会长，在当时圣公会的其他教区应是平常之事，但对于当时山东教区而言则是“破天荒”的大事(29)。

二、曲阜城周边的较量

1909年初，艾立法主教接到美国长老会在济宁传教士的书信，要求英国圣公会考虑是否接管该会在兖州府的工作。兖州府在山东的地位重要，但当地除了天主教会外，并无其它强大的传教力量，英国圣公会当时在山东只有泰安和平阴两个中心传教站，于是将在兖州设立传教站作为该会的战略性步骤加以考虑(30)。当年夏，圣公会教士马考文(B.M.McOwan)还专门到兖州府去游历，实地考察兖州府的传教条件。考察的结果似乎不太乐观，因为天主教圣言会在此地力量强大，无论在城里还是在周边地区该会都无所不在，英国圣公会在此设立传教站肯定会遭遇困难。不过艾立法相信老资格的传教士马焕瑞可以克服这些困难，并决定将建设兖州传教站的任务交给后者(31)。马焕瑞经过考察后认为，兖州府作为圣地的中心，这里的人民即使不敌视外国人，也是相当保守的(32)，但他对在此开辟传教站仍有信心。兖州府传教站的建设在购买房产方面比较顺利，但很快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建设速度远不如预期的快(33)。其中教育方面的进展尤其缓慢，经过两年的建设，也只建成一所小规模的走读学校。

1913年，英国圣公会在兖州的医疗门诊部举行开办仪式，斐恩普(F.J.Griffith)会长和奥利佛(C.H.Oliver)医生将城内的头面人物、兖州知县(34)和当地驻军的将军都邀请到场，并请将军和知县发表演讲，将军在演讲中抨击了人们对于外国医学的错误认识，并对圣公会在兖州的医疗事业发展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和支持，这使艾立法主教很受鼓舞，决定进一步发展该地区的医疗事业(35)。

1914年，圣公会在兖州府的工作取得一些成效，有了不少问道者，本年艾立法主教为该地区第一名信徒施行坚振礼。不过，在乡村仍然存在对基督教冷淡疏远的情景，艾立法认为，这种情形可以理解，因为这个地区毕竟是孔子和古代圣贤生活过的地方。他认为，只要人们认识到“基督是来成全而不毁坏”，传教工作就会顺利成功(36)。

尽管兖州府城是本地区的中心城市，与孔子故里曲阜近在咫尺，但是，英国圣公会最希望进入的仍然是儒学的圣地曲阜城内，它将在曲阜城内建设常驻的传教站视为最重要的事情(37)。在英国圣公会之前，天主教会和其他一些新教差会都曾试图开展曲阜城内传教工作，希望在城内找到立足点，但由于保守势力太大，都失败了。美以美会本来已在五马祠街买地，但因本地绅商各界均反对，“而衍圣公尤甚，视之如仇敌一般”，美以美会见状只能放弃在城内建设教堂的尝试，改在城外西关建堂(38)。英国圣公会的传道人员曾到曲阜城内访问，并受到很好的接待，但有时也会受到阻碍，无法进城(39)。

1914年，在兖州城的东面靠近孔子诞生的地方，即曲阜坊上村，有一户人家希望成为基督徒，他是孔子第72代孙孔宪才(K'ong Hsien Ts' ai)，属于林前户支派(40)。受基督教的影响尤深，成为慕道友，虽然他是穷人，但却愿意将家中的一块地献给教会，并希望教会在那里建筑房屋。不过，这块地受“孔公爵”(Duke K'ung)的控制，这位“孔公爵”就是第31代衍圣公孔令贻，后者不同意将这片土地转移给教会。斐恩普会长和高鸿恩会吏直接和孔令贻交涉，后者提出了貌似有理的意见，教会方面则给予反驳，各方各执一词，并无定论。后来孔宪才和妻子、孔宪才之父孔韶严和母亲以及两个儿子(孔庆顺、孔庆来)、两个女儿都接受了洗礼，另一个儿子孔庆昌也准备在1915年领圣餐(41)。经过反复交涉，圣公会终于在坊上村取得这片地产。1917年春，王明彰被派往该村主持修建教堂工作，并很快落成。5月11日，艾立法主教自新泰到该村教堂行坚振礼，领者男女共6人，并将该堂祝圣献为主用(42)。

曲阜城内的情况仍然不容乐观，由于孔令贻的极力阻挠，在曲阜城内购地买房之事一直没有着落。不过，马焕瑞会长对于“孔子教会”(The Confucian Church)充满了想象和期待：

我们仍然希望教会不久后能在这座儒学的堡垒里建立一个传教站，从中国的角度想象一下就会清楚这件事具有何等的重要性。每年10月在这里举行“孔子教会”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汇聚在这座美丽的庙宇里，他们在孔子的圣殿前，针对孔子学说发表演讲，各种风格和样式的基督徒聚集在一起。对于中国来说，曲阜就是麦加和凯西克(Keswick)的结合体。(43)

司塔克(I.J.Stocker)(44)认为，在兖州传教既要反对当地人对宗教的淡漠情绪，他们认为没有上帝他们也能过得很好；也要反对人们的墨守成规，战胜中国人的保守精神，他们崇尚古代，认为祖先已经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足以供后代模仿学习，孔子的理想社会就是过去，中国人世代以他为典范。司塔克还专门去游览孔陵、孔庙。他还带着幻灯设备，造访曲阜城内的一名张姓富商，这位富商是衍圣公的好友。司塔克在富商的院子里演示了幻灯，这些幻灯片一半是伦敦的风景，一半是有关耶稣的生平事迹。幻灯演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约有160人观看了演示。可惜的是，当时衍圣公不在城内，没有出席。不过，这名富商给了一张他本人与衍圣公的合影给司塔克，并欢迎他再次前往(45)。

圣公会不仅关注曲阜，对孟子的出生地邹县同样也很关注，每周定期派出传道人员前往布道(46)。

尽管英国圣公会始终没有能够在曲阜城内建立传教站，只是在曲阜城周边建有外围布道站和聚会点，但教会方面一直对此抱有很高的期待。1924年，在中华圣公会妇女传道服务团的会议上来自山东的马太太(47)发表演说：

今天在座的诸君差不多都晓得“山东”这个名字，但山东并不是基督教最占势力的地方，这一省其所以出名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最大的大圣人孔夫子正(是)在这里降生。

但还有一个名字是我们今天早晨更加要纪念的，乃是一个女人的名字，这个女人也是中国女界历史当中顶有声名的一个，就是孟夫子的母亲，两千多年以前，他在一处很偏僻的乡村之内，很小心地将他的儿子辅[抚]养成人，现在离那里不远我们中华圣公会已经建立了一个小学校和一间小礼拜堂。

孟夫子在中国历史上虽说是个伟人，他的母亲虽说是位贤母，他们现在的势力到是很小的。他们在山东所发的光辉要莫是“与时俱逝”的。但是现在有一种新势力在那里运动。有一种生命在那里激动山东省内那班妇女们狭隘可怜的生活。这个势力是从一本经书来的，这本经书比《孟子》还伟大些，他那伟大是世界上从来所仅见的，就是《圣经》，这个生命乃在孟夫子和他的母亲过去好久之后，在“伯列斯丁”Palestiane(即犹太圣地)出现过的。

但这个势力发展得很慢，他发的光也是时明时暗，那是因为我们经济状况很可怜的缘故。我实实在在可以说我们辖境里面大多数的中华圣公会会友都是营养不足的，当冬天里的冷风由北边扫下来的时候，他们身上只有单薄的衣服，只得拿皮肤和严寒去奋斗，这也难怪他们有时候因为需要日用粮食的缘故，以致眼睛蒙蔽，看不清那战胜魔鬼属灵的粮食了。

虽然如此，还是有好多妇人和女孩子，到我们这里来，有的进我们所办的学校，有的进我们所开查经班，这些年数以来，我们由我们的学校之内，可以为我们教士和牧师得许多贤内助，还有些女孩子继续求学的，就去练习教员，看证，医生，或女教士的功夫，我们很盼望由他们中间可以得着一班很有能力的人出来，充满了传道的精神，热心在教会里面服务。

在广东这里，我可以看见这许多兴旺的事业，这许多营养丰富、服装华丽的妇人和女孩子，我一回想我们那里那些贫苦的人，实在心里十分难过。但今天早晨在这里聚集的许多女孩子和妇人都是热心的基督徒，我不知不觉的胆气为之一壮，也希望照耀此地的光辉早就可以照遍，改变我们的辖境，谁人晓得不会有一日再有一个贤母教育一个伟人出来，不是一个孟夫子，乃是一个基督徒的领袖，他所发的光辉是历久不暗的。(48)

从马太太的讲话可以看出，尽管山东的传教环境尤其是信徒的经济状况很差，但她对于圣公会在山东妇女事工的期许还是非常高的，希望能造就超过孟子母亲的女性基督徒，培养出一个超过孟子的基督徒伟人出来。很明显，这是希望以基督教的符号替代儒教的符号，这种使命感在许多在山东传教的教会人士中都普遍存在。

三、乡民的信仰

1912年中华圣公会成立后，圣公会山东教区的发展仍然缓慢，各项事工均无显著成绩，甚至连中华圣公会总会给山东教区的年度分摊款项的筹集都发生困难。为此，主教只能派人到各地演讲教会“自立自养”的重要性，借以激发信徒的奉献热情(49)。山东教区经济上的贫困自然会对事工产生深刻的影响。直到1924年，山东教区仍然没有自养的牧区，则“平信徒之不甚热情可知”(50)。

尽管英国圣公会将教区中心设在泰安府城，但是该会传教士伯夏理明确指出，“乡村工作是泰安府传教站的中坚”，对于那些特别关注中国人皈依的传教士来说在这里其工作热情不可能不受到鼓舞。在他看来，乡民比城里人更愿意接受传教士带给他们的福音信息。伯夏理说，在泰安城内连续17年或18年内信徒人数一直在3名以内，而在同期乡村基督徒的发展却很迅速，人数分布遍及近百平方公里的39个乡村(51)。他认为，英国圣公会在山东的传教区对于热忱的传教士来说是有特别的传教机遇的地区，这里人民天性就有宗教特性，他们恬静、爱家，并遵守法令，该会在山东的西南部有数以百计的男女信奉基督教，大多数信徒都分布在乡村，其中南王庄则是英国圣公会在泰安南面新泰的一个中心，信徒分布于周边13个乡村，其中受洗者78名，慕道友约30名。泰安的东部沟头(Kou T’ou)则是最大的一个乡村教会中心，包括沟头在内周边共有15个乡村，1898年初各村的信徒人数受洗者109名，慕道友47名(52)，发展很迅速。英国圣公会的不少传教点都在乡村，如平阴县的大官庄(Ta Kuan Tswang)，新泰县的崔家庄、南王庄、灵查庄、莫庄，兖州府的沈官屯(滋阳县治)、坊上村(曲阜县治)、武家村(曲阜县治)。这些乡村传教点距离城市教堂多在二十里以内，少数在三十里以内。

针对不少乡民喜欢敬神的“迷信”特点，圣公会的传道人在传教时采取分阶段、逐步由浅入深的传教方式来传教，希望他们由“迷信”转向“信”。通常的做法是传道人从自然现象和人生常识入手，以自然神学的观念先引入真神的观念，然后强调应信真神，进而讲解基督教的社会责任，最后以信仰获得永生的观念取代乡民的生死轮回的观念(53)。不过，从传道人所列举的传教成功的案例看，真正吸引乡民注意的是，基督徒所信奉的真神能力远远超过假神和偶像的能力。这种能力集中表现在驱魔赶鬼和治病方面(54)，新泰县村民有的“时遭魔害”，经常患病，屡次请女巫作法，烧纸焚香，却不见效果，有的被“恶魔所附”，难以解脱，信仰基督教均得以恢复常态(55)。

乡村民众是很实际的，对于他们来说，一个信仰“灵验”的故事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山东东临道聊城县治李海务村的张大才夫妇年逾五旬，只有一个女儿，不意该女忽患瘫病，久卧床褥。后经传道人祈祷，病者竟然能够时披衣而起，不数日即能下床。张女瘫病得愈的奇事传开后，该村“男女三十余人，无不诚心悔改”(56)。显然，上帝的“灵验”是村民走向基督教的根本原因。

上述故事均是传道人讲述的成功案例，是否存在相反的事例，因为没有相关的记载，无从得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圣公会信徒的有限人数来看，这种灵验的事例不可能经常发生，即便偶有发生，其影响的范围也十分有限。

从宗教文化生态的角度看，圣公会传教士在山东乡村社会所面对的并非是一片等待基督教开垦的信仰空白地带，而是一个各种信仰杂糅、繁盛丰茂的宗教空间，基督教要在其中开辟自己的领地，其实并不容易。山东乡村民间信仰甚多，其中大多并无艰深的教义，也无严格的教规仪式，信者随时敬拜，心诚则灵，有求必应，这种满足人们祈福消灾心理的宗教民俗活动参与人数众多，形式活泼多样，实际上大大挤占了制度化宗教的生存空间。以泰山信仰为例，本地民众对东岳大帝特别是对泰山奶奶的信仰就很虔诚，每年固定东岳庙会和其他时间的朝山敬拜早已成为本地民众沿袭久远的宗教民俗活动(57)，每年登泰山的香客数以百万计。尽管圣公会也会乘机向香客布道，宣传真神，但比起规模庞大的香客来，该会所发展的信徒实在太少。

泰安府地区民间教门组织的广为存在，事实上也成为圣公会传教必须面对的问题。圣公会的传教士和本地布道员在新泰传教时发现，一些问道者和基督徒来自一个民间的秘密教门，他们的样子都极其消瘦，该教教义禁止杀生(An off-shoot)，主张吃素，显然有佛教的因素，但某些习俗和传说又似乎与古老的原始基督教有关(58)。该秘密会社名叫离卦教，也叫金丹教(Chin Tan Chiao)，或金丹道(Chin Tan Tao)，该教门表面上是宗教团体，但实际上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政治团体(59)。伯夏理曾专门撰文介绍离卦教的情况(60)。尽管圣公会的传教士清楚离卦教或金丹教的宗教特点和政治性质，但由于有条约体制的庇护，该会依然坚持从教门中发展信徒。该会在新泰县的皈依者大多来自金丹教和其他教门，他们有严格的纪律戒条，曾遭受很多的迫害和仇视，圣公会认为他们有望成为最有希望的基督徒(61)。在新泰县南王庄，布道员董先生花费大量时间去拜访周边乡村，因为当地有许多教门和宗教会社(62)。在莱芜县通过高先生(Mr.Kao)的努力，圣公会获得了稳定的立足点，许多问道者都是金丹教派(the Golden Pill)的成员，他们表现出希望了解福音真理的强烈兴趣(63)。除了发展金丹教的信徒皈依基督教外，对于山东地区广为存在的一贯道圣公会也给予重视，并发展一贯道的成员加入圣公会(64)。应当指出的是，传教士从民间教门中发展信徒，在近代山东实为一普遍现象，美北长老会教士郭显德(Hunter Corbett)在金丹教首的协助下，从该教中发展了不少信徒(65)。美国公理会在庞庄传教时也曾吸收当地的离卦教首入教(66)。不过，从山东各地的情况来看，尽管传教士一度对从民间教门和秘密会社发展信徒抱有很高的期待，教首们也一度对进入教会寻求庇护表现出一定的兴趣，但实际的成效并不大。

对于讲求实际的民众来说，他们觉得更为熟悉亲切的还是本土宗教和民间信仰，本土宗教和信仰对于他们的深刻影响是基督教难以在短时间内轻易消除的。有的乡民仅仅因为听到“魔鬼”计划租屋，而一旦出租房屋就很难将魔鬼赶出去的谣言，就坚决不租屋给圣公会(67)。有的人因信仰基督教而产生难以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结果很快背弃基督教(68)。类似事例不少，有的是因为租种寺庙的土地却不用交租，有的是因为在道观里谋到一份教职(69)，还有的则是基于综合的现实考量而宣布脱离基督教(70)。

英国圣公会选择开辟山东教区尽管带有强烈的文化象征意义，该会个别传教士对于进入儒学的精神园区曲阜也的确一度抱有很高的期许，圣公会在曲阜周边地区的传教活动确实也遭遇过曲阜孔氏家族的反对，但不可过分夸大其影响。从圣公会在山东事工的发展来看，真正对传教活动构成影响的除了一般性的政治局势外，地方性的政治、经济因素和独特的宗教民俗文化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就前者而论，圣公会山东教区主要分布在人口稠密、经济落后、社会动荡的鲁中山区和鲁西平原，强烈的乡村教会色彩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圣公会各项事工的发展取向、速度和规模。就后者而论，圣公会所选择的宣教地区内宗教文化尤其是民间信仰的发达，从某种意义上说才是真正限制基督教发展空间的重要力量。对于讲求实际的乡民来说，基督教驱魔治病的灵验故事对他们中的一些人固然有一定吸引力，但相对于每年固定时期动辄数十万、上百万人参加的宗教民俗活动，这种灵验故事的社会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于乡民而言，他们更为熟悉亲切、自然也更为灵验的还是本土宗教和民间信仰，加入基督教对其中一些人来说会造成巨大的心理和现实压力，因此背弃基督教信仰的事自然会时有发生。对于圣公会而言，山东地区复杂多样的宗教文化生态及其所展现的巨大影响力构成了该会传教的巨大挑战。

【注释】

①陶飞亚：《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研究：以民国时期耶稣家庭为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②笔者所见，仅吴梓明等著的《圣山脚下的十字架——宗教与社会互动个案研究》(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5年版)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不过全书的主旨是研究当代基督教与地方社会互动关系。

③G.F.S.Gray,Anglicans in China:A History of Zhonghua Shenggong Hui(ChungHua Sheng KongHsui),The Episcopal China Mission History Project,1996,p.38.

④令笔者感兴趣的是，一些来华传教士也将泰山称为“圣山”，在泰安地区传教的美以美会甚至称“泰山是世界最古老的圣山”，并以泰山为背景制作该会的公用信笺。参见Perry O.Hanson to Frank，September 13，1937，Reel.3589-57.

⑤Robert Conventry Forsyth,SHANTUNG,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Shanghai: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1912.

⑥孟德卫：《灵与肉：山东的天主教，1650-1785》，潘琳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4、78页。

⑦廉立之，王守中编：《山东教案史料》，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221-290页。

⑧Alexander Wylie,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and Obit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with Copiou Indexes.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7,pp.265-267.

⑨1887年成为常驻传教站。

⑩马焕瑞：《山东安立甘会》，《圣教会报》，第1册第1号(1908年2月)，第7页。

(11)The China Mission Hand-Book,First Issue 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6,p.40.

(12)C.P.S."Melis Greenwood",North China Mission,Vol.Ⅷ,No.2.(April,1900)p.10.

(13)C.P.Scott,Church Work in North China,London: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1891,p.84.

(14)"Letter from Rev.G.D.Iliff",North China Mission,Vol.Ⅲ,No.4.(January,1896)pp.73-74.

(15)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上卷)，蔡咏春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16页。

(16)狄德满：《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崔华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17)"Letter from Rev.Henry J.Brown",North China Mission,Vol.Ⅵ,No.1.(April,1898),p.9.

(18)"Letter from Rev.Henry J.Brown",North China Mission,Vol.Ⅷ,No.3.(July,1900),pp.40,42.

(19)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奏报审明杀死洋人首从各犯按律定拟折》(1900年3月15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编：《清末教案》(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94-895页。

(20)袁世凯：《山东巡抚袁世凯奏报办结英教士被戕一案始末情形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编：《清末教案》(第二册)，第898-899页。

(21)"Letter from the Bishop",North China Mission,Vol.Ⅷ,No.2.(April,1900)pp.16-17.

(22)"Letter from Rev.Henry Mathews",North China and Shantung Mission,Vol.Ⅺ,No.1.(April,1903)pp.18-19.

(23)"Tai An and Ping Yin",North China Mission,Vol.Ⅺ,No.1.(April,1903)pp.22-23.

(24)"The Letter Issne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North China and Shantung Mission",North China Mission,Vol.Ⅺ,No.2.(April,1903)pp.10-11.

(25)D.MacGillivray ed.,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Shanghai: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1907,p.68.

(26)"Letter from the Right Rev.Bishop Iliff",North China and Shantung Mission,Vol.ⅩⅦ,No.l.(January,1909)pp.17-19.

(27)"Letter from the Right Rev.Bishop Iliff",North China and Shantung Mission,Vol.ⅩⅦ,No.2.(April,1909)pp.75-76.

(28)马焕瑞：《山东教会近况》，《圣教会报》，第3册第6号(1910年6月)，第7页。

(29)高鸿恩：《山东中华圣公会派立圣品记》，《圣教会报》，第6册第7号(1913年7月)，第15-16页。

(30)"Letter from the Right Rev.Bishop Iliff',North China and Shantung Mission,Vol.ⅩⅦ,No.2.(April,1909)p.77.

(31)"Letter from the Right Rev.Bishop Iliff",North China and Shantung Mission,Vol.ⅩⅦ,No.4.(October,1909)pp.137-138.

(32)"Letter from Rev.Henry Mathews",North China and Shantung Mission,Vol.ⅩⅧ,No.1.(January,1910)p.19.

(33)"Letter from Rev.Henry Mathews",North China and Shantung Mission,Vol.ⅩⅧ,No.4.(October 1910)p.115.

(34)本年兖州废府改县，隶属济宁道。

(35)"Letter from the Right Rev.Bishop Iliff",North China and Shantung Mission,Vol.ⅩⅫ,No.1.(January,1914)p.18.

(36)"Letter from the Right Rev.Bishop Iliff",North China and Shantung Mission,Vol.ⅩⅫ,No.3.(July,1914)p.73.

(37)"Shantung Diocese",North China and Shantung Mission,Vol.ⅩⅩⅤ,No.1.(January,1917)p.33.

(38)《曲阜县美以美会之状况》，《兴华》，第21卷第16期(1924年4月)第19-20页。

(39)"Letter from Mr.Henry Methews",North China and Shantung Mission,Vol.ⅩⅪ,No.3.(July,1913),p.78.

(40)《孔子世家林前户支谱》，第18页(内部印刷，时间不详)。该谱蒙孔宪才之孙孔繁文先生惠允拍照，谨此致谢。

(41)"Letter from Mr.Henry Methews",North China and Shan tung Mission,Vol.ⅩⅩⅢ,No.4.(October,1915),p.56.

(42)《兖州圣公会近闻录行坚振礼》，《中华圣公会报》，第10册第7号(1917年10月)，第50页。

(43)"The Rev.H.Mathews sends us the following survey of the year's work in Yenchoufu",North China and Shantung Mission,Vol.ⅩⅩⅤ,No.1.(January,1917)p.11.

(44)又名司图克。

(45)"The Rev.Ives Stocker Writes from Yen Chou Fu",North China and Shantung Mission,Vol.ⅩⅩⅣ,No.2.(April,1916),p.31.

(46)"The Rev.H.Mathews sends us the following survey of the year's work in Yenchoufu",North China and Shantung Mission,Vol.ⅩⅩⅤ,No.2.(April,1917)pp.10-11.

(47)应为马焕瑞夫人。

(48)《山东代表马太太演说》，《圣公会报》，第17卷第12册(1924年5月)，第17-19页。

(49)王兴贵：《山东平阴榆山议会记略》，《中华圣公会报》，第9册第3号(1916年3月)，第44-45页。

(50)《附录十三：教会情形常备委办之报告》，《中华圣公会总议会第五届报告书》(1924)，第176页，档案号：U104-0-14，上海市档案馆藏。

(51)H.J.Brown,"Village Work in Shantung",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 of North China,Leaflet,No.6.October,1897.

(52)"Letter from Rev.Henry J.Brown",North China Mission,Vol.Ⅵ,No.1.(April,1898)pp.10-11.

(53)(54)丁玉源：《新泰布道团工作》，《圣公会报》，第27卷第16、17期合刊(1934年8月)，第11页，第12页。

(55)石蕴升：《新泰张家村人皈主记》，第27卷第16、17期合刊(1934年8月)，第12-13页。

(56)孙德润：《祈祷医病得愈记》，《中华圣公会报》，第14册第23号(1922年7月)，第18-19页。

(57)刘慧：《泰山信仰与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52-374页。

(58)"Letter from the Bishop-Visiting Tai An Foo",North China Mission,Vol.1,No.1.(January,1893)pp.7-9.

(59)"Letter from Rev.H.J.Brown",North China Mission,Vol.Ⅱ,No.4.(January,1895)pp.76-79.

(60)H.J.Brown,"Secret Societies",North China Mission,Vol.Ⅳ,No.1.(January,1896),pp.15-17.

(61)"Rev.Henry J.Brown's Leeter from Tai An Foo",North China Mission,Vol.Ⅰ,No.1.(January,1893)pp.11-12.

(62)"Letter from Rev.Henry J.Brown,Feast of St.Luke,1897",North China Mission,Vol.Ⅵ,No.1.(April,1898)p.11.

(63)"Geoffrey D.Iliff to Mr.Mackwood Stevens",North China and Shantung Mission,Vol.Ⅻ,No.2.(April,1904)pp.31-34.

(64)"The Chinese Secret Regious Sect:the Li Kua Tao",North China and Shantung Mission,Vol.ⅩⅩⅢ,No.4.(October,1915),pp.62-65.

(65)魁洛梅：《掘地深耕：郭显德传》，小光译，台北：改革宗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49-150页。

(66)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页。

(67)"How the women put their spoke in",North China and Shantung Mission,Vol.ⅩⅩⅩⅢ,No.4.(October,1925)pp.13-14.

(68)F.H.Sprent,"Tai An Foo",North China Mission,Vol.Ⅳ,No.1.(April,1896)pp.10-11.

(69)"Letter from Rev.Henry Mathews,24th October,1902",North China and Shantung Mission,Vol.Ⅺ,No.1.(January,1903)p.10.

(70)"Letter from the Rev.Henry Mathews",North China and Shantung Mission,Vol.ⅩⅥ,No.1.(January,1908),p.26.

(原载《东岳论丛》201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