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青】神道教与日本型伦理道德观念的演变
近年来，日本国内民粹主义和右翼思想抬头，当权者一直不愿正确认识并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罪行，这不得不令人担忧日本军国主义有复活的迹象。鉴此，学者们试图用不同的思路来解释日本为何不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与东亚受害国达成和解。其中，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狄克特关于“罪文化”与“耻文化”的理论模式影响较大，很多国内学者不仅因循本尼狄克特的思路，还进一步将日本“耻文化”的源头追溯至中国的儒家思想。(参见柳士同，第156-158页；张莉，第124-126页)笔者认为，用“耻文化”与“罪文化”的概念来概括日本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类型特征，未必能对日本不肯正确认识侵略历史的原因作出准确的剖析和批判，而将中国儒家思想视为日本“耻文化”的思想渊源，更是混淆了中日传统思想在思维模式和伦理道德观念层面上的不同特质，因此有必要进行商榷与澄清。
一、耻文化与罪文化
1946年问世的《菊与刀》，是本尼狄克特(R.Benedict，1887-1978年)于二战结束前夕受美国政府之命，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所作的调查分析报告。本尼狄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思维特质和文化心理等深层意识上，深入探讨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分析了日本人的行为特征及其潜在的思维方式。本尼狄克特在与西方基督教背景下的“罪文化”类型相比较的基础上，将日本文化总结为“耻文化”类型，并指出耻文化的特征是不依靠内在的道德观念进行自我约束，而是主要以外在的社会评价作为行为规范：
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重要的是区别耻文化与罪文化。确立道德的绝对标准、依靠良心发现的社会可以定义为“罪文化(guilt culture)”。……在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中，如果干了我们认为肯定是罪恶的事情，也会感到强烈的烦恼，而且这种情绪还不能靠忏悔和赎罪而得到减轻。犯了罪的人要毫无隐瞒地坦白，这可以减轻精神压力。这个告白的方法在我们世俗的疗法和各种不同宗教团体中都经常利用，我们知道那可以减轻我们的精神压力。但是在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社会里，坦白错误并不能获得轻松，甚至只要坏事没有“败露”，就不必自寻烦恼，因此在耻文化(shame culture)里没有对人或神坦白的习惯。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但是没有赎罪的仪式。
罪文化根据内心对于罪的自觉而行善，而耻文化根据外面的强制力而行善。耻是对他人评价的反应，人因为被别人嘲笑、被拒绝或者自认为被嘲笑而感到耻辱。总之耻是强大的强制力，感觉到耻辱必须有他人在场，至少是自以为有他人在场。在名誉意味着行为必须符合自我心中描画的理想自我的国家里，即使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的错误，也会为罪的意识而苦恼，但是这种罪恶感可以通过坦白罪行而得到减轻。(本尼迪克特，第157-158页，译文有改动)
《菊与刀》提出的罪文化与耻文化理论模式在学理上有其精妙的自洽性，以此解析德国在二战后真诚反省其战争罪行的文化心理也聊备一说；但这种模式无法解释同属基督教背景下罪文化类型的德国为何产生了对世界人民造成巨大伤害的纳粹思想，也不能就日本为何至今不能对其二战中的侵略历史进行深刻反省作出学理上的合理解释，而将日本的耻文化追溯到中国儒家思想，无疑将面临巨大的逻辑障碍。
首先，《菊与刀》总结罪文化的特点是强调内省与自律，而耻文化则依靠外力与他律。西方的罪文化源起于基督教的“原罪说”。在这一文化背景下，上帝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善恶进行最终审判，个人直接面对上帝，发现良心，忏悔罪孽，所以道德的约束是内在的。但在日本耻文化中，人们的行为规范主要依靠他人和社会的评价，是一种外在的约束力，因此缺乏正义的判断标准，尤其置身于陌生的环境时，可以不受原来道德规则的约束，这种他律性的特点更加典型。如果将儒学视为日本耻文化源头，就会出现自律性和他律性的冲突——中国儒家学派主张性善论，并由此形成了一种发明本心、注重廉耻的“耻文化”，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并以德治作为政治理想。至孟子更把“羞恶之心”视为人之为人的内在依据，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甚至认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发源于“羞恶之心”的儒家耻意识具有自律性质，提倡慎独内省、行已有耻的道德操守，影响和规约着人们的道德实践行为。而且耻意识并非主张性善论的儒家所独有，连强调法治的法家也同样重视“知耻”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如《管子·牧民》篇就认为：“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其次，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中，“仁”是最高的道德规范，是超越性和普遍性的美德，是“忠”与“孝”的条件。即使上至天子，如果不行仁政，也可能被革命以“天道”的名义取而代之。相比之下，古代日本实行严格的士民工商四民世袭等级身份制度，各阶层都有相应的行为规范和礼仪制度，所以日本文化对于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不是恒定的和普遍的，而是与等级规范相结合，把对于等级秩序的破坏视为耻辱。特别是在近代天皇制国家里，最高的等级当然是天皇及其国家，对天皇“尽忠”的神圣义务就是最高的美德。“仁”的观念与标榜“万世一系”的天皇制统治原理无疑是水火不相容的，所以日本社会无法接受“仁”作为最高伦理准则和价值德目，而是把“忠”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尽忠报国”信条的驱使下，即使犯下反人类的滔天罪行，也不会产生罪恶感。
围绕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恐怕还要从日本传统思想特别是神道教的宗教意识中去探寻形成其伦理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体系的理论资源。
二、创世神话与神道伦理的起源
神道教是日本的民族宗教，大约形成于弥生时代(公元前2世纪—公元3世纪)前期，是在古代日本列岛上自然产生的民俗信仰、自然信仰的基础上，天皇制统一国家为自身的政治需求而加以完善起来的，以在神社进行的祭祀仪式为中心而形成的神社神道成为日本神道教的主流形态。根据2008年日本文化厅发布的全国宗教信徒调查报告，神道教在日本国内约有1亿600万人的支持者，占日本人口比例的85%，可以说发源于原始信仰的神道教扎根于数千年的日本文化，并渗透于日本人的现实生活中。
古代日本人相信山川、河流、巨石、动植物以及风、雨、雷、火等自然现象背后都有神灵，人死后也有灵魂，神灵的数量号称八百万之多，属于典型的多神教。为了向神灵求得庇佑，人们以朴素的方式对神灵进行崇拜和祈祷，这些祭仪便逐渐演变成原始神道。祭祀对象多是能直接护佑自己和所属的共同体(部落或村落)生活安定、繁荣昌盛的神灵，对人的来世以及死后灵魂得度方面并不是太关心，所以一般认为神道教是现世主义色彩浓厚的宗教。
古代日本各地相继出现大氏族统治的部落国家群之后，各地的自然神逐渐演变为各个氏族统治者的祖先神，统治者往往借助神话构筑自己的神统系谱，以期将政权统治作神圣化和正当化的包装。大约在4世纪中叶，部落国家群中实力最强大的大和政权通过兼并其他部落国家，在日本建立天皇制统一国家，并通过神话将祖先神天照大神塑造为众神的世界——高天原八百
原始神道主要由神话和祈祷仪式构成，还未形成系统的教义和教典，《古事记》(简称《记》)和《日本书纪》(简称《纪》)两部古老的史书被视为神道教义的源泉。《古事记》是由太安万侣奉元明天皇之命于和铜五年(712年)撰写成的，全书共3卷，上卷“神代”，内容包括天地开辟、国土、众神生成、苇原中国的平定以及天孙降临等神话，直至第一代神武天皇的降生；中卷记载从神武天皇到第十五代应神天皇；下卷记载从第十六代仁德天皇到公元628年第三十三代推古天皇。《古事记》反映出随着大和政权统一国家，提出了思想统一的要求。天武天皇的修史事业就是在将天皇家族历史作为正史这种政治理念的支配下进行的。在这一点上，《日本书纪》乃为异曲同工之作。《日本书纪》是日本最早的编年体官撰正史。天武天皇令舍人亲王等人于和铜7年(714年)开始编录，于公元720年(养老4年)完成，全书30卷，用汉文写成，记述了神代至公元697年持统天皇时代的历史。作为日本神道教“神典”的《记》《纪》二书是口传文学的记录，故其内容既有重叠，又有相违，但总的来说它们都是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由宫廷史官秉持天皇政治的理念，以天皇家族为中心，记述了大和政权的发展历史。从开天辟地到神武东征这部分记述的是关于天地形成、诸神诞生的各种神话传说，被称为神代物语，或称《记》《纪》神话，既是创世神话，也是大和政权统一国家的政治神话。由于当时日本的国家体制是以各种势力的融合为基础而形成的统一国家，所以《记》《纪》神话中八百万诸神以大和国建国神话为核心被重新编排神统谱系。在这个过程中，身兼天皇家祖先神和太阳神的天照大神成了最尊贵的神祇。
《记》《纪》二书记载的神代的创世神话大同小异。据说天地原为混沌一片，最先形成了高天原，然后形成了高天原的主宰者天御中主神，此神被视为宇宙的最高神；随后又相继形成了象征着宇宙生成力的高产巢日神和神产巢日神，以上三神称为“造化之神”。后又相继形成了两位无性别之分的独神，和造化三神共计五神，称为别天津神。在别天津神后，又相继产生了两位独神和五对兄妹配偶神，共计十二位神，统称为神世七代。最后一对配偶神就是伊邪那岐神(男神)和伊邪那美神(女神)。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二神结合后生下了日本诸岛大八洲、山川草木和诸如房屋神、河神、海神、农业神、风神、原野神、山神、船神、火神等共计三十五位神灵。他们共同创造的这片国土称为苇原中国，是相对于天上的世界高天原和地下的世界黄泉国而存在的人间世界。但是在生火神时伊邪那美因烧伤而死，去了死后的世界黄泉国。伊邪那岐因为思念伊邪那美，来到黄泉国请求她回家，后因偷窥了密室中伊邪那美丑陋污秽的形象，而被伊邪那美愤怒地追杀。伊邪那岐在逃跑的路上，为了清除粘附在身上的黄泉国的污秽，在筑紫国日向的河川里洗澡，又陆续生出了太阳女神——天照大神、月亮神——月读命和暴风神——须佐之男，伊邪那岐谓之三贵子。伊邪那歧在洁净的河水中洗去附着身上的来自于黄泉国的污秽这一行为，演变为神道教的重要祭祀仪式“禊祓”，并成为日本社会普遍伦理道德观念的滥觞。
原始神道喜生恶死，崇拜自然。在石器时代的墓葬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人相信人死后有灵魂存在，而且可能给生者带来灾祸的恐怖，所以要举行镇压死灵的仪式，防止死者重返人间。死者成为祭祀的对象，应该是受到中国祖先崇拜文化的影响之后。古代日本人把死亡与血腥等视为“污秽”，形成了避忌死秽、产秽、血秽等不祥之物的三不净意识。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生成万物，但去往黄泉国的伊邪那美从生命的创造者变成了污秽的化身，“污秽”的起源就来自于黄泉国的死亡阴影，但灾祸、罪恶等不祥事件的恶劣影响通过洗去污秽的仪式是可以消除的。这就是神道教重视“清净”、厌恶污秽的宗教起源。生死引发的吉凶祸福以感官生理上的净秽为表征，而向神灵祈福驱祸时虔诚专注的宗教态度产生了所谓“清明心”的概念。通过举行“禊祓”等仪式清洁身体，还可以进一步达到内心澄净安宁的精神境界。中世以后在“禊祓”仪式中又加上了宗教修行的要素，比如倡导在严冬的瀑布下洗澡等严酷方式以达到净化精神的效果，这发展为神道教义的重要内容。
三、日本型伦理道德观念的演变
原始神道的净秽观念还不是伦理道德层面的善恶意识，神灵本身甚至可以是亦善亦恶的。例如暴风神须佐之男，他既是大闹高天原、破坏神圣秩序的恶魔，又是勇敢侠义的英雄。普通的人性更没有明确稳定的善恶是非的观念，人们趋利避害、祈福除祸、求净涤秽、为善止恶等意识和行为都是出于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在善恶观上，生成本身即为善，善即好、吉、幸等积极的含义，而阻碍生成的一切行为即为恶，即凶、秽、不净、不幸等消极意义，但二者在某种条件和契机下(比如通过“禊祓”等仪式)可以相互转化。(参见范景武，第104-105页)
在这种善恶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引申发展出了伦理道德观念上的是非、正邪、曲直等概念，上文所涉及的“清明心”或“清心”的德目就是日本式道德观的宗教根源。(参见石田一良编，第24-25页)所谓“清明心”，本指以虔诚肃静、毫无邪念地专注心情崇拜神灵，是原始神道的伦理渊源。这一祭祀诸神时的宗教态度引申为对于天皇和朝廷的绝对忠诚，继而演化为善恶正邪等道德上的判断标准。《日本书纪》敏达纪10年闰2月条有：“子子孙孙以清明心侍奉天阙，臣等若违盟，天地诸神及天皇御灵，灭绝臣种”，这种对天皇的绝对忠诚其后就发展为神道教的根本精神。与“清明心”“清心”相类似的概念还有“赤心”“丹心”“清白心”“明净心”等，与之相对应的则有“黑心”“浊心”等概念。此时净秽意识已经从生死问题引发的吉凶祸福层面转化为与天皇崇拜政治理念相结合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中世日本人道德意识核心的“正直”和近世人道德核心的“诚”的观念，也是对古代日本人崇尚“清明心”的态度的延伸。这种崇尚清净正直的神道伦理逐渐演化为日本社会的普遍伦理，构成了日本型伦理道德观念的精神基础。(参见源了圆，第57页)
原始神道之后，神道教的发展又经历了神佛融合——儒家神道——复古神道——国家神道的几个阶段。5世纪至6世纪之际，教义尚不完备的原始神道吸收了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佛教、道教的某些教义或思想，作为外来先进文化的佛教和本土宗教的神道教逐渐互相融合，促进了神道教的理论化和体系化，并形成了两部神道、天台神道等一批神佛融合类型的神道学说。由于佛教势力逐渐在思想上甚至政治上占据了优势地位，近世以来一部分神道学者为谋求神道教摆脱佛教的束缚而获得独立的发展空间，把神道教与程朱理学相结合，强调尊皇忠君，主张“神道即理也”的神儒一致论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神道学家援儒入神，形成了一批推崇儒学伦理的理学神道派别。近世后期，涌现了以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为代表的国学思潮，他们反对儒学、佛学等一切外来思想文化，主张从《记》《纪》等古代典籍中寻找神道教的本义和真意，鼓吹建立以日本为中心、以神道教为思想原理的世界秩序。因为打着回归未受中国儒佛等外来思想污染的“纯洁无垢”的原始神道之旗号，所以又被称为复古神道。他们认为日本固有的就是“纯净”的，而来自外国(主要指中国)的文化则是“伪善”的，这样净—不净的价值观又转化为日本—中国的对抗模式。日本的国学家们认为日本人是生来淳朴天真的天孙民族，没有必要像中国儒学那样斤斤计较于善恶是非、清浊正邪的概念分辨。日本的精神世界是浑然天成、纯洁朴素的，所以只须顺应“人情”“人性”。这虽然被一些学者赞为对人情人性的尊重，但实际上是一种以复古主义为表象的日本文化至上主义论点。
在率先进入与欧美比肩的近代国家行列后，日本人骄傲地把自己想象为一种独特的存在，国学家们对融入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抱有抵触心理，在近代日本发酵出狂热的国粹主义和排外主义。明治政府在政教合一的国策下，扶持神社神道为国教，利用神道教作为统制国民思想的愚民手段。1945年，日本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投降后，被迫宣布政教分离，废除国家神道，但美国出于本国政治军事利益的考虑，允许日本战后的政治体制保留了天皇制，不仅使天皇逃脱战犯罪责，甚至支持甲级战犯成为战后日本的首相，这就使产生日本军国主义的宗教基础和政治体制未能受到深入的批判，军国主义右倾思潮在日本复活的迹象就不足为奇。在某些日本人的深层意识中，将日本进行自我合理化的日本中心论的心理机制依然没有彻底消失。在历史教育上，着重渲染二战末期美国对东京等地进行大空袭和在广岛投放原子弹的事件，将日本塑造为受害国形象，而对于遭到美国原子弹袭击的历史原因则含糊其辞，向不了解历史真相的日本青年人和普通民众灌输片面和扭曲的历史观。由于日本民众意识深层的优越感依然没有彻底消除，对东亚受害国遭受的战争苦难不能产生情感上的深刻共鸣，所以不可能产生发自内心的罪恶感。
综上所述，对于日本国内右翼政客错误的历史观，我们不应该因循美国学者的论点人云亦云，而应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不仅要从神道教等日本传统宗教和传统文化中探寻其伦理观的形成和特质，还应该将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放在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和当时国际形势的背景下加以剖析和批判。而在这方面，美国对日本的战略布局，日本岛国与其面向世界的发展战略之间的矛盾及其由此产生的忧虑，尤其是当日本国内出现经济问题时，传统神道教文化资源在蛊惑、动员底层民众方面的历史遗产及其现实渴求，也许是理解日本右倾化倾向的一种解读线索。
(原载《哲学研究》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