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北道教的人類地理學淵源

西北地方擁有廣袤的國土，分佈多種地貌，崇山峻嶺、大江大河、高原平陵、湖沼草原，是人類生殖繁衍的搖籃。從藍田猿人，到現代西北民族，其間經歷了近百萬年的進化歷程，其中以宗教信仰為表徵的人類心路歷程佔據著重要的位置。

在西北古代社會，華夏族和諸多少數民族互相角逐，西北的版圖寫滿了民族融合的印記。它反映在宗教領域，就是各民族宗教觀念的相互吸收和整合。西王母和黃帝，代表了上古西北人類神靈觀念的集大成，《山海經》則作為上古歷史、地理和神話的百科全書而流傳至今，昆侖山和崆峒山作為上古仙山為世代求長生者景仰。華夏族的敬天法祖和山川祭祀，與少數民族的英雄崇拜、薩滿巫術相輔相成，成為道教產生的不竭資源。

西北道教的歷史，在中國道教史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不僅早期道教正式形成於今西北境內，道教思想的主要成分、道教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和知名人物亦發生或活動於西北大地，近世道教的主要宗派更是源於西北。西北境內有五嶽、五鎮中的西嶽、西鎮，四瀆中的長江、黃河、漢水，自西周至唐代，長期在西北定都，歷代朝廷的天地祭祀和對名山大川的祭祀活動帶動了本土宗教的發展。終南山古樓觀、重陽宮等宮觀，則是自隋唐至金元間近8個世紀的道教聖地。即便是在整個道教趨於衰微的近現代，西北的道教活動仍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二、道教的創立時代及西北道教與佛教的關係

研究西北道教歷史，首先要面對中國道教何時創立這個大問題。

在北朝以前，史書以老子創立道教為成說，其代表為《魏書》釋老志：“道家之原，出於老子。”此處所言“道家”即今人所稱“道教”，文中所說老子“道家”的種種特徵，都是道教的神仙學說。而到北周時，因佛道兩教爭論先後、優劣，有僧人道安將道教與老子相割裂，抹煞張陵五斗米道本為黃老道支派的事實，稱“今之道士，始自張陵，乃是鬼道，不關老子。”[1]由是，道教創自東漢張道陵流傳於世間，以至成為現代學界的定論，甚至寫進了中國道教學院的教材之中。[2]然而，對於這一說法，與早期道教經典的自我追溯不符；現代許多學者也提出了質疑。《老君說一百八十戒》開篇敍述道教由來：

昔周之末赧王之時出太平之道、太清之教。老君至瑯琊授道與干君，干君受道法，遂以得道，拜為真人。又傳《太平經》一百七十卷甲子十部。[3]後帛君篤病，從干君授道護病，病得除差，遂複得道，拜為真人。今瑯琊有木蘭樹，干、帛二君所治處也。[4]

文中所述干吉，通作于吉；帛君即帛和，二人都是漢代人。干（于）吉傳《太平經》也是漢代之事。這篇經文為何將漢代之事前推至戰國時（周赧王西元前314～256年在位，為周朝最後一位國王），似乎是為了將干吉太平道與聚眾造反的張角劃清界限。又見《大道家令戒》：

道重人命，以周之末世始出，奉道於瑯琊，以授干吉。太平之道起於東方，東方始欲濟民於塗炭，民往往信其道。……後道氣當布四海，轉生西關……五千文……付關令尹喜……西入胡授以道法……赤漢……出黃石之書以授張良。……漢世既定，末嗣縱橫，民人趨利，強弱紛爭，道傷民命，一去難還。故使天授氣治民，曰新出老君。言鬼[5]者何？人但畏鬼不通道，故老君授與張道陵為天師，至尊至神，而乃為人之師。……道以漢安元年五月一日，於蜀郡臨邛縣停赤石城造出正一盟威之道，與天地券要，立二十四治，分佈玄元始氣治民。……張角黃巾作亂……道使末嗣分氣治民漢中四十餘年。……自從流徙以來，分佈天下，……群臣紛爭，群奸相將，百有餘年。魏氏承天驅除，歷使其然，載在河雒，懸象垂天，是吾順天奉時，以國師命武帝行天下，死者填坑。[6]

從文末行文分析，這篇道經似為寇謙之所作。經文追述了戰國中期至北魏期間道

教傳播的歷史過程，有幾點值得注意：一是以“道”為最高信仰對象，而不是直接以老子或老君作為最高信仰對象。傳授道經者為“道”，而非老君；二是將道教誕生年代確定在戰國中期（即“周之末世”）；三是將北魏以前的道教劃分為6個階段：干吉太平道、尹喜受《道德經》及“道”化胡、黃石公授書張良、“道”授張道陵創正一道、張角黃巾、漢中鬼道；四是為了將張角從道教傳承中抹去，將其直接傳續的干吉太平道前推至戰國。

在現代學者中，傅勤家在《中國道教史》中以“于吉太平道及張角”作為道教形成的標誌，[7]其評判標準是《太平經》的編撰及流傳，但只追溯至《太平清領書》而未及《天官曆包元太平經》。蕭登福在對佛教進行比較的基礎上，系統考證了道教起源的各項特徵，從神仙信仰、修煉方法與科儀、祭壇儀制、組織教眾、先秦道家攀引神仙方術、先秦及西漢出現大量修仙經典、“道士”與“天師”的名相區分等10個方面加以論證，徹底否定張陵創立道教之說，認為道教創立于戰國之初，老子為道教教主。其主要結論是：“戰國至西漢之道教，已具有信仰，有修煉之法，有廣大信徒，且由帝王帶頭參與其事。其宗教的條件，皆已具備。再者，此時所談的理論與後世的道教並無不同，亦無太大的相違之處。就先秦之方士與後漢之道士來說，其差異，遠比佛教小乘與大乘，或大乘與密宗之差異小多了。因而如就信仰、儀軌、信徒等三方面來說，道教成為宗教的三大要件，在戰國之初都已具備了。”[8]李申發表《黃老道家即道教論》，認為道教形成於西漢。[9]韓秉芳則將道教的起源和發展劃分為3個大的階段：戰國至秦漢為原始道教階段；以西漢甘忠可造作《天官曆包元太平經》為開端，至東漢末太平道、五斗米道起事為民間道教階段；南北朝寇謙之、葛洪、陸修靜、陶弘景等改革天師道之後為正統道教階段。[10]就西北道教的歷史文獻檢索來看，3個大的階段符合西北道教的實際。

西北道教與佛教的關係，也是考證道教起源與發展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因素。

佛教之傳入中國，向以東漢明帝時迦葉摩騰和竺法蘭馱經至洛陽為標誌，時為西元1世紀中葉。而在此之前半世紀的西漢元壽時，已有佛經傳入中國。西元前2年（漢元壽元年），大月氏遣使臣伊存到漢朝，向“博士弟子”景盧口授《浮屠經》，學界認為這是第一部漢譯佛經。經中稱：“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這件事說明，“老子化胡”的道教神話，是同佛教傳入中國同時發生的，因此決不會是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刺激了道教的產生。至於老子神話，早在戰國時有屈原《楚辭·遠遊》稱其“恬淡養性，致壽數百歲”，漢成帝時（西元前32～前7年）劉向又在司馬遷《史記》中有關老子“莫知其所終”的基礎上，進一步對老子加以神化。他在《列仙傳》中說尹喜與老子遊歷流沙之西，服巨勝實，因此長生。接著，這種說法又從西域傳到中土，並且發展為老子化胡之說。老子化胡之說首先見之於佛經，說明兩個現象：第一，老子在中國已經成為長生不死的神仙，對他的崇拜和信仰標誌道教信仰形態的成立；第二，佛教進入中國，在道教神仙信仰遍及朝野的社會環境中，為了立足，打“老子牌”是一個有效的策略。

當佛教在中國由滲透轉而全面發展之時，道教也完成了從原始道教向民間道教和正統道教的轉化。西晉時，有長安道士王浮造《老子化胡經》，激起佛教界的反感，因為此時佛教已經在中國立住了腳跟；但雙方尚處於勢均力敵的態勢。南北朝時期，北方出現多個少數民族政權，其中氐、羌族具有五斗米道的傳統和背景，因此在佛教全面發展之時，仍表現出濃厚的道教熱情，以陝西關中為最集中出現的北朝造像碑，佛道題材幾乎同時出現，而且在眾多佛道合一的造像碑中不乏老子化胡的內容，亦說明當時佛教徒對道教神仙信仰的認同。

至北朝中後期，迅速擴張的佛教勢力嚴重壓制了本土文化，也給國家財政造成相當程度的威脅，因此相繼發生“三武一宗”滅佛事件。這4起滅佛事件中的前3次，都源于長安地區，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滅佛。採取強制措施限制佛教的王朝，同時都對道教予以扶持，甚至確立道先佛後的國策。任繼愈認為，“道教生長在中國本土，約與佛教同時活躍在舞臺上，但道教的命運不濟，錯過了大發展的機會，讓佛教佔先了一步。……唐朝時道教可謂盛極，它得到皇帝的支持，受到特殊的恩寵，道教的信徒人數和天下道觀的數量也只有佛教的二十分之一。”[11]但是，任先生在文中提到的佛道教人數和寺觀數比例有待商榷。歷史上，佛教勢力果真超過道教20倍以上嗎？據《續高僧傳》卷5和《法苑珠林》卷100，唐太宗時，全國有佛寺3716座、僧尼不滿70000人，而到武宗時，《舊唐書》統計的檢毀之數為：大寺4600、蘭若（隱修場所）40000座，僧尼260500人。而按照《新唐書》卷48百官志統計，全國道觀1687座，道士776人、女官（女道士）988人、合計1764人；佛寺5358座（未計蘭若），僧75524人、尼50576人、合計126100人。如按武宗時統計，佛教寺院和僧尼人數確實在道教的20倍以上。問題是，這樣的統計發生在抑制佛教政策的背景下，統計難免有誇大佛教和縮小道教數量的嫌疑。而按《新唐書》之統計，佛寺為道觀數的3.2倍，僧尼為道士數的71.5倍。《新唐書》對佛教的統計或許是客觀的，而道教資料則有明顯的疑問：其一，佛寺的平均人數為23.5人，而道觀平均只有1人，這是難以想像的。因為在長安、洛陽和各大州均有若干大觀，每觀住有道士數十人，如按此統計則其他道觀中有許多無人居住；其二，男性道士人數少於女官數量，也違反常規。884年（中和四年），長安太清宮道士杜光庭奉敕檢括全國道觀數目，總數為1900餘所（不含親王公卿舍宅為觀數），道士15000余人，這個統計當符合實際，則佛寺為道觀的2.8倍，僧尼為道士的8.4倍。西北地方的個案亦顯示，在佛道二教都興盛的唐代，兩教寺觀和人數比例遠未達20：1。按照《唐代長安辭典》[12]的統計，唐代長安城及郊區共有佛寺180處、道觀45處（不全），二者比例為4。王卡《敦煌道教文獻研究》公佈的材料說，758年（乾元元年）敦煌地區沙州所轄六軍州上報朝廷的僧道人數為：僧327、尼169，合計496人；道士137人、女道士37人，合計174人；[13]僧尼為道士數的2.9倍。

金元時期，全真道在北方地區迅猛擴張，一度佔據許多佛教場地，由此引發了元朝中後期關於《老子化胡經》的大辯論，道教在辯論中敗北，朝廷支持佛教奪回領地，並焚毀道經。經過歷代興廢之後，佛道教各有發展。據《明清西安辭典》[14]統計，陝西西安府（含今西安、咸陽、渭南、商洛4市）至清代保存的佛寺582座、道觀（未計城隍廟）201座，二者比例為3：1。據最新調查統計，近年陝西省有佛寺200處、僧尼1205人，道觀309處、道士736人，佛寺數量少於道觀，而僧尼人數為道士的1.6倍。這些不完全的統計資料說明，在漢代以來的兩千多年裏，西北地方除藏傳佛教區域外，佛教和道教在合作和競爭中各有發展，道教宮觀和道士數量都不及佛教，二者的比例大約保持在3倍左右。

 

三、西北道教發展的四個階段

1．原始道教

由戰國至秦代，黃老之學廣泛流行於秦隴地區，關於老子和尹喜的仙話流傳於民間。在黃老思想體系中，修身養性以求長壽佔有重要位置，當它與上古神話相結合，即形成道教早期的神仙信仰。西漢初年，在修習黃老之學的人中，有一批蔑視榮利、傲視王侯、追求生命久長的隱逸之士，在秦地以張良和商山四皓為代表。

西漢中期以後，隨著朝廷祭祀制度和皇室求仙活動的大規模開展，有組織的道教團體的產生條件已經具備。推動這一轉折的關鍵人物，是漢武帝。一方面，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迫使原先活躍於朝廷的道家人物轉向民間傳播自己的理論和方法。另一方面，漢武帝大肆進行求仙活動，聽從方士的建議，確立至上神——太一崇拜，在京城長安及其附近地區修建祈神場所，首創畫像祀神儀式，並設立專業神職人員。這些舉措，為道教的組織化、制度化提供了前提條件。

就道教組織的萌芽來講，漢代出現的兩件事，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第一件事是道教經典《太平經》的出現。自西漢成帝時甘忠可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到東漢順帝時于吉得《太平清領書》，這一完善過程經歷了大約170年，是道教信徒們利用自造經書進行宣傳發動藉以建立教團的漫長過程。在這一過程的前期，甘忠可的弟子夏賀良、解光等人試圖通過高層變革來實現《太平經》的主張，但是失敗了。其信徒被迫走向民間發展。

第二件事是西王母崇拜事件。早在漢武帝時期，就出現了西王母崇拜，因此後世道教經典繪聲繪色地描述漢武帝會見西王母的場景。據《漢書.哀帝紀》，西元前3年（建平四年）春，在北方地區發生了波及26個郡國並彙聚京師長安的大規模祭祀西王母的事件，歷時半年之久，實屬西漢後期的一個重大事件。設若沒有一個全國性的社團進行串聯和組織，顯然是難以發生的。這件事發生在夏賀良、解光等人傳佈《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圖謀變政失敗之後兩年，直接反映出民間道教教團已經形成規模的事實。

2.民間道教

黃老道究竟形成于什麼時候，現在還難以確認。[15]不過從道教各個教派的發展歷史追溯，應當早于東漢。撇開方仙道（形成于戰國時期）不論，現有據可查的著名教派中，就有茅山派肇始於西漢年間。西漢咸陽人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離家修道，遍訪名山，後隱于句曲山，被世人奉為仙人，尊稱三茅真君，句曲山因之改名茅山。南朝陶弘景在前代道教傳承的基礎上創立了茅山宗。三茅真君原籍咸陽，能被遠在江南的道眾奉為仙人，應當不是子虛烏有。如前所說，張良和“商山四皓”早在西漢初就已形成道家小團體，在他們之後出現眾多修道團體不足為怪。至西漢後期，“道士”稱呼已數見於長安地區，說明原先的方士已演變為具備道教信徒的身份。

東漢前期，明帝時有張良後裔張陵辭官修道，先隱北邙山[16]，後入蜀中，於鶴鳴山——瓦屋山一帶傳習黃老之術，並與當地羌人的原始宗教信仰習俗結合，創立天師道。因其要求入道者交米五斗，俗稱五斗米道（官方文書直稱米道、米巫）。經過數十年傳教，天師道遍佈巴蜀、漢中。至張陵之孫張魯時，更建成24個教區，其中20個在今四川境，4個在今陝西境：濜口治在漢中郡沔陽縣，今勉縣；後城治在漢中郡南鄭縣，今漢中市；公慕治同前；北邙治在京兆郡長安縣。另有8個遊治中的太華治，也在京兆郡長安縣。同時，黃老道的另一支——緬匿道也活躍于秦隴地區。

與張陵一系傳教同時，另一張姓道士張修也在漢中獨樹一幟，公開傳佈五斗米道。五斗米道與太平道應當同出一源，即黃老道。據《後漢書.靈帝紀》所言“巨鹿人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則張角、張陵、張修都是黃老道信徒，在不同的地區各自建立起新的教團。

西元184年（東漢光和七年）張角領導的黃巾起義爆發，馬相等人回應於綿竹，張修也在巴郡起兵，攻克周圍郡縣。益州牧劉焉為了割據一方，命張陵之孫張魯為督義司馬協同張修攻佔漢中。二張實行黃老的無為而治，輕刑重教，以誠信無欺為治民之本，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割據政權，使得五斗米道統治下的漢中成為戰亂中的一方樂土，深得道俗擁護，史稱“民夷便樂之”[17]。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眾從子午谷逃入漢中達數萬家，更壯大了五斗米道的聲勢。五斗米道佔領漢中9年後，張修被張魯襲殺，其原因至今不明，從《資治通鑒》卷63描述的張魯與繼任益州牧劉璋的關係分析，似乎是二人對於“統”、“獨”意見不合所致。

3.義理道教

西元215年（建安二十年），曹操率10萬大軍西征，張魯投降，被拜為鎮南將軍，封閬中侯，隨曹操移居鄴城（今河北臨漳）。大批五斗米道眾北遷，其中大多數分佈在秦隴一帶。在這種背景下，魏晉南北朝時期，在秦隴地區出現許多世奉五斗米—天師道的世家，如馮翊寇氏、京兆韋氏等，其代表人物是魏謙之。據《魏書.釋老志》，寇謙之“少修張魯之術”，說明他也是五斗米道徒。同書還述及成公興、王胡兒等道士，把成公興說成是“仙人”，點化寇謙之，並與他一同隱居華山、嵩山修道。在這樣的氛圍中產生了大力進行義理建設的樓觀道。

樓觀道派上承老子、尹喜，以尹喜為其道派的創始人。但在敍述樓觀道派淵

源的《樓觀本起內傳》中所列的12名東漢以前的高道中，僅封君達一人另有史料記載，其餘均難確認為真實的歷史人物，大致可以視作東漢以前隱居樓觀的隱士、方士的代表。據《後漢書.甘始傳》，封君達與甘始、東郭延年都是東漢末至曹魏間的著名道士。封君達又號青牛道士，似與東漢末由關中南下漢中的青牛先生為同一人。果如此，則樓觀道之源頭直接承繼五斗米道。

早期樓觀道派直接繼承老子、尹喜的學術思想。北朝時，經韋節等人介紹，

又全面吸收了江南天師道所奉持的三洞經戒法籙,使其教義更加完善和成熟。從北朝道教造像碑的發願文中，可以見到樓觀道和上清派在民間的影響。北周武帝時，樓觀道堅持老子化胡說，引發佛道爭論。568~573年（天和三年至建德二年）周武帝親自組織3次佛道辯論，確定“以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18]。因道士辯論失敗，加以佛教與國爭利過甚，周武帝於574年（建德三年）五月下詔禁罷二教，同時又在長安城專門修建了通道觀，安置道佛儒三教學者研習各教經典。又于樓觀附近的田谷口修建了別觀，選嚴達等10名高道入居，世稱“田谷十老”。隋初，文帝改通道觀為玄都觀，移入新城內。“田谷十老”在通道觀、玄都觀進行了認真的理論反思，全力以赴進行道經整理工作，共整理道教經傳疏論8030卷，成為道教史上的一大盛舉，為樓觀道在唐代的鼎盛奠定了基礎。

隋末，樓觀道士對李淵反隋起義給予了支持，這對唐帝制定崇道政策是一種

感情投資。唐王朝的崇道，包含兩方面的內容。首先是對道家思想的推崇，如將《老子》、《莊子》列入學子必讀書目，將清靜無為思想貫徹於國家政治。其次是對道教予以扶持，其特點是大力散佈老子神話和追求神仙方術，並視道士為宗親，給予特殊待遇。

因朝廷崇道，除樓觀道派受到特別扶持外，全國各地的著名道士也被皇帝們召到長安。羅浮山道士葉法善自高宗朝入京，歷武則天、中宗、睿宗、玄宗共5朝，計60餘年，時而雲遊名山，時而出入宮禁，5朝皇帝均以上賓相待。葉法善去世19年後，玄宗仍念念不忘，親筆為他撰寫了碑銘。與葉法善近乎同時，天臺山道士司馬承禎也受到3朝皇帝的禮遇，最後歸隱王屋山，玄宗親自題名陽臺觀。終南山道士孫思邈自隋文帝時就已為朝廷所尊重，屢次授官不就。唐太宗對其醫術、道德深為欽佩，賜給32字頌語。高宗賜給良馬，並騰出鄱陽公主宅第供其居住。

在唐代崇道熱潮中，金丹熱成為潛伏其中的一股濁流。由於道士追求的目標是長生久視，他們所從事的煉丹活動也被上至帝王下至文人學士所仿效。高宗、玄宗、憲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等帝王都熱中于訪求金丹大藥，玄宗還親自學習煉丹。由於金丹中的某些成分如鉛汞本身具有毒性，直接大量服用極易中毒，所以導致6名皇帝直接或間接中毒死亡。會昌年間（西元841~846年），武宗皇帝以為佛教與民爭利過甚，決定廢佛，造成“會昌法難”。但隨即武宗服用金丹致死，時人將其歸咎于武宗寵倖的道士趙歸真、劉玄靖。宣宗上臺後，杖殺趙、劉等12名道士，次年又宣佈恢復佛教，長安地區的道教勢力受到重創。加之唐末遷都洛陽，長安城的主要建築被拆遷，許多宮觀變成廢墟。

4.宮觀道教

五代至北宋，宮觀道教逐步在西北定型，其基本內容是內丹學的興起和傳播。

自漢至唐，主導道教走向的基本思潮是“神仙可學”，長生久視成為大多數道士和奉道者不懈追求的目標。在帝王的推動下，唐代使這一風氣達於極致，終因金丹術的失敗而轉軌。自唐代即萌生的內丹學說，到五代宋初正式形成。內丹學說的突出特色，是將個人的長生追求重新回復到老莊的自然哲學基礎之上，力求身心與自然、社會的和諧，實現性命雙修。因此，儒釋兩家與此相關的學說被大量引入道教修煉理論之中，形成三教合流的傾向。

內丹學的創始人鐘離權是京兆咸陽人，活動于西達崆峒、南及廬山之間，主

要地區為終南山區，在五代—宋的主要傳人是呂洞賓、劉海蟾、陳摶、張伯端等人。至金代，終於孕育出一個嶄新的道派——全真道。

全真道出現於民族矛盾激化的宋金時期。其時，道教出現衰落之勢。在北方，

盛行返朴歸真的真大道。與之相應，全真道也大膽提出改革道教的主張，馬丹陽將這一改革稱之為“拆洗”。[19]全真道的改革，要點是：一、進一步將老莊思想貫徹到教義之中，對傳統道教進行重大改造；二、融匯儒、道、釋三家宗教和哲學思想；三、提倡平等；四、建立叢林制度，規定道士必須出家住庵修道。延至今日，宮觀道教仍為西北道教的主體。

明清時期，伴隨中央政權實際控制區域的擴展，西北道教的影響範圍較元代為廣，道觀的分佈逐漸到達青海、寧夏和新疆境內，南方的正一道也傳入西北，以宮觀為道場或散居民間從事道教法事。與前代相比，具有悠久歷史的道觀規模有所縮小，如仙都樓觀和全真道祖庭重陽宮對道教事務的影響力明顯下降，幾乎不再出現金元時期那類可以號令天下的高道。樓觀因山洪暴發，於1331年（至順二年）遭遇滅頂之災，大部分殿宇被毀，數處宮觀蕩然無存。1555年（嘉靖二十四年），宗聖宮主殿三清殿又被地震摧毀。全真道祖庭重陽宮在元末遭受嚴重破壞，明永樂年間（西元1403～1424年）曾一度恢復大部分建築，明末清初大部分殿堂又成斷壁殘垣。但是，明初興起的真武崇拜和張三豐及其高足孫碧雲等人在陝甘的修道、傳道，帶動了營建新道觀的熱潮，西安八仙庵、留壩張良廟、蘭州金天觀等十方叢林的誕生和天水玉泉觀、蘭州白雲觀、平涼崆峒山、臨夏萬壽觀、寶雞金台觀、葭縣白雲觀、延安太和山、山陽天竺山等全真道著名宮觀的新建，為現代西北道教的穩定發展起了奠基作用。隨著龍門律宗在陝西地區的大規模傳戒活動，使得這一地區的全真道又萌生出一派興旺景象。龍門派第11代傳人劉一明在陝甘兩省的傳道活動，強化了宮觀道教在民間的吸引力。龍門派第19代傳人王圓籙在對敦煌石窟進行清理保護的過程中發現了震驚中外的藏經洞，成為我國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為古代西北道教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貴文獻。

明清時期，與道教信仰有關的民間祭祀小廟大大增加。這類民間小廟舊時稱為“社廟”，發端於明嘉靖年間（1522～1566年）世宗皇帝帶頭興起的齋醮熱。地方官府上行下效，利用水旱蟲災之機，建廟設壇，導致社廟大量產生。西北境內，各類社廟星羅棋佈，計有東嶽、三官、藥王、火神、龍王、閻王、聖母、河神、後稷、神農、禹王、關帝等名稱約90種，其數目難以統計，道觀名稱達235種之多。在明代興建的基礎上，清乾隆朝（1736～1795年）之後又得以大肆維修和擴建，使之成為民眾社區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明清道教的這種世俗化傾向，極大地影響了現代西北道教的走向。一度崛起的全真道被民間信仰的潮流所淹沒，以至在很大程度上與民間信仰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