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交流史中，传教士曾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其影响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近些年来，此领域研究已日趋深入，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范式也在不断变化，学者们正试图通过更新理论视角，不断探索以往研究的盲区。本文拟对近年来国内对此研究的范式问题进行粗浅梳理，以求证于方家。

一、殖民侵略范式

1949年到上世纪80年代，殖民侵略范式曾一度主导了中国学界对西方来华传教士的研究。这种范式在严厉批判的立场之上，对传教士为殖民侵略直接或间接服务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基本上将其定位为殖民侵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从某角度上说，还是较恶劣的组成部分。以丁则良编著的《李提摩太：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为例，就认为李提摩太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在中国从事的活动，包括赈济、办学、参与广学会，甚至清末维新的各种活动都是直接或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因而应给以充分揭露和批判。[1]

上世纪80年代之前，传教士的研究相对薄弱，多为较零散的论文或仅在相关著作中略为提及，缺乏深入研究。1981年，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出版，这是一部这一范式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代表作，也是国内较全面对传教士问题深入系统研究的拓荒之作，作者系统梳理了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全部过程，并对几个代表性教士、教案、教会学校进行了重点介绍和分析，材料丰富，论证严密，充分揭示了传教士在近代中国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对其殖民侵略的本质进行了富有学术价值的讨论。[2]

从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看，殖民侵略范式显然与时代精神基本一致，是时代的产物。1949年建国后，在初步形成的两极格局中，无论从意识形态或国际形势看，中国只能跻身于社会主义阵营，采取一边倒的政策，而近代来华传教士无疑主要与后来形成的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密切联系在一起（俄国东正教也曾派传教士来华，但影响甚微），自然受到学界的严厉批判。这在丁则良的《李提摩太》一书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此书产生于抗美援朝的大背景下，是抗美援朝知识丛刊中的一册。《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的学术价值明显高于前者，尽管两书在范式上一致，但后者更注重用第一手材料说话，且尽可能运用更有说服力的外文资料，论证更让人信服。

传教士和殖民主义关系极为密切，这是确定无疑的，在此范式研究中，传教士为殖民主义服务的一面得到了充分揭示。国内学界大为深化了对在华传教士问题的认识，这对深刻把握近代以来国际关系和中国近代发展历程都不无裨益。但另一方面，此范式过于政治化的视角也多少屏蔽了问题的复杂性。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宗教与政治本身就是一个二元结构，各教会派出传教士的根本目的在于传教本身，但同时他们也是西方社会的普通人，由于对中国文化、地理、风情等的熟悉，自然能为殖民主义服务，“因此，在近代中西关系发生历史性转变的时期，传教士成为了侵略势力的天然同路人”[3]。殖民侵略范式对此方面的认识十分深刻，且也符合历史事实。但是，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涉及到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有的参与社会救济，创立西式医院，有的参与文化教育活动，甚至有的活跃于政治舞台（如李提摩太），将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都统归于为殖民主义服务，似乎有些牵强，①如果深入探究这些纷繁复杂的活动，殖民侵略范式显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是此，文化交流范式才次第出现，并大为扩展了这个领域的研究。

二、文化交流范式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文化交流范式的影响日益扩大。此范式主要从文化交流的视角对在华传教士进行深入研究。这些传教士在这个特殊时代充当了文化交流的中介，这些来自异质文化的“西儒”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同时他们也认真学习中国语言（包括汉语及方言），对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由浅入深的研究和介绍，在西学东渐和汉学西渐两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运用此范式的学术成果较多，国内中西文化交流的专著或论文都对传教士的这一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对此特殊群体在中西交流各方面的作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从西学东渐维度而言，学界研究的成果较多②。教育史研究方面，章开沅先生与林蔚博士主编的论文集《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影响巨大，对教会大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进行了积极评价；史静寰从总体上对传教士在教育方面的活动进行研究，对传教士在中国新式教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给予了恰当定位[4]。西方艺术的东渐方面，莫小也的研究较为系统，其《17～18世纪传教士与西画东渐》一书，对西方绘画艺术的东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5]。在西方科技东传方面，曹增友的著作较为概括，他的《传教士与中国科学》在较宽宏的视野下对此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探究。[6]科学门类繁多，专门性研究也非常必要，何小莲专门对西医东传深入探析，从特定角度揭示了中西文化的冲突，并对“医学传教”的影响提出了一些积极的评价。

在中学西传维度上，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和研究及中国文化由此在西方产生的影响方面。传教士对汉学在西方的发端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甚至决定性的影响，③阎宗临著《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④，张国刚等著《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以及张西平著《传教士汉学研究》[7]等都对西方汉学在各国的发端和发展进行了梳理，对传教士对于汉学发展的贡献进行了系统论证。随着欧洲对中国的了解，中国文化对欧洲也产生了一定影响，17、18世纪在欧洲形成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中国热，[8]中国文化影响到了欧洲生活的各个层面，特别是实用艺术领域，如家具、屏风、墙纸、纺织品、陶瓷器皿、园林建筑等，甚至中国文学及儒家思想也对欧洲产生了一定影响，[9]欧洲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给予了高度评价，法国启蒙运动代表伏尔泰与孟德斯鸠对儒家学说极为推崇，这些思想资源甚至对其思想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0]

文化交流范式下，学界对西方在华传教士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首先，学者的视野更为开阔，殖民主义范式视角不易容纳的文学艺术、思想文化及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交流都纳入了研究视野，丰富和深化了对在华传教士的研究。其次，学界不再将传教士作为殖民侵略的一部分，而是更注重其中介的作用，他们不仅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传播到中国，而且为顺利传教，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对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文化交流范式亦有其缺陷：首先，淡化了传教士本身富于进攻性的姿态，传教士一切活动的根本目的是最后实现“中华归主”，将中国基督化，我们不应忽视贯穿于其中的这一根本宗旨；其次，这一范式比较注重传教士的中介性作用，他们作为桥梁也确实促进了中西交流，但这些交流产生了哪些影响，对中国和西方的发展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在这些问题上，文化交流范式显然没能给以恰当的重视。

三、现代化范式

对在华传教士的研究，现代化范式与文化交流范式大致同时出现。现代化范式的出现更多受学界基本走向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现代化事业迅速推进，50年代发端于美国的现代化理论自然引起社会科学界的普遍关注，史学研究者将这一理论框架引入研究工作中，于是，用现代化范式进行中国史及世界史的研究成为一个影响甚大的潮流。⑤在此学术背景下，在华传教士的研究也被纳入到了现代化范式之中。

学界运用现代化范式进行传教士研究的论著，相对于文化交流范式而言数量较少，代表性的是王立新先生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与何兆武先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论》。[11]

《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是国内第一本用现代化理论对在华传教士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影响颇大。作者将在华传教士问题置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历程中，详细考察了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的大变动、洋务运动、百日维新以及中国新式教育的兴起等各项活动和影响，认为这些活动对传统中国的解体以及现代化事业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晚清中国现代化运动特别是思想文化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12]，但同时，由于传教士自身知识水平的局限、宗教世界观的虚妄、心怀“中华归主”的功利性目的，使得他们设想的中国现代化道路与中国人民自身的选择具有较大偏离，因而不能不给其进步作用的一面蒙上阴影。

何兆武先生的专著视野更为宽宏，尽管其《中西文化交流史论》并不完全以传教士为主题，但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占了较大篇幅，因此亦可归纳到此范式下进行讨论。何著梳理了明末清初到鸦片战争前西学东渐的概况，对早期来华传教士的作用作出了独到论断，认为早期来华传教士介绍给中国的不外乎“远西奇器”与“几何原本”，其基本观点仍属静力学的体系，与近代动力学体系无关，在中国需要近代科学和启蒙思想之际，这些耶稣会士作为正宗神学体系的维护者带来的恰恰是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过时的知识体系，因而对中国最需要的近代化⑥事业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同时由于中国自身没有采取开放的态度，因而失去了一次历史发展的契机。

现代化范式下，在华传教士问题获得了非常清晰而系统的解读，学术研究进展较大。由于在华传教士问题涉及时间段从明末一直延续到1949年，牵涉人物繁多、事件繁杂，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导会陷于琐碎的考证和对历史事实的简单叙述，因而不能从较深层次把握这一意义重大的历史课题。而在现代化范式下，何著对早期来华传教士延误了中国现代化历程、王著对于美国在华传教士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推动和阻碍的双重作用的论断发人深省，将该领域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应指出，现代化范式仍具有一些难孚人意之处，因为探讨传教士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似乎有些非历史主义的倾向，毕竟传教士来华的根本使命是传教，而不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推进或延误很大程度上都与其本意无涉，只是其行动的一些客观结果或影响，而且，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更主要的动力应该是本民族的觉醒、有识之士的自觉探索与实践。

四、余论

综观近来学界对在华传教士的研究，范式的转换对深化该领域的探索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范式的转换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扬弃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替代，它们对于后来的研究仍具有深远影响。殖民侵略模式尽管似乎有些简单化的倾向，但对于传教士和殖民主义之间暧昧关系的揭露和批判却是符合历史的基本事实的；文化交流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视野显然较为开阔，尤其是前者大为扩展了这一研究领域，能够揭示出这一中介折射出的丰富多彩的内容，可它似乎无法深入探讨文化交流最终产生的影响和结果，而现代化范式恰是立足于探讨这一交流的影响是什么、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作用如何，但对传教士在中学西渐中对西方产生了哪些影响又关注不足。可以说，这三种主要范式对深入探讨在华传教士问题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不足之处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正也应该是学界进一步深化该领域研究的起点。⑦

（原载《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6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