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在进入21世纪时，美国一家权威杂志邀请了世界一些著名思想家给新时代命名。其中的一个名称是“‘新的信仰’时代”。

纯粹信仰，亦即从信仰的一切具体表现形式中抽象出来的信仰一般，是笔者称之为“信仰学”的基本研究课题。这一课题当然可以从多个视角去看（笔者在《信仰和人类自我觉醒》（博士学位论文）中曾逐一评述过各种观点，每种观点都给我们以各具特色的启迪）。但是，从对于信仰的本质和根源的更完整更准确地把握，对于信仰危机的本质和根源的更完整更准确地把握，以及在信仰危机中更现实更合理地寻找转机等等问题来看，也许从真理和价值的关系看这一问题比从其它视角看这一问题更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这一点，随着我们的论证的深入和展开，将会得到必要的和充分的证明。

一、信有两个要义：信以为真和信以为值

信仰，首先是一个“信”字，与“信仰”相关的如“信任”、“信心”、“信念”等也都有一个“信”字。这就告诉我们：信是一个比信仰更一般的现象，它体现在诸如信仰、信任、信心、信念等等现象之中。换句话说，信仰是一个比信更特殊的现象。这并不是咬文嚼字，事实正是如此。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语言情境中经常使用诸如“相信”、“信用”、“信誉”等等，也就是一些比较一般的说法。从“请相信我”、“我相信你”、“相信自己”（“自信”）这些说法中，我们一般不会体验到那些在信仰中才能体验到的神秘的或者神圣的意味。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在信仰的制高点上，遥望信的地平线，这是一种精神的登高望远。它让我们理解了：在信的地面上，人类如何建筑信仰的高楼大厦？

在现象学意义上，信是一种意向性的活动。也就是说，信，作为一种意识，总是包含了意识的指向和意识的对象。信所指向的对象，可以是物，是人，是事；或者是观念，是语言，是行为等等。这些客体都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现象和本质的矛盾。信，即确认所指向的对象（客体）的现象和本质的符合、一致或接近，即真。

但信的主体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主体一定是人，人并不一定是主体。作为主体的人，其基本构成是需要—能力结构。主体是具有一定需要的。虽然某些宗教、哲学努力抹杀、泯灭人的需要，教导人们像木头和石头那样生存（如道家、佛教等），但没有任何需要的人却是没有资格成为主体的。同时，主体是具有一定能力的。没有任何能力的人同样是没有资格成为主体的。但是，由于人具有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的双重性特征，因此，无论在需要中，还是在能力中，都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主观和客观的矛盾或者想象和真实的矛盾。一般地说，人的主观的、想象的需要总是超过他的客观的、真实的需要，而人的主观的、想象的能力也总是超过他的客观的、真实的能力。这就需要一种补偿。这种补偿不应是想象的，而应是“真实”的，或者起码在想象中是“真实”的，“真实”地补偿想象的需要和想象的能力。弗洛伊德说“梦是愿望的伪装的达成”。我们说“信是愿望的预期的达成”。

因此，无论从客体看，还是从主体看，信的第一个要义是“信以为真”。当然，在日常语境（语用）中，“真”并不一定是“真理”。譬如，在“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这一句子中，“真”的语义也许是“真诚”的意思（心理意义上的），亦即“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未必相信你做得到（只是一种态度）”。又如，在“我相信这件事是真的”这一句子中，“真”的语义也许是“事实”的意思（经验意义上的），亦即“我相信这件事是真的，但未必相信这件事是普遍必然存在着的（只是个别偶然发生）”。“真”也有可能是“真理”（理性意义上的），例如在上面两个句子中都有这种可能。但不管具有何种意义，“信以为真”却是“真地去信”的基本前提。

但是，即使在最普通、最平常的信中，信的含义也有两个方面：一是真，二是值。譬如，“虽然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我认为（在某种场合，对某种对象）说这种话不值”。又如，“虽然我相信这件事是真的，但我认为（在某种场合，为某种目的）做这种事不值”。在上面两个句子中，信是不完全不彻底的，其实是不信的。因此，信的第二个要义是“信以为值”。“值”是“价值”，不管具有何种意义，“信以为值”是“值得去信”的基本前提。

因此，信的基本构成是真和值。这一基本构成表现在一切具体形式中。信仰是至高无上的信的形式。“信”至于“仰”，表明信仰主体对于信仰所指向的对象（客体）的敬畏、崇拜。一方面是主体对于自身相对性或有限性的确认，另一方面又是对于所指向的对象（客体）绝对性或无限性的期待。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信仰形式中，信仰所指向的对象（客体）被信仰的主体赋予了“万能”（如权力、金钱、知识等）、“全知全能”（如神、仙、佛、上帝、真主等）种种特性。

作为信的特殊形式，信仰与它的一般形式是同构的。长期以来，不管人们怎样理解信仰及其本质，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信仰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作为人们对某种价值的坚信乃至极度相信和敬仰，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在于，信仰的对象对于信仰主体的真实性、可靠性，即人们对于所信仰的价值的至高无上性信以为真，毫不怀疑。也就是说，信仰者对其推崇和敬仰的价值的评价，是建立在信仰者对世界的某种认识的基础上的，而且这种认识对于信仰者来说就是真理。这种真理构成信仰者价值选择的终极根据和基础。正因如此，即使是宗教信仰，也有其真理观，如基督教也宣称自己的信仰为“天启真理”。这说明任何信仰都有其真理观作为依据。

任何信仰都是“真理”和“价值”的统一，或者严格地说，任何信仰都是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在这种真理观和价值观的视野下，信仰的“真理”和“价值”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意义。正是由于构成信仰的“真理”和“价值”的“至高无上”性，决定了信仰本身的“至高无上”性。

总之，信仰的建构有两根支柱：一是真理的建构，二是价值的建构。当两根支柱达到同一高度并且始终保持平衡状态时，信仰的高楼大厦才能巍然耸立于云霄。

二、信仰危机：信仰失真和信仰贬值

历史证明：在信仰发展历程中，每隔一段时期爆发一次信仰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换句话说，信仰危机是信仰发展的必经阶段，是从旧信仰到新信仰的过渡阶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信仰危机问题构成了信仰问题的中心环节。

对于信仰危机问题，同样可以从多个角度去分析。比如，我们可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分析信仰危机产生、发展的社会历史根源亦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根源，探讨相应的对策。这一方面我们作了许多工作。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外缘性的分析。尽管我们承认，任何一次信仰危机，都是这样地或者那样地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危机。但是，作为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反作用的信仰体系，外部的危机因素只有通过内部的危机因素才能发生作用。这就要求我们从外缘性的分析进入到内缘性的分析，亦即从信仰本身的构成因素的变动去分析。这一方面我们作的工作是不够的。本文试图作出这样一种内缘性的分析，为此就要暂且撇开外部因素的影响，单纯考虑内部因素的作用。当然，最终的结论又要把二者结合在一起。

如前所述，构成信仰的基本因素是“真理”和“价值”或者真理观和价值观。两者必须达到同一高度（“至高无上”）并且始终保持平衡状态。因此，信仰危机在原则上就有三种可能：

一是真理性的信仰危机或者叫做“信仰失真”；
二是价值性的信仰危机或者叫做“信仰贬值”；
三是双重性的信仰危机或者叫做“信仰失落”（“失”是“失真”；“落”是“贬值”）。

在事实上，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往往交织在一起。绝对地讲，信仰“失真”而不“贬值”，或者信仰“贬值”而不“失真”，都是不可能的。但是，相对地讲，如果我们把信仰因“失真”而“贬值”作为第一种情况，把信仰因“贬值”而“失真”作为第二种情况，那么这两种情况都是可能的。

第一种情况——“信仰失真”，亦即信仰的“真理”面具被揭穿，暴露了谬误的本来面目，从而导致信仰危机。这一种情况可以举基督教（天主教）信仰为例。欧洲在中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基督教（天主教），到文艺复兴、思想启蒙时期，面临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和科学理性的挑战，陷于危机。这一危机是由于科学的进步、人道的革命，揭露了宗教的愚昧、封建的专制，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例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否定了人类居所的神圣性、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否定了人类出身的神圣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否定了人类社会的神圣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否定了人类文化的神圣性等等）。科学的真理反证了宗教的谬误，人道的光芒反射着封建的黑暗。既然上帝只是一个虚构，天国只是一个虚构，那么对于上帝的信仰、对于天国的理想也就是毫无价值的。于是，对人的信仰取代了对神的信仰，世俗的理想取代了天国的理想。

但是，信仰也有可能并未完全彻底“失真”，而是从原来以为是“至高无上”的高度上跌落下来。真理跌价，或者由于在实践中被扭曲、被歪曲，变成了廉价的教条；或者由于经常的、反复的实践，变成了同样廉价的常识，从而导致信仰危机。这也就是第二种情况——“信仰贬值”。这一种情况可以举儒家（孔孟之道）信仰为例。在传统社会生活中，孔孟“仁义道德”（“礼教”、“名教”）既有虚伪性的一面，也有真实性的一面；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则不论它的虚伪性的一面，还是它的真实性的一面，由于与个性解放、人性发展相背离，因而暴露了“吃人”的本来面目，为新的信仰所取代。

当代信仰危机是迄今为止最完全、最彻底的信仰危机，是真理性和价值性的双重性危机。其基本表现是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分离。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表面兴盛，另一方面则是人文精神的深层衰落，归根结底是二者的失衡：在科学方面，一是由于以牛顿经典力学为主要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被以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主要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所取代，科学真理的客观性和绝对性似乎被主观性和相对性的因素所干扰，科学真理因而丧失了信仰的高度；二是由于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应用不仅给人类带来了福利，而且给人类带来了祸害，甚至带来了毁灭人类的危险，如生态危机、社会危机、人文危机等，科学价值因而同时丧失了信仰的高度。在人文方面，一是由于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等等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遭到挫折、失败，神圣的人文信仰因而丧失了真理的依据；二是由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等等虽然给人类带来了物质幸福，但却给人类带来了精神痛苦，甚至带来了精神空虚的灾难，世俗的人文信仰因而同时丧失了价值的依据。这就是当代信仰危机的基本表现。

在当代信仰危机中，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大致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片面强调真理性的教条主义，以致真理“贬值”；另一方面则是片面强调价值性的实用主义，以致价值“失真”。

总之，一旦信仰的两根支柱——“真理”和“价值”丧失本有的高度或者失去原有的平衡状态，信仰的高楼大厦就会因坍塌而化作精神的废墟。

三、信仰转机和信仰重建

危机就是转机，挑战也是机遇。信仰危机、信仰转机是同一历史事件的正反两面。人们的信念和理想因信仰危机而动摇和丧失，从而削弱了人们追求真理和价值的内在动力。同时，正是在信仰危机中，人们的思想获得了解放，精神得到了自由。一元的文化格局被多元的文化格局所取代，从而减缓了人们追求真理和价值的外部压力，为人们重新选择、建构和创造真理、价值和信仰提供了必要和可能的条件。

但是，并非任何一种信仰转机都是对于信仰危机的真正解决和扬弃。诚然，信仰失落是痛苦的，但转向一种错误的、有害的信仰却是悲哀的，如同饥饿是痛苦的，但饥不择食却是悲哀的一样。欧洲放弃了希腊的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信仰，接受了基督教，造成了思想文化长达四百年的黑暗，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希腊古典精神回归。当然，如同生活的历史一样，信仰的历史同样是被一定的客观必然性所决定的，但在被决定了的领域中却为人们提供了选择的余地。此外，历史是在曲折中前进的，虽然曲折构成了前进的必经环节，但曲折本身却不等于是前进。尽管以往人们的历史选择多半是自发的、被动的，而选择的结果也多半是错误的、有害的，但我们今天却应当自觉地、主动地进行正确的、有益的历史选择。因此，信仰转机的真正意义并不是确立任何一种信仰，而是确立某种现实的、合理的信仰。

信仰转机是从旧信仰到新信仰的过渡。这有两种情况：一是旧信仰以改变了的形式而成为新信仰形式；二是旧信仰体系整个改变成为新信仰体系。前者可以叫做改良性的信仰转机，是量变；后者可以叫做革命性的信仰转机，是质变。在通常情况下，人们首先选择的是第一种；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会选择第二种。基督教在遭到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和科学理性重大打击后，并未走向终结，而是通过宗教改革，形成新教；儒家先后遭到两次重大打击：第一次是由于佛学东渐，但宋明理学（新儒学）却实现了儒学复兴；第二次是由于西学东渐，而现代新儒家又开始了现代儒学复兴。

与信仰危机相对应，信仰转机在原则上也有三种可能：

一是真理性的信仰转机或者叫做“信仰归真”；
二是价值性的信仰转机或者叫做“信仰回值”；
三是双重性的信仰转机或者叫做“信仰回归”（“归”是“归真”；“回”是“回值”）。

信仰转机并非一个纯粹客观自然的过程，而同时是一个主体自觉创造活动的过程。换句话说，信仰重建是一个“转换性创造”或者“创造性转换”的过程。

信仰重建的第一种策略是真理性的信仰重建——“信仰归真”。在革命性的信仰重建中，乃是新信仰的“真理”取代旧信仰的“谬误”，例如科学取代宗教。在改良性的信仰重建中，也许只是真理观的演变。譬如康德哲学通过划分“现象界”和“物自体”的途径，达到了“给理性划界限，为信仰留地盘”的目的。“可知”的“现象界”是科学理性的领域，“只可思之，不可知之”的“物自体”是宗教信仰的领域。这样就避免了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冲突，为二者“和平共处”提供了理论依据。现在西方有许多科学家、科学工作者同时是基督教徒，而许多基督教徒也照样具有科学理性。这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是受到康德主义影响的结果。又如存在主义的哲学和神学认为：人的生存本来没有意义，只有宗教才能实现人的价值填充，宗教不是事实真理，而是价值真理。借用语言哲学研究成果，某些神学观点认为：宗教语言有深层语义，是一种隐喻等等。这些观点不像以往那样——通过诸如上帝存在之类证明——为宗教信仰作哲学理性论证，而是通过真理观的修正，捍卫宗教信仰的“真理”性。撇开对于这种策略的是非利害的判断，应当承认这种策略是比较成功的。

信仰重建的第二种策略是价值性的信仰重建——“信仰回值”。在革命性的信仰重建中，乃是新信仰的“正价值”取代旧信仰的“负价值”，例如民主与科学取代专制与迷信。在改良性的信仰重建中，也许同样只是价值观的演变。比如现代新儒家在重建儒家信仰中，为儒家信仰提供了一系列新的价值依据：如以团队精神为主要特征的所谓“儒家资本主义”、“天人合一”的生态主义、“天下一家”的普世主义以及以儒家为正统的民族主义等。这种策略同样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信仰重建的第三种策略是双重性的信仰重建——“信仰回归”。这是第一、二种策略的综合，也是当代信仰重建的基本策略。在当代，真理性与价值性的双重性的信仰重建表现为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双重性的信仰重建。科学需要人文关怀，需要人文的规范和引导。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过，科学的发展以及一般创造性精神活动的发展，需要两种自由：一种是“外在的自由”，即一个人不会因为发表了关于知识的一般和特殊问题的意见与主张而遭受危险或损害；一种是“内心的自由”，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没有起码的人文关怀，也就没有科学的存在和发展。培根曾经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爱因斯坦曾经将科学比喻为“双面刃”。科学技术成果的社会应用愈益表明它具有造福于人类和遗祸于人类的双重性作用。技术决定论认为科学技术决定一切。其中，科学主义采取盲目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立场；反科学主义采取悲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技术恐怖论）立场。科学是福是祸？需要人文的规范和引导。同样，人文需要科学依托，需要科学的认识和评价。曾经有过许多美好的乌托邦：社会乌托邦、技术乌托邦和生态乌托邦等等，最终都遭到了破产。没有起码的科学依托，也就没有人文的存在和发展。事与愿违是时常发生的，最美好的梦想都会变成最残酷的现实。但是，人类没有梦想，世界将会怎样？在诸多梦想中，究竟谁最现实又最合理？谁最正当又最可靠？需要科学的认识和评价。科学是探索真理的，人文是追求价值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根据在于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是真理也就有价值，而价值的实现也是以对于真理的把握为条件的。

在当代信仰重建中，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重建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最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并把它应用于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的事业。这正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光辉表现。迄今为止，没有其它任何一个思想体系可以取代这一位置。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并非决定一切，科学技术的作用取决于它的社会应用，因此采取革命乐观主义的立场。资本主义制度不能保证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而不遗祸于人类。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充分增加它的福利，减少它的祸害。科学的而非空想的社会主义比以往任何一种人道主义更充满人文精神，能够使更多的人们享受到更好的生活。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特色是它的信仰得以重建的基本依据。

总之，在信仰重建过程中，真理性的重建和价值性的重建是两个基本环节。

 

（原载《哲学动态》2002年第1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