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讨论景观的审美价值与生态价值相结合的问题。作为一名指导人们如何观察、体验和最终评价自然景观的社会科学家，我主要致力于应用研究，认为将美学和生态学结合起来非常重要。在美学研究方面，我们对景观最直接、最快速的感知通常是一种审美感知，特别是在我们业余活动中例如在游览公园或自然景区时见到的景观。对景观的积极的审美体验经常会使我们产生一种对事物特征和性质的审美评价，这能让我们相对保持一种对景观的喜爱，从而走向与景观更加密切的互动。生态研究则更为重要，因为当我们的审美评价可能对景观产生影响和作用的时候，这种影响和作用就可能在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方面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对景观的热爱会导致一些保护性或恢复性的结果。但是，如果感知有限或不准确，就可能会导致对生态价值有害的行为。从更抽象的角度上来说，基于有限的或不准确的感知和评估的学术研究和管理，同样可能导致类似的有害结果。因此我认为，在西方产生和发展的生态美学观念对于更加全面地理解人类对景观的审美反应有很重要的作用，并且这种生态美学观念可以引导学者和专家有效地找准研究方向，从而促进审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更好结合。本文即从景观感知评估的角度入手，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一、景观评估与风景美学

（一）美国环境危机下的美学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进入了一个环境发生巨大改变的时期，这促使人们用新的方式来思考和应对环境问题，其中也包括美学。战后的生育高峰期使人口快速增长，大面积灌溉能力的迅速提高和大量化肥、杀虫剂的使用促使农业生产力大幅提升，这都促动了大量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转移。社会的变化导致了种族的隔离和市区投资的缩减，对新的郊区住房和高速公路的需求带来了城市扩张的快速增长。消费水平需要满足这一巨大变化，这给这个国度空气、水源和土地资源的承载和恢复能力造成了很大压力，而对于各种活动规范不足则导致了大面积的环境退化。公众对于美国已显露的环境危机的意识在20世纪60年代就出现了。这是由一些灾难性的事件引起的，例如加利福尼亚州海岸圣巴巴拉市的漏油事件、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凯霍加河的起火事件，还有雷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1]和保罗·欧利希《人口爆炸》[2]等书的出版。但这种危机意识也因为一些事件而发生改变，这些事件至少有一部分本质上是有关审美的，例如对自然美的改造和发展而带来的损失，广告牌和废品站对日常景观的破坏，以及大面积采矿和采伐森林对公共土地造成的掠夺。从国家层面上来讲，一种基础广泛的环保运动也会引导制定出一些有积极意义的政策。当许多新的法律法规致力于改善污染的不良影响时，另一些法规诸如1964年颁布的《荒野法案》和1968年颁布的《荒野与风景河流法案》，都找到了能够保护更广大的景观价值的方法，这也包括保护景观的审美价值。

特别是其中的一个法律，即1969年的《国家环境政策法案》(NEPA)，就对审美问题如何与其他活动相结合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此法案的目标之一是“确保所有美国人享有一个安全、健康、多产、有审美和文化愉悦的环境”。然而，此法案最突出的特点是它要求联邦政府对具有重大影响的环境项目做出评估。法案用这种方式指导政府“要将系统的、跨学科的方法运用到规划和决策当中，这种方法要能确保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环境设计艺术结合起来”，并且“要能够认定和改进一些方法与程序，以确保当前尚无法量化的环境魅力和价值，在决策过程中和经济与技术因素一起得到恰当的考虑”。

在《国家环境政策法案》诞生之前，就曾有人试图将景观审美价值放到大量规划和建设活动中去考虑，特别是伊恩·麦克哈格[3]和菲力普·路易斯[4][5]的区域景观评估以及西尔维亚·克劳[6]和伯顿·利顿[7]的森林景观评估。但是，《国家环境政策法案》以及一些后续法案例如1976年的《国家森林管理法案》，都要求类似的评估要在系统程序下进行，以确保在所有意义重大的发展活动中都能够常规性地考虑到各种审美价值。这些政策、想法以及其所支配的资金形成了一股景观设计和规划浪潮，专家和社会科学研究者致力于使景观中的各种审美价值得到量化。一篇早期报告的题目典型地表明了这一全新领域的研究，即《给特性编号：正在崛起的景观评估者》。尽管针对单个方法的各种规则和各项程序都全然不同，但我们可以认定两种基本的景观评估模式：一种以专家学者的判定为基础，另一种以公众偏好为基础。这两种模式或许可以从美国农业部林务局的《视觉管理系统》[8]以及特瑞·丹尼尔和罗恩·博士德的《风景美评估方法》[9]中得到最好的说明，这两种论证充分的模式已经得到全国以及全世界范围的广泛使用和认可。

（二）专家评估和视觉管理系统

系统、专业的景观审美评估还在发展过程中，但是它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流行于18世纪的英国的自然主义景观设计，还可以追溯到景观设计这门处理景观中诸多审美问题的最重要的职业（克兰德尔[10]）。在美国，以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于1857年规划的纽约中央公园为典型代表的自然主义景观设计理念和原则，为景观设计师如何认识景观中的美并将之解释给公众奠定了重要基础。景观是“一系列的自然主义的图画”，它很大程度上靠视觉来欣赏，渗透到被动的消遣活动中（奥姆斯特德、金博尔[11]）。景观设计的理念有统一性、多样性和生动性的特点，其设计技巧或原则是对比性、连续性和结构性，这和景观绘画的理念和原则是并行的，并且促进了我们称之为“风景美学”的发展。

美国农业部林务局1974年颁布的《视觉管理系统》（简称VMS），是由林务局的景观设计师们为了说明不断增长而又巨大、复杂的景观设计和管理中的美学问题而建立的。在林务局颁布VMS之前的文献中，从公园的建设中可以看出，　自然主义景观设计的理念和原则仍旧很明显，这就产生了很多基本观念并开始在实际的评估方法上得以运用。多样性是促使制定《视觉管理系统》的一个主要理念。他们利用地图、照片和实地考察把陆地编进目录，并把陆地放入“独特、普通或是最细小的”种类等级中，而这是以“最多样、多变的等级就最具景观价值潜力”这一假设为前提的。VMS其实主要关心的是视觉，除了上述等级的多样性之外，陆地还可以按高、中或低敏感度来划分。这种划分基于如下三个问题：谁看过这块地方，看了多久，从多远的距离看。种类多样性和敏感度的信息就形成了一个矩阵，以此可以决定管理不同景观区域之视觉品质的目标。这些目标也在发生变化：对于那些有独特种类和高敏感度的景观，农业部的目标是“保存或保留”，只允许有细小的视觉上的改变；而对于显现出较少种类和较低敏感度的景观，目标则是加以“部分保留”、“改造”和“最大限度的改造”。

VMS后来一直成为说明本国千百万公顷森林的审美特征的主要方法。他们设置导言说明农业部林务局对于诸如道路、木材和娱乐消遣等不同景观管理的理念的实施情况（例如美国农业部林务局1977[12]、1980[13]、1987[14]年的导言），并且，其他联邦政府或州政府会对此系统的版本进行改善和使用，同时也会推广到全球。过去几十年系统的革新产生了修改后的《风景管理系统》（美国农林部林务局[15]），它保留了视觉管理系统最基本的理念和原则，加入了反映技术和理念精细化的特性，并且综合了其他的森林规划活动。

（三）公众偏好评估和风景美的评估方式

像《视觉管理系统》这样以专家意见为基础的景观评估操作是有前提的，即作为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景观设计师们要具备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来认定景观的审美价值，并且要从全体公众的利益出发做出合理判断。相反，公众偏好评估认为，审美价值至少在本质上部分是主观的，特别是当公共景观有争议的时候，公众对审美价值的认识应该得到积极的发现并且要被纳入决策（切诺韦思、戈比斯特[16]）。当具体的公众偏好评估方式不断变化时，有一种占主要地位的评估方式产生了，这种方式是基于心理学的心理—物理理论的观念和方法（丹尼尔[17]）。它最初是在19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成为刺激特性如何与知觉反应相关的一种普遍性的理论。一些心理学家开始对审美问题感兴趣，开始评估一些事物之间的关系，例如，具体事物和抽象事物如何在复杂性和平衡性上产生差别，审美特性如何影响了人们自觉的（如看时间、做选择、寻求优惠率）与非自觉的反应（如瞳孔放大、心律不齐）（柏林[18]）。与20世纪60年代不断加强的环境意识相一致，环境心理学的一个新分支接受了心理—物理学的理念和方法，开始研究环境美学问题（柏林[19]）。

《风景美评估方法》（简称SBE，丹尼尔、博士德[9]）为心理—物理学理念和方法如何应用于评估公众对自然景观的偏好提供了一个明晰的说明。作者认为，风景美是人们试图测定的一个反应维度，他们不仅承认对视觉感知的关注，而且试图借此找到解决众多景观美学问题的办法。为了获得有关公众偏好的可靠数据，他们随意抽取以20到30人为单位的几组，用以观察和评估景观美。作为研究对象的景观也是通过一个详细的样本系统随意抽取的，并且以彩色幻灯片的形式随意分配给各组。各组有8到10秒钟的时间观看幻灯片，之后每个人都要给幻灯片展现的“风景美”选定等级，等级数值范围从0到9，从低到高。一种以信号检测理论为基础的精密心理—物理学测量模式有助于调整和检测人们使用等级数值时的异常，从而形成一个对每张照片的风景美的评估成绩。数据库还可以进行景观之间定量的风景美等级对比，也可以检测等级的可靠性并且对比个人或各组之间感知上的区别。

正如实际应用所示，风景美评估系统表明，当公众偏好具有主观性的时候就可以得到准确可靠的测定，而当个人和小组出现差异的时候，偏好方面的普遍性通常就会战胜差异。这种评估方法也被有效地应用于对比照片中景观的等级和同样景观在实地观赏的等级。此方法的延伸研究也已取得了进步，特别是运用统计模式的发展来预测风景美对于测定环境的物理特性方面的作用，例如树木的高度和密度（力倍[20]）以及自然性、神秘性等一些等级特性（赫尔佐克[21]）。其他的延伸研究还包括：跨文化的风景美之对比（于[22]）、风景美的映象（施罗德、丹尼尔[23]）以及对诸如感知稳定性的反应维度等的调查（施罗德、安德森[24]）。

二、景观感知和生态美学

（一）风景美学与“审美—生态冲突”

以风景美学为基础的系统、定量的景观评估已经施行了30多年，在此期间，我们在理解和运用景观审美特性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评估所产生的专业结论和偏好也已经应用到各种类型的景观当中，从荒地、森林到农业用地再到城市公园，遍及全世界各国许多公用或私有土地（丹尼尔[25]）。用《国家环境政策法案》的话来说，这些评估已经在实践层面确认了景观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同样的重要性；就公共土地管理来说，这样一个以专家意见为基础的评估系统也有助于管理者更好地将审美因素整合到多样资源管理当中。而以公众偏好为基础的评估系统则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重要的物质因素，并且设计出有某些特性的景观来影响人们的风景偏好，此外还能够帮助人们理解这些因素是如何在不同类型的景观中和不同文化、年龄、兴趣的人群中区别和保持恒量的。这已经得以实际应用，它将研究发现与设计管理方针相结合，在学术层面上对景观感知的测定和理论发展也做出了贡献（朱伯等[26]）。

尽管有这些成绩，我们仍然关注当前评估方法的综合审视景观审美价值的能力（戈比斯特[27]），关注之一就是，不论是专家的评估还是公众的偏好，这两种方法都应该适应于对“天然景观”的确认和保护。但是，这种做法也有一定风险，它可能会将大面积的景观或特殊景观类型归为无审美价值或保护价值的一类。在美国，这些被称作“富有挑战性的风景”景观（斋藤[28]）包括：平坦无树的草原、湿地、沿海的矮树和沙丘生态系统。此外，我们还关注的是，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在静态的、主要的景观视觉特征上，那么，这种评估就可能会忽略一些关键的、对于某些景观审美价值有利的方面。我们可能会忽略微小性的特征（例如地被植物）、暂时性的特征（例如野生动物和空气的影响）和非视觉性的感知维度（例如听觉和味觉）。除了关注上述两点之外，还有一个事实需要重视，即一些景观的审美价值根本不是直接能够感知的，而是只有通过知识和经验才能获取它们的意义和价值。例如，珍品历来是同审美价值相关的，然而除非人们认识到某种动物或景观是稀有的，否则这种动物或景观就会受到忽略，这是因为它们没有足以吸引人的鲜艳的着色或复杂的地质。

有趣的是，上述许多在以风景美学为基础的评估中被忽视的例子，都是具有生态价值的景观或景观特性，这是因为它们作为未遭破坏的自然而具有独特性、多样性和完整性。这标志着：审美价值与生态价值之间具有潜在矛盾，即在生态上有重要性的景观可能由于它们在视觉上没有吸引力而不能得到保护。更进一步地研究审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另一个方面的矛盾：如果只依靠景色作为测定景观审美价值的唯一标准，作为景观评估研究和实践之基础的风景美学也有可能在规划和管理上产生妨害生态的结论。审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这种矛盾，向已被普遍接受的景观评估观念提出了挑战，我把这个问题总体上称做“审美—生态冲突”（戈比斯特等[29]）。

这种审美—生态冲突的状态，最先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生态应用领域的出现而产生，生态应用领域包括保护生态学、景观生态学和恢复生态学等。这些生态学的行动取向提高了公众对生态价值、特别是对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生物多样性的关注（塔卡契[30]）。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些领域的研究观念和原则才与景观规划和管理结合起来。1992年，林务局将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引入到国家林业管理当中（斯坦基、克拉克[31]），相关的政策和项目也很快在认识乡村农业和城市森林景观的生态价值中得到了改进。各种价值之间确实存在联系；但是，从专家和公众偏好的评估，到景观审美价值保护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所存在的矛盾是非常明显的。例如：

1.在荒地森林区，风景管理政策要求减少采伐面积，消除伐木活动中的滥砍滥伐以降低视觉冲击（美国农业部林务局[13]）。但是，森林系统研究已经表明，大量砍伐明显加剧了对森林的破坏，并且会产生杂草丛生等各种森林环境问题；但是，对木材的需求总量是不会减少的。同样，林地废物残片的移除会增加水土流失，降低土壤生产力，树木也会因缺少地被植物的保护而无法成功再生。

2.在乡村农业区，景观感知研究表明，景观的整洁干净是其吸引力的一个重要的指标（纳绍埃尔[32]）。一排排笔直的树木、一片片匀称的绿色和一亩亩无草的作物，都会受到农民和游客的喜爱。但是，产生这种效果的重型机械、化肥和杀虫剂的使用，也会造成水土流失、水质污染等生态危害。在河道和陡坡上种植野草这样的生态管理措施就可以减轻上述危害，但众多农民和游客却认为这是缺乏管理的表现（本特鲁普[33]）。

3.在城市森林区，繁茂、修剪的草坪和高大、间隔的各种树木，都是居民们理想的公园或街道景观（施罗德[34]）。但是，这种状况在大多数地区是难以持续的，同龄的单一栽培的植物会因自然灾害或害虫泛滥而遭受惨重损失。同样，管理远离都市的森林的“不干预的方法”将人们把理想自然设想成“未开垦的和安定的”；但是，当干涉制度受到禁止、人为活动得到增加时，这种策略就可能导致重要生态环境的破坏或退化。城市自然景观的生态恢复会增加社会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但是，诸如规划内防火、成熟树种移除和休养娱乐用途限制等管理措施，都已经在一些城市引发了冲突和争议（戈比斯特[35]）。

正如上述例子所示，注重审美价值的景观管理原则和注重生态价值的景观管理原则二者之间并不总能一致，尽管事实上人们在不断增强对景观的审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肯定，但这种审美—生态冲突的状态仍然存在。然而，生态的完整性和多样性是不易辨别的。正因为人们对景观的感知在本质上首要是审美的，因此，我认为说明这种冲突的关键在于扩大美学的范围，将它放在景观感知与评估范围内去研究和实践。生态美学观念指出了这种方向。

（二）应用生态美学的来源和要素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从景观感知和评估的角度研究生态美学，形成了一系列想法。这些想法源于四个不同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自然科学。就像普通人一样，植物学家、生物学家、生态学家和其他自然科学家都被风景美所深深吸引。一些自然科学家认为，风景的这种吸引力会导致对其他缺乏风景美特征却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地方产生偏见（科瓦奇等[36]）。另一方面，自然科学家们通过对景观细致广泛的调查和研究，对风景中所包含的审美特性也有了一定的揭示。在此类研究中，利奥波德通常被公认为是生态美学的创始人，特别是他那更具哲学意义的著作，例如1949年出版的《沙乡年鉴》[37]。最近的一部纪录片、《美国国家公园》（邓肯、彭斯[38]）中评价了阿道夫·缪里和乔治·赖特这样的自然科学家，他们研究野生动物公园并展现了佛罗里达的埃弗格赖德大沼泽和狼群，指出它们都是值得保护的地区和物种。毫无疑问，还有更多的自然科学家做出了这样的努力，通过历史的和当代的自然科学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更多生态价值和审美价值之间的联系。

作为第二个来源哲学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它阐述了自然科学作为审美价值的基础，解释了生态审美在景观感知和评估中的作用。环境哲学家贝尔德·凯利考特[39]是第一个对利奥波德“生态的进化的大地美学”进行合理阐释的学者。他指出，与约翰·缪里和亨利·梭罗的早期自然美学写作不同，利奥波德的生态美学思想更多地、牢固地建立在进化史和生态学基础之上（凯利考特[40]）。包括艾伦·卡尔松、[41]玛西娅·伊顿[42]和福尔摩斯·罗尔斯顿[43]在内的环境与美学方面的哲学家，都强调科学知识对于自然景观审美的重要作用，都因此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继罗纳德·赫本的早期研究，包括阿诺德·伯林特[44]、埃米莉·布雷迪[45]、诺埃尔·卡罗尔[46]和谢丽尔·福斯特[47]在内的哲学家，都强调自然体验吸引人的、富于想像力的、激发情感的和氛围轻松的特性，这种体验有助于对生态系统的审美欣赏。

应用生态审美的第三个来源是生态艺术和生态设计。对景观设计师凯萨琳·哈维特[48]、安妮·惠斯顿·斯本[49]、罗伯特·塞耶[50]、琼·艾弗森·纳绍埃尔[51]和路易丝·莫津戈[52]的生态设计元素的研究表明，应用生态美学有助于加深理解设计中的审美表现与生态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与未经过设计的自然环境不同，这些研究是人为创造的和有目的的；然而，它们却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机会，可以唤起人们对生态美学的注意，还能够揭示隐藏在背后的作用和过程并且帮助人们理解和欣赏。这类关于艺术创作和建筑景观设计的研究正在迅速地增多，芭芭拉·布朗[53]及其同事们的《生态设计：建构自然》以及赫尔曼·普瑞格恩[54]及其同事们的《生态美学：环境设计艺术的理论及应用》中列出了很多相关的例子。

生态美学的最后一个来源是感知心理学研究。上述风景美评估方法中提到过心理—物理学方法，它继续推动着公众偏好评估，产生了范围更广的一系列有助于建立景观感知整体理念的研究工作。心理学家詹姆斯·吉普森[55]的生态感知理论将感知视为一个积极和可见的过程，而威廉·伊特尔森[56]的早期环境心理研究以哲学家约翰·杜威和亚瑟·本特利[57]的理论为基础而发展了环境感知的理论框架。现象学是推动景观感知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方法，它不仅包含在环境心理学研究中，也包含在地理学家和其他学者的研究中（西蒙[58]）。大量此类研究发现，景观感知的体验性特征和个人视角的相互作用，对人和景观的改变都产生了影响。研究方法包括直接体验和历史评价，人种学研究方法也和偏好评估、社会调查一起使用，以此来建构一种整体的景观感知研究方法。

景观设计师和环境心理学家欧文·朱伯是最早参与专家景观评估研究的学者（朱伯、卡洛齐[59]），他充当了公众偏好研究的先锋（朱伯[60]）。然而，他后来的研究转向以定量的、现象学的方法来理解景观感知和价值（朱伯[61]），虽然他没有刻意注意生态美学问题，但学术上的转变有助于开启一个更加整体的景观感知研究的方法，从而可以适应这种自然美的扩展研究的理念（戈比斯特[62]），在他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中，朱伯和他的同事詹姆斯·塞尔、乔纳森·泰勒[26]对1965年至1980年的景观感知研究作了一个综合回顾。他们注意到此前的研究缺乏明确的理论基础，因此提出了一个以伊特尔森的环境感知为基础的景观感知研究理论框架。我认为，这个框架对于理解生态美学与风景美学的区别有很大的帮助。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戈比斯特[27]），我利用这个框架，从自然科学、环境与审美哲学、艺术与生态设计、景观感知与评估中选出多样化的观点综合出一些重要观点（见表1）。

根据这个景观感知框架，人类与景观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会影响到人类和景观双方的。在这方面，生态美学与风景美学是没有区别的，部分景观的审美价值是和生态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可能需要更积极有力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换句话说，深刻、有价值的审美体验可以通过优美的视觉景色而被感知、获得，生态审美通常需要一种更加充分的相互作用的体验，一种可能依靠多种感官的感知和时间上的相互作用，也需要直接觉察的解释性的信息。我们非常需要这种努力，因为在相互作用的另一方面，像健康性和多样性这样的生态景观特性可能不会经常容易辨别，它是一个动态的、模糊的生态过程，美感隐藏在现象后面，而第一印象也许是混乱的、缺少风景美的。最终，当人与景观的相互作用对个体产生长久的深刻的影响并且导致对景观保护的消极行为时，对景观的感受就可能导致或产生对生态有害的管理或利用。相反，生态美学主张审美价值和生态价值不可分割，并把这种关系的实现看作是首要的、更好的（卡尔松[63]）。这给了生态美学一种道德上的需要，把景观感知研究从偏好领域延伸到了与鉴赏相联系的伦理规范领域。

（三）将生态美学付诸实践：行动和反应

我多年的生态美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综合上述想法和观点，将它们引入景观感知与评估的实践和规划当中。1992年，当我最先提出将这些观点应用到森林管理领域时（戈比斯特[64]），我的观点是，虽然生态美学是一种有用的理念，但它也很难被直接认同，因为西方文化已经牢牢地确立了风景美学的地位。我没有试图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而是建议短期策略管理者和研究者应该采取一种间接的方式，了解人们是否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生态系统管理目标，这种实践是否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接受。在之后的论文中（戈比斯特[65][66][27][67]），我长期考察了价值观的变化，建议人们可以直接着手给公众灌输一种更好的方式，利用生态美学观念来进行景观管理和景观评价，从而将生态美学应用于景观感知研究。

上述生态美学文献为向公众介绍生态美学提供了两个主要途径。第一个途径来自于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自然美学研究，这使知识和经验在人们对生态过程和作用的感知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卡尔松[41]）。在生态管理发生作用的地方，路标、旅行团、自然小径等等都可以帮助公众了解信息。时事通讯、手册、报纸和其他视听媒体也都成为沟通的有益方式。体验式的经历可能会比简单的接受信息印象更深，而多次参与也会比单次的参与更有效果。生态艺术和设计方面的工作提供了第二个介绍生态美学的途径。纳绍埃尔[51]的研究表明，整体随意的设计，例如沿着小路割草或是在自然景区的门前种一些显眼的本土植物，都有助于展现混乱的生态系统的审美特性。上述生态艺术设计为美学在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地位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风景美学也在景观感知的文化研究领域确立了其牢固地位，我的生态美学研究认为，当前的相关研究受到了对于视觉特性的快速判断这一狭窄思路的限制。在操作上，研究也受到了依靠景观图片等级心理测量方法的限制。朱伯和他同事们的研究提出了指导思路。根据最近的论文[68]，我整理了一系列景观感知研究的观点，认为有必要研究生态审美和其他人们对景观感知的反应维度。（见表2）

在这些观点中，前两点不仅指出了景观感知综合运用多种感官的本质，而且强调了它的空间性和暂时性特征，对大型景观和景观变化的感知研究也成为不断增长的需求。第三点指出了有必要理解人们对景观反应的多样的、相互作用的方式。第四点和第五点扩展了包括认知方面在内的景观感知的观点，指出了感知不仅是心理学家的研究领域，也是社会和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第六点表明感知结果的多变性，表达上的偏好、体验和行动都可以产生行为上和环境上的改变。最后一点是关于这一系列的观点如何需要通过研究来加以强调，提倡以一种定量、定性的方法去适应上述六个观点。换句话说，问题的研究应该促动方法的选择。

除了我的研究之外，景观感知与评估研究的其他学者也对强调生态与美学互动的整体研究框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北美的斯蒂芬·谢泼德[69]在纳绍埃尔和塞耶的观点的基础上建立了视角管理理论，强调了关于可持续生态系统的美学。苏珊·戴金[70]提出了用体验式的方法来评估资源管理的审美价值。这些研究和努力都已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森林生态系统中得以实施。澳大利亚的雪莉·埃格兹和杰克·波云[71]、欧洲的加里·弗赖[72]及其同事们为这些观念和想法的发展提供了例证，使文化景观的美学和生态学研究得以明确。

即使有不少学者支持景观感知与评估的生态审美方面的观念和原则，这项研究也受到了批评，仍存在异议。批评之一就是风景美学和生态美学的差异总会被认为是鲜明对立的，实际上它们之间也存在大量的共通性（戈比斯特[67]）。我认同景观的审美价值和生态价值之间有许多相通之处，也可以在景观感知与评估中给予适当的强调；但我的研究最初是受到二者间不断被发现的冲突与矛盾所推动的。这些冲突与矛盾足以使我们追问为什么会有不一致、不协调出现，也足以使我提出生态美是如何得到景观研究家和实践家的充分理解并且进而影响到公众的。这些想法可能更加适合那些视觉风景不够生动、优美的地方，以使审美和生态价值产生更好的结合。但是，正如我在最近的研究《黄石国家公园》[68]中提到的，体验式的景观感知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通常认为的优美景观的整个维度。

风景美评估方法的主要创建者特瑞，丹尼尔（丹尼尔、博士德[69]）与同事拉斯·帕森斯是生态审美观念和原则的批评者，他们的一系列论文（丹尼尔[73][25]，帕森斯、丹尼尔[74]）也表明了他们的主要批评观点。对批评观点的完整回应不是本篇论文的任务，下面我简要总结我以前论文中的主要观点。

1.人类对景观的审美感知是不断演变的，它通过神经系统与情感紧密相联。这样，我所倡导的这种认知性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生态美学与风景偏好的本质并不吻合，因此必然与之明显不同。当景观结构特性的审美偏好可能根源于古代生存的需要时，文化的标准仍会起到重要的作用。这可以在18世纪欧洲对山林风景喜好的变化中显示出来（尼科尔森[75]），也可以在当代美国对中西部、西南部的草原和沙漠的偏好中显示出来（戈比斯特[27][76]）。知识和经验可以改变文化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理智上的理解”也可能被人熟知，能够成为我们对景观产生情感与审美反应的一部分。

2.生态美学有一个规范性的伦理维度，因此，作为景观感知研究的框架，它不太恰当地混合了事实与价值。生态美学并不意味着健康、多样的景观在受到审美欣赏的同时降低其生态价值，作为一个指导研究的框架，它不会危害科学家们严格地检验其观念的能力。除了生态的健康性和生物多样性，生态美学与风景美学都承载了有关什么是好的或值得保护的内在的价值和设想。清楚这些“偏见”就会产生更好地科研、理论和实践。

3.除了其规范性之外，向人们灌输生态美学需要基于知识的干预，而这些干预可能无法进行。对生态审美的接受应该被视作一个潜在的长期的过程，让人们认识到生态管理（希尔、丹尼尔[77]）益处的行动，也无法指望在瞬间就能使人们的景观偏好产生改变。改造景观的设计可能会在短期取得成功（纳绍埃尔[78]，汉兹、布朗[79]），但是，生态审美的许多观点需要不同的方法来研究，而不仅是利用景观感知研究这一种方法。

4.审美性质和生态性质是景观性质这个概念不同的维度，前者在本质上更加主观而后者则更加客观，因此，在不同的评估中使用它们可能会产生更好的效果。有一个问题需要从哲学上加以澄清：景观的审美价值是绝对的吗？或者，它在本质上是语境性的，表达在不同的美学“风格”诸如风景美学、生态美学、功能美学之中？这个问题更多地应该由哲学家而不是社会学家来讨论。但是，生态美学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由于审美是人们观察和获取景观价值的最直接、最快速的方式，因此，它可能提供了评估和保护生态价值的最佳途径。

5.生态美学及其立场要求从根本上研究如何扩展景观感知和评估的各种观念，并且要从《国家环境政策法案》这样的最初推动此项研究的政策目标出发。多年来，《国家环境政策法案》规定了景观感知和评估研究工作的大量内容，而本文所论及的生态美学也契合了政策所规定的目标和方向。与景观研究相关的内容强化了政策目标，确保美国公民有一个“可以得到审美与文化愉悦的环境”；而强调“安全、健康、可以得到审美与文化愉悦的环境”则为更加全面的评估方法提供了一个目标，它包括生态、审美及其他关系人类健康和幸福的因素在内。有趣的是，虽然法案中没有提到风景或视觉之类的词语，但法案的目标似乎很适用于生态美学研究。此法案的目标是：以此项国家政策确保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愉悦关系；努力制止或减少对环境和生物圈的危害以确保人类的健康与幸福；促使人类更好地理解生态系统和保护国家重要的自然资源；成立环境质量委员会。

三、结论与发展方向

为了实现《国家环境政策法案》的目标，生态美学寻求通过加深对生态系统的理解和评估来建立人与景观间的和谐关系。鉴于本文所阐述的理由，我相信生态美学可以提供一个实现这种和谐关系的重要途径，将整体性方法运用于研究和实践，而景观感知与评估也将会对此项工作产生帮助和指导。

虽然完全实现这些理念还存在重大挑战，但持续的探讨和研究还是有益、有效的。在最近的一篇合作文章《共同的景观：美学与生态学的关系》中，我同琼·纳绍埃尔、特瑞·丹尼尔和加里·弗赖一道，阐明了我们共同的想法和意见，并计划了未来的研究工作。[29]我们的研究结果是一个概念图表（见图1），我们将审美体验视为人与环境系统相联系的途径。尽管各领域的行为发生在不同层次和等级中，人们都是从感知的领域去体验景观；在这种体验中，我们的感知过程是与景观的形式和特点直接相联系的。

未来的研究有许多方向。例如，我们正在研究绿色自然体验如何影响人们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有部分研究已表明，像景观保护和社区绿化这样的对生态有益的积极的活动，可以对人和环境都产生有益的影响（普雷蒂等人[80]，哈德、缪里[81]）。然而，我们确实对生态系统是如何被感知、、被体验的知之甚少，而当不断增多的研究注重对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生态系统的审美感知时（富勒[82]，容克尔[83]，欧德等人[84]），大多数的研究仅仅面向偏好研究，或将心理测量学的方法运用于风景美的研究之中。同时，当我们致力于研究以营造生态系统的审美感知为目标的景观设计之价值时，几乎没有人研究知识在审美欣赏中的作用（戈比斯特[85]，力倍[86]）。最后，有必要将基础研究工作扩展到审美体验研究中（切诺韦思、戈比斯特[87]），特别是由朱伯及其同事所提倡的景观感知研究的框架。这个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理解生态美学的整体性，突出强调被景观评估的风景美研究方法所忽略的生态问题。例如，近期的动物生物声学研究（皮亚诺夫斯基[88]）表明，人为改变景观会对城市和乡村环境的音响景观的多样性产生影响，然而却忽视了作为审美维度的声音研究。景观感知研究可能对“自然显现”的生态系统的自动噪音抑制研究做出贡献。

 

正如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当今的中国正着力解决自身的环境污染危机、土地用途快速转变和大规模自然资源耗竭等问题。任何时代的繁荣、进步与环境质量的平衡目标都很难实现，然而，中国文化中环境美学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会为审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更好结合提供一个机遇。一些生态公园和房屋的设计由于结合了中国园林设计的传统和风水原则，获得了公众和规划当局的广泛认可。这些想法契合了纳绍埃尔的观念：将熟悉的设计作为文化可持续性和生态可持续性的桥梁。这也可能契合了其他西方生态美学的理念，即审美体验的重要性、知识与鉴赏的结合以及景观感知与评估的整体框架的发展，这些都会对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有所帮助。通过扩展目前的研究成果，更大范围的生态规划和设计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过去的经验表明，已有的决策可能会得到快速认可和执行。对于那些贯彻合理的生态计划和政策的人来说，美学可能并非其最关心的事项；但是，西方的相关研究已经毋庸置疑地表明了生态美学的重要性及其与实践结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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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学术研究》2010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