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与艺术创造

一

自然世界的乡村风景及（陆地及海洋的）野生环境毋庸置疑为艺术创造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素材。如果没有自然界，没有它的能量、韵律、色彩、形态、材质、声音、和谐、喧闹及因果联系，艺术将无法兴盛。这一主题在亚洲的美学传统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无数的画作与诗歌都环绕自然场景以及人类内心中对这些场景的感受。即便在戏剧与舞蹈的国度，日本古典戏剧大师世阿弥也断言“自然世界是给予万物生命的命脉”，因而包含并激发艺术创造。

这一对自然的深深的赏析也体现在一些西方美学思想中。康德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例子，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传统也非常相关。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在运动正式开始前的实用主义先锋）将艺术界定为“经由人类提炼的自然”。爱默生赞赏自然给予艺术与语言的美丽的形式与象征，并预见了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的论断，即艺术的能量，韵律，甚至形式都来自于我们的自然环境，例如尖耸的哥特式建筑就取材于森林的高耸的树木。杜威将艺术描述为“自然的顶峰”并认为自然主义就自然最广最深的意义而言是“伟大艺术作品的必需”。然而，尽管此类的对自然重要性的认知，但至少在西方文化中，有一个被普遍认同的观点，即艺术最伟大的成就存在于城市之中。城市不仅包含最丰富的用以创造艺术的文化资源，而且还具备展现以及保存艺术的设施。在城市中，不仅有建筑艺术的巨作，还有最好的博物馆、艺术馆、剧院、音乐会以及艺术家的群集。

在本文中，我对城市为艺术创造所提供的丰富资源进行了思考，并探讨了它们是如何与城市生活的本质结构相关联。这些资源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更符号层面的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与审美的文化资源。虽然在文中我以“纽约”这一城市为例，我们应该认识到城市是多样的。它们甚至有着根本不同的起源。某些城市从原本分离的小城镇和村庄的集合中发展而来，有的则从最初就是规划的联合城市。为了让我对城市的艺术创造性的论断不那么抽象，我将以纽约这个在我移居到安静并处于热带的南佛罗里达前居住了多年的城市为例。

我文章的题目《城市文化与艺术创造》暗示着我想要表达的另一观点。由于我没有时间对其展开论述，我将简短提及一下：城市不仅仅是艺术作品创造的丰富资料来源，它自身也是一件艺术作品，一个能从审美角度来理解、赏析以及评价的作品。我希望这一观点在我对城市如何彰显对伟大艺术作品创作而言极其重要的特性的讨论过程中至少得到部分的理解。

二

尽管城市今天被界定为生活和工作的场所，城市在起源时是文化与仪式中心，是一个逝者被埋葬而生者周期性地集会通过典礼以及艺术来表达他们对死者敬意的地方。在哲学出现在西方文明之时，城市的文化与艺术的角色也被树立了。雅典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柏拉图描述了苏格拉底的思维在一次城外之旅中被扰乱，于是苏格拉底抱怨道：“乡村的场所与树木无法让我再有所获，然城市中的人们仍可以教化我。”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坚持认为哲学的目标是美好的生活，他们认识到城市是最能实现这一目标的地方。而亚里士多德认为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兴趣促使了城市的出现，并且以为美好生活服务这一目标（在哲学词汇中美好生活并不意味着奢华的生活）作为衡量城市及其特性（大小、安全、生活标准、文化供给）的标准。

将城市视为一个优雅文化及先进场所的观念在西方哲学中普遍存在。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是一个城市，并且从康德到卡西尔的德国哲学的传统也强调国际都市性的重要性。我们应该注意到国际性（cosmopolitan）这一词源自polis——希腊语中的城市一词，而都市性（urbanity）源自拉丁语中的城市——urbanus。大城市（作为国际贸易与文化的中心）为来自不同国家的生活方式各异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场所，在其中他们能克服他们的地方习俗以及成见，并为新的优雅的文化创建而做出贡献。

当然，与这一将城市理想化的主流思想相悖的观点也是存在的。罗素认为城市滋生腐败、贫穷、虚荣以及看重华丽外表而轻视精神实质的取向。相反，罗素对小城市（他以18世纪的日内瓦为例）能促进真实且持久的精神感受的亲密与透明加以赞赏。由于人们没有被分散注意的陌生人群所影响，他们可以在感情上专注于自身。尼采在《苏鲁支语录》也批评了城市对商业主义以及小商人意识的文化与精神谄媚。

罗素与尼采的批判包含着古希伯来预言家的思想残留，这些预言家公开指责鼓励傲慢与过度贪欲而转移人们对美德与信仰追求的大城市的道德与文化上的腐化。界定城市的不仅仅是大小，还包括了文化志向。这一点在《圣经》记录的历史上第一座城市可以得到体现：“来罢！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那些建造了巴别塔的人喊道（创世纪第十一章）。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上帝介入了，并且通过给予建塔人不同语言而中断了塔的建筑（如果这一传说是真的话，这终是一种上帝的恩赐，因为其造就了世界文学的富裕）。至这个古老的（可能是虚构的）圣经事件之后，城市的历史便烙上了巨大的野心以及通过纪念碑的建造而寻求名声与名誉的印记。我们在台北就可以见证这一事实，城市的视觉和文化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101大楼这一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楼所决定的。

三

城市的特殊资源怎样促进了艺术创造？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从阐述这些特殊资源开始。城市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场所，从远古开始就是一个权利和抱负的中心。在其地理边界之外，城市的一个方面是其影响和名声，作为政治权利、贸易和文化中心的重要性。从古至今，城市与君主制度相关并反映了君权的集中，以及君权所来自的神圣的权利。如果上帝创造了世界，君主创造了城市，供奉神的最高的庙宇矗立在其中。与君权相关的是君主的野心，宣称比其他城市、君主和神的优势和荣耀。展示权利和光荣的动力赋予一座城市革新的精神，通过艺术创造表达出对较高地位的抱负。

在较早时候，这一点在建筑杰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宫殿、庙宇、城堡、大教堂和城墙。城墙不仅仅是一种具有保护性的边界，而且是城市权利和光荣的文化象征。文化的优越性也作为君权和城市力量的一个方面，这导致在艺术领域尽力寻求和产生最好的艺术家和艺术品。城市作为君主集权的一个例子，城市有能力展现和加强这种权利，通过吸引人们的敬畏、惊奇和兴趣，部分通过拥有杰出的艺术品。世界上大部分城市的生活条件并不优越，但由于艺术成果的辉煌，仍然对城市居民和旅游者具有吸引力，这些艺术方面的成就体现在博物馆、音乐厅、剧院、美术馆和杰出的建筑中。

权利的集中既反映又产生了财富的集中，财富是艺术创造的源泉。在城市中财富对艺术的资助采取了多种形式，富有的机构和资助人可以对昂贵的艺术项目提供经济援助。这里有很多先进的技术知识、艺术才能和艺术家，这些艺术家要么是受丰富的文化机会吸引来到城市，要么本身就是这些文化机会和出色的训练中心造就的。而且，城市拥有最丰富的艺术成就，可以促使艺术家产生灵感，这不仅表现在富有者和有势力的人的私人艺术收藏，而且还体现在公共艺术（寺庙、教堂、城市广场和公园、公共浴室等）以及使城市成为艺术的建筑。我们不应该忘记艺术创造所需要的大量的闲暇时间。通过剩余财富的积累和劳动的分工，城市使艺术家和手艺人能集中精力进行艺术创作而无需为基本的生活需要而焦虑，这些生活需要可以由城市中其他的职业来提供。

最后，城市能够提供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城市不仅是一个人口集中地，而且拥有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与偏远郊区和农业村庄不同，城市包含了各行各业的人：不同的生意、职业和阶层。城市的新来者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和民族。通过不同的人和他们观点的相互交流和彼此对话，城市成为不同观点、态度、习俗和文化交汇的理想场所。这种密切的交流极大地促进了艺术理念和形式的创造，文化传统也相互学习和融合。

在20世纪早期，巴黎巩固其绘画之都的地位部分由于它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艺术家。早期立体主义风格深受原始的非西方的资源的影响，这是艺术家从巴黎博物馆所学得的。例如，毕加索突破性的作品《亚威农的姑娘》显然受非洲艺术形式的深刻影响，这是最初毕加索（一个西班牙人）从参观巴黎特洛加德罗宫的人类学博物馆获得的。让我们回到纽约，来讲述20世纪的城市生活怎样培育了一个包含多种艺术（诗歌、小说、音乐、戏剧、绘画）的艺术运动，以及这个艺术运动在艺术领域开创了全新的艺术语言。我说的这个运动就是哈莱姆文艺复兴。这个运动中重要的艺术家有文学家朗斯顿·休斯、佐拉·尼尔·赫斯顿、克劳德·麦凯和康蒂·卡伦，传奇的音乐家比莉·哈乐黛、杜克·埃林顿，视觉艺术家查尔斯·阿尔斯顿、雅各布·劳伦斯和亚伦·道格拉斯，著名演员保罗·罗伯逊，以及著名的文化理论家杜波依斯和艾兰·洛克。

洛克被认为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不仅因为他编辑的《新黑人》发起了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而且因为他持之以恒地投入对各种形式的美国黑人艺术进行批评和历史研究。尽管哈莱姆文艺复兴乍看起来与社会、文化和种族文化身份一致，这是因为我们忽略了纽约曼哈顿哈莱姆黑人社区的多样性。洛克在《新黑人》的前言中阐释得很清楚，哈莱姆文艺复兴怎样从纽约城哈莱姆区的位置以及它所具有的社会—文化资源的多样性中获得灵感和创造力。城市的多样性不仅促成了新艺术的产生，而且使美国黑人脱离了旧的南方种植园的乡村黑人形象。如洛克所描述的，“从乡村到城市”的运动同时也是“从落后的美国到现代美国”。他宣称“哈莱姆就是一个例子”，哈莱姆社区混合了各种形形色色的来自不同背景和生活方式的黑人。

哈莱姆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黑人社区，而且是历史上最多样黑人生活方式的集中区。它吸引了非洲人、西印度人和美国黑人，汇聚了南北部的黑人，城里人和乡下人，农民、学生、商人、各种职业者、艺术家、诗人、音乐家、冒险家、传教士和犯罪者、开拓者和社会流浪者。每一群体都有不同的动机和不同的目的，但它们最重要的经历就是找到彼此。

洛克认为，尽管在哈莱姆多样黑人文化的汇集最初是出于偏见的种族隔离的产物，但结果是培育了令人自豪的黑人创造性的新精神，这种精神通过各种相异因素在一个共同区域的相互作用和联系而形成。他注意到，哈莱姆的一种报纸是如此具有世界性以至于新闻用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写成，原因是在哈莱姆有大量讲法语和西班牙语的黑人社区。而且，由于哈莱姆的黑人生活在曼哈顿，文化水准最高的白人也生活在那里，加之博物馆拥有美国最精美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品，哈莱姆的新黑人可以从中汲取艺术营养用于自身的艺术创造。洛克因而认为，黑人在艺术和社会认可方面获得的成功需要居民的相互融合，除非充分共享美国的文化和制度以及世界各地的资源，否则这种进展是不可能的。

洛克的计划在《新黑人》中体现了这种开放的精神。它包括一些白人作者如著名的艺术收藏家和艺术批评家阿尔伯特·巴恩斯和德国出生后移居美国的画家弗里茨·赖斯。而且，洛克认为提高黑人社会地位的最高方式之一是黑人的艺术成就和文化贡献得到黑人和白人更多的欣赏。洛克的书和他提出的哈莱姆文艺复兴思想旨在推进这个目标。洛克之后的半个世纪里，黑人与纽约城的全面融合过程产生了说唱音乐的艺术形式：它的音乐节奏基于美国黑人熟悉的流行音乐，但它的演唱方式和风格（还有一些音乐技巧）受到加勒比地区散居黑人音乐和文化的影响，他们在纽约城里已经可以随处可见。

抛开纽约城这个特例，让我们回到城市对艺术创造的特殊资源的一般性讨论。城市的特征之一是新奇。即便城市建造了保护性的城墙，城市的目的也不是排外而是吸引力。城市的新奇性对年轻人尤具吸引力，这些年轻人常常离开他们小城镇的家而在大城市里寻求冒险和成功。开放的氛围和年轻人的冒险精神显然是新的艺术理念和创造的推动力。

城市生活的另一特征我相信也会促进艺术创造。它与城市的多样性、抱负和庞大的人口相关。这个特征相关于城市生活最闻名的意象之一——大众。这个意象在一些著名的关于城市体验的理论讨论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埃德加·爱伦·坡、查尔斯·波德莱尔、齐奥尔格·西美尔和瓦尔特·本雅明。与村庄不同，在村庄里，一个人可能认识其中大部分居民，同样，自身的身份也被大家所熟知。在城市街道和地铁中相遇的城市大众构成了生活环境中的陌生人。与庞大他者的对照可能会使自己对自身作为个体的存在更加敏锐，我与其他人不同，但这种个性可能会遭遇被城市大众的平庸和一致所淹没和同化的危险。当这种增强的大众他者的体验激发起一种更具反思、更强的自我感，它同样激发了通过独特成就所产生的一种更强的对自信和社会认可的需要。城里人想要通过被更多的陌生人的认可，进而确定和加强个人的意义和价值，达到目的的一个好方法就是通过艺术创造以及其所带来的社会认可。

四

我提出一个更富雄心的想法进行总结：如果城市对艺术创造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资源，城市本身或许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大型的、动态的和多媒介的艺术品——包括戏剧、建筑、教堂传来的钟声、交通、形形色色的人物、随之而来的各种噪音、广告的视觉冲击、商店橱窗的陈列以及充斥城市街道的各种时尚潮流。城市本身体现了艺术品的关键特征。这些特征包括体验的强度、变化中的一致、复杂性、广大、单个建筑的完整性和形式感、动态的平衡、原本的意义、有指向的展开（并非仅仅是循环运动）、各种因素交汇形成的富有成果的张力、既注重普遍意义和理念同时又强调个性的特征和具体化。通过这些特征，一个艺术品常被看做是世界的微缩形式，城市也如此。

关于城市怎样具有这些艺术特征，在这篇论文中我不想就此具体展开，尽管其中的一些特征在这里已经讨论过。如先前提过的，由于不同的历史和环境条件，城市是非常多样化的，不同的城市以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展现这些特征。我用一个进一步的建议来结束这篇文章。通过探究城市和艺术品的类比，我们可以从艺术创造和欣赏中获得的一些经验为城市规划提出一些建议，如和谐、平衡、比例、形式甚至限制。以此来结束这篇论文是一个好主意。

城市环保主义中美学的作用

齐藤百合子著　　姚丹译

齐藤百合子，［美］

城市环保主义的前提是相信改善环境面临的各种挑战的解决办法是市民的奉献。为此，安德鲁·莱特（Andrew Light）说道：“必须说服较大的社区设投票箱，或者开法律课，或者通过其他的宗教信仰激情或者讨论，以改变个人或者公众，为改善环境而做贡献。”但是，比接受必须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全体公民积极参与环境设计与管理，要求行使自己作为主人翁的公民权。这是因为，在莱特看来，“如果所有的环保法律都由上层授权，那么当地的市民就没有理由对环保感兴趣，这几乎不会激励市民尊重法律，上层只有以严惩来威胁，而这又是很难强制执行的”。所以，城市环保主义的关键在于怎样鼓励、授权给全体公民，使他们成为主动决定自己环境的行动者，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上层强加的法律，或者别的什么设计师或规划师偶然创造的规则。

我认为美学在这方面有重要作用。尽管美学意识已经嵌入我们的日常经验中，并且已经预设在城市环保主义的讨论中，但是它与我们一般的用言语表达的意识，不管是通俗说法还是学术讨论都有所不同。本文中，我想探讨的是，在塑造积极的环保公民过程中，审美体验所起的作用，以及能够起的作用。

一、美学VS环保主义

在大众文化中，“美学”一般被看做是一些琐碎的、表面的或者无关紧要的东西，比如表面的美化和装饰。所以，我们发现“美学”往往与美容联系在一起，比如“美容整形外科”，“牙科美容”，或者“除皱美容”。另一方面，在学术研讨中，尤其是精通近两个世纪西方美学传统的专业美学家和哲学家主要把美学看成艺术哲学。主流的西方学院派美学尽管并没有否认非艺术引起的美学争议，但是仍然集中于艺术。尽管又出现了环境美学这个新的领域，但是讨论往往集中于荒野、自然和景观，而不是集中于人类环境或者人工制品。

这些理解美学的方式都忽视了我们的审美趣味、嗜好和判断对我们的生活和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尽管这些影响很少被承认或者用言语表达——这些影响不同于艺术作品对我们的影响，也更直接。略举几例，比如，很多年轻女性为了仿效西方现在不切实际的、不健康的理想审美身材，花费了我们熟悉的痛心的高昂代价。或者，雨林受到破坏，一部分是受到我们对珍贵木材的审美兴趣的刺激，如桃花心木。最后，尽管城市环保主义的视角可能很模糊，但是，不可否认，对荒野的欣赏，主要是受到了它的审美吸引力的刺激，至少在美国，这极大地促进了环保主义运动。

当我们思考环保中的美学作用时，我们意识到，在大众文化中，它往往与环保议程相对。比如，我们一般关注风景优美的自然风景，美丽、漂亮、令人敬畏的或者引人注目的生物或者自然物，但是这往往会破坏对生态系统和濒临灭绝的物种的保护。我们往往不关注风景不优美的景观的命运，比如沼泽，也不关注无趣的或者丑陋的、令人厌恶的生物，比如昆虫。尽管它们的死亡比老忠实泉遭到破坏、鲸或者海豚的死亡所产生的环境后果要大得多。

另外，关于人工制品，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有利环保的物体缺乏审美吸引力。比如，一个评论消费者美学的作家声称“对环境有益的”就没有审美吸引力。他举了一些幽默的例子：朴素的褐色可降解衣服，原色的“生态T恤”，用回收的棉花做成的夹杂着对环境敏感颜色的纸箱板，甜菜汁制成的唇膏或者褐色燕麦粉制成的面膜粉，无害、无甲醛的毛纺宽松睡衣，粗糙的主根，奇形怪状的块茎，因为“它们有丑陋的外衣，掩饰了内在的雄伟”，“所以我们不会对它们一见钟情”。

撇开这些极端的例子，还有一些具体例子，诠释了环保价值和大众的审美反应之间的假定冲突。比如，设想一下，风角项目提议在马萨诸塞州科德角海岸的楠塔基特岛海湾的中部建立一个风力发电厂。这个提议的主要反对意见，几乎都来自这个项目引起的审美问题：成群的风力发电塔，即使是在远离海岸的地方，也一览无余，反对者声称这破坏了海湾完好无损的风景。鉴于这些反对者大多自诩为环保主义者，充分意识到项目的环境价值，我们就更能理解审美思考的重要性。

相似的情形也在加利福尼亚的洛斯加托斯上演。这个城市正严厉取缔建筑物顶部的太阳能电板，因为它们对“精英汇聚的硅谷构成威胁，有可能将它变成一个丑陋的场所”。尽管太阳能电板完全有利于环保，更不用说它所创的税收利润，但是政府官员仍然把追求“建筑的卓越”看做他们的根本法规。他们的态度反映了威廉·麦克多诺（William McDonough）和迈克尔·布劳恩加特（Michael Braungart）的观点，他们认为这是对最初阶段的绿色建筑物的一般反应，“孤立地应用环保解决方案，用旧的模式使用新技术或者为人们在夏天过热的房子安装巨大的太阳能集热器，往往导致建筑物丑陋难看、引人注目”。

在生态设计的发展阶段，如果审美关注退居其次，更注重设计对生态的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比如，麦克哈格（McHarg）很早就提倡设计“顺应自然”，宣称“生态学是景观建筑和区域规划的唯一的、不可缺少的基础”。他发现设计师的专业研究中，“只有15％的人看到了设计中建筑和环保话题的密切联系，而70％的人基本上完全没有看到”。这是不足为奇的。由此，他得出结论，“直到现在，在美学领域中，才开始讨论环保话题和设计的关系”。以上引用的两个现代例子表明，环保价值有时会损害审美价值。

二、利奥波德、纳绍尔和奥尔

我们怎么对待审美和环保之间的这种分离，有时甚至是互不相容的关系？一种可能的反应是默认或者只是接受设计品的环保价值，往最好的方面看，它们独立于自己的审美价值，往最坏的方面看，它们与自己的审美价值互不相容。所以，环保价值宣扬了绿色物品和绿色建筑物，而忽视或者不管它们的外表。这就类似我们促销菠菜、糠、鱼肝油和植物蛋白饼时说：“这对身体有好处。”而不顾它们的味道。与我们努力让孩子吃这些“健康”食品不同，我相信，仅凭环保利益来提倡生态设计，从理论上讲是可能的。在康德哲学模式的道德考量中，我们可以只迎合自己的理性，支持环保物品和建筑物，而不考虑它们的审美吸引力。我们不需要爱它们，或者被它们吸引。我们只需要承认它们对环境有益。尽管我不否认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但是我相信从心理上和实用上来讲，都很难推销。所以，我想探讨三个思想家的思想，他们认为某种情感依恋和审美吸引会极大地促进，或者确实伴随着环境意识、环境敏感性以及作为结果的行为。

首先，我提到的是阿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土地伦理。尽管他主要关注土地的保护，但是我相信他关于土地伦理中的美学的重要性的观点可以延伸到人类环境和事物中。利奥波德尤其关注保护自然中“沉闷的”、乏味的、毫无特色的、单调的部分，比如，堪萨斯州平原，爱荷华州和威斯康星州南部的大草原，沼泽地的各种生物，以及我们所谓的“野草”。而那些景色优美的壮丽景观，比如“有瀑布、悬崖和湖水的高山”，它们立刻就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和情感，我们轻易地就爱上它们。但是，利奥波德声称：“只有对那些我们可以看见、感觉、理解和热爱的事物，才有伦理可言。”“如果没有对土地的热爱、尊重和赞美，没有对土地价值的高度尊重，难以想象土地伦理的存在。”为了宣扬对这些风景不优美的土地的热爱和情感，他的策略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培养一种有见识的审美敏感性，以便我们逐渐形成一种适宜的“感知”和“优雅的品味”。这样，“就像人的审美一样，我们就可以从它们‘朴素的’外表渗透到‘隐藏的内部’”。利奥波德认为，只有对那些我们热爱的事物才有伦理可言，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同意这种激烈的观点，但是我同意他的较温和的观点，即培养对事物的审美欣赏对于培养对事物的伦理感、责任感和保护感大有裨益。

琼·纳邵尔（Joan Nassauer）也表述了这种关于景观建筑的较温和的观点。她在提倡有利生态的景观设计的同时，也呼吁我们对设计的审美反应的重要性。她指出，如果我们发现一个景观引人注意，而且具有审美吸引力，我们往往会珍爱、保持、喜欢、保护它，使它变成“文化上的可持续”。

吸引人类的赞赏目光的景观比那些不引人赞叹的景观更可能生存。依赖于人类关注的生存可以称为“文化的可持续性”。有利于环保、也能引起人们的愉悦和赞许的景观更可能受到人类长期的合理保护。也许，人们重新开发、铺路、开采或者“改善”不引人注意的景观的可能性较小。总之，景观的健康需要人们享受它们，保护它们。

最后，我要提到的是大卫·奥尔（David Orr）。他在最近的著作《设计的性质》（The Nature of Design）中，也强调了在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的过程中，美学的作用至关重要。他声称：“我们的行动，更经常、更一贯、更深刻地受到各种形式的美感体验的触动，而不是受到知识上的论证，抽象的责任甚至恐惧的触动。”但是，他认为“这种美感应该是更高级的美感，不会在别处或者日后引起丑陋”。有人可能对这种苛刻的美感定义提出异议，奥尔的看法意味着我们如果不能彻底调查一个事物的历史，没法预料它的后果，就不能对其做出审美判断。但是，他认为美感体验会影响我们的态度和行为，这一点我确实赞同。

从这三位思想家的观点中，我得出以下结论：如果我们的审美注意可以与那些利于环保的建筑物、场所和物体结合起来，那么宣扬环保主义就有效得多。我们的审美反应对促进或者破坏环保事业产生重大影响。为了赢得美学力量的支持以满足环保主义者的议程，而不是将它们分离，或者宣扬环保主义独立于审美关注，或者与审美关注无关，这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在某种意义上，为了满足环保主义者的议程，我提倡一种审美工程学。在历史上，美学被用于很多不同的文化，因为种种原因：社会、政治、道德、宗教和经济。例子举不胜举，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用建筑大厦表达君主权力的最高权威，到日本19世纪的幕府时代，用茶道美学为保守的社会／政治议程辩护。我们也可以指向声名狼藉的纳粹宣传使用的电影和今天的广告宣传中的各种策略，当然，美学策略服务的很多领域有道德和政治上的嫌疑。但是，在宣扬审美工程学服务于环保主义者的议程时，我不仅假定从道德上，它是可以接受的，也假定它是必不可少的。

三、美学和环保主义的联盟

那么，联合审美价值和环境价值的可能途径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怎样才能培养一种绿色美学，以便我们可以理解、感觉、体验和欣赏环境价值？

有一种可能的途径就是保持传统的审美标准，比如景观中的如画性，创造尽可能满足环保而不牺牲环境价值的绿色设计，但是不能操之过急。当然，这样的努力更易于产生能引起审美愉悦但对环境有问题的设计，但是它错过了培养审美价值和积极的环境意义结合的机会。

同时，我们不能只从物体的环保价值的概念上得出绿色美学的结论，比如节约的能量大小和消除的毒素数量。如果我们没有感觉、体验到绿色设计的环保好处，美学对于环保就没有任何意义。当然，我们应该进一步了解所使用产品和我们居住环境的环境、道德、社会和政治意义。但是，就像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结合了一种土地美学，如果我们直接通过我们的身体、感官感受、体验到绿色设计的好处，会怎样更有效呢？

传统建筑物采用密封的窗户、人工照明、人工制热或者制冷，这些完全割裂了建筑物与户外环境、天气情况或者时间流逝的自然节奏的联系。对于绿色建筑物，人们谈论得较多的往往是与传统建筑物相比，人们居住在其中，或者使用它们，会感觉更好。具体来说，绿色建筑物通过户外或户内植物的净化，提供了新鲜的空气，有着舒适的温度和湿度，有时由个人来控制，并且和户外交互作用，比如沐浴阳光，感受微风，体验岁月的流逝，有时还可以聆听水的淙淙声，更别提触摸流水或者感受蒙在脸上的湿冷的雾气，等等。

传统西方美学一直排斥这些本能的、以身体为导向的感觉，关注只涉及“高级感觉”的艺术，即图像和声音。但是，甚至在我们的以视觉为导向的文化中，我们的日常审美经验也是多种感觉的：比如，想象一下我们吃饭或者走路是怎样吸引我们所有感觉的。所以，发展绿色美学的一个策略就是培养我们所有的感觉，使它们敏锐，从而使身体舒适、愉悦，全身蔓延着一种幸福感，这些都变成我们对绿色环境的体验的感觉部分。维克多·帕帕尼克（Victor Papanek）是一个致力于绿色设计的设计师，他提议“我们应该再次回到我们的感觉”。同时，麦克唐纳和布劳恩加特认为，生态效益建筑的目标应该是“为了改善工作中的人们的生活，创造一个表现文化愉悦和自然愉悦的建筑物——阳光、灯光、空气、自然，甚至食物”。

研究表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确实从心理、身体上增强了使用者及居民的健康，导致较少的旷工和医疗护理，增加生产率、振奋精神、增强幸福感。从这些资料来看，我们可以认识到绿色环境的价值，直接地以各种方式体验环境，我们的身心都受到特定场所的积极影响，这样要有效得多。我认为这种体验就是审美体验，尽管并不是典型的、集中于艺术的主流美学意义上的审美体验。就像利奥波德、纳绍尔和奥尔指出的，我也认为，对于那些可以照顾我们、有利健康、引起愉悦的环境，我们往往逐渐形成一种更尊敬的态度，促使我们保护它们。我相信这样一种态度对于培养城市环保主义是必不可少的。

除了这些纯粹的身体感觉，我们也可以体验和欣赏设计品的感觉形式所表达、体现的某些环境价值。设计品和人类环境决不是沉默的。如果我们懂得如何倾听的话，它们也总是在诉说。比如，通过它们的外观和设计特征的组合，所有的文化景观都诉说了它们的历史、居民、社区、商业和政治理想。J·B·杰克逊（J. B. Jackson）声称：“确实不存在沉闷的景观、农场或者城镇。没有什么是没有特点的，如果在最初创造的时候，没有存在的吸引力，就不会有人类的居住……我们面前总是敞开一本丰富、美丽的书。我们要做的只是学会阅读。”阅读这些建筑场所和建筑物所述说的故事是一种审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阅读它们的感官形式包含的故事。

但是，如果确实是每一个环境都讲述了一个故事，那么在培养环保主义时，应该讲述哪一种故事呢，这是至关重要的。错误的故事会加剧我们对环境的冷漠和忽视态度。下面是大卫·奥尔举的例子，他认为建筑是一种教育工具，这个例子是关于一座典型的饼干模子似的校园建筑，其实就是一个混凝土盒子：

它位于俄亥俄州的东北部，以前是一片广阔的草木丛生的沼泽地，没有什么反映了它的方位……它有多么寒冷、炎热，明亮，对世界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对于居民来说，完全是一个谜。建造它的材料来自哪里无从得知……稍作修改，它就可以被改造成一个工厂或者监狱，一些学生往往相信这就是它的用途。

总之，它“没有讲述故事”。但是，没有讲述故事的建筑物实际上包含了丰富的故事，比如“知道位于哪里的方位并不重要”，“能量是廉价的，丰富的，可以浪费，不需要考虑明天”，“校园里的这座建筑物和别的建筑物之间没有明显联系……气候变化……总之，我们学会的就是盲目”，也就是说“无条理是正常的”。而这种教训正是我们在提倡环保主义时想劝阻的。

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景观或者人类环境所包含的故事可能不同，有时还会有冲突，对它的保护、重建或者发展产生一些争论。比如，麦克唐纳和布劳恩加特指出，那些方匣子似的、孤零零的现代混凝土建筑，现在受到奥尔和关注环境的其他设计师的批评，它们最初是想表达对一般的民主政治和“人类的兄弟情谊”的渴望。众所周知，在工业革命的高峰期，浓烟滚滚的烟囱一般被看做进步、繁荣的标志，尽管有些关于“黑色撒旦工厂”的负面后果的警告。只要想想在早期的故事中，并没有承认负面的环境意义，早期的故事和今天的故事之间的矛盾很轻易就解决了。相反，在今天，那些相互冲突的故事就不是那么容易解决。我认为并不总是只有一种正确的或者合适的讲述。但是，就像我在后面提出的，一般而言，一个特定环境的故事，里面的居民和成员比游客或者外来者影响更大，因为居民和成员受到环境的影响最多。所以，应该授权给他们保护环境，最终对环境负责。

所以，让我们考虑一下绿色设计中能够体现，并且必须体现的故事种类和价值种类的几种可能性。生态设计的一个最终原则就是反对单一文化，尊重多样化，不管是生物学还是文化学。这意味着建筑物必须利用当地丰富的材料，这就能把运费和生物入侵的可能性减到最低，还意味着本土化的设计，以当地独特的、历史悠久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为基础。结果就是建筑物看起来仿佛“属于”这个场所，而不是格格不入，似乎“脱离了场所”，与背景不协调。另外，就像麦克唐纳和布劳恩加特指出的，“不尊重（多样化的）人类设计方案贬低了生活中的生态和文化，大大减少了我们的享受和愉悦”。设计、规划所表达的“适宜”、“归属”或者“场所的敏感性”和绿色物品、建筑所用的材料可能就是审美欣赏的源泉。

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表达文化和自然的真正结合，我们对大自然赋予的感恩，以及我们与其他非人类的生物和平共处。绿色建筑和户外（阳光明媚或者微风习习）最大限度的结合就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就是本土植物景观，它不仅创造了一片绿洲，城市生活的休憩之所，也为各种各样的非人类生物提供了栖息地或者迁徙之所。类似地，绿色墙壁和屋顶系统以及社区花园都体现了自然与城市环境结合的可能性。这些效果是显著的，自然而然地实现了各种功能，比如凉快的大楼，生长的食物，并且为各种各样的生物提供了栖息地。这些不同于那些办公楼附近的典型的、强制性的绿色场地（往往由经过化学处理的草坪组成），似乎只是为了装饰，往往作为我们思虑劳累后打动我们的点缀。如果，我们只是搜集这个地区的鸟儿和蝴蝶的数量增长，与这种情形相比，注视自然，体验自然，在自然中工作，在自然中生活，促进了我们更敏锐地欣赏与其他生物共享的环境。

同样地，对大自然的运行的直接体验也有助于绿色系统的审美体验，即使这些过程往往被看做是讨厌的、倒胃口的，比如污水处理和倾倒垃圾。因为这些过程一般发生在“远处”，远离我们的视野，我们被剥夺了直接体验其意义的机会。但是，把这些设备融入城市环境中，既是可能的，也是有教育意义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观察、了解垃圾收集和处理的“无形”过程。米尔勒·拉德曼-乌克勒（Mierle Laderman-Ukele）在《流动的城市》（Flow City）和其他的著作中，比如《触摸卫生》（Touch Sanitation）和《社会的镜子》（The Social Mirror）中，诠释了这种借助艺术手段的可能性。在社区中间放一个堆肥桶也是一种途径，可以感知自然的分解过程。

类似地，《生态设计》的合著者西姆·范·迪·瑞恩（Sim Van der Ryn）和斯图亚特·考恩（Stuart Cowan）对雨水的典型体验做出了以下分析：

比如，传统的雨水排水系统，雨水很快就消失在地下管道里，沿途带走各种各样的毒素。水被隐藏了，系统本身的影响也被隐藏了——下游河段或者湿地的污染物，改变了水文地理，也降低了地下水的再补给。

相反，看看一个已经建成的或者重建的湿地，比如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霍恩斯比本德的污水处理设施，或者湿地的室内模拟，比如约翰·托德（John Todd）发明的“活机器”（living machine）。在这些情况下，自然对水的净化就成为“可见的”，“让我们重新了解更广泛的生命群落”，也告诉我们“我们的活动所产生的生态后果”。就像范·迪·瑞恩和考恩分析的：“这些设计的令人愉快之处在于人们喜欢看着它在雨中运转、冲腾，注视着水流。这些都暗示了一种新的环境审美观，很清楚地告诉人们文化、自然和设计之间的潜在的象征性关系。”

在类似霍恩斯比本德这样的场所还有一种快乐，就是直接地体验各种各样的鸟、蝴蝶和其他生物，它们都茁壮成长是因为“废水”的成分促进了营养丰富的食物链。在一些小册子上经常可以看到“得克萨斯州是全国闻名的最好的观鸟地之一——栖息了370多种鸟和其他丰富的生物”，当场邂逅它们又别有一番情趣。另外，我们对这些鸟和蝴蝶的审美欣赏不只是着眼于它们的外表，外表是在随时随地可以体验的。我们的欣赏“更复杂”，比如说，我们通过它们的外表来理解所谓的“废水”是怎样被充分利用，以延续它们的生命和栖息。

然而，我们应该注意一个警告。就是我们的审美欣赏是有限度的，尤其是当涉及以身体为指向的感觉时。这些所谓的高级感觉（视觉和听觉）一般更容易受到概念的影响。乍一看，或者乍一听，令人不悦或者厌恶的东西通过发现它的一些情况，往往可以变成审美欣赏的客体。这些感觉能力是非常有耐力，容易调整的。相反，所谓的低级感觉（嗅觉、味觉和触觉）很难克服，由这些感觉产生的对客体的体验，第一印象相对不受影响或者难以改变，极有可能是因为这些感觉与我们的身体反应联系更紧密。尤其是在关注环境时，对环境的印象中，我们的嗅觉往往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我们对令人不悦的气味的忍受极限决定了它的可接受性，更别提它的可感性。所以，我们的生活环境中可容纳的自然过程和功能的范围有限度。不管我们多么欣赏污水处理系统的价值，这种概念上的理解仍然不能克服我们对与之相连的气味的极度厌恶。绿色美学的倡导者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考虑的人类因素。

尽管有局限，我仍然相信我们从绿色设计中获得的审美欣赏最终会包含全面的、对环保主义至关重要的道德价值：尊重、敏感、爱护、留心、细心和谦卑。在进行绿色设计时，我们必须使设计遵循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规则，做出相应的调整，使它们“适宜”，而不只是随意地强加一段艺术陈述或者自我表达，不考虑具体的环境条件，文化期望和相关的健康。温德尔·贝瑞（Wendell Berry）和维斯·杰克逊（Wes Jackson）都坚持认为在着手这个领域前，必须提出以下三个问题：这里是什么地方？自然允许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在这里，自然会给我们什么帮助？我们可以用“特定的场所”代替“自然”，使这些问题适合人类环境。

比如，看看奥本大学的乡村工作室。这里，我们欣赏的不只是废品材料的巧妙运用，比如轮胎、汽车挡风玻璃和牌照，也不只是使用这些材料创造出来的有趣的视觉效果和结构效果。我们的整体审美与所表达的性质有关，比如足智多谋、激情、巧妙、勤俭和自豪——这些性质都表现在那些乍一看似乎有些难看、粗糙的物体中。就像一个评论家说的：“工作室的美感是现代的，但是它的建筑物具有防护屋顶，宽敞的阳台，棚屋似的样子以及离奇的即兴创作，看起来就像在家一样。”这些设计表现出对社区需要的敏感、性能、适宜以及对材料的尊重。这里，我们没有被著名设计师的前沿设计的光辉迷惑，但是，我们仍然获得了建立在敏感性、尊重和激情的基础上的审美欣赏。

同样，看看那些为城市环境中的动物建立安全通道的项目，比如桥梁和隧道，现在在各种群落中都受到欢迎，这些建筑物背后的意图与环境艺术家林恩·赫尔（Lynn Hull）的雕塑作品所表达的意图类似，比如《猛禽的栖息地》（Raptor Roost），它提供了栖息的场所，或者保留了雨水的岩石，为了沙漠中的鸟儿而制作。这些物品没有一件拥有传统的雕塑或者建筑物所期待的审美价值，比如立体空间、体积、负空间和阴影效果的有趣组合。但是，它们这些简单而精心的设计，不仅有益于动物和鸟，也促进对非人类动物，我们的环境伙伴和邻居的同情和爱护。总之，设计只要遵循环境的敏感性，尊重材料的本色特征，有利受到影响的生物（不管是人类还是非人类，动物还是植物）的健康，都会打动我们。

四、绿色美学的可能性

我简要概括的这种绿色美学是极端的、激进的、格格不入的吗？如果美学只是指西方学术界专注的与传统艺术相关的经验，那么，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传统的艺术对象仅仅通过高级感觉来欣赏，它们所表达的道德价值和特征，尽管有时非常强大，但是往往并不像绿色设计那样直接影响我们。然而，如果我们解除美学的艺术束缚，允许它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就会意识到这种审美欣赏模式和审美判断对于我们并不陌生。我已经提到日常生活中的多种感觉的、身体上的审美体验。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日常讨论中，我们往往把道德评价与审美判断联系在一起。比如，我们对邻居凌乱的、杂草丛生的草坪的负面审美判断几乎总是伴随着对邻居性格的负面道德评价。相反，另一个热心公益、细心的邻居，会保持草坪和房屋的整洁和整齐，装饰一些雅致的花朵，仿佛在欢迎路人。或者，当我们享受设计品的益处时，不管是使用高科技机械装置的安逸，实用物品的舒适，还是公共建筑物的空间布局的清晰，我们往往超越好的设计品本身，欣赏它们所体现的对使用者的体贴、爱护和尊重。就像一个作家声称：“好的设计照顾人，关注人，为人着想。”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能让设计品工作，我们对它的负面判断就不仅受到它的糟糕的设计的指引，也觉得它表达了对使用者的粗心、冷漠和忽视。

尽管我已经建议绿色设计可以结合一些日常美学特征，但是我也承认我们的主要兴趣还是受到传统美学标准的支配。比如，尽管利奥波德的著作已经出版大半个世纪，我们对景观的审美品味仍然没有脱离风景如画的理想，如我们的国家公园的迷人景色和一年四季常绿的、光滑柔软的、没有杂草的草坪。按照传统的审美标准，一个没有展示任何被人们接受或者承认的审美价值的绿色物品或者建筑物是很难被欣赏的，即使我们理解它的环保价值和体现的美感。所以，比如，用一个野花园取代一片绿坪，可能无法为人们接受，因为对大多数人而言，它只是显得“凌乱”、“无序”、“蓬乱”和“紊乱”。这就是纳绍尔的“文化上的延续”背后的顾虑。为了使野花园具有正面的审美意义，或者至少不是负面的，成为“文化上的延续”，她提议我们借助熟悉的传统景观用语来表达野花园需要爱护。比如，整齐的边缘或者整修会表明里面有些独特的、有价值的东西，而不只是一片杂草丛生、被人忽视的草场。我认为改变我们的审美敏感性，实现城市环保主义需要一系列的改变，而不是突如其来的革命。

美学和环保主义的结合还需要考虑到成员或者居民的审美兴趣优先于外来者或者游客的审美兴趣。游客没有居住在环境中，所以他们的欣赏可能更“客观”和“超然”，在某种程度上，对纯粹的感觉性质更敏感，而居民可能将这些性质视为理所当然，甚至“视而不见”。但是，居民的欣赏（轻视）根源于他们与环境的亲密的相互作用，并且投入了对生命的价值观——它确实深刻地反映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讲述了他在卡罗莱纳州北部看到的一个景观的趣事。他对一个“山谷”的第一印象，刚刚被清理过，留下一些烧焦的树桩和不规则的种植谷物，“十分肮脏”，“映入眼帘的只是一幅丑陋的画面”，“有点腐烂，没有一点人工的优雅”。然而，他后来意识到创造这个景观的居民为之自豪，认为它“使人想起道德上的回忆”，和“对责任、奋斗和成功的赞美”。詹姆斯说“旁观者的判断必然会错过事物的根源，没有价值”，以此指责自己的外来者的观点，我认为这过于极端。但是，他的分析有利于阐明居民对居住环境的审美理解和欣赏的重要性。

还有一点相似的必须阐明，比如市区的小区花园。它们看起来可能没有精心维护的景观花园那么引人注目，但是却象征了居民和看管者的自豪、辛勤劳动，小区的团结和亲密的邻里关系。对于外来者和游客，尤其如果他们不了解这种小区花园对居民的意义，不了解为了培养和保护它们所付出的努力，它们可能看起来非常粗糙，无法吸引审美注意。工作在这种环境中的居民更看重的是主人翁的身份（不仅是法律意义上，更重要的是心理意义和社会意义上），因为他们投入、参与和相互作用。这些因素可以转变为正面的审美价值，尽管不一定符合传统的审美价值。为了城市环保主义有成效，居民和使用者应该齐心协力致力于环境，爱护它、关注它或者改变它以适应自己特定的需要、愿望和审美理想，从而使之成为自己的环境，我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

从我个人在日本的成长经历来看，我知道对与他人共享的环境抱有一种责任感，会培养一种城市关注的态度。日本完整的中小学教育分担了打扫学校建筑物和周围环境的责任。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学校的大楼从来没有管理员，学生做所有的清洁。年幼一点的学生只负责自己的教室，尽管任务本身是非常繁杂的：扫地、拖地、擦桌子和黑板，把桌椅摆整齐，每天都要完成这些任务。此外，我们甚至还得定期擦玻璃，尽管不是每天。年长一点的学生还要额外负责打扫公共场所，比如门口、体育馆、走廊，甚至休息室。保持设备的干净、整洁，并且小心爱护，不仅是卫生和其他实际理由的需要，也受到审美目的的激发，学生的共同参与影响了我们对公共环境的态度。我们的学校建筑就是我们的环境，保护它，让它满足我们的审美，使它符合我们的道德期望，是我们的责任和权利。现在，美国学校存在的问题就是故意破坏公共环境、涂鸦和随意丢弃，但是当时，我所在的日本学校并没有这些问题。对日本的学校教育的回忆也告诉我只有当小学生也参与环境保护，才会激励大家都来爱护环境。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在某种意义上，美学思考对于培养这种环境保护态度提供了一种强大的动力。

 

（原载《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