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反省

上世纪90年代,学术界掀起了全方位总结百年中国学术的热潮。20世纪100年里,中国人到底干了些什么,怎么干的,有何收益、缺失在哪里,等等,再次凸显了中华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述往知来、借古察今的历史理性。为中华文化在新世纪走得更稳当些,这种及时的学术盘点、文化反思十分必要。

这次世纪末学术大盘点的最大收益,恐怕要算对“西化”的发现。经反省,人们意识到:一部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史就是一部西学东渐、西化的历史。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界各分支领域的突出成就均在西方思想观念、学术方法影响下取得;若抽去这些来自西方的观念与方法,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界的情形将不可想象。古代文论界把这种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界的这一窘境判定为“失话症”:离开西方的观念与方法,20世纪中国学人恐怕只有当哑吧了。应当承认,这种诊断基本准确。需补充者,“失语”或“西化”并非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失误,乃是其最伟大的历史功绩,也是国门既开之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必由之路。

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所发生的上述事实,表面看是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实则西学东渐一边倒),实际上是中华民族走出古典、走向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有着5000年文明史、独特文化创造的中华民族如何走出古典,实现近现代化?

逻辑上说,有自主与外力两条道路。但实际上,唐宋盛世之后,中国古典社会便一直停步不前,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走上自主性近现代化的道路。几个世纪后,西方世界异军突起,中西实力悬殊。刚完成自主性近代化转型的西方世界,凭着自己发达的生产力、外向扩张的文化心理,便气势汹汹地打上门来。几经交手便证明:老大中华帝国从器质文化、制度文化到观念文化,已然失去了自我更新的机制和生命力。痛定思痛,志士仁人们才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求新学于异邦,谋中华之复兴的文化历程。换言之,西学东渐的背后,乃是中国社会由古典而近代化转型的历史任务。对于在当时世界尚处于文化弱势地位的中华民族来说,以“西化”的形式实现自我更新,实现近代化,实乃不得已而为之的战略选择,也是惟一具有现实性的正确选择。当时世界,西方文化是惟一对我们形成严峻挑战的文化,也是惟一值得我们师事的文化。

文化的中西易位实乃古今之变,以西学东渐谋社会转型,此乃20世纪中国文化史的核心事实,这一点其实早已为冯友兰先生揭出。

作为文化交流规律,异质文化相遇时,首先是一个熟悉、学习的过程;若双方势力不均,一边倒便是自然情形。明乎此,方可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上演的西化剧有足够的同情式理解。刚刚面对全新异质文化冲击的20世纪前期学人,身居弱势而心胸开阔,全盘引进异质文化,并竭力理解、消化之,此项伟业已耗尽其全部心力,若继而要求他们当时即有与西方强势文化抗衡能力,要求他们有思想与学术上的自主性创造,实在不近人情。因此,“失语”诊断对新世纪中国学人当有重要历史反省意义,但不可持之以苛求前人。

整个20世纪对中国人来说,就是一个西学东渐的时代。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人认真、系统地输入西方思想文化的基本观念和现代科学形态、规范,以重铸新的自我文化精神,功莫大焉。

一百年之后的今天,值此新世纪之初,中国文化向西方文化一边倒式的学徒期应当结束了,现在实在是中国人学会自主性思考、自主性问学的时候了。因唯恐落人尘后而继续对西方文化亦步亦趋式的追逐、阐释游戏,当代中国文化将始终是一个既无自我灵魂,亦无自我家园的浪子幽灵,当代中国学人若不能摆脱惟西首是瞻的奴性心理,这个民族将永远没有自主性文化创造能力。自主创造意识薄弱、自主创造能力不强是当代中国文化最突出的问题。

对新世纪中国文化来说,上世纪末学术反思的最大意义,当是唤醒我们的文化自主创新意识。一百年之后,中国人向西方文化的学徒期大致可以结束,中国学人在与西方学人大致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创造已经成为可能。作此判断,理由有三:

其一,着眼于历史,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中国对西方文化作了从基本观念到学术研究形态、方法两方面的移植,对西方文化已经有了大致完整、确当的理解。面对西方文化,中国人已经渡过了学徒期,宏观上,中西文化已然进入一个可相互理解的时代。

其二,着眼于现在,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然走出古典社会,总体上实现了近现代化。中西文化之异,不再是古典文化与近代文化之异,不再有历史形态上的断层。在这个意义上,中西文化大致进入一个平等期。

其三,着眼于全球化世界未来大势,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当代中国日益融入世界潮流,中国文化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日益具有全球性、世界性,东西方文化发展求同当大于立异,这就为中国当代思想、学术界研究世界性问题,中国的思想、学术具有超民族文化的普遍性提供了社会条件。

在这个从器质文化、制度文化到观念文化全方位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民族,尤其是文化弱势民族,自我封闭无异自杀。强调民族文化自主创造意识,绝非要重新上演国粹派的滑稽戏。

二、新世纪的中国美学深化问题

对当代中国美学来说,如何在新的世纪切实深化20世纪中国美学既有思想理论成果,做出应有的新贡献?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思考。

1·走出观念,面对当代大众审美实际近代西方美学,特别是德国美学,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研究人类审美活动的思辨之路。在康德、黑格尔那里,美学只是其哲学体系的一部分,美学思想由其哲学核心观念推导出来,并根本地服务于其整个哲学体系。美学家并没有对人类审美活动作相对独立、系统的深入研究,这些美学思想是观念演绎的成果,而非对审美事实系统归纳的产物。

20世纪中国美学忠实继承了西方美学哲学美学、理论美学的道路。美学家研究美学,首先面对的不是朴素的审美事实,而是首先从抽象的哲学5　第3期中国美学深化的三个问题层面选定一些自以为正确、重要的核心观念,然后用这些核心哲学观念裁剪人类审美事实,相合者突出之,冲突者疏弃之,以此形成美学理论。朱光潜、蔡仪、李泽厚、周来祥的美学思想都是这样一些由核心哲学观念推导出来的理论成果,作为“后实践美学”的“生命美学”、“生存美学”、“超越美学”亦概莫能外。

严格来说,这些都是观念先行的关于人类审美活动的主观性见解,与美学作为人类审美活动客观、系统的知识、学问尚有不小距离。

问题的关键在于:哲学美学观念先行的研究理路与人类科学研究的基本精神相左。美学要能成为科学,就当遵循人类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从人类审美活动的事实出发,必须首先面对人类审美活动的朴素材料,从对人类审美活动朴素材料相对独立、系统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而不是根据某一预设的哲学观念裁剪事实。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它决定了美学的性质与前途。

新世纪中国美学如何才能确有新的建树?观念先行,倚傍他人观念讨生活,恐怕仍将一事无成。“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新世纪中国美学学术创新的源头活水究竟在何处?它不在那些让我们仰慕不已的大哲学家们的哲学体系里,不在那些思想家们的煌煌巨著里,它就在我们正身临其境的这个当下的生活世界,就在当代社会大众的审美实践中。

人类文化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前人的思想成果每积累到一定阶段,就会钙化后人的思想,让他们不胜其累,削弱他们进一步创新的能力。每逢此时,就需人们自求解脱,走出观念,走出书斋,走向生活,走向民间,深深吐纳一番,以获得新空气、新血液、真感受,如此才能振奋精神,获得创新的勇气与活力。

当今社会时值中华民族千古未有之变局。在赤贫的年代,美学家宣扬审美超越性是一种奢侈,一种梦呓。衣食足而求美乐,阔步走向后温饱时代的中国人,生活将日益丰富,日求精微。这正是一个审美价值可全方位展开、全面现实的时代,一个审美的盛世。20世纪两次“美学热”只是学术界的一时特殊景观,并无社会大众审美实践的扎实支撑。今天,“日常生活审美化”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生活潮流,虽有大众文化固有的浅俗和偏至,却是美学家研究人类审美活动的广厚沃土。

在中国,审美现象从未如此触目、纷繁,如此普遍、生动。当代中国美学学术创新源头在何处?正是当代社会大众丰富、生动的审美实践。这里才有本真的审美事实,这里才可获得新鲜活泼的灵感,这里得出的结论才扎实可信,这里总结出的东西才为自家所体贴,才真正让你放心,属于你自己。

哲学要成为时代精神精华,必须直面它所生活的时代事实,必须立足所属时代考察现象、提出问题、得出结论。当代中国美学自我建树的基础当是暂时隔置既有观念,以平实无偏之心考察当代社会大众审美之种种新现象、新趣味,深入考察其内在、普遍的学理意义,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深刻、普遍的美学理论。

以中华审美特殊材料研究人类审美普遍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学术界存在一对深刻矛盾:一方面,学人普遍抱怨中西文化地位不等,中国学术在国际上没有平等话语权;另一方面,几乎人文学科的每一个领域都将追求“中国特色”奉为至高学术理念,甚至有“愈是民族的,便愈是世界的”理论。乍听似得理,深思则不然。若一味强调本民族文化个性,处处立异,它者凭什么对你感兴趣?人人持异,何以求同?民族文化本位的最终结果是东西学术无法建立共享性对话平台,中学西学只能永远道术分立,各各自说自话而已。

民族的不会自然导致世界的。自然状态下追求民族文化个性,只能是民族性与世界性各执一端,越走越远。从殊相到共相,当是每一民族文化自觉地自我超越、自我扬弃,与别人舍异求同的过程。

普遍性,而非特殊性,才是人类科学研究所追求的核心理念,所谓规律,所谓真理,最终体现为更高一层的普遍性。各民族美学若只满足于各自6贵州社会科学总第219期　的民族文化特色,何以形成人类美学知识之共同景观;中国美学若只呈现中华审美文化个性,何以为学?其自身学术价值何在?民族文化本位立场与人类科学基本理念和全球化大势相左。

当代中国美学如何摆脱失语窘境,有所树立?走出民族文化本位情结,以中华审美特殊性材料,研究人类审美普遍性问题,是条有益思路。20世纪前期的中国美学是“西化”之迹甚浓,以西方美学为美学的时代,20世纪后期中国美学则走向另一端,只突出强调中华审美之精神个性,极大地制约了中国美学自身的学术深度和普遍性价值。重新系统地梳理中华审美固有材料,充分发掘中华审美特殊性材料的普遍性学术价值,用中国美学材料提出和解决一些西方美学尚未提出,或虽已提出,然尚未很好解决的问题,这样才能切实深化和拓展中国美学既有成果,为当代中国美学开出新境界。比如,西方美学似为艺术审美一枝独秀之局,中国传统审美则于自然审美、工艺审美、艺术审美和生活审美四者均衡展开,审美实践更为丰富。于是,深入系统地重温中华审美上述审美传统,对于走出艺术中心论,在当代社会形成更为健全、丰富的大众审美格局,有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比如,中国古代美学观念的普遍性价值问题。对于“文”与“质”、“游”、“乐”、“意象”、“意境”这样一些中国美学核心审美观念,以前我们只把它们视为能充分显示中华审美个性的东西,只在中国美学史著作中叙述。现在,也许我们可再进一层:着重考虑它们对于人类审美意识基本问题的普遍性意义,着重用这些来自中国美学的审美观念研究人类审美意识史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人类审美意识起源、审美活动精神价值、审美心理基本结构、审美对象本体等问题。只有充分呈现中华审美观念普遍性学术价值,将它们纳入人类审美知识体系,用它们切实解决人类审美普遍性问题,中国美学的学术价值才能真正得以提升。

又比如,以前我们写中国美学史,惟在中国文化史系统内历时排比中国美学史具体材料,著者满足于在中国文化背景内解释中华审美的历史事实,并无—种世界性眼光和普遍意识。现在,我们似乎可换个角度考虑问题:先秦美学哪些材料可以有效地说明人类早期审美意识发生问题,汉魏美学如何解释后发生阶段人类审美意识的拓展问题,唐宋美学如何呈现人类古典审美高潮格局,元明清美学如何解决人类古典审美的近代转型问题?凡此种种,只有用一种普遍性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美学史材料,我们才能意识到中华审美特殊性材料的普遍性价值。别人可以忽视你,自己却始终要有一等的气度与胸怀,要用中国美学材料研究人类美学问题。一旦你真的很好地提出并解决了别人没能解决的问题,刮目相看,平等待遇将是迟早的事。真正的危险恐怕不是他者的目光,而是自己的心胸与见识。真正的制约者,将永远是自己。中国美学若始终停留于张扬自家文化个性,满足于论证中西之异,它就不可能,也没必要走出国门。

3·在自主性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升自主性理论 20世纪中国学术史是一部不断追逐西方学术观念的历史,美学界亦如此,若“无功利性”、“距离”、“移情”、“典型”、“实践”、“生存”,不一而足。表面上看,中国美学的最大问题是自身缺乏观念原创性,故而需不断引入别人的观念,其实不然。

观念从何处来?还是从对现实问题的实在研究中来,科学研究是对具体材料的综合与提升,作为人类科学研究最抽象表现形式的思想观念,只是一系列实证研究最后的简要表达形式,没有了实证研究的基础支撑,一切观念不过游戏而已,不能进入人类知识序列,观念原创的基础是自主性的实证研究。当代中国美学学术创造力的缺乏,最内在的症结表现为自主性实证研究的缺乏。

作为外来之学,20世纪中国美学从移植西方美学观念开始。20世纪20年代始,中国美学家谋求学术独立,走的也是个性化观念体系建构,即观念研究的道路。由于没有足够的自主性实证研究支撑,中国美学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提出自主性思想观念的能力,即使提出来,也是无根之苗,无7　第3期中国美学深化的三个问题源之水,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这使中国美学先天不足,是20世纪中国美学的最大局限。

20世纪西方美学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流派,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大多起于各自具体领域的长期实证研究,故能持之有据,有长久学术生命。中国美学若不想在实证研究环节上下功夫,架空立论,专事观念体系建构,美学恐怕始终难以成学,新世纪中国美学恐怕仍然难以摆脱“失语”窘境。在实证研究环节上不想下功夫,只想在观念层面上超越别人,世上哪有这等便宜事?实证研究环节上若没有自主性,也就不要期望有真正学术价值的观念创新。

若回溯自身学术传统,我们所缺少的,恐又不止于实证功夫。其实,我们于考据与义理两端,均有值得骄傲的传统:

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抵,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分而论之,中国学术于实证与观念两端俱备,然为何终后于人?究其实,盖因历史上汉宋两端惟务交替,罕能会通,如朱熹、戴震辈,将义理与考据、思想与学术熔于一炉者甚寥寥。

近代西方学术则是另一景观。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它们均起于具体专门领域的实证研究,一旦形成成熟的学术成果,学者们往往又不局限于这些具体性成果,而是进一步将它们提升、转化为有普遍启示意义的理论性成果,或为方法论,或为价值观,然后将它们推广至其它领域,发扬光大,使之成为具有普遍影响力的学术思潮、文化观念,最终达至思辩、观念之境,极大地提升了这些学术成果的理论价值。精神分析从医学、心理学扩展到文学艺术,结构主义从语言学到语言哲学,形式主义从诗学、神话研究到美学,都经历了从实证到观念,从具体领域成果向普遍性观念、方法自我提升的过程。

就传统言,历史上汉、清两代学人在实证研究上用力至勤,然最终未能形成有普遍学术启示意义的方法论成果,正因思辩、抽象概括能力不足,它极大地制约了汉、清两代实学的学术层次。立足于对中国美学经验主义传统的反思,当代学人又需自觉继承西方理论美学的思维成果,在理论思维能力培养上要高度自觉,对西方思辩美学传统要有足够的尊重。就现实言,20世纪中国美学从西方理论美学得到了抽象思维的能力与兴趣,却于另一端———实证研究未有自觉,未下功夫。惟务思辩,弃置实证,终成无根之学。

就近代西方学术史经验看,健全的知识结构、思维方法和学术格局,当是实证与思辨二者相表里、相发明,中国古代学术一直是汉宋两端代兴交替,始终未能形成合力,未能形成实证研究与观念研究均衡互动的健全学术理念、格局。

熊十力先生云:“读佛书,有四要,分析与综会,踏实与凌空。”(《佛家名相通释》)其实一切学术研究皆然。当代中国美学应当自觉反思中西学术传统,认真总结历史经验,转汉宋两家历时代兴之运为考据与义理共时互补之局,自觉地将实证与思辩结合起来,在自主性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升自主性理论成果,像王元化先生所期望的那样,贡献出“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新世纪中国美学之自立庶可望焉。

（原载《贵州社会科学》总第219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