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朱光潜先生开创了中国的西方美学史研究，是《西方美学史》这本书启蒙并滋养着一代代的美学工作者，无论如何强调这部著作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建基作用都不为过。但基石不是界石，中国的西方美学史研究需要进一步地发展下去，为此，我们必须反思，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在滋养了我们的同时，是不是也给我们留下了包袱？

这就关系到对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研究的评价问题；评价意味着，一方面，正确地、积极地接受朱光潜先生的遗产，另一方面，要反思和判断朱光潜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包袱。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不懂得吸收，就没有发展，同样，不能够放弃，也不能够发展。因此，在这里我们必须以“崇敬”的心情对朱光潜先生留给我们的遗产进行清理，不是为了否定什么，而是为了下一步更好地发展。

一、朱光潜先生对于中国的西方美学史研究在方法上的贡献

之所以说以“崇敬”的心情对朱先生的遗产进行清理，不是说我们作为后学在面对前辈时由于诸种关系与顾忌而不敢有所指摘，而是因为，我们必须尊重开拓者的艰辛，而且，作为中国的西方美学思想研究者，难道有谁没有从朱光潜先生那里得到过什么吗？朱先生对于中国现代美学的建设与贡献是多方面的，这些贡献也已经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与梳理。自1999年以来，以朱先生的美学思想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不少于四部，有的甚至是国家社科项目。在此我们只就《西方美学史》这部著作谈一些关于美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这部著作1963年首次刊印后，马上就被学界引为经典，一方面因为它是国人对西方美学进行“史”的研究的发韧之作，得风气之先；更主要的一面是，这部著作体大虑周，线索井然，而且深入浅出，是学习西方美学的入门佳作。因此，近40年来，这部著作一方面是教材，另一方面又是文艺学与美学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试材”，可以说，绝大多数在中国研究西方美学思想的人，都是以朱光潜先生的这部著作为起点的，此书可谓衣被学人，非一代也。那么就美学史研究的“方法论”而言，朱先生给我们开了个什么样的头呢？笔者以为，朱先生的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学史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奠定与应用。朱先生认为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导线索来进行美学史的研究，这是时代的要求，但究竟怎么样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与西方美学史研究结合起来，这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这既需要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深入研究，还需要在美学史研究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之间找到现实的联系。在中国，朱先生首先进行了这样的尝试，且不论是否成功，至少开出了一条道路，朱先生之后中国的美学界所进行的西方美学史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的。

第二，努力找出一条属于美学思想自身发展的线索，去追求历史和逻辑之间的统一，不单单把美学的历史看作是社会生活的决定史，更是把它理解为问题史。朱先生在《西方美学史》这部著作中所找到的历史线索是美学问题的继承与革新的辩证关系。正如朱先生所说：“每个时代都按当时的特殊需要去吸收过去文化遗产中有用的部分，把没有用处的部分扬弃掉，因此所吸收的部分往往就不是原来的真正的面貌，但也并不是和原来的真正面貌毫无联系。”[1] 这就初步形成了历史和逻辑之间的统一，体现出了“史”的力量。比如朱先生在讨论柏拉图的灵感说时，一下子就牵出了普洛丁、康德、尼采、柏格森、克罗齐、萨特这样一条线。可以说全书就是由许多条这样的“起源与历史流变”之线索构成的。

第三，美学思想史与美学问题史之间的统一，力求把美学史的发展落实到关键问题与重要范畴的发展演变上去，抓住具有现实意义与普遍意义的问题。尽管对这些问题的选择朱先生不可能超越他的时代，他所选的问题基本上是从唯物反映论的角度展开的，如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文艺的社会功能，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感性与理性，形象思维，内容与形式，理论的意识形态性及其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等等，但要对如此庞芜的西方美学思想进行历史梳理并且要作到简明，就必须以几个确定的问题为核心，看看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从而显示出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性与它的时代性之间的统一。

第四，比较的方法在美学史研究中的应用。对同一时期的思想者作比较，或对不同时期的思想观念作比较，从中找出共同点，再看到差异。这种比较有时是在微观层面上进行的，如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关于文艺之社会功用问题上的比较，对浮龙·李与谷鲁斯在移情问题上的比较；有时则是在较宏观的层面上展开，如对英国经验派与大陆理性主义间的比较。

第五，“史”与“论”的结合。朱先生在对每一个重要时代或者重要人物介绍完之后，都会有一个结束语，有如“太史公曰”一般，从自己的理论立场对所介绍对象的影响、意义、性质作一个评价。这种评价是有必要的，有助于我们形成对某种思想或者思想家的总体性看法，而且历史应当是有结论的，提出一个结论来，这体现着一个史论家的理论勇气与理论功力，也是一部“史”的灵魂所在。

以上5点我们可以看作是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史研究方法上的贡献。

二、朱光潜先生西方美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上的局限

这里所说的“局限”，一方面指《西方美学史》这部著作本身的不足，另一方面是指朱先生的研究方法与体式对后来的美学史研究所带来的藩篱与束缚。

首先是这部著作本身的局限。这部著作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我们不想去指责这部著作的某些“特殊性”，必须理解开拓者的艰辛与时代对他们的束缚；在此我指的是作品在意识形态上的定性研究与路线斗争意识，以及为了这种斗争而作的对象上的选择和为了摆脱非学术上的纠缠而作的有意识的回避。这是时代的过错，不是作者的过错，因此我们重点要研究的是《西方美学史》在方法论上的局限。

这部著作在方法论上的最大问题实际上朱先生已经认识到了，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生硬理解与公式化。朱先生有意识地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进行美学史研究，提出“美学研究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但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惯常把它总纲式地理解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理应受到经济基础的决定，同时它们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按这一总纲，美学被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当然是受到经济基础制约的，这就可能出现按社会类型贴标签式的研究方法。朱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一场从自我批评的角度对贴标签式的研究的反动，实际上，朱先生也确实想避免这种研究方法，这就要求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他引了几段被他称之为当头棒喝的马恩原文：

“唯物主义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一点成绩，……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力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2]

“至于谈到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首先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即唯心主义——引者）。”[3]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没有肯定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对此进行歪曲，说经济是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他就是把上述命题变成一句空洞、抽象而荒谬的废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结果——由斗争取得胜利的阶级所建立的各种宪章等等——各种法律形式，乃至这一切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各种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以及各种宗教观点及其进一步发展出来的教义体系，——也都要对各种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而且在很多情况中对斗争的形式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上述一切因素在这里都起着交互作用，其中经济运动归根到底要作为必然的东西透过无数偶然事物……而获得实现。否则把上述理论（指唯物史观——引者）应用到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就会比解答简单的一次方程式还更容易了。”（注：此段译文引自《西方美学史》第11页。朱先生对马恩选集的译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修改，所以用朱先生的译文。）

马恩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解说到现在依然形成对我们的棒喝，在这种棒喝中朱先生惊醒了，但问题在于，朱先生没能摆脱这种标签式的研究，这部著作并没有“惊醒”，时间已不允许朱先生以一种更加深刻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来重新研究西方美学史。这部著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用实际上就是“一次方程式的”，这体现在一系列重要美学问题与美学事件上。比如，在解说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时，作者没有关注此时期中诸种思潮之间的复杂关系、人们对于基督教的看似矛盾的态度、基督教对于文艺复兴的贡献、古罗马的拉丁文化如何对文艺复兴产生影响等等问题；在解说柏拉图所谓“反文艺”的思想中看不到柏拉图的理论针对性；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对人类文化的贡献认识不够；还有路易十四对法国新古典主义的意义、启蒙运动和宗教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宗教改革与腓烈大帝对于德国启蒙运动的意义、法国大革命与德国古典哲学的追求之间的关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没有被关注。由此显现出朱先生把西方美学史简单化了，在“历史唯物主义”总纲式的简单应用中，没有能够做得到对思想史进行历史还原，找到它产生、发展、终结的现实原因。这样，对一个时代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状况的定性和特定时代美学思想的价值之间，实际上没能建立起现实的联系。因此，这部著作现在看来显得历史感不够，美学理论和现实的社会历史之间缺乏足够的联系，没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理论进行历史还原，说到底，缺乏对西方历史的深刻研究从而造成了朱先生自己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应用的不彻底。

第二个局限。朱先生在《西方美学史》第二版中对序言进行了修改，在认识到凭一人之力不足以充分地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之后，朱先生间接地为自己的研究进行了辩护。辩护的核心是：美学史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并不排斥“思想路线的研究”，用他的话说：“在现在历史阶段，我们这些不懂经济史，又不懂政治史和其它有关科学的人能否或应否仍去冒险探索美学史呢？‘思想路线’是否就一文不值了呢？”显然朱先生认为思想路线研究还是有价值的，他的理论根据是恩格斯所说的，“思想材料有相对独立的发展”，也就是纯思想史研究是可以的、有价值的。这就暗示了，尽管《西方美学史》这部著作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上走得不算成功，然而它至少是一种纯思想线索上的研究。

问题是，朱先生的纯思想线索是什么？前文我们说是“继承与创新”，但这条线与其说是一条思想线索，不如说是一条历史线索，思想线索应当有其内在逻辑性，事物由于历史的需要而被动进行的发展与事物由于自身的逻辑要求而进行的发展是有别的，前者是被动的、外在的，后者是主动的、内在的。在朱先生的这部著作中，外在的历史性发展与内在的逻辑发展之间没能统一起来，历史性强而逻辑性弱。比如，我们在朱先生的著作中看不到柏拉图的思想是如何发展到亚里士多德的，18世纪的理性主义与经验派如何汇集在康德处并促成康德美学思想的产生，以及德国古典美学家的思想的内在逻辑发展，亦即从康德到黑格尔之间的逻辑链条。可以说，由于缺少一条内在逻辑线索，朱先生的“纯”思想路线研究事实上并不“纯”。

第三个局限在于，朱先生在序言中曾经明确指出：“从历史发展看，西方美学思想一直在侧重文艺理论，根据文艺创作实践作出结论，又转过来指导创作实践。正是由于美学也要符合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回到实践这条规律，它就必然要侧重社会所迫切需要解决的文艺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美学必须主要地成为文艺理论或‘艺术哲学’。艺术美是美的最高度集中的表现，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文艺也应该是美学的主要对象。”[4] 显然，朱先生意识到了美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并要求美学研究必须和艺术研究结合起来，“绝不能把美学思想和文艺创作实践割裂开来，而悬空地孤立抽象的理论，那就成了‘空头美学家’了”。问题在于，在多大程度上，朱先生做到了这种结合呢？或许是由于时间仓促，除了对歌德与达·芬奇这两位艺术家，朱先生稍稍多说了些外，其它艺术家提到的很少。朱先生作为黑格尔《美学》的翻译者，完全有能力以黑格尔的研究方式把美学史描述为艺术哲学史，也完全可以把时代的美学思想与时代的艺术实践结合起来，但朱先生实际上没有这样做。讲基督教美学，不能不把它和中世纪的大教堂结合起来，讲希腊美学也必须把它们的造型艺术与具体的文艺活动结合起来，要把它的美学思想与艺术精神结合起来；文艺复兴的美学精神应当体现在初期三杰与盛期三杰的艺术作品上（注：文艺复兴的初期三杰是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而盛期三杰则是达·芬奇、米开朗琪罗以及拉斐尔。），体现在威尼斯画派的具体作品中，体现在人文主义者的诗与散文等作品上。可以说，朱先生没有把时代的美学思潮与时代的艺术思潮结合起来，有时仅仅只能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解说某些美学思潮，对其它艺术门类缺乏足够的关照。比如现实主义这个术语和浪漫主义运动，首先都是在视觉艺术与造型艺术中产生和使用的，不对视觉艺术有深刻的理解，就不可能理解“现实主义”这个词的内涵。由此可知，朱先生没有摆脱“空头美学家”的窠臼。

第四个缺点在于，囿于教材的形式而缺乏史论的创造性。《西方美学史》这部著作是“史”，但更主要的是一部教材。作为教材而言，介绍性应大于分析性，其目的是让学生对美学史的情况有一个总体上的认识，而不是把某一家的观点完整地介绍给学生，所以写教材的人除了自己的观点与逻辑线条外，必须尊重其它可能的解释。对于一部教材来说，它的优点必须体现在明晰公允，条分缕析，它的缺点也必然是缺乏对“史”的创造性的重建。而对于一部史论，它的长处可能恰恰在于对历史之内在线索的创造性的重建。因此，对“史”的要求与对“教材”的要求是不同的，比如克罗齐的美学史，作为“史论”，是富于理论创造性与理论勇气的，但是作为教材，显然是不恰当的。就一部教材而言，朱先生的这部著作是经典之作，但就一部美学史而言，这部著作缺乏理论创造性，没有对思想材料进行逻辑重建，材料的时间性排列淹没了材料本身的逻辑性发展。这一点朱先生是有所认识的，他曾自谦地说：“严格地说，本编只是一部略见美学思想发展的论文集或读书笔记，不配叫作《西方美学史》。任何一部比较完备的思想史都只有在一些分期专题论文的基础上才定得出来，而且这也不是某个人或者几个人单干所能完成的。为了适应目前的紧迫需要，编者只能介绍一些主要流派中主要代表的主要论点，不能把面铺得太宽，把许多问题都蜻蜓点水式地点一下就过去了。”[5] 这本来不是朱先生的理论缺点，因为朱先生原本就是要编写一部教材，但麻烦的是，《西方美学史》几乎成了后来研究西方美学史的范本，此后出现的几部西方美学史，几乎都是以教材的形式编撰的，而且，朱先生的叙述模式——时代背景、哲学思想、美学思想、长处和不足——成了大家共同的模式，因此朱先生以后的西方美学史研究都是在朱先生的框架内进行的，其著作要么比朱先生的厚，要么比朱先生的薄。薄者更简洁，更凝练，更具有纲要性质；厚者材料更丰富，介绍更全面，把朱先生没有说到的说了，把朱先生没有展开的展开了，把朱先生没有深入下去的深化了，把朱先生材料上的不足补全了，这种做法的极致，是蒋孔阳先生与朱立元先生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但这应当是这种模式的终结之作，以后凡治美学史者，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如何超越这部《通史》，亦即，如何超越由朱光潜先生所奠定的这种治史模式。

三、关于如何超越朱光潜先生的几点想法

以上几个问题就是我们对朱先生的“指责”，或许有一点吹毛求疵，也有可能是一叶障目，或许我们的“指责”和朱先生的著作之间是方枘圆凿，但防微虑远之心不可无，必须为美学史研究的下一步发展找出路。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实际上朱先生已经为我们指出了。

首先是朱先生所说的对美学史的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朱先生认为这是一个人无法独立完成的，需要大家分工合作，而这实际上是肯定了西方美学史研究可以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进行，应当从现实历史的各个角度进行研究，把具体的经济、政治、宗教、社会生活、文化传统、科学状态、民族成分等因素考虑进来，研究时代的美学精神与艺术精神的现实根源，也就是说，对西方美学史进行历史还原，把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真正贯彻到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中去，以年鉴派的态度去研究美学问题。这应当是一条新路，只有这样，才能把时代之美学思想的现实性、历史性、复杂性揭示出来。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要研究17世纪的美学思想，就不应当仅仅停留在对新古典主义原则、对笛卡尔理性主义原则的介绍上，而应当研究欧洲当时的民族状态、生产力状态、生产关系、路易十四的文化政策和他对艺术的支持，研究意大利人对法国的影响，研究贵族沙龙对审美时尚的影响，研究基督教在当时的统治情况，研究宗教冲突和人们对宗教的态度，研究东方的审美意识在西方的流传，研究造型艺术的新发展，研究语言文学艺术的传播与发展，等等。或许有一点把美学研究泛化和复杂化之嫌，但没有办法，还有比审美活动更复杂、更难以分析、涉及面更广的活动吗？必须进行这样的尝试，才能不负朱先生之教诲，办法之一，就是朱先生所说的进行“分期专题研究”。

第二，“纯思想路线”还是有价值的，尽管朱先生冷峻地批判了自己走纯思想路线的做法，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纯思想路线也是一条正当的和重要的研究路线，我们已经没有了朱先生当年所受到的思想束缚，我们完全可以从纯粹学理的、逻辑的角度对西方美学史进行纯思的研究，这应当是一条值得肯定的道路，鲍桑葵和克罗齐的著作可以供我们加以借鉴。但这条道路需要找到一个独特的内在线索，需要把历史研究彻底逻辑化，这需要理论勇气和理论创造力，但总的来说，作更加彻底的纯思想路线研究，也是美学史研究的重要环节，也是超越朱先生的一种办法。

第三，从艺术哲学史或者艺术批评史的角度研究西方美学史，把艺术史和美学史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点朱先生没有做到，但朱先生早就指出了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否则他就不会花那么多精力翻译黑格尔的《美学》。在这一点上，塔塔科维奇的做法可以为我们提供指引与借鉴，完全可以把西方美学史做成西方艺术哲学史，对时代的艺术精神与时代的美学精神进行比较研究。

第四，把美学史研究落实到美学问题史或者范畴史的层次上。我们可以单就某一个问题进行历史研究，也可以像朱先生那样注重对范畴之意蕴的历史性变化的研究。在这一方面，塔塔科维奇的《西方美学六概念史》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好在国内的一些著名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研究方法，比如朱立元教授就正在主持一个名为《西方美学范畴史》的国家课题，如果能够对一个范畴进行正本清源并理清其来龙去脉，则功莫大焉。

第五，摆脱教材模式，不要再以教材的模式撰写西方美学史。要把纯介绍性文字转变为研究性内容，把美学思想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揭示出来，并在其中进行艰苦地探索，要么作集中化的专题研究，要么作泛化的比较研究，把讲义和美学史研究区别开来，以“专、深”代替“全、浅”，在普及之后力争提高。要有进行理论创造的勇气，以研究应答现实，并以“史”来为现实作解，换言之，要赋予历史以灵魂。美学史研究的目的不应当停留在纯介绍的水平上，一部合格的“史”，应当是对历史的裁剪，应当是赋予盲目的历史以灵魂，也应当是为现实而作的，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现在的西方美学史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没有完全走出资料的搜集与整理阶段。但在以朱先生为代表的几代美学工作者的努力下，应当说，资料工作已经积累到足以进行更高层次的理论研究的地步，必须从介绍性的与教材性的美学史研究中走出来了。当朱先生自谦地说他的著作不配叫《西方美学史》时，我们应当看到朱先生对“史”的研究的真正看法与寄托，不能辜负他的寄托。

以上5个方面既来自于对朱先生的《西方美学史》的反思， 也是朱先生对自己的研究进行反思的结果，而这5个方面是方向性的， 必须落实为具体的研究方法与思路，那么究竟应当怎么做呢？概括起来，我们可以从8 个具体的方面展开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从而沿着朱先生指示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一，我们可以作真正意义上的通史研究，作到材料上的全备，美学界在这个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二，作深入的国别史与专题史的译介与研究，到现在为止只有蒋孔阳先生的《德国古典美学》可算是国别史，但还没有完全展开，译介工作也不充分；三，作范畴史研究，厘清每一个重要范畴的内涵与历史发展，有许多学者已经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相信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四，作断代史研究，我们已经有古希腊罗马、中世纪、现代等不同时代的美学史研究，还可以更细、更深入一些；五，作纯思的逻辑演进史研究，梳理出西方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之链，可以从体体论的角度，也可以从认识论的角度，作专题史研究；六，把美学史扩大为审美意识史，从所有审美活动中进行理论总结与概括；七，应用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对美学史进行历史还原，把美学观念还原到社会生活中去；八，作艺术哲学史研究，把美学史与艺术史结合起来，并且侧重从艺术史的角度研究美学问题。

说是要“超越”朱光潜先生，可何谓“超越”呢？我们所能想到的各种途径，实际上朱先生早有所悟所思，对思想的巨人来说，所谓的超越不是推倒他，而是站在他的肩膀上，从而比他看得更远，更清楚一些，然后，比他多向前一步。 

（来源：《探索与争鸣》2005年10期。编辑录入：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