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现代性是近来理论界普遍探讨的一个话题，研究者认为：源于工业与科学革命的社会领域中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在西欧乃至整个世界取得全面胜利的同时，存在着另一种本质上论战式的审美现代性，这种现代性以感性审美为武器，强烈批判理性社会，厌恶中产阶级价值标准，用多种多样的手段公然拒斥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弊端，从而对世界采取一种截然相反的审美态度。其中，颓废现象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独特现象，审美现代性与其之间的关系更是引发了普遍的关注和争论。

颓废，作为一个古老而又普遍的概念，涉及道德、政治、宗教和艺术等各个方面。不过，现在值得我们关心的重点问题不是颓废究竟有怎样的政治社会或伦理道德方面的内涵，而是颓废在西方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现代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渗透在各种现代文学艺术流派中，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文化潮流，对整个现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卡林内斯库曾经把这种颓废归结为现代性的一副重要面孔，并将其和社会学和伦理学中的颓废概念区别开来，表示要“从老的、一般意义上的颓废向新的、更为具体的文化颓废概念过渡”，聚焦于“颓废自觉地变得现代的过程”，从而宣布颓废是“美学现代性的自觉者”的自为表现。①

一、颓废：一种现代时间的危机意识

“颓废”，来源于拉丁语decadentia，这个概念有着古老的传统，从古印度和希腊罗马的神话宗教传统中，我们都普遍感受到存在着一种对于时间的流逝和对于没落宿命的恐惧：时间被当成一个“衰退过程”来体验，变化的结果必然带来堕落与罪恶。在西方社会中，颓废概念的形成还和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时间和历史观念有关，这种观念认为历史发展的时间进程是线性的和不可逆的，最后的末日或者说世界的终结日必将来临；按照基督教的观念，末日之后上帝的选民将享受永恒的福乐，罪人却将永远在地狱里受折磨。不过，在“最后的审判”来临之前。世界将陷入极度衰朽与严重腐败之中，各种邪恶力量猖獗，是一个由绝对恶所统治的世界，这就必然会产生“颓废”，它显然是世界终结前的痛苦序曲。

不过，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试图克服这种永恒不变的时间之流，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表示：“处于同一存在状态的东西，为理性的思想所把握；处于变动和生灭的过程而从未实在的东西，是无理性的感觉对象。”② 对理性的崇尚使得人们否认变化的实在性，他们认为时间只能消磨一些感性的、低层次的东西，而理念和真理是永远不会被时间所控制的，主体由此失去了对时间流逝所带来的敏锐的毁灭性感觉，颓废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不过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这种对时间的敏锐感觉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按照韦伯的观点，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时间的本质和自己的命运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宗教的日渐衰落更使得他们把生存的支点从虚无飘渺的彼岸移至此岸世界，现世生存的有限时间就显得尤为重要，时间的危机意识也进一步得以加强。颓废对单向度的时间之矢和时间不可逆转性的清醒认识，来源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残缺和人类的原始痛苦，是个体本真生命的体现。在颓废者眼中，随着时间的线性流逝，一切都在走向无可挽回的衰落与溃败，越清醒的人们越能感受到这种独特而又紧迫的危机，从而导致内心极度不安与做出某种行动的需要。可见，现代颓废概念的复苏实际上根源于现代人对自我命运的清醒认识，说到底是一种对于时间的独特的危机感，是一种世界走向大灾难的感觉。

因此，颓废的时间观和启蒙主义进步的时间观是完全相对的。启蒙主义也承认现代的线性时间观念，从而打破了古代的循环观，把时间看作从过去经由现在而走向未来的直线。不过，它对时间抱有一种乐观的态度，认为未来总比过去好，从而产生了乌托邦式的憧憬和革命的激情。因此，对于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他们持绝对的支持态度。与之相反，颓废者恰好要打破这些关于进步、文明的乐观谎言，他们认为一切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亡，物质文明的进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命体的内在需要，因此它完全对立于本质上属资产阶级的现代性，以及它关于无限进步、民主、普遍享有“文明的舒适”等等的许诺。

可见，在启蒙主义为进步、民主和文明的时代大唱赞歌的时候，当机器转动的齿轮向人类社会输送丰富的物质财富的时候，颓废者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意识。比起中产阶级那种普遍廉价和虚伪的乐观，这样的“颓废”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反叛：颓废主义的潜在激情

按照卡林内斯库的观点，和古人更为消极的态度相比，现代颓废更有一种积极的反抗精神。他表示：“颓废被感觉成一种独特的危机，这种感觉前所未有地强烈；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去做那些为了自己和同类的获救必须做的事而不再等待就变得极其重要。从世界的终结正在迅速临近的观点来看，每一个单独的瞬间都是决定性的。颓废的意识导致内心不安，导致一种自我审察、全力以赴和做出重大放弃的需要。”③ 在他看来，颓废虽然来源于对没落世界的清醒认识，但是对于颓废的个体来说，他们并没有沉溺于沮丧之中。在对时间流逝和文明堕落有清醒认识之后，他们反而变得勇敢起来了。在颓废者眼中：既然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人类坠入深渊和没入最后的死亡，那么就抛开一切道德规则的束缚，去努力发现生活中令人兴奋的东西，最终让生命在瞬间燃烧成为灿烂辉煌的火焰。

颓废用以反抗现代时间的第一个武器便是艺术审美。在充满危机的时代里，艺术为人类构建了一个避难所。王尔德曾经说过：“在这动荡和纷乱的时代，在这纷争和绝望的可怕时代，只有美的无忧的殿堂，可以使人忘却，使人欢乐。”④ 这种企求在“美的无忧的殿堂”里得到超脱的思想，充分展示出现代人面对颓废世界的普遍应对策略。19世纪中后期在西方各国出现的众多“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团体正是“颓废审美化”的集中体现。

这种“纯艺术”观点的提出，一方面适应了宗教衰落后颓废者内在的感性需求，另一方面也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产生了强烈的冲击，那些艺术无关功利和艺术非道德的思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运作与伦理规范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正如韦伯表示：“不论怎么来解释，艺术都承担了一种世俗救赎功能。它提供了一种从日常生活的千篇一律中解脱出来的救赎，尤其是从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主义那不断增长的压力中解脱出来的救赎。”⑤ 难怪卡林内斯库认为“为艺术而艺术”向人们宣扬的基本上是论战式的美的概念，它与其说是一种成熟的美学理论，不如说是一些艺术家团结斗争的口号，他们感到必须表达自己对资产阶级商业和粗俗功利主义的憎恨，因而是“审美现代性反抗市侩现代性的头一个产儿”。⑥

颓废时期不但会有利于艺术的发展，而且更一般地说，还会导致个人对于生活本身的一种审美理解。根据颓废的时间逻辑，既然人类无法避免最终死亡和衰退的命运，就更要把握现世的每一个短暂的瞬间，人所能把握的只不过是这些转瞬即逝的时间碎片，所以必须尽力让这些瞬间发出耀眼的光芒。这种对“刹那”之生命感的强调赋予了颓废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颓废时期出现的浪荡子便是颓废者的典型，对美的崇拜和追求成为其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福柯曾经说过：“浪荡子使他的身体、他的举止、他的感觉和激情、他的整个存在成了一件艺术品。”⑦ 成为艺术品，意味着可以捕捉生活中瞬间的新奇、震颤和精彩，满足了现代人的审美心理。这种生活艺术化的表现突出表达了个体渴望超越庸常生活，极大可能获得最多生命体验的要求，因此，他们的人生和其他人相比很显然具有了丰富的内容和感性色彩。

放浪感官、追求刺激和生命的冒险赋予了颓废主义者笔下的浪荡英雄以一种审美的色彩，他们对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波德莱尔把这种浪荡作风看作是“英雄主义在颓废之中的最后一次闪光”，他说：“这些人被称作雅士、不相信派、漂亮哥儿、花花公子或浪荡子，他们同出一源，都具有同一种反对和造反的特点，都代表着人类骄傲中所包含的最优秀成分，代表着今日之人所罕见的那种反对和清除平庸的需要。浪荡子身上的那种挑衅的、高傲的宗派态度即由此而来，此种态度即便冷淡也是咄咄逼人的。”⑧ 在颓废派身上形成的这种个人风格很显然具有审美现代性的反叛特征，那种恣意探索反常领域，追求异常之物和异常之美的方式不仅是资产阶级平庸乏味的绝对对立面，而且产生了巨大的令整个社会“震惊”的效果；他们用颓废的否定姿态远离那束缚个体自由的日常生活，突出代表了一种边缘对中心的极端愤怒。可见，在颓废者颓废的外表和放纵的生活方式背后潜藏着一种对现实境遇的严重不满，它以自己的颓废姿态来反抗世俗、反抗平庸、反抗功利，反抗布尔乔亚式的廉价快乐，直面理性现代化所带来的精神异化和非人化的现实。这种反抗和审美现代性依靠审美感性来拒斥现代资本主义的专暴统治是不谋而合的。

三、媚俗：感性姿态的最后归宿

美学中的颓废作为一种艺术化的精神状态，不同于一般的颓废概念，它在颓废的外表下反映出审美现代性内在的反抗维度。不过，用一种绝望来反抗另一种绝望，再加上它对感性畸形的放纵，对丑陋事物的迷恋，颓废文学必然还存有一定的限度，这也深刻揭示了审美现代性内在的困境与危机。

首先，颓废作为一种没有生长力、创造力和生命力的精神状态，其反抗力量是很微弱的，在耗尽了所有感官的物性能量之后它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和死亡。颓废虽然表现了主人公对灰色现实的极端反抗，却并没有最终给主人公带来出路和拯救，在它华丽的炫耀背后是生命力的衰落和枯竭，死亡是其不可避免的宿命，因而颓废的本质是空虚和无力的。

其次，我们都知道，出于对理性、平庸、谨慎的日常生活的厌倦，颓废者往往不顾一切地追求艺术的享乐和感性放纵，这种对官能快感的追求一旦超出一定的限度必然滑向一种极端。在对于美的勇往直前的历险中，颓废者加速了自己生命的损耗，跨越道德伦理的界限，涉足危险邪恶的禁地，因此它虽然以艺术化的个性生活方式对抗社会，但在超越现实社会的矛盾后却并不追求升华，这就使得颓废的审美反抗沉溺于感官而难以自拔。他们甚至对毒品、纵欲、死亡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喜好，把它们作为提高感性生存的一种力量，用以扩张自己的生命力。这种感性扩张到了60年代“垮掉的一代”那里更是走向了极端，《在路上》的作者杰克·凯鲁亚克和书中的主人公迪克的原型都死于酗酒和毒品。把感性的解放建立在戕害生命和损害他人基础上，必然降低了颓废思想的精神性。一旦审美的结果只是为了满足自我扩张的需要，它的反抗性自然也就消失了。

另外，颓废者具有的独特身份以及他所处的消费社会往往使得他表现出暧昧的立场。颓废者往往处在两个对立的、明显不融合的引力之间：一方面是世俗的生活，不可缺少的物质财富的荣耀；另一方面却又是他期盼已久的那种永恒的、理想的和精神上的东西。这两极之间的较量构成了典型的颓废主题。在消费社会中，特别是在消费文化的主导之下，建立在金钱和恋物癖基础上的颓废之风必然和消费社会产生共谋，例如浪荡子对于自身服饰、居室、日用品的唯美追求，对于艺术品和工艺古玩的收藏癖好，都需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周小仪表示唯美主义流派“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背后有着资本主义的消费逻辑，他说：“我们看到，消费文化已经从不同层次进入了王尔德的作品。在他的小说和戏剧中，室内装饰、家具、墙纸、布料、瓷器、服装、领带、胸花、手帕、珠宝等等，对作家具有审美的意义甚至哲学的意义，对批评家则增添了几分消费的意义。”⑨ 消费与审美的结合，使得浪荡子的审美反抗走向物化和媚俗，使得本来是带有悲剧性的审美反抗裹上了喜剧的外衣，恐怕这就是面对消费社会，颓废者所不可避免的悖论吧！

（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9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