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情感领域的内容不是理性和逻辑所能演绎的，情感有其自身先验的内容，只能在伦理学中展示其自身。这种先验价值，最终存在于爱和恨之中，只有在爱和恨的意向性行为中，情感价值才变得明澈。古希腊讲友爱，中世纪倡博爱，儒家重仁爱，现代人求正义。伦理学家重视爱的研究，人们呼唤爱的奉献。究其原因，那是因为情感的另一主域充盈着怨恨，怨恨无处不在，无论诉诸于人性善恶的纠缠，抑或窥望宗教爱的彼岸，在情感领域，怨恨游走于爱、怜悯、同情、仁慈等之中，以精神气质的展示获得了此领域原初的伦理之维。在现代社会，怨恨在情感领域惊人地活跃并影响人们的伦理价值判断，规约现代人的道德价值选择，并进而塑造现代人的精神气质。正如德国天主教思想家、伦理学家、社会学家、哲学人类学的奠基人马克斯·舍勒(Max Sheller, 1874—1928)所言：在爱和恨这种法则的限定中，所有的伦理将被完善。

一、怨恨——现代人的精神气质

对精神气质的关注和把握，质言之，是对人的实存状态的把握和反思。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起源于以新教伦理为基础的作为“天职”观念的工作欲，松巴特则认为所谓资本主义精神起源于由高度世俗化的奢侈生活方式推动的盈利欲。他们因此而塑造了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精神气质。在舍勒著作中“精神”的含义，并非局限于思想领域，而是日常生活的合理化态度和行为结构的价值准则、价值情感的变化、选择法则结构以及爱与恨的变化，舍勒谓之“精神气质”。它是贯穿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人类社会形态的变化之中的价值结构和秩序，“在理性范围内，这种精神气质是一种世界观，即了解和看待世界的一种方法。”[1] 心态——根本性的体现着人的身心一体的实存样式，这种实存样式在生存论上浸淫着某种价值结构。舍勒的不同之处更在于，他把人的存在最终看作是精神性的存在，生命现象是自身存在的一种心理方式，这种心理存在以不同的方式敞亮于生命的不同层面，所以这种对对象的不同把握更多地决定了其现象学方法的应用。“精神是一项新东西(novum)，与冲动、本能以及习得智能迥然不同。精神否认现实，从而进入先验本质。”[1] 人类基本情感体验构成的精神气质是充满伦理价值意义的系统，在对具体的精神气质(如爱感、死感、同一感、受苦感)的分析中，舍勒提出的主要类型是古希腊型、古印度型、基督教型和现代型。爱和恨是相关的，只不过产生恨的前提是对行为价值是否发生的失望，在舍勒看来，古代和中世纪人们关注事物本身的“质性价值”，重视质量，沉浸于对存在的本质与独特性的冥思，少有攀比。每个人的“位置”都是由天命安排好的，他只需在这个位置上履行好自己的特别义务，他的自我价值感和他的要求也只在这个位置内部产生。这种“位置”观念处处支配着生活关系，因此在这样的历史时期里，“从国王到妓女到刽子手，每个人的举止都带有形式上的‘高雅特性’，在他的‘位置’上有不可替代的举止特性。”[2] 如“理性”在古希腊那里指的是一种高贵的“智识”，基督教则沿袭了古希腊的理性意义，并加以伦理化，把它改造为一种追求“生活合理化”的良好德行一样，他们都有自己的生存位置和意义。而在现代，启蒙运动催生了现代化进程，市民伦理的精神困境标示着现代人的精神气质。生命价值让位于实用价值使传统价值全面颠覆，怨恨心态弥漫于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和道德的领域，以平等吁求的“正当形态”消解着价值差异。舍勒认为，他们的怨恨心态涉及到生存性伤害、生存性隐忍和生存性无能感，这种怨恨心态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存伦理的情绪。现代人把道德范围内的“良心中立”作为指导原则，否认情感的可把握性，从根本上丧失了良知和细腻。粗糙的生命把爱连根拔起，心灵的文化之在销声匿迹，心灵的逻辑、秩序彻底混乱。人无法做本真的谛听，无法做明智的判断。人在焦躁、怀疑、不安中寻觅到了怨恨，并将之作为生命的恒常存在。事实上，伦理本身蕴含着价值评价和价值比较，人总是在存在的价值比较中来理解自身和他人，生存在本质上是存有一种价值差异的。现代人试图抹煞这一差异。他们是奋进者、开拓者、敬业者、算计者、攀比者、平等追求者，但他们的精神都惊人地困惑，它们的精神气质都根本性地虚弱。

二、怨恨与现代性

对精神气质的查明和追问是舍勒现代性问题的切入点。现代性是思想学术界的一个问题丛生的领域。现代性是现代现象(包括现代化、现代主义和现代性)三个题域之一。就政治、经济、法律与社会制度的转型而言的现代化以及就知识理念形态的转型而言的现代主义，人们瞩目颇多，论述颇丰，然而无论是现代化还是现代主义都难免陷于人之外的对象性和语言碎片的谋划，如“资本”、“社会主义”。而现代性从根本上则把握的是人的心灵体验及其方式的转型，它不全是心理学上的而更是一种哲学上的把握，在描述性意义上，现代性概念有其特定的指涉范围，表征的是自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现代社会整体结构的特征和性质。现代性概念也因此而具有双重意蕴，即社会结构层面的现代性和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现代性不仅仅表现在外在的社会结构层面，而且表现在内在的文化心理层面。“现代性题域，主要探究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变化。”[3] 在对现代性的把握上，舍勒强调人的体验结构，指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是环境和制度的转化，而且是人自身的转化，这是一种发生在人的“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舍勒的问题意识导出他的现代人类型的出现，这种类型人的精神气质，表现为现代型的价值选择秩序，传统人的理念被根本动摇，人的实存标尺发生转变。按照舍勒的看法，现代性是深层的“价值秩序”的位移和重构，表现为工商精神气质战胜并取代了超越性价值取向——神学——形而上学的精神气质。现代人的精神气质，还表现在主体心理体验结构的变化——无法把握真实的世界。现代人心理体验的变化是由两方面造成的：一是社会环境的变化，二是观念和意识的变化。最严重的就是社会秩序与人心秩序失范，价值虚无化，人生的无意义感。历史地看，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导致超越世界和超越秩序的逐渐消退，上帝经不起理性的推敲，现实秩序的价值源泉发生了根本性的位移，超越性的价值秩序根本性地位移至现实的生活世界之中，那个超越性的价值源头被定位在人自己身上，人因此在短暂的不知所措之后就兴奋起来。现代性的理性化层面，主要表现为工具理性与形式理性。工具理性的膨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意味着价值理性的萎缩。与此相一致的则是形式理性的支配性地位的确立和实质理性的消解。现代人的心性结构严重感觉化，信仰没了，人性病了！人类道德危机四伏！现代性问题的实质上是道德文化危机与意义危机。现代性难题也因此在于，超越性的价值源头消解之后，现代人在合理地建构社会制度结构的同时，是否能并如何能重建人的心性结构？是否能并如何能重建人的精神家园与意义世界？导致所有这些问题出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舍勒将其归结为——怨恨。怨恨是一种情感、情绪、心态，是现代人精神气质形成的根源。怨恨是现代的产物。舍勒认为，现代性从根本上说是人的身体、欲望、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就是说，体验结构即人心秩序的现代转型比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更为根本。一言以蔽之：本能冲动造反罗格斯。怨恨和现代性相伴而生，并加深了现代性的根本“反常”特质，使人及其道德根本反转。

三、怨恨与现代伦理

在《道德建构中的怨恨》一书中，舍勒对怨恨进行了社会学和现象学的分析。舍勒认为随着基督教爱的伦理观的衰微，现代人情感之爱欲向怨恨转化。怨恨成了资本主义类型人的精神实质，它导致了伦理价值的颠覆。资本主义时代现代性的精神实质是“怨恨”。现代的道德是由无数的怨恨构成的，是人类意识中出现的价值颠倒和价值崩溃的根源，现代伦理价值选择法则根源于怨恨。“上帝死了”，人们丧失了精神背靠而陷入了绝望和怨恨，技术对情感的压抑导致爱的流失，等级系统的隐匿和现代人的平等诉求导致传统价值的根本颠覆。怨恨成了一种没有明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报复冲动是怨恨的出发点，经恼恨、恶意、羡慕、妒忌发展到阴恶，它形成特殊的生活经验，指涉相关的伦理行为，人们因此在怨恨中做出价值判断。他指出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之后，时代的压力已经驱走了由早先生活方式存留下来至今仍为人所赏识的较为高尚的情感力量的成分。舍勒提出了价值的客观等级秩序：感官价值、生命价值、精神价值、神圣价值。认为有用的价值(感性的)高于高尚的价值这一观念已被普遍接受，从而使怨恨成为现代性精神品质，神学——形而上学的精神气质被消解，实用价值与生命价值的结构性位置已经发生了根本转换。怨恨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事关道德评价的构成能力，在于它是道德判断及价值蒙骗的根源，它导致现代价值体验结构的转型和价值位移。怨恨的这种位移有三个基本的表现：自我劳动和盈利的价值；价值的主体化；有用价值凌驾于生命价值。

把现代价值中的基本价值归于怨恨的力量，由此使现代道德本质上具有了价值的主体化的特征，价值主体化意味着：拒斥价值的客观性，把价值归于个体的主观意识。价值主体化也同时意味着否定作为较高价值载体或体现者的个体的优越品质。价值主体化导致道德极度混乱使道德陷入虚幻的价值意识中，总是着眼于提高对于自己的评价和与此同时对于别人的价值贬低，使道德判断极具不确定性，实质上加深了现代人整个不幸的深度——人对人不信任。现代伦理因此更加打上了怨恨的迹印并以之为基础。这就使现代道德评价没有一个客观恒定的品质参照序列，人人都可创设德行，人人在德行上都是平等的。而事实是个体总因自身德行品质较低而处于怨恨状态。这种怨恨使道德评价标准或原则处于虚幻状态中，使人处于一种怨恨式伦理的生存状态中并进而侵蚀整个伦理秩序。

舍勒确立了一种“爱感优先论”的伦理学爱之本体论，认为理想道德的建构就是爱的秩序的建构。然而，随着现代人情感之爱欲向怨恨转化。怨恨成了资本主义类型人的精神实质，它导致了伦理价值的颠覆。怨恨在现代社会伦理建构中惊人地活跃，它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动力。受怨恨支配的现代世界道德价值观的颠倒，意味着现代文明精神的“没落”，这也是现代人的道德陷入根本的困境之中。但是要摆脱这种没落，调校现代人的精神气质，在舍勒看来，必须恢复和重建基督教爱的伦理价值观。这种可能性何在？如西美尔所言：“信仰主体与信仰对象(超验内容)分离，是现代宗教的特性。信仰主体与信仰对象(超验内容)分离后，信仰对象(超验内容)成了抽象的规定性，随之就被当作幻想排除了，只剩下信仰主体孤零零的憧憬(宗教需要)。”[4]

四、结语

事实上，心态、精神气质或体验结构，均给每一时代和文化单位打上了自己的烙印，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现代性纠结在一起，深深地烙上了怨恨的印迹，具有了现代人类型的特点，现代人类型是现代化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超民族性的现代人理念、精神气质和生存样式，如舍勒所谓：“……世界不再是真实的、有机的家园，而是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进取的对象，世界不再是爱和冥思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工作的对象。”[5] 情感的氛围被充满报复冲动的怨恨所取代，怨恨在道德中取得了胜利，成为一整套“伦理”的决定因素。怨恨在现代社会中已成为一种根本的心理体验结构，并使现代道德的根基建立在人对人“原则上的不信任态度”之上。这种伦理对人的(社会的)伦理秩序造成严重侵蚀，导致社会机体的变化，造成新的社会病：“家庭的解体、大城市形成后居住条件对健康的危害、技术进展造成的整个职业生命力的结构性破坏、婚姻乃至生育与财产和金钱(而非生命力质量)日益紧密的联结、民族统一体的解体等等。”[6] 无论中国的传统有多么深厚，毫无疑义，中国社会已经或被纳入现代化进程中，因此而具有了现代现象的若干特征。“现代”化已被赋予了价值取向的旨意，国人的伦理结构意识无疑正在发生着转型。历史地看，在西方伦理史上，人们要么把精神作为上帝的杰作，要么认为他和真理千丝万缕，当这种观点被尼采喝断之后，西方学者在现代化进程中以学术跟进充分显示了自身的优秀品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意味着道德失范，一切道德都出了问题，但尼采并不是不要道德。尼采眺望到了酒神精神，站在生命立场上呼唤新的道德价值——“超人道德”。摩尔诉诸于语言的逻辑分析，寻求道德的真理性。康德以严格的态度告诫我们：凡是应该的，就是能够的。康德把人类的思想引进了“批判的时代”。马克斯·舍勒一再审视神圣的价值，不遗余力地呼唤基督教“爱”的伦理。罗尔斯用契约来规范道德，强调社会有机体的合乎人性。麦金太尔坚持要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对西方近现代社会的伦理做出了“德性之后”的判断。西方的思想家们在现代性视域中不懈地探索，秉承了传统伦理，丰富了人类道德文化，挽救了处于颓势中的西方道德文明。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伦理状况正处于古今、中西的双重重负之下，国人正在丧失献身客观世界的质朴的情感，精神深处“与世界为敌”的怨恨情感已经初露端倪，中国的伦理研究者事实上是不能回避这一重大伦理问题的。中国的伦理研究者作何想呢？

现代的价值伦理观使中国的现代化在塑造人心秩序上具有了现代性的一般意义，因为怨恨与现代化同构。但在中国，怨恨的精神气质的奠基意义已经萌发，怨恨不止是道德判断及价值蒙蔽的根源，而开始外化为道德判断。怨恨甚至弥漫为一种恒常心态和精神气质，不是怨恨某人某事，而是怨恨本身，世界本身就是怨恨。人们抱怨道德失范，人们嗟叹世风日下，人们甚至在怨恨中生活！怨恨式伦理正在噬啮着中国人的伦理价值秩序和结构，怨恨亦从根本上揭示中国当下道德困境的理论根源。

 

【参考文献】

 

（来源：《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1期。编辑录入：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