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山西黑砖窑真相经媒体揭露后，[1] 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愤慨和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黑砖窑工人大部分获救，黑砖窑犯罪嫌疑人也被追捕归案，受到了法律应有的制裁。但黑砖窑问题的发生及其背后的原因仍值得深究。黑砖窑主的贪婪残暴，究竟仅仅是个别人的品性问题、极端例子，还是在他们背后有某种经济逻辑在起作用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露了大量“资本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的血腥残暴现象，但他在“序言”中还是认为，“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2]（p. 10）当然，这并不是说，黑砖窑主不应该为他们的非法野蛮行为负责，而是要揭示使他们如此丧心病狂地强迫他人为自己卖命背后的经济原因。黑砖窑主的行为是否也是某种经济范畴人格化的体现？如果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种逻辑，防止这种“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马克思语）[2]（p. 273）发生呢？可以认为，黑砖窑事件不仅提出了政府和社会打击不法矿主，保护劳工、儿童权益的责任问题，而且表明了在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不仅应充分肯定资本的文明化趋势，而且应看到它的内在限制，探索克服其矛盾的条件和途径。在这方面，已将资本用了四百多年的西方社会① 所探索到的，以“经济伦理学”而闻名的学科所研究和总结的经验教训，也值得我们借鉴。

本文拟以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和《资本论》有关论述为基础，结合最近30年国际经济伦理运动的成果，对这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期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引起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内在限制与过度文明暴行

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是就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的。它不等于市场制度。后者只是资本存在的条件和基础，是资本所有者或经营者配置资源、调节生产的一种手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财富生产方式，即剩余价值或交换价值的生产方式，有其自身的逻辑或规律。我国现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因此，如果说市场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那么利用资本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应该了解资本的性质及其运行规律。由于历史上资本只是在西方社会才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成熟的生产方式，因此我们首先要以科学揭示这一生产方式的马克思的研究为基础。正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科学地揭示了资本的矛盾、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内在限制以及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从而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和正确处理现实资本问题的钥匙。

马克思在《手稿》中写道：“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等等，这种趋势并非像迄今为止的经济学著作中所说的那样，只表现为外部的结果。同样必须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3]（p. 395）在这里，马克思首先明确提出了“资本的文明化趋势”这一概念；其次强调了这一趋势并非只表现为外部的结果，而是包含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具有必然自在的性质；第三指出了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不仅包含文明化的趋势，而且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

那么，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究竟是怎样的趋势？它与那些潜在地包含着的矛盾是什么关系？马克思又是如何揭示和看待这种趋势和矛盾的呢？

马克思发现，在生产过程中，资本的价值增殖完全取决于资本作为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的关系，即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关系。但作为商品，资本却取决于生产过程之外的流通。作为商品，资本必须具有使用价值，必须是需要的对象、消费的客体；同时资本还必须同它的等价物即货币进行交换，新价值只有在出售后才能实现。“在生产过程内部，价值增殖和剩余劳动的生产（剩余时间的对象化）完全是一回事，因此，价值增殖没有任何其他的界限，有的只是在生产过程本身内部部分地作为前提，部分地被产生出来的界限，正因如此，这些界限在过程中总是表现为应当克服的限制。”[3]（p. 384）但是在生产过程之外，在流通领域，却出现了它无法忽略的限制：首先，商品只有同时具有使用价值，即消费的客体，才具有交换价值，因此，它的第一个限制就是消费本身，即对该商品的需要；第二，对这商品来说，还必须有等价物存在，但是，因为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新的量、新的价值，因此，它遇到的第二个限制，就是现有等价物、剩余等价物的量的限制。这两个限制对于资本的影响是：如果生产过程不能转入流通过程，产品就不能转化为货币，资本的整个运动就要陷入绝境。换言之，在生产领域，由于价值增殖与剩余劳动的生产是一回事，因此对价值增殖的追求表现为将剩余劳动的所有界限视为应当克服的限制；而在流通领域，价值增殖的实现取决于消费，因此遇到了它必须正视而不能取消的限制。正是通过生产过程之外的流通领域的限制，马克思发现了生产与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发现了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和内在限制，发现了潜在地包含在资本流通领域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笔者认为，这个发现，其重要性并不小于剩余价值的发现。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商品流通并不是剩余价值的源泉，从而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那么可以说，他发现了资本并不直接是生产和价值增殖的同一，从而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及其生产过剩的危机理论。

生产和价值增殖不能直接同一，是因为剩余价值即价值增殖的实现，要受流通领域的限制。因为增殖的价值、剩余价值，是第一个过程即简单流通领域所不曾假定的新的量、新的价值。那么这种新的量、新的价值的实现意味着什么呢？马克思首先从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两种方式来考察。

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第一种方式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其方式是“把工作日延长，使之超出工人只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的那个点，并由资本占有这部分剩余劳动，这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资本主义体系的一般基础，并且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起点”。[2]（p.583）马克思指出，资本创造绝对剩余价值要有一个条件，即流通范围要扩大，而且要不断扩大。这是因为，在一个地点创造出的剩余价值如果要实现，就必然要求在另一个地点创造出它与之交换的剩余价值，也即要求以对等价值或作为新资本可能性的货币的存在或生产为对应条件；这也就是要求生产的扩大，要求通过生产本身的扩大来实现；这样，流通本身就表现为生产的要素，表现为最初的既定的量和此后不断扩大的量。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还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这两个趋势，从本质上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3]（p. 388）因而，仅仅对绝对剩余价值实现的分析，就可以看到：资本必然要求推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要求创造世界市场，必然要求把任何界限都当作必须克服的限制，因此，必然要求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代替以前的、从资本的观点来看是原始的生产方式，消灭直接的不进入交换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因为以直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会减少交换者的人数，减少进入流通的交换价值的总额，减少剩余价值的生产。

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第二种方式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即“用各种方法缩短生产工资的等价物的时间，从而缩短必要劳动”。[2]（p. 583）马克思指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同工作日的长度有关，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则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根本革命，“即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来生产剩余价值”，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换言之，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不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不仅仍是量上的剩余，同时还是质的差别的范围不断扩大、多样化和愈益分化。通过提高生产力而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必要劳动，要求创造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个新的生产部门会满足和引起新的需要。[3]（pp. 388-389）因此，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结果，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新的使用价值；就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因此，就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同样，就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就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这样，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所不断创造的新的生产部门、新的使用价值的劳动，就造成了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各种劳动即生产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因此，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理论认识的目的是使自然界服从人的需要。这样，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就要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3]（p. 390）《共产党宣言》曾谈到“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4]（p. 274）马克思在《手稿》中则是从对资本的简单概念分析中揭示出这些趋势，把它作为资本一种与生俱来的趋势。在这里，这种普遍和高度的文明化趋势还只是一种“观念上”的趋势。马克思在揭示了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后紧接着指出：“决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3]（p. 390）因为观念上超越、分析上超越，不等于实际已经超越了。如后面还要分析的，“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又不断地产生出来。”[3]（p. 390）“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3]（pp. 390-391）也就是说，一方面，对资本的分析表明，它的实现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的推广，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多样性、丰富性和普遍占有性，即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另一方面，它的实现又必然会遇到限制，而这些限制恰恰来自资本自身，因此，到一定阶段，只有完全消灭资本才能完全克服这种限制。这样，马克思就由生产和价值增殖的统一、由资本文明化趋势的限制，触及了资本的根本矛盾及其克服这一矛盾的途径，阐述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及其生产过剩的危机理论。

马克思认为，对生产与价值增殖的矛盾，还必须从更加内在的方面来理解。他指出，这样“就会看到一个限制，这不是一般生产的限制，而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限制。这种限制是二重的，或者更确切些说，是从两个方向来看的同一个限制”。理解这种限制，只要指出资本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对生产的限制，这种限制同资本要超越生产的任何界限的一般趋势相矛盾，“就足以揭示出生产过剩的基础，揭示出发达的资本的基本矛盾；就足以完全揭示出，资本并不像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3]（pp. 395-396）

马克思所说的这个限制，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所特有的界限，逾越了它，就不成其为资本；第二，它又是被资本当作必须克服的限制来看的界限。所以说，这是从两个方向来看的同一个限制。具体说它有如下四个规定：（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即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以必要劳动为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时间”，“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即剩余劳动、生产力发展以剩余价值的获得为界限；（3）“向货币的转化、交换价值本身，是生产的界限”，即生产以能否获得交换价值为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即使用价值、现实财富的生产要以交换价值、有否交换价值为界限。这四个规定中，前两个是资本的第一和第二个过程的界限，后两个是第三个过程的界限。这样，对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的分析，就从流通领域深入到资本的生产过程，深入到资本生产所特有的限制、它的内在矛盾了。对资本来说，一方面，这些规定是资本不能逾越的界限，因为它们是“和资本的性质，和资本的本质的概念规定本身相一致”的，逾越了这些界限，资本就不成其为资本了；另一方面，它们又必然会被资本当作必须克服的限制，因为它们是同资本要超越生产的任何界限的一般趋势相矛盾的。所以。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总是忘记和不顾这些限制”，因此超越了它自身的界限，造成了生产过剩，“也就是使人突然想起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所有这些必然要素”。[3] （pp. 396-397）他用“使人突然想起”这样的话表明，资本的必然趋势是不顾、不管、忘记这些限制、这些必然因素，然后等到生产过剩、等到危机时，才突然想到、意识到了这些因素的存在，结果是，“由于忘记这些必然要素而造成普遍的价值丧失”，使用价值不能实现交换价值，简言之，生产过剩是因为不顾、不管这些界限。危机过后，资本又重新开始它突破界限的尝试，而它作为资本遭到的，必然是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崩溃。“因此很明显，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成为生产的界限、消费的界限，”因为它是以缩短必要劳动，因而减少消费、增加剩余价值为条件的，所以，由于它不能实现剩余价值，它也就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样，马克思就深刻揭示了：由于资本的本质规定，它既不能逾越这些界限，又必然要忘记和不顾这些界限，把它们当作必须克服的限制，因此，资本本身就是活生生的矛盾。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生产与价值增殖的矛盾的分析，揭示了资本的文明化趋势与资本的内在限制，揭示了生产过剩的基础、资本的基本矛盾，从而表明资本并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因而更不可能是生产力的绝对形式。

如果资本的文明化趋势之所以是“观念上的”，原因在于有上面这些界限，所以生产与价值增殖不等于直接统一；那么要实现生产与价值增殖的统一，显然就要不顾和逾越这些界限。然而，资本不顾和逾越这些限制的结果是生产过剩，大量财富、生产力被浪费了。那么，生产与价值增殖能否达到统一而不过剩？资本能否不忘记或不逾越这些界限而实现文明化趋势呢？在马克思看来，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资本关系本身就包含生产过剩的萌芽，因此生产与价值增殖就不可能统一。

马克思说：“资本按照自己的本性来说，会为劳动和价值的创造确立界限，这种界限是和资本要无限度地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相矛盾的，因为资本一方面确立它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驱使生产超出任何界限，所以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3] （p. 405）具体来说就是，第一，资本一方面把剩余劳动以及剩余劳动同其他剩余劳动的交换作为必要劳动的条件，从而作为把劳动能力变成交换中心的条件，为剩余劳动而必要劳动，单这方面就已经缩小和限制了剩余劳动的交换领域；另一方面，资本使工人的消费只限于工人再生产他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范围，因为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工人的交换能力只限于再生产他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那点物品，因此就限制了工人的交换能力，把它降低到最低限度。这同资本把它自行增殖的任何界限都看作是应当克服的限制的趋势是一回事，因为必要劳动的缩短与剩余劳动的增加是一回事，但是，剩余价值的实现又要靠工资，靠必要劳动的扩大，靠工人消费能力的提高，因而要求突破资本的人为限制，这样对资本来说，本身就是矛盾。第二，资本的趋势是，为了增加相对剩余时间，必然把生产力提高到极限。由于必要劳动时间减少了，工人的交换能力也降低了。这样，剩余价值、生产力就都受到了限制。

马克思探索的是资本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及其发展趋势。他发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是资本家决策和行动的目标，作为调节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市场制度，使剩余价值最大化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前提和条件，市场竞争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鼓励和迫使资本家通过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致富欲并非资本家独有，但正是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竞争制度的结合，资本家的致富欲才被提升到了马克思称之为“社会机构”的地位，即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动轮”起作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也只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才有历史价值，他本身的暂时必然性才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必然性中。因此，他的动机就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及其价值增殖，也因此，他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马克思认为，正是这种具有必然性和强制性的狂热导致“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即在文明时代因过度劳动而造成的野蛮暴行。马克思指出：“如果在一个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2]（p. 272）但是，“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暴行之外，再加上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2]（p. 273）

因此，我们今天在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不仅应看到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它对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为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文明阶段创造物质基础的历史作用，而且应看到它的这种作用本质上是以一种对剩余劳动无限制地狂热追求的方式，以迫使人类的一部分人为另一部分人而生产的对抗方式发生的。

二、利用资本消灭资本：马克思的预见和他以后的问题

既然资本本身不可能实现生产与价值增殖的统一，从而成为资本文明化趋势的最大限制，那么，资本的这种活生生的矛盾最后将如何解决呢？

在马克思时代，已经出现了许多企图克服生产过剩、实现生产与价值增殖统一的方法。（1）利用习惯和法律等的限制。西斯蒙第想从外部给生产设置限制，但马克思指出，既然生产过剩根源于资本本身，根源于它既要确立其特有的界限，又要驱使生产超越任何界限这种矛盾，那么这种外部限制，如同资本所要超越的任何界限一样，也必然要被资本推翻。（2）利用信用制度和股票市场。尽管马克思当时没有展开论述，但他谈到，这些制度“就是建立在扩大和超越流通和交换领域的界限的必然性上的”。[3]（p. 397）因此，它们并不能根本改变资本为劳动和价值创造确立的界限，不能改变对工人消费能力的限制，因为信贷只是对其消费能力的预支、提前消费，只能缓解并不能根本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至于股票交易，马克思认为，这“是和资本进行交换”，在他看来，这种交易并不属于作为使用价值的产品的消费，不是实物消费、剩余价值之间的交换，因此无助于解决因工人的消费能力受限制而带来的生产过剩问题。（3）利用扩大对外贸易。马克思认为，这使得交换领域的界限扩大了，因而“使资本家有可能消费更多的剩余劳动”，但是这种消费也只能达到一定限度，即“以本国人的剩余劳动为界限”，而且“通过这种办法使资本的破坏力无限度的增大了”，即只是使资本的矛盾从国内到国际，在更大范围内展开，而并不能根本解决这种矛盾。（4）利用托拉斯和股份公司。恩格斯后来对此曾有专门论述，认为这些变化是向社会主义的计划生产投降，但认为它们仍然“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5]（p. 753）综上所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些方法都只能缓解但不能最终克服资本的内在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认为，能够克服资本内在矛盾的物质条件是：“不再以直接劳动作为财富的基础”，而能够达到这种条件的途径就是，“利用资本消灭资本”，即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提供不再以直接劳动作为财富基础的条件，它是资本矛盾不再存在或资本崩溃的根本条件。马克思预见的这个途径及其条件是从对资本本身矛盾的分析中得出的。

马克思指出，价值关系、资本生产不是永恒的。他认为，必要劳动同剩余劳动的交换，即社会劳动确立为资本和雇佣劳动这二者对立的形式，是价值关系和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的最后发展。“这种发展的前提现在是而且始终是：直接劳动时间的量，作为财富生产决定因素的已耗费的劳动量。”即财富由劳动量决定，劳动量由直接劳动决定。“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因此，“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条件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马克思认为：“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6]（pp. 100-101）

因此，马克思指出了资本生产方式不再存在的条件，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被缩减到最低限度，劳动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调节者的身份与生产过程发生关系。换言之，由作用物即机器来完成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微乎其微，以至于没有必要再靠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来占有他人的劳动。这样，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

当然，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资本促成了这种不以直接劳动和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物质条件。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1）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同时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它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以便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因此使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2）它唤醒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唤起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不让财富创造取决于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同时又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创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内。因此，对资本来说，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仅仅是它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实际上，它们却成了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于是，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6]（p. 103）

马克思所预见的资本矛盾的最终克服，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而这种发展又是舍利用资本而无其他道路可达致，所以要“利用资本消灭资本”，因为“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自然发展阶段”，“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2]（pp. 9-10）那么，一个社会对这种自然发展阶段、铁的必然性是否就无所作为呢？不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2]（p. 10）“缩短”和“减轻”与“利用资本消灭资本”中的“利用”和“消灭”，都意味着人的历史主动性和能动性。“利用”不等于自由放任，而首先意味着政府的责任，甚至是资本统治阶级的责任，如《资本论》中谈到的：“现在的统治阶级，不管有没有高尚的动机，也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利用”更意味着工人的斗争：“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2]（p. 349）“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总之，尽管资本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也为人们的历史主动性留下了巨大的自由和责任空间。

马克思关于资本文明化趋势和内在限制的理论是否还适用于对马克思以后的西方资本主义，特别是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新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分析？

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再存在的条件，当时的大工业也预示了这样的可能性。马克思以后，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新科学技术加速的社会化生产的发展，使生产力的条件、作用物的条件，至少在西方发达国家很大程度上就已经达到了。例如，据OECD的统计，“在主要的OECD经济中，其50％的GDP是以知识为基础的”。[7] 按马克思的解释，资本主义不再存在的物质条件是，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也即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要达到这种作用物的巨大效率，则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从主要的OECD经济中，我们观察到的就是这种“朝高技术投资、高技术工业、更高技能的劳动和联合生产率收益增长的趋势”。[8] 实际上这种朝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旁边的趋势，在美国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例如根据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弗里茨·马赫洛普（Fritz Machlup）的研究，美国的白领从1900年的17.6％增加到1959年的42.1％，蓝领包括农业工人则从1900年的82.4％减少到1959年的57.9％。而且这一趋势在60年中从没有间断。这样的趋势此后更以制造业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表现出来。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的崩溃并没有出现呢？第一，马克思所说的这种条件是就世界范围而言的，资本的文明化趋势，是要把资本方式推广到全世界，而只要这个过程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结束，资本还在发展，它就不会死亡，新兴市场国家的不断卷入就说明了这个过程还在继续。第二，在这过程中，出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如OECD数据所表明的，很大程度上已经达到了主要不依赖于直接劳动的物质生产条件，但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大量还是以直接劳动为基础，这是马克思当时没有论及的。第三，尽管发达国家的财富创造达到了一般地能够不再以直接劳动，而是以作用物或者说机器的作用为基础，但“能够”并不等于现实，“能够”并不阻止发达国家的资本把这些自由时间继续留给国内和国外的剩余劳动。特别是，通过国际交换，发达国家的资本交换到的是取决于直接劳动时间和已耗费劳动量的剩余劳动，因此，他们获取了更多的剩余劳动。首先，发达国家用由其作用物的使用价值实现所得的货币，交换不发达国家由直接劳动量决定的使用价值。例如假定比尔·盖茨用其1分钟可赚6659美元中的3美元购买一支中国牙膏，二者交换的生产力基础完全不同，前者是非直接劳动、知识密集型的；后者是直接劳动、劳动密集型的；假定中国工人也用一分钟生产出了一支牙膏，那么结果是，与中国牙膏的交换为比尔·盖茨节省了6656美元。其次，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投资以及通过贸易获得的剩余价值。例如，在中美贸易中，实际50％的中国制造是贴牌生产，例如一支在美国售价3美元的中国贴牌牙膏，中国出口价是1.2元人民币，中国出口商的利润只有2角，因此对美国牙膏进口商来说，这就极大地缩小了其牙膏的必要劳动、扩大了其剩余价值或利润空间，中国牙膏工人的这部分剩余劳动就为美国牙膏公司、公司投资者、美国消费者所享有了，而美国牙膏商所获得的这部分剩余价值不是通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而是通过压低进口价达到的，从方式上说，仍然属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因为它并没有用提高生产力的办法为缩小必要劳动时间做出贡献，而是通过扩大自己的剩余价值部分，逼迫中国生产商缩小必要劳动，因此是缩小中国牙膏工人已经微乎其微的工资达到的。

综上所述，尽管资本的文明化趋势仍在继续，但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大量依赖直接劳动的生产被转移到了不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达国家的高附加值产品需要有另一个地方生产的相应量的剩余价值与之交换。但是，正如作为单个资本家，他同自己的工人不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因此他要尽可能地限制工人的消费能力，限制工资，而希望其他资本家的工人成为自己商品的尽可能大的消费者一样，发达国家尽量压低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必要劳动的结果是，其高附加值的产品过剩，找不到能与之交换的不断扩大的不发达国家的消费者，由此造成马克思当年发现的生产过剩危机以新的方式例如金融危机的方式表现出来，其危险性和破坏性，不是一大批企业的倒闭，而是以一国或数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和长时期的一蹶不振为代价。因此，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以后的世界经济包括西方资本主义的变化，不仅没有否定而且更加证明了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并随着资本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发展，而愈益显示出它的深刻性和尖锐性。

三、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与经济伦理学

现在的世界正处于全球化或资本生产方式的世界化过程中，因此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愈益显示其生命力。但是，作为资本这种经济范畴表现的经济关系及其社会组织则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提供了克服资本矛盾的新的可能性和途径。这一新的变化就是“管理经济”的出现。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还没有出现管理经济。但在《资本论》中，他已经谈到，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因此，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职能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而当资本达到开始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最低限额时，他就把直接和经常监督工人的职能交给了特种雇佣工人即经理或监工。马克思认为，不能把从共同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与由同一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因而对抗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资本家之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领导人，而是因为他是资本家。也就是说，他已经看到，不仅从共同劳动过程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种管理职能并非必然是资本的属性。[2]（pp. 384-385）恩格斯后来更明确地谈到：“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是多余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除了拿红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像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5]（p. 753）列宁后来也把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家称为食利者阶层，因为这些人已经落到了“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做任何事情、终日游手好闲的”的地步。[9]（p. 90）总之，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看来，资产阶级在管理方面并非不可缺少，资本家的职能可以而且已经开始由雇佣职员执行了；尽管大量生产资料被推向各种股份公司这种社会化的形式，表明了生产力对其资本属性的反抗，但这种股份公司的性质在马克思看来，不过是“结合资本家”，并没有改变资本的性质；他们认为以剪息票为生的是食利者阶层，“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容忍由托拉斯领导的生产，不会容忍一小撮专靠剪息票为生的人对全社会进行如此露骨的剥削”，[5]（p. 752）因此他们对“食利者阶层”或我们现在所说的投资者的评价是否定的。

造成这种看法的原因是，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尽管已经看到了资本家并非不可缺少，但管理经济还没有出现。然而百年后的今天，不仅在美国，在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包括中国，管理经济都已成为主流和趋势。

因此，马克思揭示的资本矛盾，是以19世纪集所有权与经营权为一身的资本家私有制企业为背景的，但现在的公众公司则与之不同，有如下变化：（1）公司的资本来自企业、机构和社会个人投资者，尽管仍可以由少数机构、家族或个人作控股股东，但这种公司已经不是完全私人性质的企业了；（2）根据不同的控股情况，有四种类型的公司：家族控股公司、金融资本控股公司、管理层控制的公司和国家资本控股公司。后三种公司，通常都聘请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因此所有权与经营权发生了分离，尤其是管理层控制的公司，其股东极其分散，没有人能行使对管理公司的经理有意义的控制权，因此管理经济以及由管理经济发生的问题，特别以这类公司为典型；（3）过去资本家的利润动机现在必须通过经理的动机而发生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通常认为，现在的职业经理人，缺乏19世纪资本家那样的狂热追求利润的动机和铁心负责的精神，因此现在广泛采用的期权激励的目的恰恰是要他们有这样的动机和精神，因为这种利润动机和精神是包括社会公众投资者在内的股东使其投资保值增值所需要的。这样，与19世纪的模式相比，在生产的分配和动机方面都发生了变化。首先，利润由资本家的独享，变为由大小股东和经理人共享，他们的利益有一致的地方，即保值和更多增殖；同时也有矛盾，如防止大股东侵吞或侵犯中小股东的利益，特别是防止管理层侵犯股东的权益，因此在公司事务上，要求信息透明、权益公平。这样，企业的矛盾就由原来的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变为这三类人之间的矛盾：大股东与中小股东、股东与经理、一般员工与经理之间的矛盾。其次，这种分享对生产与资本增值的实现、对生产过剩问题产生影响，尽管资本的生产方式仍然是以相对地缩短必要劳动，因而减少消费、增加剩余价值为条件的，但现在这种剩余价值是由更多的人包括也可作为投资者的工人所分享。这样的经济，这样的矛盾，是马克思时代所尚未产生或展开的。

起源于美国的世界经济伦理运动因此具有特别意义，它指向了一条克服资本的文明化与资本限制的矛盾的出路。首先，世界经济伦理运动不是由19世纪类型的工人与资本家的对抗矛盾，而是由管理经济的矛盾而引起的；其次，它提供了解决这种矛盾的公司理论即关民理论或利益相关者理论（the theory of stakeholders），② 这一理论主张按员工、消费者、社会而不是少数人利益来管理公司，力图使对企业的管理和控制置于社会相关群体的监督之下，提供了在不通过工人暴力革命、不改变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条件下，按社会和公共利益来管理社会化生产，脱离资本属性的理论武器；第三，它汇集了解决这种矛盾的社会力量：投资者、员工、公众、政府，而不只是工人；第四，运动的矛头愈益清晰地定格在少数管理层。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伦理运动还只对准大公司、资本主义制度，要求政府接管这些大公司；但2001年安然事件发生后，美国公众认清了主要矛盾对象。所以现在国际经济伦理学界突出研究的是这一问题，政府、公众突出关心的也是这一问题。

那么，经济伦理学及其实践是否能解决管理经济的问题？它对资本的文明化与限制的矛盾的解决究竟有何意义呢？

我们知道，管理经济类型的公司更多地表现为公众资本，而与国有企业不同，它更多包含的是公民个人的资产，以各类基金为主体的机构所持有的也是公民个人的资产，因此不同于单一的国有企业或集体所有制企业，由国家或集体代表和处理全民或集体的利益。美国的经验证明，对这样的公司及其由这样的公司所主导的经济来说，有意义的不是股票的社会性持有，而是谁计划和控制企业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即企业的决策权和控制权。因此，管理经济的出现提出了一个为谁管理的问题。对集所有权和管理权为一身的资本家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资本家是为自己管理。但对以所有权和管理权分开为特征的管理经济来说，问题就要复杂得多。首先，管理层同股东的利益不完全一致。其次，生产社会化了，生产是社会的事。因此为谁管理的问题具体就成了为股东、决策层、公司关民或利益相关者还是全社会管理的问题。最后，公司的目标还是利润，强制性的市场竞争规律也仍然存在，但现在具体组织公司实现利润目标的是管理层。因此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如何使管理层忠于公司的利益，进而考虑关民或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利益？由于资本生产方式的激励机制向来是利润动机，为使公司的利润目标成为管理层的利润动机，从而客观上继续作为社会机构起作用，一般做法是尽可能将管理层的利益同公司的利益绑在一起。因此目前对这类公司要求的透明、监督、期权激励等，就是在制约和激励机制上做文章，但资本的生产方式没有变，仍然分为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或者分为成本与利润。只是现在的动力与分配或占有方式发生了某种变化。期权激励表明投资者希望管理层仍有19世纪古典资本家那样的对企业资本的增殖保值铁心负责的精神和发展生产力的利润动机。但是否有用和足够，目前看来，还是成问题的。换言之，资本的文明化趋势与限制的矛盾在这里表现为公司的决策和管理层是否还有实现文明化趋势的动力，或者说如何使他们忠于公司的利益而在保护投资者、员工和社会的限制内起作用？这就使传统资本主义的激励机制发生了问题，这是管理经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管理经济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与19世纪的独资或作为“结合资本家”的公司相比，公众公司的利润不是全部由过去的资本家独享和用于再生产，其中的一部分通过分红的方式由其他投资者享有，因而使分享利润或者说剩余劳动的群体扩大了，因此有助于解决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但利润或剩余价值还是要靠企业因此靠员工生产出来，无论是通过直接劳动还是作用物的作用，这仍然是靠缩小必要劳动达到的，因此也就提出了如何使员工的利益与必要劳动缩小成反比，例如通过员工持股成为股东的方式解决，使员工的必要劳动愈缩小，而其收益愈扩大。管理经济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不受侵犯。在西方，由于劳工组织及其法律保护的完善，管理层更多侵犯的是投资者尤其中小股东的权益，因此这方面的问题特别突出。这三个问题归结到一个，就是如何按照社会的利益来管理公司。这也是世界经济伦理运动要解决的问题，并在其关民或利益相关者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这一理论要求考虑六部分人的利益：员工、消费者、投资者、社区、供应商、竞争对手和政府，也就是要求公司管理层按关民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社会的利益来管理公司，这不是仅仅来自外部的要求，而是在必要劳动、因而消费能力、剩余劳动的获得和使用方面的内在要求。笔者认为，正是在管理经济的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做出更大贡献。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为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贡献什么？

对黑砖窑事件，有媒体这样分析说，“山西黑砖窑事件已远非‘黑用工’那么简单”。[10]

确实，山西黑砖窑事件已远非“黑用工”那么简单。这种在马克思《资本论》中详细揭露过的19世纪的“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为什么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重新出现？这是因为我们正在利用资本，如果我们不利用资本，我们就不能为社会主义提供物质基础。但这一事件说明，如果对资本不加限制和监管的话，就会出现如马克思所说的“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不幸的是，这种文明暴行发生了，因为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监管缺位。正如后来对这一事件的法律处理所表明的，有95名官员犯了渎职失职罪。[11] 为什么地方政府的监管缺位？这与我们的理论和政策的偏差有关，例如唯GDP的政绩观，对资本更多提的是利用、支持，而在理论上和政策上不提或少提监管。因此，我们从中应该吸取的教训是：（1）利用资本，但不放任资本，放任的结果很可能出现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2）利用资本，是因为我们的生产力条件还需要资本生产方式来发展，但也因此说明了，我们还处在一个生产力很低的水平上，这种水平很容易复活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出现像黑砖窑那样的野蛮生产；（3）利用资本存在着风险。利润动机，市场需要、竞争压力，有可能使少数人肆无忌惮地迫使另一部分人为其生产。这是我们必须承认和正视的严峻问题。

中国企业模式的主流以及西方在华企业一般地对于资本利用处在管理经济阶段，这给我们带来了管理经济的问题。因此，我们现在面临利用资本产生的两方面问题，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的两方面挑战：一方面是如何制约和监管资本的唯利是图本性，防止如黑砖窑那样的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发生；另一方面是如何解决公众公司的管理层忠于公司利益的问题，在保护投资者、员工和社会的限制内运用他们的经营管理权。

第一方面的问题，可借鉴西方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成果，美国经济伦理学教授里查德·狄乔治指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自由企业的恶可以通过立法、舆论和公众监督以及企业本身的自我约束来防止。”[12]（序p. 1）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是利用而非放任，如邓小平所警告过的：“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3]（p. 111）因此，利用资本，就不能不注意对资本的监管。应该承认，许多中国民营企业采用的还是19世纪的经营模式，这种模式的弊病或者说本性，如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所表明的，具有发生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的驱动力，因此需要法制环境、政府监管、舆论制约，以杜绝发生类似的事件。

但对第二方面的问题，中国自己有更多的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原来国有企业的领导类似现在的公司执行官（CEOs），管理的是国家、公众的财产，对他们的要求是不得以权谋私。所不同的是，过去国有企业是单一的全民财产，现在国有控股公司属于多元投资者、社会公众。因此存在着公司管理人员与员工、投资者、社会公众的矛盾。对公司管理人员，如同对国家干部，需要解决的不仅有如何忠于职守，对公司的利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如何铁心负责的问题，而且还有公司的资产、国家的财产如何不被侵吞，对他们的以权谋私如何制约的问题。例如，近年来，频频发生上市公司高层侵吞国有资产的案子，有时1个月内竟有11家上市公司12名高管连续落马，表明了这问题在我国的严峻性。③ 因此就有一个如何监督制约官员的问题。这是马克思当时不可能预见的，现在因管理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从经济伦理学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

那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一问题，中国能够贡献什么，我们能否做得更好呢？

笔者以为：首先，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利用资本发展经济达到一定阶段产生的问题，因此与我们过去从政治角度要求国家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同，现在要求管理层对公司资产、公众财产铁心负责更多的是出于公司和公众资产本身增殖保值的要求。其次，处理好这问题，是通向马克思所说的自由时间的关键。马克思认为，资本能创造更多的自由时间，但却把自由时间都变成剩余劳动时间。而社会主义最终是要把自由时间还给工人，而不是为少数人所占有。当然，在资本的全球化没完成之前，包括我国企业，都还会把部分自由时间变为剩余时间，因为处在全球竞争中，处在把一切使用价值的生产变为交换价值的生产转化过程中。因此，无论是管理经济类型的还是非管理经济类型的，都不可能把自由时间全部还给工人。但是，如何使这些企业的员工、投资者和公众利益的增长与他们所创造的自由时间的增多成正比，则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和由这种制度所规定的企业性质所要求的。例如，国务院有关国有企业必须分红、民营企业必须加工资的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在研究的“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尤其是党的十七大强调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等，都是要从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上，体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确保员工、投资者和社会公众从提高生产力、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中获益，从而“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种利用资本和资本的全球化过程中，笔者认为，我们能够做得更好。重要的是，我们应当：（1）打击腐败官员、腐败CEO，这不仅符合列宁关于新经济时期宣布一切盗窃公共财产的行为都要受到制裁的主张，[14]（p. 517）而且也适合我国现阶段利用资本、尤其规范管理经济发展的需要，以确保国有资产、社会公众资产不被侵占。（2）绝不允许类似黑砖窑那样的事件发生，哪里发生，就在哪里坚决惩处，因为这种劳动是原始野蛮的，不符合市场公平竞争准则，其结果只能使工人的状况更恶化。（3）在国际上，坚决捍卫劳工标准，反对国际进口商过分压价，维护中国制造工人的权益。（4）抗击金融危机，保卫改革成果。这不仅因为关系中国13亿人口的经济，而且发达国家的这种做法，只能使国际的相对贫困绝对化。

总之，社会主义的性质应当通过宏观政策体现在对公众利益的维护上、对共同富裕目标的追求上，体现在不允许资本粗野现象的发生上，体现在公众利益的愈益直接的表达上，还体现在治理结构良好的社会公司群上。也只有这样，马克思没有预见的管理经济才能最后成为克服资本根本矛盾的出路，因为这时，资本的文明化趋势不仅能够继续，而且它本身不再成为最大的限制，因为它本身将最大限度地成为这趋势的动力，与这趋势相一致。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能解决好这个问题，将是对世界的一个伟大贡献。

（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10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