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评介几位学者的观点

冯友兰：……以上是公孙龙的《白马论》的基本论点。从这些论点中可以看出，公孙龙的确看到了一个命题中主语和述语的矛盾对立的方面，看到了一般和个别的差别。但是他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并且把这一方面片面地夸大，因而否认了一般和个别的统一的方面，相互联系的方面。按照他的理论，既然一般和个别是相互对立的，一般也可以脱离个别而存在，一般可以不必包括个别，个别也可以不必列入一般。这就是公孙龙所说的“故可以为有马者，独以马为有马耳，非有白马为有马”。(《白马论》)这样，就割裂了一个命题中主语和述语的联系。从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出发，势必将一般看成是独立自存的实体，其结果导致了客观唯心主义。“白马非马”这个命题，本来是从对于辩证法的一定的认识出发的，可是，结果转化为辩证法的对立面。[1] (p163)

评析：综观冯先生所说(包括这里未被摘引部分)，他意谓“白马非马”(“白马不是马”：P)为假，我们同意他的“P为假”，但不追究公孙龙是否“假得好、错得妙”！假设：达尔文几千年前在中国，他对(大暴君)纣王的儿子说：“你父亲是猴子”(Q)，儿子真的把纣王关进笼子里，大快人心！我们替达尔文树碑立传，也不揭发Q为假；但是心里知道Q为假(这是现实社会的语用、语境)。至于达尔文Q以外的“进化论”有多大贡献(它跟“神学”、“海洋哺乳动物进化论”的论争)，我们不讨论。但是，无论怎样，要指出“你父亲是猴子”(Q)为假；说“人们的远祖是人猿”则好得多(这是严肃学术的语用、语境)。依同理，本文只讨论“P为假”。至于公孙龙对学术的贡献有多大，我们在本文不讨论；为了尽快结束几千年来的争论，我们“简揭积谬、平息众愤”，让广大读者简明、安心地信持“P为假(矛盾句)”！

周云之：长期以来，有些人由于不理解公孙龙对“白马非马”这一命题所阐明的逻辑思想内容，仅以常识中的“白马是马”作为唯一的正确命题，或者将“白马非马”的“非”字仅从语词上绝对地解释为“不属于”的意思，因而把公孙龙关于“白马非马”的逻辑命题简单地斥之为违反逻辑、违反常识的诡辩，斥之为割裂个别与一般的形而上学谬论。其实，这些看法并不符合公孙龙在《白马论》中所阐明的基本思想。公孙龙在《白马论》中提出的“白马非马”这一命题恰恰是一个从内涵和外延方面揭示“名”的种属差别的逻辑命题，是一个在中国逻辑史上有重要影响和特殊理论价值的逻辑命题，应该加以充分的肯定。其思想的深刻性和科学性不仅在中国逻辑史上是首创，在世界逻辑史上也是最先揭示的。[2] (p97，140)

周昌忠：《公孙龙子》的哲学的主体是语言哲学。它的语言哲学理论正是在《白马论》中提出来的。其余几篇建立的本体论、认识论和知性思维理论都为这个语言哲学理论奠定了基础。公孙龙的语言哲学理论包含着丰富的内容，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种语言哲学基本上是关于语言的逻辑，亦即是分析性的语言哲学。理解了“白马论”之作为语言哲学理论的本质，所谓“‘白马非马’是诡辩，反辩证法，违背常识”，也就一一不攻自破了。“白马论”实际上是关于知性思维原理的严密语言逻辑理论。[3] (p146)

评析：上述两位周先生，无论他们把公孙龙捧得多么高，我们也颇同意(这里不详论)。但是，这只限于“白马异于马”部分。至于从“异于”再推论“白马非马，审矣”，两位周先生对P未有片言只语的批判，我们碍难同意。我们试看公孙龙所说：曰：“以有马为异有黄马，是异黄马于马也。异黄马于马，是以黄马为非马。以黄马为非马，而以白马为有马，此飞者入池，而棺椁异处，此天下之悖言乱辞也。”我们认为，无论把P(“白马非马”)以外的理论说得“天花乱坠”，跟着再推论P时，便变成“天下之悖言乱辞”！

陈筠泉：要使哲学成为一门具有严密系统的学问，不能不研究它所使用的语言，不能不寻求清晰的语词。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它与哲学思维有密切的关系，是哲学思维据以向前推进的有效的工具。……但历来在学者们中有一种误解，一提到“白马非马”就认为是通常意义上的诡辩论，甚至有人指责公孙龙是“以正名为名，而乱名为实”。但通过对《名实论》和《白马论》等篇的分析，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孙龙提出“白马非马”这一命题并非要表示“白马”与“马”两概念外延上是完全排斥的，而仅仅是为了论证“白马”与“马”两概念外延上是非等同的。不仅如此，还从内涵方面论述了“白马非马”的具体含义。明确地指出，“白马”既命形又命色，而“马”则单命形，这两个概念在内涵上是不等同的。所以“白马非马”是一个强调种名异于属名的逻辑命题，而不能把它当作是一种“以名乱实”的诡辩。这里涉及到了自然语言的多义性问题。……维特根斯坦说过：“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因此，我们对“白马非马”这一命题中的“非”字的理解，决不能离开公孙龙本人的解释和论证，要看他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个字的。……孔穿要求公孙龙放弃“白马非马”论，表示只要他能做到这一点，就愿拜他为师。公孙龙展开论辩时，先揭露孔穿“先教后师”是自相矛盾，然后替他的“白马非马”论作了出色的辩护。[4]

评析：我国今哲喜爱引证西方(广义)逻辑学，说“非”一词有歧义(歧解或多义性)，很对，但要同时兼顾“语境”：当加进语境：“白马是马”(重言真句)、“白马非马”(P)的“非”只能解作“不是”，所以P为假(矛盾句)。词语乃约定俗成，在这里没有理由更改。公孙龙一小撮人主观的“语用”，曾激怒古今中外(包括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人士，就是因为他违背根深蒂固群体适切实用的“语用”。(这也是西方个人自由主义的一些“陋习”！)在日常生活，一小撮人主观的“语用”、“语境”是容许的，否则反而犯“过份严格”谬误。现在公孙龙的语境是严肃的逻辑学，绝不能这样！

某狂人一时心血来潮，忽然宣布要把“椅子”和“桌子”两词交换使用。(比较《庄子·天下》篇“犬可以为羊”一说。)这样子胡乱窜改，最明显的害处就是它会导致混乱和误会，例如人家要张椅子他却拿来桌子，还要狡辩那就是椅子。象这样子的胡乱修改，虽经事前明白宣布，也应当列为窜改词义的谬误，阻哧一些狂人和别有用心者随心所欲地危言耸听、颠倒黑白、扰乱是非，而无所顾忌。

关于日常语言的“语义(和语境)分析方法”，我们对它也有补充与批判：辞典里的和日常使用的词义，由于人们知识和经验的累积而不断发展与改进。所以，我并非每一词义都是完全跟着辞典走，而不时要对它做出“理性的重建”(“理智的修订”)。例如，人们日常都喜爱混淆包容的“或”和排斥的“或”；也混淆“假言句”和“等值句”。虽然逻辑学家们经过长期的改进与推广，可惜的是，迄今仍未载入一般辞典，也未能为一般人日常使用。但是，词义不时也有倒退的现象；不少所谓“严格”的悖论定义就是一个好例子。“完全诉诸”和“完全不诉诸”日常语言的用法，这两个极端的语义原则都要不得。在今天，关于“鲸”的意义，不应诉诸它；关于“君子”的意义，则应诉诸它。

我国不少古哲猛烈抨击名家，特别是“白马非马”(P)，这有重大的正面价值。美中不足的是，无论名家不同的个人有不同的个性、动机，需要有反对派存在才容易引起争辩和进步(这应该象西方苏格拉底要面对诡辩派的辩士)！

关于“先教后师”问题，老师不可能是“上帝”，绝对一贯正确。公孙龙大概犯了“极端思维”、“不当排斥”或“拟似矛盾”谬误。罗素(大约30岁)指出弗雷格(大约50余岁)“集合论”基础有矛盾，弗仍然有资格当罗素的老师，这也是“先教后师”。公孙龙仍然可以教孔穿“白马论”和别的许多理论，孔穿可以自由选择接受。所以，应该说公孙龙不愿教孔穿而已。(再者，我年轻时早已发现“西方数学大危机说”犯“假值保留谬误”，而直至今天，随便一些数学教授和讲师都可以当我的老师。)

二、论“以情害意”、“窜改词义”[5] [6]

“以情害意”的谬误是由情绪、成见、价值观念等感情因素形成的一种语意谬误。犯者的特点是：贸然否定一些常识、常理，甚或进而窜改词义，反而指责别人用词不当，或头脑简单，不懂他的高深学理。例如：有一类事物，我们习惯名之为X，但日久养成了固定的情绪反应(评价、爱憎之类)。用语义学术语来说，X是个有情绪色彩(或着了色的)词。现在X之中忽然出了个特异例子a，与我们惯常的反应相抵触。如果我们因此(甚或竟以此为理由)而认为a并非X，就犯以情害意的谬误。简单地说，犯这谬误的人否定“a是X”，只是因为X的固定“着色”作梗之故。这种谬误真是中外古今，比比皆是：农夫们见到牛往往就联想到它耕田，日久便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当遇到强壮而不耕田的牛，他们就会说：牛而不耕田者，非牛也(懒牛非牛)。依同理，人们可会说：懒(不看门)狗非狗，懒猫非猫等等。上述这种“失其本分”则懒狗非狗，也常常误用于人类。例如：看到儿子常常打骂父母，不尽儿子的本分，便说他不是儿子，坏子非子。(纵使在法律上脱离父子关系，也只能在法理上“非子”。这时又会有糊涂虫说：坏子既是子，又是非子，犯“拟似矛盾”谬误)。再例如：坏(投机取巧)商人非商人，甚至坏商人非人；坏(缺医德)医生非医生；坏(贪污)法官非法官。窜改词义的谬误，有时另有原因，就是分不清楚词的界定性征和随伴性征。例如：白色不是“天鹅”的界定性征。但是有些人见惯了白色的天鹅，便认为天鹅非白色不可，于是说：黑天鹅非天鹅。有些人受了(法国存在主义者)萨特的影响，偷偷把“知识分子”一词赋予道德的含义，说它指“从事知识工作并对社会提出批评和异议的人”。可是，众所周知，不少知识分子由于没有能力或勇气这样做，便被人否认为知识分子，甚至被人斥责为“伪知识分子”。像这样把价值观念、成见等“走私”夹带人词义中，是犯了以情害意或窜改词义的谬误。我们从语境知道萨特所指，并且对社会可有移风易俗的功能，以致在有些场合任由这谬误传播开去。

“鱼”的词义向来指生活在水里而又有某种体态的动物，所以“鲸鱼是鱼”。后来生物学家发现它是用肺而不是用鳃呼吸的哺乳动物，于是理智修订“鱼”的词义，从此“鲸鱼非鱼”(“鲸鱼不是鱼”，并没有修订“非”的词义)。这跟“白马非马”犯“窜改词义”“巧立名目”谬误有天渊之别！

“说谎者”悖论，人们认为下列两语句没有什么问题：

“本语句不真”(P)；

“语句是真，当且仅当它所说符合事实”(Q)；

这是因为它们纯粹从直觉上的“真”“指称”等语义概念而来。但是，当两句合起来，却推论出矛盾句，甚至矛盾被证。

马丁(悖论专家)也说：合P、Q，推论出矛盾(甚至矛盾被证)，论证正确，所以前提P、Q(或它们内含的概念)需要“理性重建(理智修订)”，借此排除矛盾(这是西方解悖的第1种权威方案)。

我的评析：马丁把矛盾(不相容)的论证说成是“正确的论证”，是错误的(因为前提真，推论正确，两者俱备才能说“论证正确”。我们看到，马丁是跟随西方逻辑界广为传播、根深蒂固的错误观点，把“正确论证”“正确结论”的词义窜改了，犯“巧立名目”谬误)。所以，马丁大概意谓：“推论正确”，但要“理性重建”前提P、Q使之“相容”。但是，我们的看法刚好相反，上述论证实为广义的逻辑犯规，而前提P、Q却不用“理性重建”。因为，由“自涉”引发矛盾的P，跟“非自涉”的矛盾一样，存在于语言里是合理的，不信它和排除于知识系统之外就是了。更何况，三个古国早已发现：由“自涉”可以偶然引发“矛盾”，在当时还可以说是“理智重建”旧有的观念(西方逻辑界整体的明文规定也要遭受批判，何况公孙龙的“白马非马”(P)暗中私自“窜改词义”乎)。

（来源：《燕山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2期。编辑录入：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