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文安俊/译

就文章标题“失败的制度”而言，我当然没有指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在任何意义上已经到了终点，而是说展现为一个现实与理性之间不断增长的致命矛盾的全球经济和社会秩序。在这个意义上，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不仅不利于人类福祉，也威胁着地球上生命的延续。三种关键性的矛盾造就了源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危机：（1）当前的金融大危机和停滞与萧条；（2）日益增长的地球生态崩溃的威胁；（3）与世界霸权转移和资源争夺相联系的全球帝国不稳定性。正同约瑟夫·熊彼特所言，这种制度的结构性弱点是，资本主义昔日成功的产物，却导致了当前灾难性的后果与失败。[1]因此，我们该如何行动来应对这个失败的制度，已成为人类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

一、金融大危机和停滞与萧条

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目前正经受着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这种自20世纪30年代就未曾在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中发生过的金融大危机正导致世界经济增长明显下滑，也可能发生全球萧条。[2]目前情势尤为严峻，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威胁我们的将是“比大萧条更为严重的萧条”。[3]

要理解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巨大伤痛，其中一种途径称之为萧条经济学的回归。这是一本书的名字，此书为回应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所著，作者保罗·克鲁格曼是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在该书以新版本重新发行，题为《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危机》。[4]克鲁格曼所说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当然是指回归到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经济学，这本书出版于大萧条中期的1936年。每个人都会同意凯恩斯和他的“萧条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回归了。但是是哪一个凯恩斯呢？而且如果我们真的将凯恩斯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者（尽管是有限的批判），我们难道不可以走得更远，走回到所有批判者中最伟大的卡尔·马克思那儿？

在《通论》中，凯恩斯提出了他有名的称之为资本主义经济“突出缺陷”的观点：收入分配的极其不平等和维持充分就业的均衡的无能。[5]这些突出缺陷导致资本主义投资过程中的不稳定性，而这是资本积累的动力。在凯恩斯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有着不确定因素的体制。当新投资的利润减少的时候，投资就会失去动力，这主要源于当下与预期需要的约束。当投资市场消失时，资本转向投机，导致资产泡沫，由此产生金融不稳定性以及未来更为严重的危机。

凯恩斯的理论主要挑战的是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需求的观点。他认为，正统经济学从未将自身从这个错误中解放出来，并且确定无疑地在其基本分析中假定“经济系统总是以其自身最大能力运行”。这意味着正统观点“无力解决失业和贸易周期的问题”。[6]他相信，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导趋势，是向失业均衡的转向和实际的过剩生产能力。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辩护者，凯恩斯却提倡超越那些资产阶级自身愿意接受的政策，并以它们作为问题的解决方案：“食利阶级的安乐死”，大量减少资本的股息收入和“某种程度广泛的投资社会化”。[7]他同时也提出需要扩大政府支出，以填补有效需求的不足，并将经济推向全面就业均衡。他也主张对资本的国际流动进行有限控制。

凯恩斯将他的“通论”的分析与正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区别开来，他将这种正统理论称为“特殊案例”，具有“恰巧不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社会”的特征，并导致“误导性和灾难性”[8]的后果。

大萧条的现实使许多经济学家和商业观察者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相信凯恩斯是正确的，于是“凯恩斯革命”这一提法在更大范围内被频繁引用。凯恩斯提出的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来刺激有效需求的建议在20世纪30年代并未被直接应用，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美国和其它一些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从大萧条中解救出来。二战以后，凯恩斯的理论受到诸如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萨缪尔森等人的贬低，以至于人们一般将其称为“新古典主义的综合”，有时也说成是“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的综合”。在凯恩斯的年轻同僚琼·罗宾逊（她有着著名绰号的“粗劣的凯恩斯主义”）那儿，凯恩斯更为革命性的洞见全然不见，其分析也以一种从属的形式重新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合并。[9]主流经济学家得出结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能够通过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微调来有效管理，其中货币政策是强调的重点。这是因为经济学再一次被暗中假定为遵照萨伊定律而运作，自然而然地走向充分就业均衡，这在今天被重新定义为“自然失业率”。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解除管制，取消对资本流动的限制，更新与更复杂金融体系的创造，都被看作是世界范围内全部经济逻辑的组成要素。

因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甚至是那之后的滞胀危机中），凯恩斯一直被降级为是“萧条经济学的特殊案例”，他的理论仅仅在货币政策不能有效推进经济的情况下才是适用的。 [10]但这种情况不再被认为是适宜的，正如2003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在美国经济联盟所做的就职演说中所陈，经济萧条甚至商业周期的问题都已得到实质性的解决。柏南克在2004年重申了这种观点。对柏南克来说，大萧条不再具有理论意义；要解决的是“大缓和”问题，如20世纪80和9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波动性的减少。他认为，需要研究的是商业周期有效终点的原因，他将这种原因归结为更复杂的货币政策，而这种观点最初源于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洞见。[11]

今天，像克鲁格曼那样的经济学家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上述结论，代表着向凯恩斯经济学的回归。但这种回归并不意味着回到凯恩斯《通论》意义上对资本主义基本缺陷的批判，而是回到作为“萧条经济学”“特殊案例”的凯恩斯主义，在这种特殊案例中，货币政策毫无效果，应当优先考虑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2]这样看来，贬低和排挤凯恩斯对资本主义制度温和的批判性观点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其支配地位自身并没有受到挑战。资本主义制度也没有受到质疑，倒是假定货币政策和调控系统出了差错，而将经济拉回到凯恩斯“萧条经济学”的“特殊案例”中。

因此，凯恩斯所称的资本主义经济“突出缺陷”并未被着重强调。最著名的凯恩斯传记作者（同时也是他的反对者）将他仅仅看作是伟大的“修正者”。[13]其结果就是政策上强调财政刺激，温和的收入再分配，更新的金融调控和货币贸易中的国际改革。危机被看作一种外在冲击（或者如克鲁格曼所言）。[14]经济低迷的严重性意味着人们需要关注长期动力（不只是正常商业周期的因素）。而作为一种具有内在矛盾性的历史制度，资本主义在日后发展阶段中日益展现出不合理性，这一事实在主流经济学那里不复存在，甚至在左派的重要经济学家那里也是如此，诸如克鲁格曼和斯蒂格利茨。

问题的一方面在于，尽管凯恩斯的思想对于他想要辩护的体系来说过于激进，但同时又不够激进。它并没有充分解释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就资本主义制度下一种真正关于积累和危机的通论而言，马克思和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保持着批判态度。对马克思而言，按照他提出的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M-C-M′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是一个体系，其中货币资本M用来交换商品C，通过生产转移成新的商品，之后又被出售换来更多的货币M′(M+Δm)。这个过程的本质在于它是无止境的。为了最终获得M″ ，M′被用于下一个生产环节的再投资。如此下去，没有止境。[15]任何对这种无止境资本积累的打断都意味着危机。此外，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系统能使得因有效需求的缺乏而产生的危机成为可能。马克思认为，“所有真正危机的最终根源始终是贫困和有限的大众消费，它们反对发展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就好像仅仅是社会绝对消费力构成了它们的限制。”[16]

至于金融扩张和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写到，整个“生产领域资本饱和”，导致利润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投机领域，“如果…新的积累”，他写道，

“在它的应用中遇到困难，由于投资领域的缺乏，比如说，由于生产分支中的剩余价值和借贷资本的过度供应，可借出货币－资本的过量仅仅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随后产生的信用欺诈则证明，剩余资本的应用道路上并不存在真正的障碍。然而，资本扩张法则中的障碍却是内在固有的，比如，在资本能够实现作为资本自身这样的限制中。”[17]

“信用欺诈”，随着向作为财富积聚基础的货币资本的回转，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崩溃之前。“商业通常在崩溃的前夕看上去无比繁荣。”对马克思来说，再没有比在经济下滑中出现的资产流动危机更自然的事了，这种情况下资本极度渴望获得现金。模仿第42节圣歌，马克思写到资本家渴望得到任何形式的货币：“如同雄鹿寻求淡水，他的灵魂也要寻求金钱，唯一的财富”。[18]

但是，如果马克思的分析构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危机普遍理论的起点，那么考虑到他那个时代起制度的历史进化，他的分析是不能涵盖今天许多具体问题的。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从希法亭、列宁、卢森堡开始，20世纪早期制度的历史进化主要从资本主义制度新阶段的发展这个方面来理解，通常被称之为垄断资本主义。这反映出一个事实，即20世纪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最重要的变化产生于马克思所称的生产集中化和集权化，这导致大公司和现代信用制度的兴起。

对于资本积累如何在大公司经济中改变的分析，卡莱茨基、斯坦德尔、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亨利·马格道夫进行了最有野心且持续不断的努力。卡莱茨基是波兰的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在凯恩斯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凯恩斯之前就介绍 了大部分与凯恩斯通论相关的基本改革。斯坦德尔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在二战期间与卡莱茨基共同在牛津统计研究所工作。[19]他们的工作延伸到对国家角色的分析之中，并经由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合著的《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秩序》得到推广。[20]这一理论视角随后在斯威齐和亨利·马格道夫的一系列著作中，被用来解释世界经济和20世纪70、80及90年代缓慢的经济滞胀。这些思想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并未自然地走向快速增长。[21]而特定的历史“发展因素”对任何一个时期的强劲增长都是必要的。[22]尤其在受垄断资本控制的制度中更是如此，这种制度中垄断价格的构成和利润与特定的积累制约相联系。对于垄断公司积累而言，主要问题是要为获得能任意支配的巨大剩余价值找到充足的投资市场。缺少新的历史因素来增加投资市场，吸收剩余价值，积累制度就会变得不起作用。因此，巴兰和斯威齐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的状态”就是“停滞”。[23]

二战之后紧接着的几十年间，美国和其它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经历了一段随后被称之为“黄金时代”的繁盛时期。这种繁荣来源于特别历史因素的刺激，诸如（1）战后高层次消费波动；（2）战争中被摧毁的欧洲和日本经济的重建；（3）第二汽车化浪潮（包括推动橡胶、钢铁、玻璃制造业的发展、州际公路的修建、乡村的市郊化）；（4）以广告扩张和其他与销售相关的消耗所促进的销售增长;（5）与两场亚洲区域战争相关的高额军费支出。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些能够补偿滞胀趋势的因素几乎都衰退了。其结果就是经济的急速放缓。美国的净投资减少，现有投资大部分来源于公司的折旧基金。在这种情况下，公司为获取剩余价值（利润）而开辟新市场就是必需的了。

金融系统的发展，这种情况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于80和90年代，并在一定规模上持续了一段时间，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由于缺乏投资市场，资本越来越多地流入到金融投机之中，同时所谓的金融服务行业也能够提供越来越多的新手段来吸收这种资本。在凯恩斯的启发和卡莱斯基及汉森的影响下，海曼·明斯基这位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注意到了这些新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著名论点，即金融不稳定是发达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部分”。明斯基的分析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即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缺陷，这种缺陷与疲软的“实体经济”[24]之上资产价格增长的投机泡沫相关。然而，对凯恩斯和明斯基来说，这被理解为主要在繁荣高峰出现的现象。

相比之下，早在1970年马格多夫和斯威齐就认为，存在着一种“波动的长期下降”，这种下降源于“商业周期控制中假定的‘成功’”。结果导致美国经济面临严重的“债务挤出”问题，这就需要实体和账面价值在将来某个时候重新达到一致。债务像吹气球一样越来越大而没有缩减，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越久，产生的问题就越严重。[25]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种金融膨胀的过程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期间只是采取了相对少量的信用调节或“信用紧缩”，直到2007－2008年金融大危机的爆发。

马格多夫和斯威尔将这种长期矛盾（他们著作之一的题名）称之为停滞和金融爆炸，主张两者之间有种“共生的包容”。[26]最终，这个长期的金融爆炸过程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特征，垄断资本转变为“垄断－金融资本”。[27]

作为资本主义金融化的中心，美国发展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美元作为支配性的世界货币的地位，这实质上允许美国经济按需印出美元并从世界其它国家借进大量份额。这使得美国经济转而成为最终消费者和世界整体经济债务储备的中心。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意味着美国每年不得不向它的贸易伙伴强加（或吸引）数千亿美元投资——越来越虚假的纸币美元资产。由于下一年美国政府所背负的新债务将达到先前意想不到的程度，所有泡沫都被叠加成“财政泡沫”，这个过程将走向终点。作为德意志银行一位富有见地的分析师，吉姆德里在2008年12月中旬写到，“如果2009年前景非常可怕，那大概是由于一种主要货币或‘政府公债市场’的逃离造成的”。他建议“英国保持发达市场最容易摘得到果实”。倘若考虑到英镑的弱化角色，这样一种前景仍可以被认为是正常的经济事件。然而，尽管美元在更大范围内承受着相同的压力，它作为世界结算和储备货币的地位意味着美元的逃离不能被认为是正常的经济事件，而只能被看作是全球政治经济的彻底转变”。[28]

1997年，保罗斯威尔声称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一种长期趋势，其起源可追溯到15和16世纪。这种全球化趋势在某些时期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中坚力量的崛起。尽管如此，他认为，20世纪末控制世界积累的主导现象，则是一部由“（1）增长率的总体放缓、（2）垄断（或寡头）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以及（3）也许能被称之为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所构成的三重奏。[29]显然，金融化是最让人吃惊也是最不稳定的发展。斯威尔认为，如果金融化过程被逆转或放缓，结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停滞。马格多夫和斯威尔认为，没人知道这种情况将在什么时候发生，而且金融化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尽管如此，债务的上涨将在某种情况下超出资本主义政府作为最后贷款者而采取有效干预措施的能力，随之而来的金融崩溃就会导致前所未有的危机。这样一种历史性的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起源于那些同样是前所未有的情形，它所提出的不仅只是那些正统经济学家们所理解的有限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而且意味着整个积累的金融化体制的倒塌，伴随着持久的真实世界的影响。最有可能的长期结果则是增长率的长期的、深层的放缓。

随着2007－2008世界金融大危机以及自大萧条时期始最严重的经济下降的出现，这些基于制度发展历史理解之上的预见变成了事实。就全球劳动人口因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下降（仅仅只与1930年相比）所将要经历的情形而言，更糟糕的还在后面。

二、地球生态日趋崩溃所带来的威胁

在谈到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失败的体制时，我首先集中论述了正在不断深化的经济危机。但这并不是世界上最严重的问题。地球生态日趋崩溃所带来的威胁远大于世界经济所带来的灾难，但对此应提高警惕并立即采取大规模行动的意见并没引起广泛重视。正如瑞典托尔柏格基金会在2008年报告《理解气候危机：一个挑战》中提到的：

“世界［当前］正面临着全球金融系统的崩溃。其后果令人震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映将带给贫困人口最严重的打击。恐惧在滋生。就地球系统的主要环节即将崩溃而言——砍伐森林速度过快，过度捕捞，淡水缺乏，北极冰川融化——人们本应该对此具有某种类似的焦虑。关于这些事件和过程的相关报告非常丰富，但引起关注的程度却很不够。”[30]

最为严重的生态威胁当然是全球气候变暖，它引发了大范围多方面的气候变化，对地球上的生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然而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说，全球环境危机包括形形色色的问题，不能被简单看作只是全球变暖，但这些问题在世界经济中有着共同的根源：诸如生物物种的濒临灭绝，热带森林的消失（还有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消失），海洋生态的污染和破坏，珊瑚礁的消失，过度捕捞，淡水供给源的消失，对江河湖泊的掠夺，沙漠化，有毒废料，污染，酸雨，可用化石燃料的耗尽，城市拥堵，大型水坝的有害影响，全球性的饥荒，人口过剩等等。这些问题共同构成了对人类生存自史前时代起最大的挑战。

正统经济学家强烈反对大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甚至甘愿冒着让地球变成人间地狱的危险——对于这样一个事实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们的主要角色是资本主义制度意识形态的辩护者，要不惜任何代价推动利润的获取和积累的实现。再没有比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无辜欺骗的经济学》（他最后一本书的题目）所描述的更清楚的了。“资本主义制度，如同我们今天知道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主席施伯特这样写道，“没有能力来保持环境。”[31]转向主流经济学来寻求解决方法，是当前政策中严重的或许更是致命的错误。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生态缺陷，主要被那些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传统或深受其影响的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家们所强调。美国的环境社会学一直受两个批判性概念的深刻影响，这两个概念源于马克思的“生产的单一性”和“代谢断裂”。生产的单一性，指资本主义制度首要的任务是指数增长，如同马克思的M-C-M′所指。每一阶段经济行动的层次开始于上一阶段结束之时，导致今后几年或十年之后经济产量趋于成倍增加——这一过程因商业循环的低迷而被打断，但绝不会结束。扩张的驱动力是资本积累和寻求更大利润。体验过持续一段时期内最快增长率的国家当然是中国，中国的经济，按照布鲁姆网站（Bloombergcom）极其美妙（同时也有点可疑）的说法，“从1978年起增长了69倍”。[32]但是指数增长，如果比中国要低，就是一般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即使经济正在经历缓慢增长或停滞，就像近几十年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情况那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马克思认为，

“我们看到……生产方式和生产手段如何不断地被转换，彻底变革，劳动的分工如何必然引起更大的劳动分工，机器应用如何推动更多的机器应用，大规模的生产如何以更大规模的生产进行。

这是一条法则，它反复将资产阶级生产从其旧的方式中抛出，迫使资本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因为它已经提高了它们。它，这条不让资本有片刻休息的法则持续不断地在耳边低语：继续！继续！”[33]

对马克思来说，工人们也受生产单一性的束缚，因为条件只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短期内可以忍受，即便这样，这也减少了系统中他们的相对条件，因此使他们越来越依赖其资本主义领主。[34]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写到由工业化的资本主义锻造的环境损害，以一种“大城镇中能找到的普遍污染”的形式存在。对于马克思而言，“人类依赖于自然生存，比如，自然是人类的无机身体，人类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与自然保持持续的对话。”[35]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只是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中才得以成形。他受到了由尤斯图斯·冯·李比希，当时最为著名的德国化学家所发展的对英国工业化农业批判的影响。在李比希基础上，马克思指出，从成百甚至成千英里以外向城市中心运输食物和纺织品（城镇和乡村日益分裂的反映），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农业实际上正在耗尽土地的基本营养（如氮、钾和磷），而这些基本营养对地球而言是不可再生的。这导致了欧洲和美国19世纪的土地危机。马克思将它描述为“独立于社会新陈代谢过程的不可修复的断裂，这是一种由生命自身的自然法则规定的新陈代谢”。他主张社会需要一种可持续的人类新陈代谢与自然之间的“复归”，而这种复归只能在工人联合体的社会中实现。[36]马克思以一种有史以来最为激进的方式发展了可持续这个概念，他写到：

从更高的社会经济结构立场来看，地球上个体的私有财产，与一个人把另一个人作为私有财产一样荒谬。即使将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或者所有同时存在的社会放在一起，他们也不是地球的主人、所有者。他们只是地球的拥有者、受益者，必须将它以一种改进的形式传给下一代人，就像好的家长一样。[37]

最近十年已有大量研究将马克思的代谢断裂概念用来解释全球生态的断裂，这种断裂与资本主义对土地、森林、海洋和碳循环[38]的掠夺相联系。这导致一种结论，用环境社会学家布雷特·克拉克和理查德·约克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没有能力以一种环境的可持续方式调节社会与自然的代谢。正是它的运作违背了补偿和代谢复归的法则。这种持续不断更新资本积累过程的动力加强了它对社会新陈代谢的破坏，将资本的需要强加于自然之上，全然不顾由此导致的对自然系统的后果。”[39]

面对生态危机，资本主义没有做任何努力从社会关系中寻找问题的根源，而这些问题正破坏着被马克思所称的“生存的活力状态”。反而是问题发生了转换，资本主义继续“反复将同样失败的策略坚持到底。”[40]其结果就是生态灾难的混合。李比希和马克思强调，面对19世纪的土地危机，资本主义提出的解决方案并不是恢复人类与土地的新陈代谢，而是去发展综合的，具体说来是基于氮元素的化肥，这代表着现代农业综合企业的开端，同时也是（由于石油的大量运用）导致全球变暖和海洋趋向死水的一个主要根源。资本主义以农业综合企业的方式来解决世界农业生产，已经导致了世界财富与饥饿的两极分化。联合国表示，世界上60亿人口中约有10亿在忍受饥饿，且数字（相对和绝对的）正不断增加。美国自身超过3600万的人口处于困境，其中12％在2007年“食物无保障”。[41]

资本主义对生态问题的最终解决——因其制度本身的基本变化是有限的——是技术性的。但任何在运用自然资源方面所获得的技术成效，都远远无法与被看作是这种掠夺性制度本身特征的广泛的生态破坏模式相比。因此，考虑到生态的可持续性，资本主义是一种失败的制度。

三、全球帝国的不稳定性

前面所谈到的都将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世界性的制度。资本主义萌芽于15-16世纪，由欧洲的一个小角落蔓延开去并开启了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但是它的全球化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中心与边缘分离的形式，所以从本质上说它是帝国性的。最初这种制度与体制中心积累的需要相适应，或者说与世界等级顶端的需要相适应。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外围区领域已被包容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分，以至于从资本的全球支配地位这个意义上来看，全球化已臻完美。近几十年来最为戏剧性的变化则是中国快速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

然而，全球化并不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这个特殊阶段理解其积累动力的有效方式，如斯威齐所言，这个特殊阶段最好被看作具有三种特征：缓慢增长（既在体系中心，也存在于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中），通过跨国公司实现的垄断以及金融化。持续的全球化，外加金融化，已制造出一个假象，即一些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拥护者宣称“世界是平的”。[42]然而，资本主义仍是一个按照不同权力资源划分为独立民族国家的世界经济体系——这是这种制度中无法超越的矛盾。同时，基于中心国家之上的跨国公司的增长历史地服务于将全球剩余价值从外围汇集到中心。权力在中心国家的集中（经济、军事、金融、通信）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的内在本质，尽管组成中心和边缘（次边缘）的具体国家会发生改变。因此，世界经济不均衡地集中于核心国家的积累需要之上。当由一个单独霸权支配时，如19世纪大部分时间内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最为稳定的。当霸权不稳定和世界经济危机时期，体系就会走向全面危机，如同两次世界大战所揭示的那样。

在当前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和生态危机，就它们恶化的程度而言，将趋向于破坏该体系的稳定性，加剧这样或那样的紧张局势。古典地理政治理论认为，一种单一权力只有控制了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才能控制全球。美国目前的策略将重点放在中东地区，如对欧亚大陆腹地的石油政策。但它的主要目标是面对潜在的经济和军事对手，维护甚至扩大它自身正在削弱的支配地位。美国致力于全球军事和经济统治地位的努力真正鼓励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蔓延，这使我们不难想象一种情景的发生：所有事情都超出了所能控制的范围。对全球大屠杀的恐惧源于这种经济、生态和地理政治的不稳定，最初的例子就是美国和它的以色列同盟拒绝接受他们在中东地区政策的失败，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冷酷无情的事实标志着失败的和平——瘟疫的美国而不是神圣的美国——一个失败的制度。[43]

四、超越失败的制度

如前所述，世界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全球紧缩－萧条的威胁，这种威胁比自20世纪30年代起的任何事情还要严重。生态问题已经严重到了让整个地球都受到威胁的程度。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看起来似乎走到了终点，除此之外还有被某些人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44]衰退的美国霸权，以及美国通过所谓的反恐战争而企图恢复全球霸权地位的军事努力，预示着更大范围的战争和核武器大屠杀。所有这些危机都有一个共同的理由去解释，那就是全球垄断金融资本的当前阶段。从对星球的危害这方面来说，缺陷就非常明显了。如同玻利维亚左翼总统莫拉莱斯最近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不是人类，而是消费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地球母亲并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原材料。”[45]

目前，世界经济危机尤为严重，以至于像《金融时报》副主编兼首席经济评论家，一贯的“大西洋主义者”，美国政策的辩护者马丁·沃尔夫那样的人物都发出警告说，世界贸易的整个体系将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崩溃。他将责任归咎于“重商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有大量的国外盈余和不充足的内需，如中国、德国和日本，这并不让人感到惊奇。他认为中国是其中的主要典型。所谓的“重商主义”国家被指责为以国际收支逆差国（美国首当其冲）和整个世界为代价来实施乞丐－你－邻居政策。[46]我们现在已经明白，对于美元作为一种单边全球贸易的结算手段和储备货币，追问它的崩溃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是可能的，而且这已经让沃尔夫和其他“大西洋主义者”几乎歇斯底里了，然而，正是这些“重商主义”国家，似乎已成为新的全球多边贸易的核心，这种前景对大西洋主义者们来说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恐惧，由此引发各种力图阻碍这种变化的地理政治紧张。

由于结构性弱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已走向终结，资本主义则处于长期危机之中。我们现在面临的是“萧条经济学”，但它并非一个特殊案例而是普遍事件。如同世界体系理论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有段时间所提出的，过去二十年中被称之为“全球化”的事物其实正是一种全球意义上的“变迁时代”，它意味着由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转向其它某种体系。[47]

这里所说的其它某种体系究竟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而且就目前来说也无法知道；因为它依赖的不仅仅是国家和公司的回应，更重要的是世界人口的回应。在阶级异化日益加剧、剥削和资本主义特有的不平等之上，我们正面临着这种制度本身的严重分裂。迄今为止，在美洲大陆，一种领导体制（认识到唯一解决方案只能是革命性的）——21世纪的新型社会主义——已被拉丁美洲、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的人民认可，而且也在巴西、墨西哥、尼加拉瓜和其它一些地方的斗争中表现出来。[48]作为最先体验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冲击力的大陆，作为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军事干涉最为严重的地区（除中东之外）以及作为美国国际霸权主义的最初基地，拉丁美洲向世界展示了这条革命性的道路。这条道路并不仅仅牵涉到为达到实质平等而进行的战争，当然这是绝对必要的，而且也牵涉到拯救处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星球。如同莫洛斯（Morales）所言，“人类有能力解救地球，如果我们恢复与自然团结、互补及和谐的原则，反对目前盛行的竞争、利润和对自然资源的猖獗消耗”，而这些正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失败制度的特征。[49]

 

（原载《哲学动态》，2009年第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