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论述的精当，首先须明确，本文所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限于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这一时段。我有时把这一时段称作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它的意义和局限，西方的后马克思主义有一系列的论述；本文所述的意义和局限，主要是作为中国读者的我所意识到，并希望传递给中国学界的。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主要是依赖苏联模式的哲学教科书。过去30年来，我们已经愈来愈看得清楚，这一模式有方方面面的问题，譬如，对唯物主义的理解过于机械，明显的目的论和线性史观，采用绝对化的叙述模式等。最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它磨平了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文本，将其处理成一以贯之的同质性存在：纵然有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变化和递进，但一切问题都获得了圆满的解决。在这种教条的引导下，我们可以没有任何疑问地阅读马克思，读过之后更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如此一来，即使体认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崇高和伟大，但由于没有花费什么气力，也就难免感觉空洞，缺乏厚实的体验，且没有欣欣然的满足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再提示，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是问题性的存在，其中疑义丛生，充满内在的张力。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们的具体阐释，但他们对问题的提出、梳理和展开，总是那么别开生面，不断诱使着我们前行。借助于他们的引领，我们至少可以带着问题去阅读马克思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自然和历史的关系等一系列此前毋需深思的议题，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提示，现在都需要不断地挖掘。坦率地说，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内学术界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研究、关于主体性和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关于文化哲学和生存哲学的研究等等，都曾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有力激发。

国内学者起初惊讶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居然可以命名为总体性哲学、实践哲学、否定的哲学、多元决定的哲学，可以有这样那样迥然不同、相去甚远的形象和特征。随着接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注意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新的命名固然重要，但它所运用的解读方法更是值得细察。卢卡奇的总体性方法、萨特的渐进－逆退法、阿尔都塞的症候式解读等等，都携带了一整套的概念装备。马克思的文本之所以成为问题性的存在，原因之一就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设计了种种不同的阅读方案，锻造了种种或得心应手或不那么得心应手的概念工具，纵深开掘，找到了这样那样的稀有资源，这才将马克思的文本呈现为理论的富矿。国内学者逐渐深刻地认识到，把马克思主义视作科学是一回事，严肃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研究则是另一回事。很多年来，我们惯于背诵一些条条框框，惯于引经据典，但几乎没有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的对象，自然也就不会致力于缜密的研读了。在这个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特别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一定要“读”马克思，审读，细读，历史地读，深度解读；马克思的文本中存在着诸多的空缺、裂缝，以及没有相应问题的回答，故只有摒弃直接阅读的神话，把认识看作是生产，才能促使马克思的文本说出许多马克思没有说出或说过的话。国内学者“重读马克思”、“回到马克思”、“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一类的进路，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文本侧重点是不同的，甚至同一时期的文本也各有不同，同一部文本中也是疑窦丛生……在审慎地看待这些矛盾、差异和张力的过程中，国内学者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愈益深入并饱满起来。

在阅读马克思的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往往采取了这样一个程序，即：从其他思想家出发走向马克思，然后又从马克思出发走向其他思想家；很多时候这两个环节几乎是同时运作的。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历程，几乎所有的现代思想家都登上前台和马克思对话辩驳，黑格尔更是以幽灵和幻影频频出现。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和黑格尔纠缠不清：从根本上说，一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就是不断用黑格尔思想矫正对马克思的既有理解，同时又运用马克思的理论来发挥黑格尔思想的历程。就主观意愿来说，阿尔都塞与卢卡奇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但归根结底，他还是把马克思置于黑格尔的巨大阴影之下：马克思依然作为黑格尔的学生而存在，尽管不乏主见、惯于反叛，但离开了他的老师，他所思所想的一切都是不可思议的。黑格尔是哲学家，马克思是批判的社会理论家 —— 这种判断几乎是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尽管有不可避免的风险，有这样那样的失误，我们却不能不承认，除了相互镜像式的阅读，也就是互文式的阅读，我们又能如何走近马克思呢？没有哪条路是没有意识形态迷雾的，没有哪个概念是完全透明的。探索马克思文本的原初意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远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是摒弃一切先见和成见，就可以直接切入马克思的文本的；不是从马克思那里寻得片言只语然后和现实中的某个现象勾连起来，就可以说自己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了这个现象，或者这个现象再次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 事情远不是这么轻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前仆后继提示我们，互文式的阅读虽然迂回曲折、风险重重，但舍此别无他路。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在20世纪的中西欧展开思考的，欧洲中心主义是它的宿命。究其思想渊源，当然和黑格尔直接相关，和历史主义性命攸关。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率先强调了它的地域性特征，以及由此而来的与德法思想传统的一脉相承。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表现出明显的欧洲中心论和优越感，亚洲、非洲根本不在他们的视野之中，甚至对美国也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否愿意接受，现代性都是西欧不可抵挡的命运。发展到阿尔都塞，已经开始注意避免历史主义，但是否驱除了黑格尔的幻影仍旧存疑。就此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思考的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所处时代和社会的问题。在非常宏观和一般的意义上，这些问题可能和中国有这样那样的关联，但无论如何，它们首先不是我们的问题；因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替我们解决任何思想问题，更没有替我们解决任何现实问题。借用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中的观点，18世纪以来，世界革命的中心亦即活跃地带从西方向东方逐步转移。革命的中心18世纪末在法国，19世纪中叶转到德国，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产生了马克思主义。20世纪初，革命的中心转到了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随后，中国展开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这种发展既是实践上的，也是理论上的；就其性质而言，它一开始就和苏联马克思主义自觉地拉开了距离。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创造性地提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呼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1页）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毛泽东提出要“以苏为戒”，独立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到1965年，毛泽东又向哲学工作者发出“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 （《毛泽东读书笔记》，第934页）的号召，要求“不必抄斯大林”。

质言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政治领域中的一系列探索和创新，还没有及时有效地落实到哲学领域中来。在伟大的政治实践之后，哲学需要时间来形成和发展。在1968年的阿尔都塞看来，时机尚未成熟：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恩格斯、列宁都还不能写出马克思主义所欠缺的伟大哲学著作。（见陈越编，第146页)在同一个“交流报告”中，他还强调：“马克思主义给哲学贡献的新东西，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新的）实践哲学，而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同上，第169页）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但它从来不是作为“哲学”来生产的。在此前一年为《保卫马克思》的各种外文版所写的“后记”中，阿尔都塞承认，他没有触及政治实践中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确切地说，就是没有考察这种结合的一般历史存在形式，亦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的“融合”，由此导致的严重后果是没能清楚地指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先前的哲学区分开来的东西。（阿尔都塞，第254页）遗憾的是，国内学者在高调颂扬西方马克思主义时，没有充分体察阿尔都塞的相关论述，从而不是把他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考推向深入，反倒把他们的有机思考视作新的教条；在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阐释时，不是从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出发，而是更多地沉迷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似乎其中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样板和典范。其基本的推论是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教科书相比较，认为前者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是客观的，后者是片面的；前者是真实的，后者是虚假的。这样的理解实在是过于简单，过于肤浅了。前面已经论述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主要在于它精心锻造了一套又一套的概念工具，并把它们运用到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上，从而达到细致入微。与之相比，苏联模式教科书往往是结论先行，把马克思的文本视作“圣经”而非研究的对象。苏联模式教科书对马克思文本的处理固然是意识形态化的，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处理方式也并非全然是学术至上的。因此，过分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把它视作对马克思文本的唯一客观的阐释，或者对马克思思想方法的唯一科学的运用，实质上是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作新的正统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建构出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原因很清楚，除了卢卡奇最初有过这样的努力，此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图。巴里巴尔为1996年版《保卫马克思》所写的序言，几乎适用于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保卫马克思》并不表达任何特定的学说，相反，它是为一个特定的学说（或理论）服务，为马克思的学说服务。然而，这一学说却呈现出一种特别的性质，就是学说的不存在，至少就系统表达的形式而言（因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化明显只具有漫画性质）。”（阿尔都塞，第ⅱ页）巴里巴尔显然推进了阿尔都塞。阿尔都塞说，经济基础只是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才发挥作用，但这样的时刻始终没有到来。哲学的形成也是如此。借用黑格尔的话说，哲学总是来得太晚，总是迟到，而且是一再地迟到。詹明信作为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观点更为极端。他在1995年的一次访谈中说：“德里达在他的近著里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既不是本体论也不是哲学。我同意他的观点。马克思与弗洛伊德两者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们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所谓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就是说，世界上并不存在任何可以写在纸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詹明信，第18页）我们可以不同意詹明信的观点，但在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贡献时，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弄得有模有样了。

马克思文本作为开放的系统，是始终有待展开和阐释的。过高地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把它神圣化，反倒可能把它打开的广阔的语义空间再度封闭起来，从而把马克思文本再度凝固化。单纯地从纸面文本来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建设资源，也只能是纸上谈兵。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提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式，充其量只是通往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途的积极媒介罢了。所以，我们只有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直面现实社会生活，才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阐释。

 

（原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