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现代性与资本逻辑：中国道路的传统现代性批判

曹典顺 张丽霞

判断一部著作的价值与意义，每一个时代都有着与自己时代精神相统一的判断标准。按照当下中国的判断标准，马克思一生最为重要的著作或许不是《资本论》，但《资本论》的意义和内在理论，在当下的影响依然是重大的。因为，当今时代，不仅《资本论》所阐释的资本逻辑仍然有着生存空间，而且资本逻辑有着不同于《资本论》所阐释的创新内涵。按照《资本论》的主题思想理解，《资本论》亦可称之为《资本主义灭亡论》，即《资本论》详细阐明了资本产生、发展和灭亡的逻辑。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后现代性哲学的产生，马克思哲学虽然和后现代性哲学一样，都否定现代性，但马克思哲学是要消灭现代性哲学，而从当下的后现代性哲学发展看，后现代性哲学并不想或并不能消灭现代性哲学，即后现代性依然从属于现代性哲学的时代。也正因如此，我们将后现代性哲学产生之前的现代性哲学称之为传统现代性哲学(亦称“传统现代性”)。纵观现代性哲学发展的历程，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都在根据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特色，探索适合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现代性逻辑。仅就中国道路而言，与中国道路相统一的中国现代性逻辑——中国新现代性，不仅批判地诠释着传统现代性，即瓦解着马克思所阐述的资本逻辑，而且令资本逻辑不断创新，以促使资本逻辑完成自己的社会历史使命，从而退出社会历史的舞台。这就是说，准确阐释中国新现代性与资本逻辑的关系，寻找资本逻辑创新的最大可能性，既是因为社会哲学研究的需要，也是为中国道路健康发展探索可行路径的需要。

一、资本逻辑：传统现代性的哲学根据

传统现代性的现实性表达是一个十分困难的事情，无数的学者对其的论述，只能是一定意义上的阐释。正因为此，传统现代性是每一位学者都能分析一二的概念，也正是这个能够分析一二，每一位这样的学者又极易对其他学者的传统现代性理解产生怀疑和批判。从哲学思维的特点看，恰恰是因为传统现代性具有的宽泛边界，才导致了人们很难清晰诠释何为传统现代性的现象。既然如此，人们为什么还不愿放弃对传统现代性的研究呢?究其根本，是源于传统现代性对社会建设的深度影响。也就是说，自从传统现代性传播到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之后，该地区或国家的社会建设道路就会受到现代性影响。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进展看，与现代性相适应的社会发展道路即为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是必定要消亡的。为了论证资本主义道路必然会灭亡，马克思在诸多的著作和论述中阐述了资本的秘密，即“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的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许多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只是看到了资本表明的功能，没有认识到资本真正的本质”[1]。据此，我们认为，包括现代西方思想家在内的诸多学者试图从概念辩证法的视域理解资本逻辑，只能是看到资本表明的功能，不能发现真实的“资本逻辑”，而真正的资本逻辑才是传统现代性的哲学根据。当然，资本逻辑并不是一开始就显示出消极的社会建设意蕴，相反，它在其开始影响社会建设之初，就显现出巨大的积极意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的概括是，“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277。所以，准确表述资本逻辑，既是研究传统现代性哲学根据的需要，也是中国道路哲学探索不可回避和不容回避的重要哲学元问题。

从资本逻辑表征的理论内涵看，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建设的哲学逻辑。百度百科介绍，资本就是“能够创造、带来新增价值的价值附着物”。百度百科的资本解释亦可称为通常意义上的资本逻辑，因为，无论学者还是大众，绝大多数人都认可这种解释。但这种表述显然是片面的和极易歪曲资本逻辑内涵的表述，因为，这种表述只是阐述了资本逻辑的经济意蕴，即突出和放大了资本逻辑的经济价值，把资本逻辑的经济意蕴误解为资本逻辑的整个理论内涵。实际上，资本逻辑是用来表征整个资本主义体制建设的哲学逻辑，根本不是所谓的经济逻辑，即只是具有经济意蕴，这可以从资本逻辑的两大理论内涵得以说明。其一，资本逻辑能够诠释资本主义社会建设的经济运行机制。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有着独属于自己的经济运行机制，即资本自我运动的机制，或者说，资本逻辑左右着整个资本主义运行体系的运行状况。比如，2007年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不仅导致美国金融、经济等秩序动荡，还波及世界众多国家。从哲学意蕴上理解，之所以会出现次贷危机，就是因为资本逻辑的经济运行机能在起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是“资本逻辑”本身的“职能作用”，而不是作为“辅助工具”的所谓“推动作用”。理由很清晰，众所周知，次贷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美国次级房屋信贷行业违约数量急剧增加，即伴随着住房价格下跌，购房者不愿意将房屋出售或者通过抵押来获得融资，而此时国家恰恰又采取压缩信用规模的信用紧缩政策。总之，无论是次级房屋信贷行业违约，还是国家的信用紧缩政策，都是作为金融资本的资本本性的外化，是资本逻辑左右整个资本主义运行体系的体现。其二，资本逻辑能够诠释资本主义社会建设的政治运行机制。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诞生有两大标志，即资本和自由，资本诠释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自由诠释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权力运行逻辑。马克思在论证资本逻辑存在的前提时提出，资本的运行离不开有能够自我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人的存在。在我们看来，马克思的分析与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是契合的，马克思理解的资本逻辑，实际上包含着资本和自由两大要素，或者说，资本和自由是资本逻辑本身的要素。针对作为政治运行机制的资本主义自由逻辑，不同的思想家设计着不同的政治运行机制，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的将行政、立法与司法三种权力分立的“三权分立”体制，黑格尔提出的王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有机统一的“国家权力”体制。不论思想家设计的资本主义政治运行机制怎样不同，但都是围绕权利与自由而展开的设计，所以，又可称之为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政治体制。

从资本逻辑的本质特征看，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马克思对新社会体制(共产主义制度)的构建是以深度批判资本主义体制为基础的，那么，马克思是从什么视角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呢?马克思对此的回答是，“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3]。那么，马克思在这里提及的“政治经济学”是什么呢?是法国学者A.de.蒙克来田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的意思，还是现在诸多学者理解的宏观经济学的意思?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使用的“政治经济学”不是一个经济学词语，而是一个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相适应的哲学词语。人们之所以误解“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经济学词语，是因为“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问题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围绕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经济运行机制而展开的，即“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意蕴被遮蔽在了经济学的语言之上。从“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意蕴看，资本逻辑的本质特征就是资本逻辑的哲学本质，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明确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60。所以，资本逻辑的本质特征应该就是关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人的社会关系的理解，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具体而言，资本逻辑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资本逻辑体现了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资本与人之间的存在关系，即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关系；其二，资本逻辑体现了资本主义体制下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即物质利益关系或金钱关系；其三，资本逻辑体现了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资本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即公共权力服务于资本的关系。

从资本逻辑的社会功用看，资本逻辑具有积极和消极双重社会建设意蕴。既然马克思认为资本不是物，是一种生产关系，就意味着，资本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是一个历史范畴。既然资本逻辑是一个历史范畴，那么，资本逻辑必定具有积极和消极双重社会建设意蕴。资本逻辑的积极社会建设意蕴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其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理解，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资本逻辑曾起到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性作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具有历史性，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将进入不同的社会形态时期，资本主义时代是必定要出现的。或许有学者质疑这种观念，认为苏联和中国都没经历资本主义时代。这种质疑表明意蕴上是有道理的，但，我们说资本主义时代是必定要出现的，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而言的。比如，人们经常提及的全球化时代，就是指资本主义的时代。在封建社会末期，资本开始萌芽，在人文思想家的推动下，资本逻辑迅速统治了“市民社会”，伴之而来的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其二，从资本逻辑的内在要素看，资本逻辑的诸多要素具有积极价值。理性思维、自由追求和平等精神等一些要素被视为资本逻辑的内在要素，也可称为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纵观哲学史，古代的中西方诸多哲学家思想之中，就已经伴随有理性思维、自由追求和平等精神等的萌芽和因子；当今时代反对现代性的哲学家，只是或多或少地重新理解了理性思维、自由追求和平等精神，并没有要从思想深处否定理性思维、自由追求和平等精神。这就意味着，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资本逻辑的诸多要素不仅在历史上具有积极价值，而且直到要消解资本逻辑的当今时代，依然具有积极价值。其三，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资本逻辑曾起过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前文已经论及，尽管马克思最著名的文章之一——《共产党宣言》的主旨是阐明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原因，但马克思还是非常可观地论证了资本主义早期在世界社会历史中的积极意义。确切地说，在封建社会的末期，资本逻辑起到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性作用，即推动封建社会退出了历史舞台，换言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资本逻辑仍然起到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建设性作用。与理解资本逻辑的积极社会建设意蕴相对应，资本逻辑的消极社会建设意蕴也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其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理解，资本逻辑不能永远起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任何社会建设理论都是历史性的，即有着适应该理论的特殊时代。换言之，随着社会的发展，如果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有着新的时代精神内涵的时代，那么，此前时代的社会建设理论就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与此理论相适应，资本逻辑有着自己适合的时代，即资本主义时代，或者说，在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后期，资本逻辑将越来越不能起到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其二，从资本逻辑的本质内涵看，资本逻辑将随着哲学理论的发展而远离主流意识形态。每一个时代都有着与自己的时代相适应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主流意识形态也有着与自己相适应的哲学根据，资本逻辑即为与资本主义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相适应的哲学根据。从哲学的思维方式特点看，资本逻辑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哲学根据或哲学原则，是因为资本逻辑展现出的是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即人们熟知的哲学“同一性”原则。“同一性”原则，亦可理解为社会建设的“宏大叙事”原则。就现在哲学发展的水平而言，宏大叙事式的哲学“同一性”原则已经受到广泛批判。那么，作为“同一性”体现的“资本”的“资本逻辑”，也就根据这一批判的程度，逐渐远离主流意识形态。其三，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资本逻辑开始逐渐退出世界历史的舞台。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体制的探索，虽然没有成功，但也开辟了否定资本逻辑的实践道路。当下世界各国，包括自诩正宗资本主义体制的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其运作的资本逻辑已经与传统的资本逻辑有所不同，即当下这些国家运作的资本逻辑是不同于创设初期阶段资本逻辑的新形式的资本逻辑。也即是说，传统的资本逻辑被创新的资本逻辑所取代。从发展的意蕴理解，这即为资本逻辑开始逐渐退出世界历史舞台的实践表征。

二、资本逻辑瓦解：中国道路的哲学探索

从中国现代发展的历史看，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五四运动，都提倡学习西方社会的社会建设经验。然而，不管有多少思想家和政治家主张中国借鉴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但都没有成功。当然，中国试图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也没能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主要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理念，但事实上，中国同时也在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比如，1963年1月29日，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中国在经过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后，明确提出要走一条与自己国情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把这种道路称为中国道路。在中国道路的建设途中，哲学界的学者们虽然没有向经济学界的学者一样有着诸多理论创新，但他们始终关注着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尤其是西方学者们提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表征中国道路的理论之后，许多中国哲学界的学者开始把研究方向转移到中国道路的研究之上。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中国道路的哲学探索在促使资本逻辑瓦解方面，的确做出了诸多探索。当然，瓦解不是消灭，只不过是表征了资本逻辑已经不能成为左右中国道路的根本要素。

资本逻辑不利于更大意蕴上释放生产力能量，而中国道路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从资本逻辑的经济运行规则看，逐利是资本最为明确的使命。为此，人们习惯于把资本主义企业伦理的最高原则理解为——“盈利是善，亏损是恶”。那么，社会主义的企业伦理是否反对“盈利是善，亏损是恶”的伦理精神呢?显然不是，逐利是任何企业共同的追求。既然如此，为什么资本逻辑在中国道路践行中就不能更大意蕴上释放生产力能量呢?本质意义上看，这是因为资本逻辑没有宏观视野，即只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判断能力。比如，诸多国家的《反垄断法》的出台，就是要消解因资本逻辑没有宏观视野所造成的无序经济运行状况。从中国道路探索的历程看，资本逻辑不利于更大意蕴上释放生产力能量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资本逻辑不在重要基础工程建设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其二，牵动国计民生的工程建设，仅靠资本逻辑配置市场是不够的，国家宏观调控应当介入；其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离不开资本逻辑，但该资本逻辑已经不能再处于主导地位。仅从决定国计民生的房地产市场来看，1998年7月3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从此，与其说房地产市场被激活，倒不如说，资本逻辑在房地产市场得到了充分发挥。无疑，房地产市场的资本逻辑介入，使得中国人民的住房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中国道路不是资本主义道路，人民不满意飞速上涨的房屋价格，所以，国家只能以宏观调控来限制资本逻辑的作用，即瓦解资本逻辑对社会主义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当下，即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后，仅从现象来看，似乎国家不再以国家的名义对房地产统一施行国家层面的宏观调控政策，但在中国道路的践行之中，没有任何迹象会重现资本逻辑一统天下的房地产发展之路。因为，依靠房地产作为社会发展支柱的社会发展道路，已经在西方发达国家被证明是不可为的发展道路，那么，作为一种寄希望超越当代西方发展模式的中国道路，更没有任何步其失败后尘的道理可言。

资本逻辑不利于和谐社会关系的建立，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道路理论自信的思想前提。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等的终极理想不同，后者是以社会的稳定为主旨，而前者是以社会和谐为理想。从这种意义上理解，虽然哲学家理想的和谐社会关系很难在实践中得以实现，但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们也不能不关注哲学家的思想和理论。诸多哲学家并不是没有看到资本逻辑不利于和谐社会关系的建立，相反，他们努力探讨消解资本逻辑消极后果的方法。比如，韦伯对此专门研究并撰写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今天，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虽已逃出这铁笼，但是，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5]。韦伯的观点很明确，第一，资本逻辑虽然破坏了传统的宗教伦理，即在传统宗教伦理视野之下，资本逻辑破坏了人们的精神支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资本逻辑所控制；第二，资本主义有着自己存在的合法性根据，传统的宗教伦理可以退出历史舞台。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明确提出了“新教伦理”能够取代传统宗教伦理以契合资本主义精神，即契合本文指代的资本逻辑。黑格尔对资本逻辑消极影响的理解比韦伯还要深刻，他甚至把资本逻辑统治下的“市民社会”视为个人追求私利的“战场”。中国道路探索的历程也在一定意义上证明了资本逻辑危及社会关系和谐。突出的表现就是，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考虑了资本逻辑的逐利性，即加强了宏观调控的力度和影响力，甚至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但资本逻辑逐利下的消极影响还是时有发生，比如，当今人们感到的道德滑坡现象(注：道德滑坡是个辩证判断，充其量是近阶段现象。因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解，道德总体上处于上升的趋势)。资本逻辑虽然不利于和谐社会关系的建立，但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道路不能抛弃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方向。所以，哲学家们当下最为困难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就资本逻辑与和谐社会建设做出综合平衡，因为，当今时代，取缔资本存在是不够现实的。

资本逻辑不利于建构人自由自在发展的社会体制，而中国道路视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近年来，中国中央电视台做了诸多街头访谈，访谈问题有“你幸福吗”、“爱国让你想起了什么”等。“你幸福吗”属于人是否能够自由自在存在领域的问题，“爱国让你想起了什么”属于人们是否认同中国道路领域的问题。人是否能够自由自在存在和人们是否认同中国道路，本质上都是中国道路的体制建设要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依据人的存在状态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个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历史时期，第二个阶段指资本主义时期，第三个阶段就是马克思预想的共产主义时期。马克思之所以把资本主义时期视为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是因为人在资本主义时代有两大存在特点，即每个人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和每个人都受资本统治。如果说，资本主义之前的时代是人的蒙昧阶段，那么，资本主义时代已经是人自由自在存在的萌芽阶段。也就是说，资本逻辑内含着人自由自在存在的内在要求。正是因为资本逻辑的这一内在本质，资本逻辑在中国道路的建构和践行中才没有彻底退场。然而，资本逻辑虽然内含人自由自在存在的内在要素，但资本逻辑中的“人的自由自在存在”与马克思预想的共产主义时代的“人的自由自在存在”，在内涵上有着重大差别。差别之大，甚至可以表述为性质不同的两个事物。比如，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曾经发表诸多文章批判资本主义平等、自由的虚伪性。这就可以理解为，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资本逻辑并不利于建构人自由自在发展的社会体制。马克思认为，真正的人自由自在的存在状态，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实存在，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作用发展的条件”[2]294。所以，作为把共产主义视为终极理想的中国道路，不能不逐渐脱离资本逻辑的控制。

三、中国新现代性：传统现代性创新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及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一定意义上，既延缓着资本主义灭亡，也促使着资本逻辑自我救赎。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的理论促使了资产阶级思想家自觉更新资本逻辑内涵。但不管思想家们试图怎样更新资本逻辑内涵，都更新不了资本逻辑的社会历史性本质，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资本逻辑开始瓦解并逐渐退出世界历史舞台，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改变的历史趋势，作为中国道路哲学表征的中国新现代性的出现，就是这种趋势的反映。然而，中国新现代性只是在内涵上不同于传统现代性和不同于其他形式的现代性，就中国新现代性的本质而言，它依然属于现代性的范畴。既然中国新现代性根属于现代性，那么，资本逻辑就依然没有脱离中国道路，或者说，当下的中国道路还不能与资本逻辑进行切割。一方面是中国道路促进了资本逻辑瓦解，另一方面是当下中国道路不能与资本逻辑进行切割，这种现象的存在不仅导致了学术研究中的左中右，而且妨碍着人们对中国道路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人们之所以对此现象不能接受，归根结底是习惯了用知性思维的思维方式判断问题，不能熟练使用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分析现实性问题。按照马克思辩证法理解，其一，资本逻辑瓦解是指资本逻辑中的积极性要素逐渐退出主要地位，而同样是自身要素的消极性要素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其二，当今时代，虽然资本逻辑中的积极性要素逐渐退出主要地位，但资本逻辑从来没有停止自我救赎，从人们对资本逻辑内涵的认知能力看，这即为资本逻辑创新，因为，人们因社会历史条件和认识能力等的限制，此前没有认识到资本逻辑内含的诸多要素。总之，此资本逻辑已经不是传统资本逻辑，尽管本质上依然是资本逻辑在起作用的中国新现代性，也已经不是传统现代性，作为中国道路哲学表达的中国新现代性，较之传统现代性，至少有三大方面的创新。

从经济文明的角度看，中国新现代性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传统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体制，抑制了资本逻辑将经济领域演变为个人追求私利的战场，保护了中国道路经济秩序的良性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成为中国新现代性的内涵之一，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中国道路多次“摸着石头过河”的结果。仅就中国道路实践过的重大经济体制而言，就有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有计划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种形式。1993年11月14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了明确概括，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新现代性的重要内涵，是因为中国道路有效地诠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的两大理论困难，其一，市场经济不是独属于资本主义的资源配置形式，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市场经济配置资源；其二，市场经济本质上要遵循资本逻辑的规律，所以，必须防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换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中国道路的践行看，面对第一大理论困难，人们仅仅从学理上很难形成共识，最终共识的达成，是出自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即邓小平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7]。第二大理论困难不在于人们是否能够形成更广泛意义上的共识，而是因为资本逻辑不会自动退出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必须抑制资本逻辑将经济领域演变为个人追求私利的战场，否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秩序就会被破坏，中国道路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就意味着，作为中国新现代性表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处理好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市场、计划和市场等一系列决定中国经济秩序良性运行的重要关系，因为，资本逻辑在当下时代的创新，已经波及现实生活世界的各个角落。

从政治文明的角度看，中国新现代性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体制取代资本主义三权分立体制，控制了资本逻辑与权力寻租的联姻，保障了中国道路能从政治上和制度上对公民国家主人身份的认定。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伊始，诸多行业的人们都积极投身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言献策的改革浪潮之中，一时间再现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争鸣。其中，有一小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代表的人们，由于不能真正把握传统现代性的本质，特别期盼中国能实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即资本主义三权分立制度。按照马克思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和可选择现代性的本质特征，这种期盼既有错误的本质，也有良好意愿的方面。之所以说有错误的本质，是因为可选择现代性理念告诉我们，社会历史具有继承性，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应该有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政治体制，照抄照搬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政治体制是行不通的。至于良好的意愿方面，道理也很明确，谁也不应该否定绝大多数青年人既看到了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科学”理念的确改变了中国，也看到了以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中国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确实需要改革。基于如此背景，探索和创立新形式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体制，就成了政治哲学义不容辞的学术使命。中国新现代性就是政治哲学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体制所做的哲学表征，既要吸收中华传统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也要借鉴包括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等政治思想的可贵之处。从政治文明的视角看，中国新现代性取代传统现代性，就是要避免资本与权力的联姻，因为，资本逻辑统治下的资本主义三权分立体制，无法控制权力寻租，或者可以说，资本逻辑的逐利本性使得它不可能不渗透到权力范围之中。从这种意义上理解，资本主义三权分立体制之所以要把权力分开践行并且相互监督，本质上就是为了避免或削弱资本逻辑在政治文明体制中的影响。只有控制了资本逻辑与权力寻租的政治文明体制，才能从政治上和制度上保障公民的国家主人身份，否则，即使是资产阶级提出的“私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也只能沦落为一种政治口号。

从精神文明的角度看，中国新现代性以和谐社会理念取代传统现代性的社会发展理念，抑制了资本逻辑逐利功能对文化领域的渗透，维护了中国道路对国民精神自由的保护。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精神文明是用来为物质文明提供思想前提、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这一理念无疑是正确的，但它只是就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比较而言。如果从人的本质与精神文明的关系理解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就是用来保障人自由的思想武器。之所以用“思想武器”而不用“思想前提”，是根源于精神文明的功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使用过“武器”一词，他认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9。据此，可以认为，在社会建设之中，人的精神自由是十分重要的，而传统现代性的社会发展理念，因为受到资本逻辑逐利功能的影响，即因为资本逻辑对文化领域的渗透，使得人的精神自由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从而从精神文明的视角限制了社会发展。之所以这么理解，也是马克思明确指出的，用他的话讲就是，“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9。这种意蕴上的精神文明，其核心任务不是举行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而是建构能够保障人自由自在发展的社会建设机制，当然，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是人自由自在的实践体现，也是必然要存在的。至于保障人自由自在发展的社会建设机制如何建立，在我们看来，最为基础的工作就是确立合理的社会发展理念。中国新现代性的主要内涵之一就包含了这一合理的社会发展理念，即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对此，2005年2月20日，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开班式上明确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中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参考文献】

[1][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2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4][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14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资本与中国现代性之辩证关系探微

——兼与曹典顺先生、张丽霞女士商榷

陈广亮

1 研究背景

1.1 起因

《理论探讨》2014年第5期刊载了江苏师范大学曹典顺先生、张丽霞女士的《中国新现代性与资本逻辑：中国道路的传统现代性批判》一文。在这篇论文中，曹典顺先生、张丽霞女士对资本与中国新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深邃的思想认识和理解，笔者很受启发。但与此同时，由于作者一方面推论资本运作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建设的哲学依据，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则仅是瓦解资本运作，这不仅与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并不吻合，而且现实社会主义的内蕴也并非仅是瓦解资本运作；另一方面既主张资本运作只是现代性的哲学根据，却又说资本运作是瓦解资本运作的中国新现代性的哲学根据，是以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悖论之处。为表露笔者关于资本运作与中国新现代性之间本质关联的浅薄之见，故就此请教于曹典顺先生、张丽霞女士及学界其他方家。

1.2 对中国道路哲学审视的思考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巨大发展，虽然有不少国外学者称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北京模式，却仍在实质上把这种模式归之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翻版。中国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开始注意从资本哲学上宏观审视中国道路，但其中一部分学者依旧按照西方狭隘的经济视域下的物化资本认识，纯粹以数理模型、计量分析方法，单纯地从经济层面看待中国道路发展，甚至鼓吹完全的市场化、私有化；另一些学者则仍旧变相地坚持资本就是资本主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应该是消灭资本的计划经济式道路。因而，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独特性，探索其与资本运作之间的本质关联，也是笔者文章关注的主旨。

2 资本逻辑不只是传统现代性的哲学根据

曹典顺先生、张丽霞女士论文的第一部分是“资本逻辑：传统现代性的哲学根据”。他们说：“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进展看，与现代性相适应的社会发展道路即为资本主义道路。”[1]73根据在于，“从资本逻辑表征的理论内涵看，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建设的哲学逻辑”；“从资本逻辑的本质特征看，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从资本逻辑的社会功用看，资本逻辑具有积极和消极双重社会建设意蕴”。那么，资本逻辑是否只是传统现代性的哲学根据，即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哲学根据呢？显然不是。资本逻辑作为世界社会转向现代化发展的哲学根据，并不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这种发展模式的哲学根据，或者说主要的并不在于它是以现实综合形式呈现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哲学内在根据，而在于它是支撑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发展的哲学内在根据，这也就是说，资本逻辑不仅仅只有资本主义，还有其他适宜的、引领现代世界社会发展的社会模式，譬如各种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何以这样呢？从对资本运作表征的理论内涵、本质特征、社会功用的分析即可看出来。

从资本运作表征的理论内涵看，资本运作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建设的哲学逻辑，而且是支撑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各种相宜社会模式发展的哲学逻辑。资本运作所以是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发展的哲学逻辑，这是因为在这一阶段，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是形成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要求以及整体的能力体系，途径则是通过异己的“物”的形式。而资本式的生产，就是为了“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即“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2]389-390。换句话，这就是说，只有通过资本运作的充分作用，人类社会才能由“物的依赖性”阶段跨入更高的发展阶段。那么，如果仅仅把资本运作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建设的哲学逻辑，第一，它就在实质上成为“资本运作就是资本主义逻辑”说法的变相翻版；第二，它曲解和矮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于古典哲学的创造性[3]1，曲解和矮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第三，它严重阻塞了现代世界中后发展国家建构适合本国国情的、糅合资本运作的其他非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模式。

从资本运作的本质特征看，资本运作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更是相宜于“物的依赖性”阶段的其他所有社会发展模式生产关系的体现。马克思对新社会体制(共产主义制度)的构建确实是以深度批判资本主义体制为基础的，不过马克思同样强调了共产主义制度对所有建基于资本运作上的其他社会发展模式的批判，也就是说，马克思指出了共产主义制度建立的根本前提是充分发挥资本在“物的依赖性”阶段的基础动力作用，使其通过建基于资本运作上的各种社会发展模式的发展，逐步地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1]286。于是在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生产发展的最大限制时，就“利用资本本身消灭资本”。这也就是说，资本运作秉具的雇佣劳动的现象和关系、资本运作造就的这一阶段人与人之间交互关系内蕴的物质利益关系或金钱关系、资本运作致使的公共权力与资本交互作用关系，不只是资本主义体制下存在的现象，而通行于这一阶段一切建基于资本运作上的社会发展模式。直接地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指出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佐证，讲马克思就是强调“资本逻辑的本质特征应该就是关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人的社会关系的理解，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1]73-74，是牵强的。无论是在逻辑思维上，还是根据现实实践发展，都不能直接地或必然地推导出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何况既然认为“马克思使用的‘政治经济学’不是一个经济学词语，而是一个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相适应的哲学词语”[1]73，又如何在具体分析马克思的秉具哲学内蕴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运作词汇时，把它下降为了只是表示支撑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学或政治学词汇呢？

从资本运作的社会功用看，作为只是存在和支撑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发展的基础要素，资本的逻辑作用显然是一个二重效应：一方面，它肯定性作用的发挥对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否定性的消极影响的存在，则对社会发展是一个阻遏。然而，曹典顺先生、张丽霞女士不论是对资本运作肯定性作用的阐释，还是对其否定性作用的阐释，却都存在商榷的地方。就其对资本运作的肯定性作用的阐释而言，第一，只强调资本运作在人类社会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起过革命性的作用，而对资本运作在“物的依赖性”阶段的更大的革命性作用则完全忽视，这是对资本运作历史本有的全面正向作用的忽视，是对资本运作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而没有真正把握住资本运作的革命性的作用。第二，理性思维、自由追求和平等精神等一些要素是资本运作的内在因素，它们无论是在理论认知层面，还是在现实实践层面，确实是对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推进作用，但是一则它们是资本运作内蕴的因素，并不能就直接地和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等同，因为它们也是建基于资本运作上的其他社会发展模式的价值理念。二则不能拿当今时代很少有哲学家在思想深处否定和批判资本的理性思维、自由追求和平等精神，说明资本运作的上述这些要素就没有对当代世界乃至未来发展造成阻碍。譬如就资本运作内蕴的平等要素而言，由于资本的逻辑本质上是一种对立性发展的逻辑，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资本与资本之间，都并没有真正的平等关系存在，是以资本运作内蕴的上述因素的肯定性作用只是相对存在，而非绝对存在。就其对资本运作的否定性作用的阐释而言，第一，资本运作确实不会永远地起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随着人类社会向新的发展阶段的迈进，此前时代的社会动力就会转变为历史阻力。不过，一则资本运作发挥肯定性作用的时代并不仅是资本主义时代，二则以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后期作为资本运作否定性影响时期并不准确，资本运作的否定性影响是始终存在的，影响程度只是各个时期不同罢了。第二，同一性原则即社会建设的“宏大叙事”原则是资本运作的重要特征，现在同一性受到广泛批判，追求精细化、个体化，但要注意，精细化、个体化同样也是资本运作的重要特征，因为正是资本运作造就的当代世界社会时空的“碎片化”，才导致精细化、个体化的出现。第三，现在谈论资本运作已经开始“退出世界历史的舞台”为时尚早，人类社会在自然经济形态阶段经历数千年的漫长发展，作为支撑人类社会整个“物的依赖性”阶段发展的元素，资本运作怎么可能仅经历数十年或者几百年就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人类社会在这一阶段的发展要达到“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要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对待自己的越累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2]286，还需要很漫长的历史过程，怎么苏东社会主义体制探索失利，就归因到资本运作开始走下坡路了呢？

3 资本运作也是中国道路重要的哲学根据

曹典顺先生、张丽霞女士论文的第二部分是“资本逻辑瓦解：中国道路的哲学探索”。他们说，从中国现代发展的历史看，实际上是先后经历了以西为师、以俄为师，而当中国真正成功地探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模式，被西方学者称之为“北京模式”“中国模式”时，许多中国哲学界学者才开始瞩目到中国道路的哲学探究，并在探索资本瓦解方面做出了很多探索，这即表征了“资本逻辑已经不能成为左右中国道路的根本要素”[1]75。根据是资本逻辑“不利于更大意蕴上释放生产力能量”“不利于和谐社会关系的建立”“不利于建构人自由自在发展的社会体制”。但不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实践，还是理论探究，都说明了资本运用是中国道路实践的重要的哲学依据。从现实实践上而言，新中国自1956年经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的社会主义发展历程，就是逐步深化认识和有机运用资本的过程。譬如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逐步地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由资本支撑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且作为资本前提的市场由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渐变为决定性作用。更直接地说，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文献第一次引入资本范畴是在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该决定共3次提及资本；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首次使用了“公有资本”范畴，该报告共14次提及资本；2000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使用了“国有资本”等范畴，该决定共11次提及资本；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首次强调民间资本与公有资本“公平竞争”，该报告共7次提及资本；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提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国法未禁止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该决定共22次提及资本；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提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该报告共4次提及资本；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首提新农村发展要注意运用资本要素，该决定共2次提及资本；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提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该报告共4次提及资本；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仅更明确地表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而且强调“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等等。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实践充分地表明：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资本动力的支撑。

从理论分析上看，资本运作不是不利于更大地释放生产力能量，而是更大程度上助推着生产力能量的释放。说“从资本逻辑的经济运行规则看，逐利是资本最为明确的使命”，因而“资本逻辑没有宏观视野，即只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判断能力”[1]75，这是典型的对资本运作矮化。资本的本性，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本性是努力通过工作效率的提升，即借助对劳动者素质提高、生产工具革新、劳动对象拓展的不断刺激，极大地压缩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以促使社会只需要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产生并保持普遍财富。如果仅把资本运作的逐利矮化为经济上的利，或者直接说就是金钱，显然其视野确实不够宏观——不过这时资本运作也就不是可以作为哲学根据的资本运作了，而仅是狭隘的经济层面的运行规则。中共十八大强调我国仍将长期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从时间上来说，至少从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直到21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属于这一阶段。为什么社会主义现代化尚未基本实现，作为支撑其发展的基础动力要素——资本运作——即不能在中国道路实践上助推更大意蕴的生产力能量释放了呢？

资本运作不是不利于和谐社会关系的建立，而是辩证地在实质上真正地助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和谐社会的建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就现实社会的和谐目标而言，它只能是一个社会的正向性作用而不是负向性影响对该社会一般运转的基本支配。资本运作在主观上是为了不懈地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资本需要借助对雇佣的劳动力的上下对立式役使、剥削，需要与其他不同类别的资本进行程度不同的平行式竞争，而无论是上下对立式关系的资本与劳动，还是平行竞争式的不同类别的资本之间，它们的存在都并非是一种绝对的和谐关系，都不是在直接地助推着和谐社会关系的建构。但资本运作为了能够不懈地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它会在客观上不断地冲破各种等级的、封建的、束缚性的社会关系，促进着相对平等的、自由的、民主的社会关系的建构，以利于社会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顺利展开，因而资本运作客观作用的存在，有助于推进社会和谐关系的发展。而且从总体上来说，资本运作支撑的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的社会关系和谐度，明显高于人类社会在“人身依附”阶段的社会关系的和谐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追求的和谐社会及其状态，无论是在追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及其结果上，还是在追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及其结果上，都在本质上归属于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社会关系发展的和谐状态限度。如果只看到资本运作支撑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支流性的、负面的、不和谐的社会关系境况，而对资本运作支撑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性的、肯定的、和谐的社会关系视而不见，或者矮化，则势必会得出和强调资本运作不利于和谐社会关系的建立的结论。如果全面地、正确地审视资本运作对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正反两方面影响，则就会注意到：资本运作的正向性作用仍占主导。

资本运作不是不利于人自由发展的社会体制建构，而是在客观上助推着人类社会的社会体制向有利于人的自由方向发展。资本运作内含的人的自由确实是与马克思预想的共产主义时代的人的自由在内涵上有着重大差别，“差别之大，甚至可以表述为性质不同的两个事物”[1]76。这是由于资本运作内含的人的自由在本质上归属于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发展阶段追求和达到的自由境态，而马克思预想的共产主义时代的人的自由在本质上归属于人类社会在“时间经济形态”发展阶段追求和达到的自由境态。但没有资本运作内含的人的自由在“物的依赖性”阶段的发展，人类社会就根本不会跨越进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时代。资本运作支撑的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发展达成的自由状态不仅是人类社会在“时间经济形态”阶段实现的人的自由状态的必要的前提，而且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发展达成的人的自由的最高和最全面状态，也是源自于资本运作正向性作用的发挥——人的自由状态不是随心所欲、不是乌托邦，它的每一步发展和每一阶段达成的状态，都建立在社会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和人的综合素质与能力程度的基础上。资本运作是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充分发展的基础动力因素，因为人类社会所处的“物的依赖性”阶段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是“建立在对物与关系二重复合中介依赖关系基础上(资本由于自身秉具的独特属性——同劳动二重性、商品二重性一样，资本具有物质外观和关系内核二重性，因而使资本生产过程成为劳动过程和资本社会关系生产过程二重化的辩证统一过程)成为推动这一阶段社会发展的具体动力和实现社会普遍联系的中介媒质”[4]17。因而，资本运作也是决定着人类社会在这一阶段的自由状态能否充分发展的关键。换句话，资本运作支撑的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发展达成的自由状态，是人类社会在“时间经济形态”阶段实现的人的自由状态的充分前提。中国道路的终极理想和最高目标确实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但它本身归属于资本运作支撑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物的依赖性”阶段，而不是“时间经济形态”阶段。中国道路只有积极地驾驭式地运用资本，使中国社会充分达成在“物的依赖性”阶段人的发展，才能真正推进中国社会跨进到更高的“时间经济形态”阶段的人的自由发展。

4 积极驾驭式运用资本是中国新现代性实现的关键

曹典顺先生、张丽霞女士论文的第三部分是“中国新现代性：传统现代性创新”。一方面，他们说，引领中国道路发展的资本运作“已经不是传统资本逻辑，尽管本质上依然是资本运作在起作用的中国新现代性，也已经不是传统现代性”。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中国新现代性只是在内涵上不同于传统现代性和不同于其他形式的现代性，就中国现代性的本质而言，它依然属于现代性的范畴。既然中国新现代性根属于现代性，那么，资本逻辑就依然没有脱离中国道路，或者说，当下的中国道路还不能与资本逻辑进行切割。一方面是中国道路促进了资本运作瓦解，另一方面是当下中国道路不能与资本逻辑进行切割。”[1]76我对此提出两点看法。第一，尽管由资本运作支撑的中国新现代性确实不同于传统的现代性，因为传统的现代性首先和通常地是以资本主义的资本运作形式推进，而中国的新现代性却是以社会主义的资本运作形式推进。二者都基于资本运作的背景，使得它们的确同“根属于现代性”。第二，中国道路的积极实践，的确推进了资本运作的逐渐瓦解，但这种瓦解资本运作的方式却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式的，而非机械教条式的。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真正坚持了马克思指出的扬弃资本运作，不是只凭主观、外在去消灭资本运作，而是坚持资本运作的自我瓦解和瓦解资本的逻辑的有机统一，在占有资本文明中消灭资本。因为不仅资本运作的否定性因素存在是促使其自身灭亡的原因，而且同时资本运作的肯定性因素也是促使其灭亡的因素。“从过往我们对马克思的资本的历史极限理论的片面理解的情况来看……对于资本的历史极限的肯定性内容、对于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的理解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理论应有的境界，从而在实践中带来严重的损害。”[5]4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开拓的新现代性的根本特色之处在于，它不是单向度的瓦解资本运作，而是积极驾驭式地运用资本，既积极确保资本运作的正向肯定作用充分发挥，也辩证地追求对资本运作负向性消极影响的有效抑制。

具体而言，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发展必然追求和达到的一种发展状态，现代性是对现代化具体导向、特征导向和实践导向的根本支撑。新现代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针，它虽然与经典现代性、后现代性、第二次现代性有重大的不同，譬如不是由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而是由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引领前进；不是使社会的发展呈现两极分化，而是为了追求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不是使社会自身和人与自然异化式发展，而是追求社会自身和人与自然的秉价值性与生态性发展，但它本质上仍归属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发展追求和达成的现代性界限内，而并非是归属或代表本属更高的时间经济形态阶段的共产主义现代性。指引中国道路前进的新现代性是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发展追求和达成的其中一种现代性，资本又在现代性的存在上具有基础性支撑的影响，这就根本地决定了中国新现代性的建构必须要展开对资本的驾驭式运用：第一，积极、驾驭式地运用资本，中国的新现代性建设才会实现现代社会的物质内容目标。现代性支撑的现代社会对其物质层面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体系。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体系就是社会形成普遍的劳动体系和造就普遍有用性的体系。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才能造就普遍的劳动体系——资本对剩余价值的不竭追逐，会促使社会各个层面形成劳动创造价值的动态运演；才能造就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即资本会充分利用人的属性和自然的属性，以全方位地满足人类诸种需要。中国的新现代性建构必须形成和达到现代社会对其物质层面形成普遍的物质变换体系的目标，因而它须要资本的积极参与。第二，积极、驾驭式地运用资本，中国的新现代性建设才会实现现代社会的精神内容目标。现代性支撑的现代社会对其精神层面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形成普遍的社会联系体系。普遍的社会联系体系就是表现为人的全面的联系和普遍的交往的体系。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由于它本质上是一种商品经济的生产，它对社会空间全方位、立体式的不竭拓展，促使毫不相干的社会成员之间基于可衡量的交换价值而互相、全面、立体地联系起来。中国的新现代性建构必须形成和达到现代社会对其精神层面形成普遍的社会联系体系的目标，因而它须要资本的积极参与。第三，积极、驾驭式地运用资本，中国的新现代性建设才会真正实现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的良性互动。资本式的社会生产，就其存在的消极影响而言，确实是造成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关系动态失衡的重要因素，并且只有真正地瓦解、消灭了资本逻辑的存在，才能真正地实现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的平衡关系，但其积极作用的存在，尤其是具体的社会形式使资本存在由生态资本化转为资本生态化——资本从视生态环境为无需成本的无尽礼物转为遵照合乎生态规律下的生产，譬如通过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建立健全，资本式生产被纳入到资源有偿使用、生态补偿的动态运转中，同样是中国新现代性建构的必备环节。

5 结论

现当代世界社会发展所处的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物的依赖性”阶段的时代背景，决定了资本运作不仅是传统现代性的哲学根据，也是中国道路探索的新现代性的哲学根据。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乃至达成更高更远的目标，都需要借助对资本的驾驭式运用。所谓驾驭式运用资本，即不应只是单向度的对其主观瓦解，而是在综合把握资本双重属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尽可能地限制其消极影响，以资本自我瓦解与对资本的瓦解有机结合即占有资本文明的方式逐步地消灭资本。中国新现代性的发展所以需要有机驾驭资本这个环节的参与，根本上在于，中国新现代性的发展本质归属于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的发展，资本又是“物的依赖性”阶段任何社会形式所必备的一种动力元素。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社会形式对资本的驾驭式运用，是中国新现代性建构的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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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邵腾.资本的历史极限与社会主义[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

（原载《探索》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