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世界现代化进程时，英国一向是国内学界重点考察的经典案例，而且，普遍的看法是，世界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现代化类型，一类是“内源”和“先发”型现代化，再一类是“外源”和“后发”型现代化，只有英国才是当之无愧的“内源”和“先发”现代化的原型。据认为，在“内源”、“先发”型现代化中，现代变革的动力主要来自内部，变革的步伐领先于其他国家，而且，变革是在市场力量主导下，以自下而上甚至放任自流的方式自发地展开的。有关现代化类型以及英国现代化的上述看法先由业师罗荣渠先生系统提出①，后得到国内学界的广泛认同，乃至已经成为某种学术共识②。

然而，实证地考察相对完整的英国现代化进程却可发现，所谓英国现代化“内源”和“先发”说，虽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却是缺乏历史依据的一种想象，是对发达国家发展历程的一种脱离事实的理想化。该历史观的弊端在于，它虚构出一个现代化领先者内生演化和自我变迁的历史假象，夸大了市场经济因素自发成长并循序渐进的一面，同时也消解了国家政治力量干预经济以图迎头赶超的另一面。这种历史观实际上暗合了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立场，从近年有关大国崛起的片面历史解读可知，它包含着误导现代化后来者的风险。显然，澄清所谓英国现代化“内生”、“先发”的流行观点，将有助于更加准确地把握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起始条件和发展历程，尤其有助于更加客观地认识英国促进现代化的政策手段，从而对思考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会有所启示。

一、英国现代化何曾“内源”

学者们之所以将英国的现代化定性为“内源”，是因为他们看到，作为现代化原动力的“工业革命”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早期首先发生于英国，那里通过自身力量的积聚率先实现了现代生产力的孕育和突破。一般而言，这样的看法并无不当之处。可是，假如再深入一步考察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历史，却会让人看到意想不到的景象。亚瑟·刘易斯说过：“改变世界的那次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末，不过，自13世纪以来，英国发生过许多次工业革命。”③ 道格拉斯·诺思也说道：“需要修正我们对于过往两个世纪所持的公式化观点。我们现在称作工业革命的这个时期，并非如有时相信的那样，是与过去的彻底决裂。相反，它是既往事件逐渐演化的最终结果。”④ 根据这些提示，可以发现，在工业革命之前的长期产业进步中，英国在1540－1640年间早已经历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运动，不妨名之曰“初始工业革命”。而这场初始工业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为英国日后那场著名的工业革命打下了关键的基础，更在于这是一场纯粹“外源”的现代化运动。

初始工业革命启动前，英国的产业在欧洲范围处于全面落后状态。为改变这一局面，大致从16世纪中期起，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等决策者“极其渴望发展每一种类的英国产业，俾以让英国不仅在经济上独立起来，能够支付某些进口，而且也许还能生产可出口至海外市场的高价值产品”。最后付诸实施的政策是，由王室向那些“具有足够企业精神，可资移植新技艺或者引进新制造业”的人士包括外国人颁发特许证，利用该垄断性的特许证制度来撬动产业升级。“伊丽莎白的目标是要引进明矾、玻璃、肥皂、油、盐、硝石、金属片的制造，这些产品此前均赖进口。新颖性是颁发特许证的标准。”⑤ 当时的通行做法是，以一定年限的特许专营权换取技术和产业的本土化，故而，特许证制度本质上是一项鼓励进口替代的政策。现知，“在伊丽莎白治下授予的55项垄断特权，有21项是授给外国人或归化英国的国民，所制造的产品包括肥皂、排水机、掘地机、烘炉和熔炉、油料和皮革、碾磨机、盐、玻璃、玻璃杯、水泵、书写纸等，当然也引进了炼铁、碾谷、轧油和纺织的整染、砑光等工艺”⑥。

正是借助工业革命前这场大规模的进口替代运动，英国政府从欧洲大陆移植了一系列新企业和新产业。“在16世纪后60年里，首批造纸厂、首批火药厂、首批火炮铸造厂、首批明矾和绿矾厂、首批食糖炼制厂、首批硝石厂，都是从海外引进到这个国家的。”在这些行业中，英国原本也不是没有一点小作坊，但它们“产量微不足道，生产场地简陋原始”，与“历史更早、生产规模更大”的大陆无法相比。如今官方依靠引进设备和技术所兴办的工厂则雇佣工人多、重型机械多、投资量大、产量也更大。例如，在冶金领域，英国铸铁用的鼓风炉本来就从欧洲大陆引进过，到这一时期则又再次从大陆引进大型鼓风炉，其铁年产量达到100－500吨甚至更多，大大超出英国原来小铁炉年产最多20吨的水平。大型炉子以及水动力机械及其配件等海外先进设备和技术的采用，让整个冶金行业脱胎换骨，从铁制品加工的标准化和规模化，到大型铜、锡企业以及大型钢厂的建立，都是此期从大陆引进的结果。因此有断言：“16世纪后60年中引入英国的所有这些制造业，为工业资本主义的成长开辟了一片全新的天地。”⑦

在这一轮引进的带动下，英国实现了广泛的产业升级，尤其是采煤业的技术进步为后来工业革命时的领先优势奠定了关键的基础。在采煤行业，16世纪中期前，英国单位煤矿的年产量很少超过几百吨，而利用大陆技术改造矿井排水和通风设施之后，到1640年前夕，年产1000－25000吨的煤矿已经司空见惯。当时英国的煤产量能够达到数倍于整个欧洲大陆的水平，靠的就是数以百计的此类矿井的设施改建。正是基于引进所提供的条件，英国在这场初始工业革命中率先实现了煤对于木材和木炭的革命性替代，并引发了一系列产业的布局集中以及流程改造，由此大大促进了各类产业的规模扩大和工艺进步。英国人之所以领先一步地发现并使用焦炭，大规模地烧制砖块和玻璃等等，都与燃料类型的改变密切相关⑧。特别是炼铁中焦炭的使用，被认为比起日后快速的机械化和棉纺织业的增长，“对于工业化甚至更具有根本意义”⑨。

根据经济史家约翰·内夫的总结，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初始工业革命中，英国借助三种方式建立起了大规模工业。“第一是引进了宗教改革之前在英国几乎未曾立足的一系列资本主义产业；第二是把此前尤其在欧洲大陆某些地区已知、但在英国很少使用的各种技术流程应用到旧有产业中去；第三是发现和应用了新的技术方法。”很显然，这三种方式中，前两种都是直接的外源性引进，而第三种也还是建立在引进基础上的。顺便指出，内夫的这些结论本身立足于前人的大量研究成果，而且，“以后的研究，尽管有时是批评性的，也确认了内夫的论点”⑩。简言之，经过这场“外源”推动的工业化，英国达到了多数产品进口替代甚至部分产品向外出口的目的。而且，各种“外源”要素据信都具有强大的“示范激励”效应，其“对工业资本主义在英国的成长产生的影响，超出了产量和雇工数这些可计量指标”(11)。例如，在生产关系方面，“16世纪与17世纪工商业制度结构中已出现实质性变化：行会消匿、商业公司开始更新、新的工业组织开始产生”(12)。由外部因素触发的英国产业领域的深刻变革于此可见一斑。

与所谓英国现代化“内源”论相反，英国在这一工业化关键时期的产业进步显然主要是“外源”推动的。特别引人瞩目的是，此期促成英国生产力增长的动力直接得自外来技术人员的引进，有关例证可谓不胜枚举。“皇家矿业学会”兴办的巨型铜业开采和冶炼企业依靠了来自德国的熟练技工；数家钢厂的建造借助了荷兰的熟练技工，其中1565年于萨塞克斯兴建的钢厂确知曾雇用30名外国工人；较大规模的商业性玻璃生产厂也是依靠外国工匠而兴建(13)。最显著的领域莫过于触发英国工业革命的纺织业。自威廉一世时代起一贯的吸引外国工匠的久远传统不必赘述，单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乘法国及尼德兰宗教迫害之机，把“大批宗教难民作为‘英国经济和工业方面有价值的资产’而加以吸收”。向移民颁发特许证、授予专利权、给予宗教宽容、以学徒制促进技术本地化等，诸多政策合在一起，终于造就了数十万之多的工匠大移民，使得英国的纺织业决定性地形成了品种繁多、档次提升、工艺全能这样的竞争优势(14)。故此，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结论是：“每一个欧洲大陆国家都是这个岛国的老师，英国的每一种工业技术都是向这些国家模仿来的，它学会了以后就把这些工业建立在自己的国土上，然后在关税制度下加以保护，促使它们发展。”(15) 毫无疑问，长时期内更为发达的欧洲大陆的确是英国现代化的“外源”动力。

正是基于这样的“外源”事实，有经济史家认为，称英国为“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往往让人忽略了欧洲大陆曾有的工业优势。事实上，“假如英国从未存在过，或者在一场滔天海啸中沉没了，欧洲（及美洲）也还是会工业化的，尽管路径可能有所不同”(16)。“我们有理由推论，假如英国没有率先起飞的话，正在起作用的各种力量迟早会使欧洲别的国家（或者美国）起飞。这种情况可能不需要太长时间就会发生。”(17) 从现代化的角度看，英国以及欧洲的有利条件在于，它们实际上同处一个互动密切的列国体系中，所以，它们本质上构成了一个开放的平台。在这一平台上，“技术熟练的工匠们如同学者和艺术家一样，把整个欧洲当成自己的家”，一国在任何领域中的技术进步终究会较快地流向他国(18)。特别在西欧范围内，物和财、人和技艺、思想和做法等各种物质与精神要素频繁地跨境流动，形成了一种激发相互学习和彼此竞争的互动大环境，这是同期世界其他地区均无可比拟的，英国的初始工业革命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得以发生的。故此，“英国的工业革命不能单纯以英国的情况来解释，因为这个国家构成了范围更大的经济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这个大经济称为‘欧洲经济’或者‘隶属于欧洲海洋强国的世界经济’，英国不过是经济关系大网络中的一部分”(19)。凡此种种，都昭示了英国现代化性质远非“内源”的真相。

至此，仅通过剖析17世纪中叶以前一百来年的英国历史便知，英国曾有过一场与此后那次工业革命相比“毫不逊色”（内夫语）的初始工业化运动，当时英国通过引进外部生产要素而为众多行业奠定了成长的基础，日后的工业革命正自此派生而来，并与此一脉相承。初始工业革命的最大特点是，它主要依靠了外部因素的推动，从而证伪了所谓英国现代化纯系“内源”这一定论，足以让人看清，有关工业革命以及英国现代化的通行说法，即所谓英国依赖内部因素在18世纪率先经历了一场“内源”型变迁云云，不过是一种非历史的观念而已。

二、英国现代化何曾“先发”

以上在剖析英国现代化未曾“内源”时，实际上也揭示了英国现代化未曾“先发”的事实，因为“内源”往往意味着“先发”，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对应关系。应当说，“先发”与否是个比“内源”与否更容易判别的问题。与众多的现代化后来者相比，英国固然是现代化较为“先发”的一员，可是，放到欧洲历史背景下加以细察却不难发现，英国又远非通常所谓率先现代化的“先发”原型。在世界现代变革揭幕后的很长时期内，英国实处于落后乃至“欠发达”的境地。撇开前节已有述论，另可查见众多无可辩驳的历史证据，其中涉及英国纺织业的证据尤其值得细察。

人所共知，毛纺织业曾是英国长期的首要产业，以后兴起的棉纺织业又是英国工业革命率先取得突破的部门。毫不夸张地说，纺织业是英国现代化进程的火车头。然而，与欧洲大陆相比，英国的纺织业在数个世纪里却处于一种明显的落后甚至欠发达状态，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存在一种发达与欠发达经济体之间经典性的不对等国际贸易关系，主要是指长期地输出原料以交换制成品。以英国与当时低地国家的商贸关系为例，11世纪时，佛兰德尚且主要靠自产的羊毛来织造布匹，但很快它便日益从英国进口羊毛，且在12世纪日渐以羊毛制成的呢绒来进行交换。随着佛兰德的手工业在13世纪进入全盛时代，英国从那里的制成品进口也快速增长，中高档织物在其中占有相当的比例。虽然在此过程中，英国以羊毛纺织为主体的手工业也曾逐渐发展并勉强竞争着，但不管在价格还是质量上，“佛兰德都拥有竞争优势”。大约从13世纪中期起，发达经济体的产品先是控制英国的出口市场，后则汹涌进入英国国内，并在1300年时开始主导英国国内市场。这样，英国与佛兰德等低地国家总体上形成了输出羊毛并输入成品的不对等贸易结构关系，所造成的结果是，英国的“繁荣不可避免地受到侵蚀”(20)。

其二，呈现一种产业链低端加工者身上所常见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的突出表现就是销售渠道和出口市场方面的依附性。经过14世纪的苦心经营，英国毛纺织业在进入15世纪后发生了转折，从主要输出羊毛原料变为主要输出呢绒成品。再到16世纪，某些种类呢绒的制造甚至已从低地国家转往英国。这些固然都是加工能力趋强、产业结构升级的表现。然而即便如此，“众所周知，英国的商业压倒性地依赖于低地国家，伦敦在经济上是安特卫普的卫星”(21)，英国向欧洲主要地区的呢绒出口和几乎全部的进口都依赖安特卫普。英国经济的脆弱性的确可以概括为“基本依赖一种商品——呢绒、一个港口——伦敦、一个贸易组织——冒险商人公司、一个商品市场——安特卫普”，而脆弱性不时会酿成经济与社会危机。对安特卫普的供过于求曾导致1552年英国呢绒出口下降36％，政府关税收入减少40％，许多纺织手工业者失业或破产。为缓和呢绒积压，英国1556年甚至被迫停航开往低地国家的所有船只达四个月之久(22)。

其三，体现为加工者由于不掌握核心技术，或者因缺乏定价权，无法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应有利润，甚至国境内的关键部门受到外部势力的操控。即使在具备相当强大的加工和出口能力后，由于未能掌握印染、修整等增值环节的工艺技术，并且缺乏足够的市场力量，英国毛纺织品在国际贸易中依然难以获得应得利润份额。直至17世纪初，英国绝大部分呢绒还是未经深加工便出口低地国家。较高的估算是，“荷兰人的印染占到最终呢绒销售增加值中约75％”(23)，荷兰人因此获得了“布匹贸易利润中明显不成比例的份额”(24)。较早的历史则更显英国毛纺织业的窘迫处境。据知，“13、14世纪之交，意大利大家族控制着英国羊毛出口，在若干年内完全垄断出口，并且整个控制了王国海关”(25)；“外国商人一直操纵着英国的羊毛及毛纺织品交易，来自海外贸易的商人资本在英国中世纪经济中一直是显著的，几百年间没有发生重大的改变”(26)。

上述历史展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即英国经济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多个世纪中，即使是在具有比较优势的毛纺织业里，也曾处于落后甚至是欠发达的状态。透过现象看本质，英国当年的处境与当今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经贸关系中的典型处境，何其相似乃尔。可以说，某种无可否认的欠发达性曾经长期刻印在英国的总体经济中。李斯特早有结论：“英国从前与汉萨同盟之间的关系，正同后来波兰与荷兰之间以及德国与英国之间的关系相类似；英国输出的是羊毛、锡、皮革、奶油、其他矿产品和农产品，换来的是制成品。”(27) 英国自己的两位经济史家也曾坦承英国经济的落后性，他们指出：“伊丽莎白一世继位时，英国几乎在全部行业中都大大落后于欧洲其他地区，只能指望通过引进技术工匠并且鼓励冒险者引进新的制造业来取得进步”(28)；“在修道院体制解体［16世纪中叶］前，与意大利、西班牙、低地国家、南德诸邦，甚至法国相比，英国在产业上处于落后状态”(29)。这种状况一直延续着，甚至“18世纪的英国人在注视海峡对岸［法国］时，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国家的相对劣势而不是实力”(30)。

在世界范围内，如果要挑出某一国充任现代化的“先发”者或者“先发”原型，则这个角色理当是荷兰，而不是英国。随着地理大发现后欧洲经济重心从地中海向欧陆北部的转移，“取代意大利而成为全球经济时代动力源泉的地区是荷兰。因此，率先取得世界经济至尊地位的是荷兰”。荷兰在经济等诸多方面都比英国更早呈现出那些“现代性”特征，主要体现在(31)：

——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1510－1650年间几乎翻了一倍，虽然整个农业部门雇佣了总劳动力的40％还不到，但已足够让荷兰成为食品净出口国。荷兰人在排水和土地开垦、使用风车碾磨谷物等农业技术方面走在欧洲前列。

——渔业、贸易、工业等非农业部门迅速扩大，所雇佣的非农劳动力在1570－1620年间年均增长3％，1620－1660年间年均增长1％，而且同期工资水平稳步上涨。由于实际工资的增长，荷兰的国民收入在17世纪后期比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三地之和高出30％－40％。

——渔业、造船业和纺织业实力不断壮大。从14世纪起，一体化的鲱鱼捕捞和加工业持续扩展，直接推动了国际贸易及众多在岸辅助工业的发展。强大的造船业也与此相关，至17世纪挂英国旗帜的商船尚在造价更为低廉的荷兰船坞建造。在纺织业中，17世纪中期，荷兰只有六七万人的莱顿成为欧洲最大的工业聚集地，它所生产的呢绒相当于英国出口量的一半。

——商船运能史无前例，运费之低也无可竞争，17世纪中期前长达数个世纪垄断了北欧和西欧的国际贸易。安特卫普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的世界性枢纽港。荷兰商船运量1570年已是英格兰、法国和德国全部商船队之和，而到17世纪，英国的捕鱼业和对外商业大部分依然掌握在荷兰船东手中。

——率先实现了现代金融体制和金融工具的革命，比如，远在1550年就开始了谷物和鱼类的期货交易。荷兰早就采用的税收（包括间接型消费税）和国债制度，英国要到1688年光荣革命后始得引进。阿姆斯特丹形成了规模空前的国际资本市场，成为包括英国在内全欧洲的短期和长期信贷的供应者。

——城市化较早达到很高的程度，城市居民1525年即超过了总人口的三成，到1675年又上升至45％。相比之下，英格兰城市居民的比例1800年仅为20％，1850年始达45％。

——以泥炭为主的能源消耗增加可观，而英国直到工业革命后才超越荷兰的人均能源消费水平；同时，很早形成了以运河和马车道为代表的发达交通网络，到17世纪中期已经覆盖全国。

——此外，拥有注重地方自治、关注公民权益的“联省共和”政体；教育普及和职业专门化程度遥遥领先；敞田和行会之类的集体制度较早萎缩；城乡之间呈开放关系；土地所有和使用权多样化；核心家庭占较高比例；宗教宽容传统和个人自由空间较为发达。

事实上，荷兰如此等等的领先性曾经广为英国人称颂乃至嫉妒，这有英国当时一流经济学家的赞叹之辞为证。托马斯·孟称：“看来的确是个世界奇迹，这样的一个小国，居然能做到应有尽有……”查尔斯·达维南特言：“荷兰人的贸易无所不及，可以说只有万能上帝创世时所规定的界限才能束缚住它。”乔赛亚·蔡尔德也说：“荷兰人在内外贸易与运输上所取得的财富和达到的规模，不仅现在令人羡慕，而且后人也会视之为一个叹为观止的奇迹。”当然，荷兰奇迹在引发赞叹之余，更激励着英国奋起。“因为我们‘知识薄弱’，所以我们‘财富匮乏’，这个主题在整个17世纪里被英国人始终不停地重复念叨着。”(32) 这颇类似于中国人“落后就要挨打”的口号，足以折射其话语者所处的落后困境。

英国的现代化实乃踩着荷兰的脚印起步的。经济史家有定论，英国的精英阶层“都视荷兰为追随的经济楷模。在很大程度上，英国经济制度改革就是沿着荷兰的方向前进的。这一改革进程在1688年随着新国王的就任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因为新国王同时也是荷兰总督”(33)。尤可注意，17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从配第、米塞尔登，到洛克、斯图尔特、达维南特，多在荷兰留学、访问或工作过。探讨荷兰何以富强的原因，如同探究西班牙何以在暴富后跌入贫困一样，成了英国当时的一门显学。从配第的《政治算术》，到蔡尔德的《贸易新论》，都详细分析了荷兰发达富强的缘由(34)。英国人的确言必称荷兰、见强而思齐，“就经济政策的大方针而言，所有的英国人，不管是否保皇派，都以钦慕的态度看待荷兰这一楷模”，“都渴望通过师法荷兰人而超越荷兰人”(35)。英国对荷兰的效仿触及诸多方面，小到毛纺织业中的精纺和后序染整技术，大到海上力量的培育和英格兰银行的建立，大量得自这一先行楷模（有时还有意大利）。

总体而言，在中世纪之后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荷兰实实在在地长期处于独领风骚的地位，甚至到1780年都没有尽失这般优势(36)。此所以英国出版过一著作，即名为《第一个现代经济体：1500－1815年荷兰经济的成败与持续》(37)。遗憾的是，学界对于荷兰的现代领先地位普遍估计不足，比如国内学者在对现代化三次浪潮的排序中，为了照应英国“先发”那个非历史的观念，只得削足适履，干脆把荷兰排除在外，反而让这个领跑者从世界现代化的序列中消失了。在这个问题上，道格拉斯·诺思等说过：“过去有时候，经济史家们曾将荷兰看作最后的伟大城邦而将其忽略，甚至将其相对的衰落错认为绝对的衰落。事实上，按照我们所定义的经济增长，荷兰是第一个取得这一持续增长的国家。荷兰非但没有衰落，而且继续繁荣并在接下来的数十年甚至数世纪里达到了人均收入的更高水平。只不过，经济舞台的中心转移到了英格兰罢了。”(38) 显然，一旦走入历史深处，把结论实证地建立在史实基础之上，所谓英国现代化“先发”的命题便站不住脚了。

三、准确把握英国现代化的性质

以上两节展示了英国远非“内源”和“先发”的现代化特点，而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是因为放宽了历史考察的视野。换言之，学者们为何认定英国现代化具有“内源”、“先发”的性质，实与其缩短了现代化进程的时间框架有关。例如，尽管国内学者正确地提到，英文中的“现代”（modern）一词泛指从中世纪结束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个“长时程”，在有关讨论中也经常深入到“早期现代”（early modern）时期，但在具体定义“现代化三次浪潮”时，还是把第一浪潮定位在“1780－1860”年(39)。事实上，不管是沃尔特·罗斯托的《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还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都把现代世界的起点明确设定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这个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国内学者实也普遍认同这一共识，只是尚需将之贯穿到现代化问题的历史考察中。现代世界的起点理当就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起点，把人类历史的分水岭设定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比之其他分期法，显然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同样，从英国产业发展的具体历史看，只要不被传统上颇为公式化的“工业革命”时段概念所束缚，把分界线划定在16世纪中期比起18世纪末，显然更加符合历史演化的实情。

深究现代化起点这个细节，并非小题大做甚或“钻牛角尖”，因为这里涉及一个是否能够恰当认识英国现代化的初始状态及政策手段这样的大问题。严格说来，英国完整的现代化周期至少起自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自此至18世纪末期，是英国持续施行“重商主义体制”的时期，也是英国后来居上的发愤图强期，此实乃英国现代化的前半个周期；而从19世纪初开始，英国逐步转向一种恃强竞争的“自由贸易体制”，此实乃英国现代化的后半个周期。这两个阶段在意识形态和政策实践上呈现较大的反差，因此，假如只看到后半周期而无视前半周期，便难免以偏概全甚至误读错判。可以说，到18世纪通常所谓工业革命发动之时，英国的现代化实已完成了十分关键的后来居上的赶超过程。即使此时英国确实显露出所谓“内源”和“先发”的特征，那也是因为此前它已先从外部大举引进，先已经由追赶而抢到了前头。显而易见，后半周期正是前半周期的逻辑发展结果，其种种特征断不能脱离前半周期而孤立地加以讨论，否则只会得出片面的结论。也许，对于当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英国现代化前半个周期中后来居上的赶超过程更具有深刻的启发性。

从缩短英国现代化的时间框架，到难以洞察英国曾经落后甚至欠发达的真相，再到得出“内源”、“先发”这样的非历史结论，凡此种种，又会进一步产生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把英国实现现代化的手段理想化，从而提供某种误导性的历史经验。有一种在国内颇有市场的观点就认为，“在英国工业革命的过程中，自由放任是基本的经济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政府对一切经济问题都袖手旁观，决不干预经济的发展”，在实践中，“英国人把‘自由放任’实行得太彻底了”，“政治家都把它奉为神明”。其结论是，自由放任在英国“的确起过很大作用”，“让工业得到发展的自由”，舍此“就不会有工业革命发生的条件”(40)。此番言论反映了一种把英国现代化手段片面理想化的思维倾向，与认为英国工业化动力纯粹来自内部、系由市场机制主导、自下而上地自发展开等等判断，概源于历史考察表面化这一同样的毛病。其之所以作出如此不实判断，与简单地接过英国为“第一个工业化社会”这一“定论”、未能深究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历史，是有莫大关系的。值得注意的是，对英国历史的此番解读已经越出了学术圈。比如，旨在借鉴世界历史经验的“大国崛起”宣讲便承袭该观点，也随称是亚当·斯密等人的自由经济理论指导了英国的工业化，使之走上了自由资本主义发达道路(41)。必须指出，对英国工业革命及总体现代化进程的此种解读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实证地查究英国历史可知，正是基于长时期内严重落后甚至欠发达的处境，英国在推进现代化时曾大举采用了与“自由放任”方针背道而驰的诸多政策。仍以纺织业为例，英国的毛纺织业是在数个世纪中严厉打击原料自由输出和成品自由输入，依靠深入到微观经济活动中的干预和保护之后，才最终确立起来的。为了遏制羊毛出口，从14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都一直规定，不得在海岸线五英里范围内剪羊毛。除羊毛外，绵羊、毛线、精纺毛纱、漂泥等都曾在严禁出口之列，违规“首犯者要被砍去左手，再犯者则要被处死”。为促进制帽业的发展，伊丽莎白一世时规定，“每个星期天和圣日，除少数例外，凡六岁及以上者，每人都应头戴一顶完全在英国织造的帽子，违者每次罚款3.4便士”。此外，英国专门颁布过“1666年安葬法”，对裹尸布只能用国产的厚呢绒都作出了法律规定。英国的麻织业和丝织业也走过了典型的国家主导下的进口替代道路。为了扶植麻纺织这一国防关联产业，英国从零起步，16世纪中期特别命令，凡60英亩及以上的耕地，必须有1／4用于植麻。至于棉纺织业，完全是借高关税，特别是借1700年和1721年的进口禁令这样的贸易管制措施才得以兴起的。曾有规定，任何人进口或穿用软棉布，均应重罚，而且，罚款可归举报人所有。有鉴于此，实证历史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英国工业革命实乃国家持续干预经济（包括长期贸易保护）引发而来的产物(42)。

关于英国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实质，我们不妨听一下英国史家的评论：“英国的棉纺织业当时固然世上最为卓越，但它取得如此的结果如同其开端一样，并非依赖自身的竞争优势，而是靠了对殖民地和欠发达市场的垄断，而这种垄断是由大英帝国、英国海军和英国商业优势赋予的”；“英国经济过去之所以取得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历届政府采取了冷酷无情和敢做敢为的经济歧视政策，它向一切潜在的竞争敌手公然开战，毫不动摇地随时准备支持自己的商人”(43)。事实上，只要实证地、相对完整地考察英国近现代史便可发现，英国的工业化或者现代化所遵循的方针实与“自由放任”格格不入。如果说在英国现代化过程中曾有过什么一以贯之的方针，则这个方针只能是“重商主义”而不是其他。英国史家指出：“从都铎时代直到亚当·斯密时代，［重商主义］这一体制为英国提供了政治权力，提高了工人的生活水准，并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44) 法国史家亦言：“英国政策在18世纪的胜利，同时也是重商主义的胜利。”(45) 当然，这个“重商主义”决不是通常被简化或者说被丑化的东西——所谓“把财富和货币混为一谈”、“以守财奴的眼光来看货币”云云。它实际上是一种融财富聚敛、贸易保护、工业扶植、国家干预、强权打造于一体，以非经济的和经济的、非市场的和市场的各种手段推动工业化的一种发展战略和国家体制(46)。

诚然，英国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到19世纪，也不是一点没有“内源”、“先发”说所宣称的那些特征。众所周知，以1846年废除“谷物法”、1849年废除“航海法”为标志，英国作别数个世纪之久的重商主义体制，进入了自由贸易的新阶段。特别是到1860年，“英法条约”（亦称“科布登－舍瓦利耶条约”）的签署，确实揭开了一段自由贸易的时代。与此同时，英国对内的国家干预和对外的帝国政策也发生了具有某种自由化性质的政策调整，相信不少学者正是以此为据，作出了其关于英国现代化的理想化判断。然而，如前已及，此时若干放任自流的特征恰恰建立在此前严厉管控的基础之上。所以，英国到19世纪中期呈现自由贸易的特征，这决非英国经济的历来常态，而是英国长期借助重商主义使得自身工业优势达到天下无敌之后的一种新选择。同样，内政中国家干预似乎有所收缩的其他表象也当作如是观。英国有史家指出：“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当英国经济逐渐成熟为世界工厂时，历届政府将公共开支集中用于安全、贸易和帝国事务，政府与资产阶级和工业家们结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伙伴合作关系。事后可见，历届政府投入数以百万计巨款的战略目标，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市场经济和守夜人般的政权角色，也为1846－1914年英国霸权时代兴盛的自由世界秩序创造了前提条件。”(47) 这句话很值得玩味，它昭告人们，哪怕英国日后真的有过某种放任自流的样子，那也是先已实施了足够的国家干预并因此打好了基础。

与此同时，更要看到，即使当英国进入了工业及综合优势天下第一的19世纪，它也并没有改变积极介入的国家政权角色，只不过此等介入比起其他国家来要老到和巧妙不少，有时会模糊了人们的视野。以海运和造船业为例，在1860－1914年间，即使英国的海运业和造船业早已享有世界独领风骚的地位，即使放任自流理论在原则上为人所津津乐道，也“从来没有哪个时候英国的商船队是完全只靠自己的竞争能力的。英国的补贴也许不像法国那样公开地给予，可政府的支持隐藏于邮政补贴、辅助快艇保有费、贷款、海军合同、部队运输服务、殖民地当局付酬，甚至是吨位法当中，此点不容丝毫怀疑”(48)。同样，在贸易领域，即使自由贸易一度盛行，国家政权也从未放松其干预和扶持。“为激励欧洲贸易而抛弃大多数重商主义工具，并不意味着贸易不再是国家的关注对象，也不意味着政府不再利用政治手段来支持其工商群体。”(49) 有经济史家在实证考察了中央政府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之后，得出结论：“虽然英国拥有最小政府之故乡这一声誉，但其政府规模堪称整个欧洲的典型，甚至可言，其政府规模相对说来比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的还稍大些”(50)。明乎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英国史家会得出结论：“英国的自由放任不过是个政治的和经济的神话”(51)。显然，在鉴别了英国现代化的实际手段之后，就不难认清一个事实，即放任自流之类的自由主义描述并非现代化的原型特征，国家干预亦非偏离原型的异常特征，相反倒是常态特征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关键的一部分。“在欧洲工业现代化之前的历史中，每一个国家都经历过特殊的发愤图强的阶段”(52)，征之于包括英国在内的世界史，这是至理名言，而且也适用于现代化的整个过程，毕竟现代化怎么可能是放任自流的产物呢？

国内学者曾归结出“外源”、“后发”型现代化的特征——“现代生产力要素和现代化的文化要素都是从外部移植或引进的，工业化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借用外国资本，甚至受外国支配；市场发育不成熟，在经济生活中未形成自动运转机制，政治权力即中央国家作为一种超经济的组织力量，就在现代化过程中一度或长期发挥巨大的控制与管理作用。”(53) 可是客观地说，当我们秉持实证的方法，完整地考察英国的现代化历程后，却可看到，上述每一特征实际上都符合英国现代化的情形，尤其符合其现代化的前半期。由此可见，所谓“内源”、“先发”类型与“外源”、“后发”类型的区别并无实证的史实依据，有意思的是，这本质上是国内学者的某种“独创”，甚少见于国外学者的著述。诚然，分类是研究中常用的一种分析方法，如同历史分期是历史研究所需的必要方法一样。在研究世界及英国现代化进程中，分类无疑是可资援用的工具。然而，所建立的类型，不管是作为研究出发点的假设，还是作为（阶段性）研究的结论，它们终究需要受到实践（在此即受到历史事实）的检验，即需要尽可能符合史实，这样，它们的工具性效果才会是正面的并且趋于最大化。另应看到，类型也难免弊端，特别是当它们本来就带有较大的臆测性时，更是会限制人们的视野和思维，会遮蔽某些史实，还会削足适履地扭曲某些史实。因此，对于现代化的“内源－外源”和“先发－后发”分类，我们理应抱谨慎态度，在察觉其弊大于利时，也许应当修正乃至舍去它，这样做势必有利于更加准确地把握英国现代化的性质，并从中吸取切实可靠的历史经验。

评审意见：论文的思考不仅是对历史史实的再审读，而且也是对以前一种历史观的再反思，因而其意义也就不单单是局限在历史本身的讨论上，更重要的是其关乎对“后发”国家进行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就英国的历史来看，英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究竟是“内源”和“先发”，还是其他，也许我们选择的视角不同，其结论也就不同。例如，从欧洲背景的视角来看，英国的现代化当然是吸收了欧洲其他国家的技术、资金、人员包括制度等才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她就是欧洲历史发展的产物，目前很多欧洲包括英国的学者都持这一观点。如果我们再扩大一些视野来看，英国的一位学者就曾探讨过东方的要素对欧洲现代社会发展的作用，因此，在全球史观来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孤立地游离于其他联系之外来独立地发展，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作者对英国现代化性质的重新反思自然有其历史观的有力支撑，有其新意。

但如果回到现代化问题，特别是从现代化本质“现代性”出发的话，也许对问题的理解就会有所不同。英国当代思想家吉登斯曾对“现代性”作过这样的解释，现代性意指在欧洲封建社会之后所建立的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美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学者布莱克等人指出，现代性是与传统相对应的概念，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它是社会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是各发达国家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从历史进程上来看，特别是英国的历史进程来看的话，正是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的结合并且高度发展时，“资本主义社会”才真正形成，或者说，现代性才最后形成。诚如吉登斯所说，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成为现代性的两个维度。这样，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发生工业革命，实现工业化的英国，尽管其吸收了其他国家的经验等等，但她最终都转化成为推动自身成长的动力。这样，在我看来，也许如今我们不应该再拘泥于英国发展的道路是“内源”“先发”还是“外源”“后发”这样非此即彼的问题模式和话语体系，作为历史学者，要从英国的历史出发，关注国家如何成长这样的问题，既从更为广阔的空间中如英国与欧洲乃至世界的关系，又从其自身来研究这些诸种复杂的要素如何汇聚成为国家成长的动力，和决定着国家成长的方向与特性。

【注释】

① 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3、124、141、172、173等页。

② 参见杨豫《英国通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内生型现代化范例剖析》，载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168页；章开沅：《寻求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现代化研究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张少华：《近百年世界大变革新探索——罗荣渠先生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均载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罗荣渠与现代化研究——罗荣渠教授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69页。

③ W.Arthur Lewis,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p.4.

④ Douglass C.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W:W.Norton & Company Inc.,1981,p.162.

⑤ William Cunningham,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Modern Times,Part I:The Mercantile System,in Roger E.Backhouse and Peter J.Cain (eds.),The English Historical School of Economics,Vol.4,Overstone of Thoemmes Press,2001,p.75,p.78.

⑥ ［美］道格拉斯·C.诺思、罗伯特·保尔·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学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0页。

⑦ J.U.Nef,“The Progress of Technology and the Growth of Large- scale Industry in Great Britain,1540-1640”,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5,Iss.1 (Oct.1934),pp.11-13.

⑧ See J.U.Nef,“The Progress of Technology and the Growth of Large- scale Industry in Great Britain,1540-1640”,pp.10-18.

⑨ Rondo Cameron,A Concis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From Paleolithic Times to the Pres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75.

⑩ Richard M.Hartwell,“Economic Growth in England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Some Methodological Issu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29,no.1 (Mar.1969),p.26.

(11) See J.U.Nef,“The Progress of Technology and the Growth of Large- scale Industry in Great Britain,1540-1640”,pp.8-9.

(12) 转引自杨杰《英国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工业革命》，载丁建弘主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13) See J.U.Nef,“The Progress of Technology and the Growth of Large- scale Industry in Great Britain,1540-1640”,p.5,pp.12-13,p.17.

(14) 参见陈勇《14至17世纪英国的外来移民及其历史作用》，载吴于廑主编《15、16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190页。

(15)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0页。参见［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年》，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4页。

(16) Rondo Cameron,A Concis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From Paleolithic Times to the Present,p.164.

(17) ［美］沃尔特·W.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9页。

(18) ［美］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87、403页。

(19) Eric J.Hobsbawm,Industry and Empire: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Day,Penguin Books,1982,p.35.

(20) Edward Miller,“The Fortunes of the English Textile Industry during the Thirteenth Century”,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18,iss.1 (1965),pp.74-77.

(21) F.J.Fisher,“Commercial Trends and Policy in Sixteenth- Century England”,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10,iss.2(Nov.1940),p.97.

(22) 参见赵秀荣《1500－1700年英国商业与商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

(23) Douglas A.Irwin,“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Mercantilist Trade Rivalries”,Th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vol.82,no.2 (May,1992),p.138.参见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第636页。

(24) Charles Wilson,Mercantilism,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58,p.13.

(25)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页。

(26) 张卫良：《英国社会的商业化历史进程》，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27)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20页。

(28) William Cunningham,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Modem Times,Part I:The Mercantile System,p.58.

(29) J.U.Nef,“The Progress of Technology and the Growth of Large- scale Industry in Great Britain,1540-1640”,p.23.

(30)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75页。

(31) 综合参见［美］里亚·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版，第83－115页；［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年》，第131－1166、203、204页；［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第44－94页；［美］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C.H.Wilson,“The Economic Decline of the Netherlands”,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9,iss.2 (May 1939),pp.111－127; Charles Wilson,“Cloth P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Seventeentt Century”,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13,iss.2(1960),pp.213－214.

(32) Charles Wilson,Mercantilism,p.15.

(33) ［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

(34) Terence Wilmot Hutchison,Before Adam Smith,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1662-1776,Basil Blackwell Ltd./Inc.,1988,p.23,p.38；［瑞典］拉尔斯·马格努松主编：《重商主义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6页；Lars Magnusson (ed.),Mercantilism,vol.1,Routledge,1995,p.29.

(35) William Cunningham,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Modern Times,Part I:The Mercantile System,p.14,pp.208-209.

(36) See C.H.Wilson,“The Economic Decline of the Netherlands”,pp.111-127.

(37) See J.De Vries; and A.van der Woude,The First Modern Economy:Success,Failure,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1500-181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38) ［美］道格拉斯·C.诺思、罗伯特·保尔·托玛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学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页。

(39) 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141页。

(40) 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4页。参见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页。

(41) 参见唐晋主编《大国崛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

(42) 参见梅俊杰《贸易保护引发工业革命：以英国纺织业成长为案例》，载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1－92页。

(43) Erie J.Hobsbawm,Industry and Empire: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Day,p.58,pp.50-51,p.232.

(44) 转引自［英］杰拉德·M.库特《历史经济学与重商主义思想在英国的复活，1870－1920年》，载拉尔斯·马格努松主编《重商主义经济学》，第281页。

(45) ［法］保尔·芒图：《18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4页。

(46) 参见梅俊杰《重商主义奠定富强根基：三场革命令英国后来居上》，载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93－145页。

(47) Patrick K.O' Brien,“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Economy,1688-1815”,in Roderick Floud and Donald MeCloskey (ed.),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Vol.1:1700-186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216.

(48) S.Pollard,“Laissez- Faire and Shipbuilding”,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5,iss.1 (1952),p.111.

(49) D.K.Fieldhouse,“‘Imperialism’:An Historiographical Revision”,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14,iss.2 (1961),p.202.

(50) Rondo Cameron,A Concis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From Paleolithic Times to the Present,p.291.

(51) Bartlet J.Brebner,“Laissez Faire and State Interven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8,Supplement (1948),p.59.

(52) ［美］沃尔特·W.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7页。

(53)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

(原载《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