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彤vs刘大椿】围绕另类科学哲学的争议
评刘大椿教授的“另类科学哲学”思想
吴彤
刘大椿教授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自然辩证法领域的第二代著名学者，他著述颇丰，眼光敏锐，总是能够抓住重要的问题，加以深入研究；即便在60岁后，也仍然笔耕不辍，有新思想、新观点涌现。“另类科学哲学”就是近年来他和他的学生们对于科学哲学演化的一种概括和研究思想。2010年出版的《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以下简称《思想的攻防》)和一些相关成果就是这一概括的系列重要成果。①刘大椿教授的努力和孜孜不倦的研究，是我们的榜样和楷模。借此机会，除了向尊敬的刘大椿教授表示敬意外，也想就一些与另类科学哲学相关的问题就教于刘大椿教授。
一、关于另类科学哲学的内涵与外延
何谓“另类科学哲学”?从内涵看，刘大椿教授等给出的另类科学哲学是指，正统科学哲学的“他者”、“叛逆者”和“外行”，他们之所以“另”，不仅因为他们的观点、旨趣和进路迥异于主流，也因为他们一直被科学哲学划归学科的“另册”。②外延上看，按照刘大椿教授等的《思想的攻防》中的观点，包括：(1)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渗透到科学哲学领域的欧陆反科学主义理论，主要包括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以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福柯和利奥塔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思想；(2)从分析哲学传统内部彻底走向正统科学哲学反面的叛逆，主要以费耶阿本德、罗蒂等为代表；(3)借鉴另类思想反叛科学社会学(STS)传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包括借以为新兴政治运动辩护的激进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科学哲学。③
由于另类科学哲学是《思想的攻防》一书论述的主旨，因此，书中有多处对另类科学哲学(包括它的特征、研究主旨、问题和范围，以及价值和意义)做出说明和解释：
(1)与正统科学哲学相对，“科学哲学的另一种倾向也渐渐兴起，它们多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可称为‘另类科学哲学’。五花八门的另类科学哲学，彼此的取向往往相左，但也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对正统科学哲学之解构”；④
(2)“另类科学哲学是怀疑主义、历史主义中的另类倾向走向极端的产物。它们以极端化的形式影响着科学哲学”；⑤
(3)另类科学哲学关注更多的是科学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有某些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比如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有某些类似的气质，比如批判科学、批判正统，甚至反科学的态度；有某些相近的方法，比如解构方法；⑥
(4)被我们称为另类科学哲学思潮的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许多异质性的科学反思。……因此，另类科学哲学最多是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而不是一个连续的、完整的、可以清晰辨识的流派；⑦
(5)另类导致新诉求：人性、独特性；另类确立新界限：实践、文化；另类彰显关键词：宽容、隐喻；另类留下遗憾：偏激、非理性；⑧
(6)另类科学哲学向极端科学主义、正统科学哲学发起的冲击，一方面让科学哲学从正统的极端中猛醒，更重要的是对整个社会的科学观产生了深刻影响；⑨
从作者对于另类科学哲学的说明和阐释看，这些观点的确较好地揭示了另类科学哲学的一些主要特征和性质。然而，这些说明很明显也有不一致之处，如第二条的表述就比较极端，也略显偏颇。且不说，该说明是否公正，仅就作者自己说另类科学哲学仅仅是家族相似这一条而言，作者也只是说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对正统科学哲学之解构”，那么，又说另类科学哲学都是怀疑主义、历史主义中另类倾向走向极端的产物，就有失全面，这与作者一贯的持中、全面的立场是否相左呢?
从作者关于另类科学哲学的外延看，有两处可以商榷的问题。
第一，遗憾的是，有一些重要的人物和观点未被讨论。如在科学哲学中复兴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卡特赖特及其代表的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没有被讨论，卡特赖特也许不属于另类科学哲学人物，其思想也许不属于另类科学哲学，但这是这个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正统科学哲学与另类科学哲学之间的人物和立场，如何处理?再如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及其重要人物凯勒、哈拉维等，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关注。特别是科学实践哲学及其创始人劳斯未被列入另类科学哲学的讨论之中，逻辑上看，它们或是受另类影响极深的科学哲学，或就是另类科学哲学。特别是按照作者对于另类科学哲学的说明和解释的第3条，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是以“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作为主线来研究科学哲学问题的，而且他力主消解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在研究上的解释学界限；他的科学实践哲学也是把欧陆科学哲学的解释学传统与英美分析性的科学哲学做出融合的一种尝试；他的科学实践哲学更为重要的另类性还表现在他一反以往科学哲学的理论优位的传统，反对传统科学哲学为现代化张目的特征，主张知识的地方性，采取多元论的立场，这难道不是作者分类中最为自然的另类科学哲学吗?事实上，《思想的攻防》一书在讨论福柯时，曾经把劳斯列入另类科学哲学家之列，列入而不讨论，不是说明劳斯的工作不够凸显，要不就是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未引起刘大椿教授及其学生的注意，再不就如作者以为的，劳斯只是福柯的延续，讨论了福柯就可以不讨论劳斯的工作了，否则岂不怪哉。⑩
第二，把海德格尔和SSK放到另类科学哲学里讨论，总觉得有些问题。海德格尔不是没有科学哲学思想，比如“科学的沉思”是讨论科学的哲学问题的，以及其他著作中表现的科学哲学思想，但是正如作者在讨论海德格尔开始时也意识到的问题，学界是把海德格尔放置在现象学和技术哲学领域的。这还是次要问题，重要的是，按照作者的观点，另类是对正统科学哲学持批判态度的，其共同特点是解构，而海德格尔完全没有理睬以往科学哲学如是说，而是采取了自己的一套语言，来讨论科学，阐释其科学哲学思想，他没有去想着怎样解构正统科学哲学，而是另辟蹊径，重开一条自己的路，就其解构而言，并没有对其他不同的科学哲学直接进行解构。当然，就其思想的理路看，与正统科学哲学有相当大的差别和对立。海德格尔对于科学和技术是持批判态度的，按照辩护、批判与审度的三分，海德格尔属于另类；但是按照解构而言，却不是解构类型的另类。所以，不是海德格尔被归错了类，就是作者对另类概念内涵不够清晰造成了问题。
第三，关于SSK，我们都知道SSK是科学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近年来，SSK在其自身发展中并非没有哲学讨论，如社会建构论思想或后期的实践建构论思想，但是SSK是科学哲学之外的一种社会学思潮，也是公认的事实。作者的讨论并没有指出SSK是科学社会学，而不是哲学，而是自然地、直接地把SSK安置在另类科学哲学思潮之中了，似乎有欠妥当。
二、关于另类科学哲学的评价
刘大椿教授等对于另类科学哲学的评价，在《思想的攻防》一书中不乏新意，但也有矛盾和不一致评价。在《思想的攻防》“前言”里，作者把在正统科学哲学旁边陪伴的另类科学哲学称之为：“随着主流的光芒渐渐暗淡，另类思想的精彩舞步逐渐耀眼起来，恰似错落有致、此起彼伏，但节奏迥异的‘探戈’。”(11)并且进一步指出，就其创造性、深刻性和启发性而言，另类并不逊于主流。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当代科学，科学哲学应该给予另类足够的重视，尽快将其纳入学科之中，深入研究、挖掘另类科学哲学的思想。(12)但是，《思想》对另类科学哲学也有这样的评价：“另类科学哲学是怀疑主义、历史主义中的另类倾向走向极端的产物。它们以极端化的形式影响着科学哲学。”(13)为何会有如此不同的评价?按照作者的逻辑，既然另类科学哲学只是家族相似，其中又有观点相左之处，如何能够以一概全，说所有的另类科学哲学都是怀疑主义、历史主义中的另类倾向走向极端的产物呢?
这与《思想的攻防》作者的“既要……又要……”的纠结的、想要走一种中间道路的立场有密切的关系。且看这样一段：
极端的科学主义把科学理想化、纯粹化，很难解释复杂的科学世界；极端的批判又完全否定科学的客观性，主张真理多元论，取消科学的划界标准，甚至认为科学跟神话、巫术其实是一回事，抹杀了科学在整个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对人类生活的极大贡献，片面地夸大了科技在现代社会的负面效应。(14)
不知作者是否把逻辑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算作极端的科学主义?反正这一最为正统的科学哲学是把科学理想化、纯粹化的，它们秉承理论优位的传统，认为科学只有一种形态，那就是数理科学。但是，反过来的所谓极端的批判观点，由于按照作者的认识，也只是家族相似。因此，第一，并没有一致的、完全否定科学的客观性、主张真理多元论的立场和观点。第二，否定科学客观性的说法，是采取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立场的说法。什么是客观性?从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看，似乎客观性是与人无关的某种独立的存在性。这种独立的客观存在，无论主观认识与否，它都在那里，不受影响，它都普遍为真。然而，不论是科学本身，还是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等采取涉入立场的科学哲学揭示，许多科学事实，实际上是科学家介入的结果；是我们干预自然或我们在实验室把对象带入进行改造的结果，它天然为真吗?不!还有，我们许多人常常把客观性与客观普遍性等同起来，这也是对客观性的误解。某一命题或认识，仅在某处为真，并不普遍为真，是否是客观的?当然可以客观为真，却并不普遍为真。可以看一些例子，比如对于客观为真，就一定要时时处处为真的观点来说，我们常常认为，少数民族的某种地方性知识只在当地为真(客观存在，并且有效)，这样的例子已经击破了普遍为真才是客观性的说法。再举例来看，卡特赖特在《斑杂的世界》里，指出现代科学的定律只有在反事实条件下才是真实客观的，它并不普遍适用于天然的自然。(15)这种多元论的科学哲学并不反对实在的局域客观性，反对的是把某种实在或定律普遍化。所以，实际上，在新的或另类的科学哲学中，至少有些科学哲学，如科学实践哲学，如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并不反对实在论，而是反对普遍主义的实在论，并不反对客观性，只是反对无条件的客观性的说法，特别是反对把科学打扮成为客观性代表、不能质疑的观点。他们认为，客观性是定域的客观性，地方性的客观性。(16)
刘大椿教授等说正统的科学哲学和另类科学哲学都有片面的深刻之嫌，而审度的第三种态度和立场，才比较全面。刘大椿教授等认为，审度不是折中主义，而是整合对立观点。(17)如何做到全面的深刻?我认为这一点很难做到。例如，正统科学哲学一般秉持基础主义、普遍主义的一元论立场和观点，它们一般不承认它们观点之外的认识，如何让它们宽容、平和?相反，刘大椿教授眼中的另类科学哲学里面有一些学派或认识采取了多元论立场，除了它们反对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这类完全对立的观点立场外(甚至它们也给这类主义找到它们适用的条件，如卡特赖特论证的律则机器)，这种多元论必然在逻辑上对不同的立场采取容纳的立场和观点。
因此，采取多元论的立场，才有容纳他者的可能性。而通过《思想的攻防》来看，作者的立场里一元论的思想还比较浓厚。所以，才有论证上的左右摇摆，立场的模糊。
三、关于相对主义等一些其他问题的认识
先看相对主义问题。
《思想的攻防》一书在评价库恩的历史主义时，用了“滑向相对主义”的用语。(18)该书其他地方也有此类评价和用语。这就预设了相对主义是个坏主义。这表明，作者的立场仍然是正统科学哲学的立场，而不是自历史主义之后的科学哲学立场。
为什么会有滑向相对主义的质疑?如何破解所谓滑向相对主义的问题?
我再次以为，只有采取一元论的立场，才会出现这个问题。
在一元论看来，相对主义的最大问题是两个，第一，面对同一对象，如何可能有两个不同认识都是对的?第二，是否不同知识无法沟通，不可通约。事实上，这个问题，传统科学哲学那里也早就有解决方案，如果我们记得汉森的工作“观察渗透理论”的话，汉森的解释是，面对同一物理对象，它们在视网膜上呈现的像可能是一致的，但是在大脑里呈现的知觉表象却是受到大脑储存的知识、理论和期望的背景知识的“污染”的。
如果采取类似科学实践哲学的多元形而上学立场，相对主义的问题已经被消解。知识是地方性的，只有在某个地方性条件或语境下，某种知识才具备真知的意义。例如，科学实践哲学会认为，由于人们对于所谓同一对象的实践不同，介入不同，因此认识的深浅程度和意义挖掘都会有所不同。甚至我们面对的所谓一个对象，都可能不是一个对象，比如，中西医面对人体时，它们看到的同一人体是一个东西吗?一个看到解剖的结构(死结构或静态结构)，另一个看到的是流动的气血循环。一元论以一种观点完全排斥另一种观点，对于中西医研究这一例子而言，是否有害呢?
现象学的科学哲学则更进一步认为，事物本身给我们多个侧显，我们面对的似乎是一个对象，其实面对的是多个侧显的若干个，于是对于所谓一个对象的认识有不同，而且都对，这已经是哲学上一件自然的事情。
其实，与相对主义相对应的主义是绝对主义，一元论主义立场，大多是绝对主义的立场。与相对主义相比，绝对主义往往带来独断论，岂不是更不好。绝对主义的外部影响也更有危害。绝对主义采取一元论，一言堂，不许其他观点和立场存在，在文化和社会上危害很大。
其次，再看《思想的攻防》中一些其他问题。
作者在《思想的攻防》中最为著名的观点是：“从科学论的百年流变来看，哲学对科学最合理的态度应该是审度，既不一味辩护，也不一味否定，而是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真正做到扬长避短、发扬光大。”(19)作者指出，要“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审视科学，不能对科学下一劳永逸的断语”，(20)但是作者在批判另类科学哲学的极端倾向时，却一再指出，不能否认科学对于社会的进步作用，对于人类生活的积极作用。这是否是一个永恒的断语呢?科学发展到今天，这种作用是否在走向反面呢?特别是，自哈贝马斯以来，所谓自由的科学已经转变为“求力科学”(吴国盛语)，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日益被人们所意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也日益被人们充分意识，这两种功能随着科学技术与权力和资本结合得越来越紧密，科学技术日益变为控制行为、发展资本的工具，科技的工具理性日益扩张，成为压迫的工具，榨取的工具，是否在这个状态中仍然还要不断地颂扬它呢?作者借助中国语境指出，中国对于科技的发展还很落后，我们还不是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因此，中国还需要大力宣传科学，大力弘扬科学精神，而与反科学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如果用后现代的思想批判科技，可能会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21)但中国语境正在利用这种意识，而大力发展科技的工具理性方面，把科技变为更加强大的资本和权力工具。甚至有些人还借助这一挡箭牌，发展有利于一己之利的科学研究，滥用其成果。
我认为，问题主要在于作者没有区分今日科学与古典科学的流变。用“科学”这一抽象之词代表了科学的所有形态。科学已经不再是古希腊时期追求自由、以好奇心推动的科学，而是变为追求利益的科学、追求权力的科学，变为产业科学、政府科学，所以才出现这种一概而论的现象。
事实上，另类科学哲学为科学哲学提供了丰富性的图景和理解实在的宽容心。费耶阿本德的妻子在述说费耶阿本德时，曾经指出，每个科学哲学观点或流派都是理解世界的一种文化过滤器，我们持有何种科学哲学观点，不过是在某种科学哲学构造的世界景观中生活，不同的观点构造了不同的景观，我们可以只在一种依照我们看来合理的有意义的世界中生活，但是应该对其他景观和世界持有宽容心，它们同时是复杂而丰富的世界的一个部分。我们是否应该如此呢?
顺便说一句，费耶阿本德就是持有这样立场的科学哲学家。(22)而这个科学哲学家在刘大椿教授及其学生的评价(至少本书)中是另类科学哲学的标杆和极端，批评费耶阿本德走向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甚至反科学主义。
《思想的攻防》一书，语言中的类比、隐喻使用很多，这使得该书风格不那么呆板，十分幽默、耐看，引人入胜，如把另类科学哲学的出现和发展称为“探戈”，把列维纳斯等人称为“斜看科学的后现代知识分子”，等等，不一而足。
对《思想的攻防》一书，虽然我提出了若干问题与大椿教授商榷，但我仍然认为《思想》一书是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它典范而深刻地梳理了正统科学哲学之后新科学哲学发展的一些脉络和演变，为学界提供了新的研究视域。对于它中间的一些我认为的问题而与作者商榷，是希望在此书基础上，我们有新的进展，能够回馈刘大椿教授及其学生们的工作，能够推进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
【注释】：
①刘大椿主编：《从辩护到审度：马克思科学观与当代科学论》，2009年版；刘大椿、刘永谋：《关于另类科学哲学的思考》，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刘大椿、张林先：《科学的哲学反思：从辩护到审度的转换》，载《教学与研究》，2010第2期；刘大椿、黄婷：《科学技术哲学反思中的思想攻防——刘大椿教授学术访谈录》，载《哲学分析》，2011年第3期；刘大椿：《科学文化与文化科学》，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12年第6期；刘大椿：《科技时代如何看待科学》，载《解放日报》，
②刘大椿、刘永谋：《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前言。以下简称《思想的攻防》。
③同上。
④同上书，第2页。
⑤同上书，第7页。
⑥同上书，第26页。
⑦同上。
⑧同上书，第9章，第1节。
⑨刘大椿、刘永谋：《思想的攻防》，第296页。
⑩见这样的论述：“科学哲学界全面发现福柯，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这种影响可以从SSK研究者、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后殖民主义者、生态主义者以及劳斯等另类科学哲学家对福柯的借鉴和发展中看出。”(刘大椿、刘永谋：《思想的攻防》，第159页)其实，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远比福柯在科学哲学上深入得多。
(11)刘大椿、刘永谋：《思想的攻防》，“前言”第4页。
(12)同上。
(13)同上书，第7页。
(14)刘大椿、刘永谋：《思想的攻防》，“前言”第5页。
(15)卡特赖特：《斑杂的世界》，王巍、王娜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16)劳斯：《知识与权力》，盛晓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7)刘大椿、刘永谋：《思想的攻防》，前言。
(18)同上书，第18页。
(19)刘大椿、刘永谋：《思想的攻防》，封面语。
(20)同上书，第295页。
(21)同上书，第274页。
(22)格雷西亚·鲍利尼—费耶阿本德的“序言与致谢”，载保罗·费耶阿本德著、伯特·特波斯特拉编：《征服丰富性》，戴建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来源：《哲学分析》(沪)2013年6期）
关于另类科学哲学的思考
刘大椿/刘永谋
对于哲学尤其是20世纪哲学之发展，科学哲学起到过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在19世纪、20世纪两次世界性的实证哲学运动中，科学哲学都是始作俑者。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正统科学哲学的兴起、传播和学科化，一些科学主义理念成为共识，并从哲学领域散播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知识部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和社会实践活动。
在中国，科学哲学在近现代思想启蒙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最初震撼中国思想界、哲学界的论著如《天演论》等多属科学哲学。五四运动时期，对中国思想开放和哲学发展影响最大的外国哲学家是杜威和罗素，他们先后在中国本土对知识界和公众作了“五大演讲”，这些内容广泛的演讲，核心也是科学哲学。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高举科学旗帜，疾呼打倒“玄学鬼”，其科学观大多偏向激进的科学主义。新中国成立后，科学哲学一度比较沉寂，发展比较缓慢，但改革开放后又迎来了新的繁荣。科学教育是拨乱反正的前沿，有关科学的哲学问题特别有生命力和吸引力，成为中国哲学界最重要之“理论生长点”。
经过近30年的成长，正统或“标准的”科学哲学已然壮大，在中国也可以说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科学哲学的另一种倾向也渐渐兴起，它们多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可称为“另类科学哲学”。五花八门的另类科学哲学，彼此的取向往往相左，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对正统科学哲学之解构。毫无例外的解构虽然在当代引发了诸多困惑，但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若干观点和思路也不无意义。无论如何，都应当认真地去对待它、审视它，汲取精华、消弭困扰。
一、另类科学哲学家的异军突起
30多年前，费耶阿本德曾经说，科学哲学是一个有着伟大过去的学科，并暗示科学哲学是一个没有将来的学科。[1](P124－136) 如果从正统科学哲学的视角来看，或许可以说，今天的科学哲学正在衰落，甚至是在终结自身。对科学的哲学反思虽然异彩纷呈，新的视角、新的主题不断涌现，但正统科学哲学研究正在逐渐丧失其所谓正统地位，仅仅成为多元化探讨中的一极。那些与正统进路迥异、旨趣不同的新研究，或是问题域，或是应答域，却早已突破了正统的局限，极大地改变了科学哲学的基本形象，已然成为气候。
相对正统或标准而言的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最显著的表征是有影响的另类科学哲学家及其科学哲学理念受到学界的重视。如果把卡尔纳普、赖欣巴赫、亨普尔等人作为正统科学哲学家的代表，把波普、库恩、拉卡托斯等人看作从正统到另类的过渡人物，那么，费耶阿本德、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罗蒂、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应当说就属于另类科学哲学家。他们有的在时间上平行于正统的科学哲人，也有的晚于正统的科学哲人，但近年都在科学哲学界制造话题、引领潮流。另外有一批活跃在科学哲学领域的当代学者，例如阿伽西、苏珊·哈克、海丝等人，虽然不属另类，却是深受另类科学哲学家影响而走出科学主义营垒、向人文主义蜕变的别开生面的科学哲学家。在此，列举三位最为典型的另类科学哲学家——美国的费耶阿本德、罗蒂，法国的福柯，他们堪称对科学哲学改变最为重要的另类学者，以便粗略地描画另类科学哲学的“精神气质”，从而引起对另类科学哲学之思考。
1.宣称“告别理性”的费耶阿本德
费耶阿本德为人并不特立独行，但其思想的批判性和冲击力却是无与伦比的。他早年深受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是一位狂热的实证主义者，后来又受到维特根斯坦和波普的影响，最后却既反对逻辑实证主义，也反对波普，成为“科学最坏的敌人”①，被称为异端。早期的费耶阿本德主要关注科学理论的解释问题和经验主义问题，20世纪70年代经由科学史研究转而关注科学与社会关系和自由问题的研究。费耶阿本德主张一切传统都属于历史传统，推崇对科学的历史主义研究，否定逻辑主义。费耶阿本德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了科学沙文主义，指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不仅是人为的，而且对于科学发展是有害的，科学不是人类知识的唯一形式，要打破科学的垄断地位。他认为，科学只是人所发明以便应付其环境的工具之一，绝不是唯一的知识形式，原始巫术、神话、宗教和形而上学也包含丰富的知识。他甚至认为：“科学是今天的神话，神话是过去的科学。”[2](P48) 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费耶阿本德批判了经验主义，指出在科学史上没有任何理论是与事实完全一致的，经验论把经验作为知识基础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任何经验都离不开理论和主体性。费耶阿本德认为，现代经验主义已经陷入困境，“即从反教条主义精神及其进程中引入的有些方法（指经验方法——引者注）必会导致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建立，以及使形而上学免受实验检验要求排斥的机械保护主义的建立”，[3](P69)。费耶阿本德还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理性主义，指出科学史的实例表明各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传统方法论对科学发展的说明都是不适当的，甚至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他认为，科学远远超出了大多数当代理性主义者所解释的“理性”的狭隘范围，它并不受这个“理性”的束缚和限制。费耶阿本德还批判了波普、拉卡托斯的证伪主义，无情地否定了证伪原则，认为“一个严格的证伪原则，或者像拉卡托斯所称呼的素朴证伪主义，就会消灭我们所知道的科学，而压根儿就不允许它出现”[4](P176)。费耶阿本德还极力反对“专家治国”，要求将知识分子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清除出去，主张外行干预科学活动，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自由社会。费耶阿本德主张科学与国家分离，防止科学对自由的干预和侵害。实际上，后期的费耶阿本德从对科学、哲学的批判最终转向了对人类自由和幸福的思考。
费耶阿本德以“反对方法”和“怎么都行”著称。在对科学史细致、严谨的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费耶阿本德创立另类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和多元主义方法论。他认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事业，一切方法论都有局限性，必须放弃方法一元论，采取发散式、开放式的方法多元论；科学是一种自由的实践，科学发现并没有绝对的规律可循，科学一直在利用非科学的方法和成果来丰富自己。他写道：“看看实际的历史情况，我们就会知道，科学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发展着，科学的问题也被许多不同的方法所抨击。在实践中所遵循的不变的唯一原则应该是：怎么都行。”[5](P118) 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首先体现的是一种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和民主的科学精神，反对学术上的独断专横。费耶阿本德发现，传统科学哲学把科学变成一种神话，并把自然科学的优越性归结为科学特殊的方法论体系，这对于科学的发展是不利的。他说已有的科学方法虽然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认为科学必须照此办理，那就适得其反了。当然，并不是要把科学哲学所肯定的已有的理论和方法一概否定，而是说任何方法，即使在科学中行之有效的方法，也不能将其作为教条、程式化的东西。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选择，包括对现成的方法要敢于不用，甚至否定。费耶阿本德更为强调的是科学的个性，而以往多是强调科学的普遍性和工具性。一个科学家搞科学要注重其个性，太强调科学的工具性、抽象性和普遍性不利于科学的进步。因此，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并不是不要方法，而是要多元方法和自主选择；无政府主义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警惕一元方法论——“我没有说认识论应该成为无政府主义的，或科学哲学应该成为无政府主义的。我说这两门学科应该把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药予以接受。认识论现在有病，必须予以治疗，而药就是无政府主义。”[6](P139) 与传统科学注重精确性不同，费耶阿本德认为模糊性更能确保变化。他指出，粗糙的对错二分法是以忽略特殊和细节为代价的。费耶阿本德认为自己既不是理性主义的也不是非理性主义的，因为理性和非理性的划分本身就是两个极端，而在两者之间还应有更多的可能选择，无政府主义认识论和多元主义方法论就是其中之一。
费耶阿本德在科学哲学界独树一帜，以所有理论的批判者和科学哲学的终结者自居。有评论说：“他是理性主义者，但他的观点对理性主义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他是一个实在论者，但他的学说给实在论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同时，它又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但他并不倡导一切形式的相对主义。”[7](译者的话) 他既反对方法又主张多元方法，既反对理性又不主张非理性，风格既像古希腊的智者，又具有后现代主义因素。总之，人们对费耶阿本德褒贬不一。费耶阿本德对科学哲学的贡献是独特的和突破性的。在他那里，科学的各个矛盾的特征显现得一览无余。无可否认，他使科学哲学走出逻辑主义和不那么彻底的历史主义，从而迈向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甚至反科学主义。这对正统科学哲学是瓦解性的，但也由此启迪人们打开思考科学的各种新思路，展现了一个宽阔的视野。
2.提倡“后哲学文化”的罗蒂
罗蒂同样是在分析哲学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同样对分析哲学传统反戈一击，并据说因此不见容于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罗蒂的反叛以对维特根斯坦之后的语言学转向的思考为开始，而以宣称哲学的终结即主张一种“后哲学文化”为其旨归。与费耶阿本德相比，罗蒂不仅要反叛分析哲学，更是要反叛整个西方哲学传统——这是柏拉图以来绵延不断的传统，力求超越意见的真实知识、发现现象背后的绝对实在。罗蒂认为，西方哲学传统的根本精神体现于“自然之镜”的隐喻之中。按照这个隐喻，人类知识就是准确的表象，认识论就是研究如何保持这面镜子的“光洁”以确保表象的准确性。然而，在罗蒂看来，所谓“心身问题”从根本上就是一个假问题，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一个称之为“心灵”的分离之实体，从而打碎了“自然之镜”，动摇了认识论的基础。罗蒂指出，在康德之后，传统认识论的发展开始背离基础主义，进入20世纪又遭到塞拉斯、奎因等人的重创。按照“自然之镜”的线索，罗蒂质疑分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他认为，虽然分析哲学以语言代替心灵或意识具有进步意义，但由于把语言理解为“作为构成信念和欲望的媒介，即介于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第三要素”[8](P20)，并没有彻底放弃柏拉图主义的非历史性绝对实在的迷梦，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传统知识论所面临的难题，破除表象主义的魔咒。在批判传统的基础上，罗蒂主张以非还原的物理主义来代替认识论的基础主义，构建一张反复编织的信念与欲望之网来代替“自然之镜”。罗蒂强调“隐喻与信念之网的编织”，认为在彼此联结的众多信念和欲望之外，并无独立的心的存在；心灵本身就是诸多信念和欲望彼此交织的巨大网络，认识并非是心灵对于心外之物的再现；某个具体信念的真伪对错实际取决于信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者联结方式。[9](P116) 这是一种融贯论、整体论的真理观。
罗蒂进一步把研究的问题从认识论扩展到伦理学和政治学，这种扩展的结果就是主张“后哲学文化”。罗蒂认为，当下哲学已与传统哲学根本不同，以维特根斯坦、杜威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一些大陆哲学家具有共同的历史主义立场，以及拒绝非历史的永恒化之旨趣，应该把美国哲学与大陆哲学在实用主义的主题之下联合起来，这种结合最终会产生后哲学文化；这种后哲学文化的建构将真正破除表象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摧毁哲学的真理垄断地位，最终使哲学走下神坛，重觅自身之位置。[10](序) 在罗蒂看来，在后哲学文化中，我们并不能解决传统哲学提出的问题，而是对这些问题采取淡漠和搁置的态度。后哲学文化不是建构性的，而是诊疗性的，或者说对话性的。通过哲学研究不能认识世界本身或世界的本质，更不能获得认识活动和认识者本身的本质。因此，后哲学文化中的哲学不能再作为基础，揭示由科学、道德、艺术或宗教提供的认识论主张。“在这个文化中，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或是诗人，还是政党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没有哪个文化的特定部分被挑出来，作为样板来说明（或特别不能作为样板来说明）文化的其他部分所期望的条件。”[11](P14－15) 在这种文化中，没有哪一个文化部门具有特权，哲学、科学、文化、政治等部门都是平等的，我们“不再崇拜任何东西，不再把‘任何东西’视为具有准神性，从而把所有东西——我们的语言、良知、我们的社会——都视为时间和机缘的产物”[12](P35)。当然，后哲学文化中也不会有任何所谓（大写的）哲学家，没有人能主持理性法庭去审查其他的文化领域，只有（小写的）哲学家即某些能够理解事物如何联系的专家。
罗蒂的科学哲学融合在他对“后哲学文化”的建构和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之中。他反对那种盲目崇拜科学的科学主义，反对将科学作为整个文化的基础，尤其反对将科学的成功归功于坚持独特的科学方法；认为在奎因、塞拉斯和戴维森那里，分析哲学超越和取消了自身，哲学的科学化和寻求确定性以失败而告终。因此，科学已经不再是整个文化效仿的榜样，也并非接触实在的唯一途径。罗蒂认为，在传统的观念之中，科学和真理基本上是等价的，科学因此获得了人类其他知识部门无法比拟的崇高地位，成了一切人类知识的基础，但这些都是误解，“自然科学的这种神化作用，是当代西方哲学逐渐在使自己摆脱的若干观念之一”[13](P15)；科学家在现代社会中似乎成了一种新的牧师，不仅科学家不能占据特殊的地位，任何人都没有这种特殊地位，从事不同文化领域的人在地位上应该是平等的。罗蒂主张采纳一种所谓“培根主义的科学观”，这种科学观着重强调科学作为技术的先导和基础作用，注重科学的技术功能和实用主义，注重科学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在此基础上，他转向实用主义，倡导一种超越科学主义的“对话的哲学”，反对基础主义，反对科学哲学对确定性的寻求，试图消解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并使之融合。因此，有评论说：“罗蒂对自然科学的特点的解释完全是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实用主义的，它拒斥一切‘深度’的解释。他根本不想探究自然科学为什么如此成功。”[14](P146) 总之，罗蒂的科学哲学是对追求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科学之“强理性”的反动，反映了整体主义、有机论的复苏，以及沟通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传统的强烈愿望。
3.致力于“对主体解构”的福柯
福柯名气很大，其人举止乖张，其文主题冷僻，其思惊世骇俗，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另类。② 福柯哲学的主线是对主体的解构。之所以福柯选择了彻底解构主体的立场，是因为他认为现代哲学强调主体、张扬主体，其实是对主体的迷信，而现代西方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可以溯源到对主体的迷信。这些问题既包括理论问题即现代哲学、现代思想的混乱，也包括实践问题即现代实践观、现代伦理的混乱以及个体在现代社会被齐一化规训的历史处境。福柯认为，“不存在独立自主、无处不在的主体”[15](P19)，与之相连的人性观念也“不是一个科学概念”[16](P217)，两者都是“在19世纪初被建构起来的”[17](P430)。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给解构主体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尤其是微观权力分析方法。福柯运用考古学和谱系学对主体以及主体哲学进行了历史和社会两方面的解构。对主体的历史批判，集中体现为福柯的“知识型”理论。福柯运用考古学分析了400多年的西方思想史，指出主体是一种现代才出现的历史性观念，描述了主体的诞生和消亡的历史，得出了主体必将、也正在“死去”的结论。福柯指出，他所有的研究就是要揭示“在我们文化中把人变成主体的各种方式的历史”[18](P271)，这个过程实际就是现代知识—权力“生产”现代人的过程。福柯引入谱系学的起源分析方法，即微观权力分析法，将研究的主题从知识转向权力，揭示主体与知识、权力之间的深层关系。在福柯看来，现代人是“把人变成主体”的结果，现代人本质上是个体被知识—权力彻底奴役的产物。“把人变成主体”的过程通过区分、规训与主体化三种方式，现代科学、现代知识将社会变成控制机器，使现代人自愿接受科学和知识的统治。正是现代知识和权力建构了作为主体的不具差异性的现代人，因此，福柯提出了反规训、反主体化的解放方案，即“局部斗争”和“生存美学”。
福柯从科学史开始其哲学研究，其科学哲学研究则以主体问题为中心而展开。知识问题只是福柯研究的起点，福柯哲学最终指向知识背后的人特别是现代人的真实历史境遇。在解构主体的主旨之下，福柯知识研究既不同于科学认识论，也不同于传统科学史研究。按照福柯的表述方式，福柯的知识研究“贯穿话语实践—知识—科学这条轴线”，而“并不贯穿意识—知识—科学这条轴线”[19](P204)。相对于科学认识论，它从实践的角度看待知识、科学，即把它们看作一种实际展开的历史活动，关注的是知识如何取得知识的称号，而不关注知识的合理性问题。相对于科学史研究，它是从话语角度来看待知识、科学，即把它们看成按照一定形成规则组成的话语群中的一类，不关心科学（从“前科学”、“非科学”中）的诞生问题，而关注话语的形成问题。福柯用知识考古学取消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分，否认科学的进步性和真理符合论，强调不同时代科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又将谱系学的微观权力分析方法引入知识研究，破除了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认识论观点，指出了知识实践相对于主体的自主性方面，尤其强调了知识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种反主体的后现代知识论，福柯哲学对于知识、科学有许多独特的见解。福柯认为，真理是多元的，知识并不是主客观符合的范畴，科学并不是趋向客观真理性的“进步”活动，知识、科学的标准都是历史性的；知识是一种话语实践活动，知识实践是社会整体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知识不只是被界限在论证中，它还可以被界限在故事、思考、叙述、行政制度和政治决策中”[20](P204)。不同的学科之间并不存在以客观性、科学性划分的等级；知识不是主体认知的产物，而是历史实践的过程，相反，主体和客体倒是被知识实践所作用、改变和建构的。福柯认为，知识、科学背后存在一种决定科学、知识的、不受人或主体控制的、反过来建构主体的某种相对稳定的“结构”[21](前言,P4－5)；这种“结构”是历史的，它也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转变，知识考古学就是要揭示这种“结构”。福柯还认为，在现代社会，知识和权力更紧密地结合起来，相互支持、相互纠缠，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在现代社会，知识和权力的复杂共生关系，最终形成了制度化、实践化的“真理制度”③，“真理制度”在现代社会的整体运行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社会制度的核心；真理是权力斗争的结果，科学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知识史是战争史、权力斗争史，现代知识的发展过程是“知识纪律化”（以权力为中心的知识层级化）[22](P172) 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被压迫的知识”④ 造反运动兴起，谱系学对“被压迫的知识”的研究，是反对“知识纪律化”的努力。总的来说，福柯的另类科学哲学反对主—客二分的框架，颠覆了传统的认识论和科学观，呈现为一种“反科学”。当然，福柯的科学哲学反对主体而代之以历史性，虽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但自身也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
二、另类科学哲学揭示的动向与趋势
深入地剖析另类科学哲学的意蕴，比较它与正统科学哲学之异同，对于揭示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动向是十分必要的。从费耶阿本德、罗蒂和福柯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另类科学哲学与正统科学哲学相比，主旨不同，基础迥异，视界、论域和方法均有突破，与科学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总的说来，另类科学哲学表现出更加宽容、平等和多元化的气息。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实际上是当代科学哲学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和转向的表征。
1.当下科学哲学研究基础的转向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科学哲学的发展就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逐渐偏离了正统科学哲学的路线，其后愈演愈烈。概而言之，当下科学哲学的基础已经发生了不可忽视的重大变化。
（1）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转向历史主义、社会学化和“后哲学文化”。在科学哲学的诸多流派中，通常把波普的证伪哲学之前的诸流派称为逻辑主义，将其后的流派称为历史主义，波普哲学则可以视为由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化的中间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说，逻辑主义主要是对科学做静态逻辑分析，历史主义则是对科学做动态发展研究。由于库恩、费耶阿本德和劳丹等人的努力，历史主义在当代科学哲学中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明显，并且进一步向社会学、文化学方向演化。可以说，当代科学哲学已偏离了传统的科学认识论，即不再纠缠于科学的意义标准、逻辑结构、发现与辩护的区分这些认识论问题，而是指向科学背后的人类社会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一般哲学问题。比如，海德格尔对技术的研究，哈贝马斯对科学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研究以及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等。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试图研究实际科学史，描画真实的科学历程，科学史案例也愈益受到重视。科学哲学的社会学化可以追溯到默顿，在他之后，科学社会学成为科学哲学的重要分支，最近兴起的知识社会学更是把社会学的方法应用于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分析。另一方面，文化哲学的研究也如火如荼，比如，罗蒂提出的“后哲学文化”强调科学、艺术、哲学和政治等彼此平等，对科学的哲学研究不再是特立独行的，而要与对其他文化样式的哲学研究交织在一起。
（2）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的消解和多元主义的兴起。随着唯科学主义的退潮，坚持自然科学有其客观基础的基础主义、坚持自然科学通过外部现象把握事物本质的本质主义受到人们质疑，把自然科学知识视为客观真理、把科学发展看成线性积累和持续进步的观点正在动摇，对数学和物理学的推崇正在减弱。研究方法从着重建构转变为对基础主义和一切绝对化倾向的解构。在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时代，科学哲学试图从对自然科学的哲学研究中建构科学认识的一般标准、规范和方法，并且极力主张用科学认识的基本模式改造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人类知识。而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则努力探究作为选择之一的自然科学模式之具体的、历史的建构过程，消解自然科学的作为认识模式的必然性、唯一性和特殊性。另类科学哲学的态度，根本上不是说已有的东西有问题，拿个新东西来替换，而是认为理论和方法是一个发展过程，是永远不可能完全确定的，只能在不断否定中暂时确定。随着多元主义对科学哲学的逐步渗透，自然科学越来越被看作多元文化中的一种，对科学的认识论研究也越来越成为诸多哲学反思中的一种。对科学的总体立场从唯科学主义到温和的科学主义、到各式各样的调和观点、再到反科学主义，显得越来越多元化了。
（3）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后现代性的“解构”方法渗入；研究目标从偏爱行动、追求可操作性转向某种对科学文化体制的诘难和社会批判。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以胡塞尔的晚期作品《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为出发点，将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和解释学方法用于解决科学哲学问题。此后，结构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影响越来越大，解构主义方法渗入科学哲学，极大地改变了科学的哲学基础和主流科学观，改变了传统的对科学技术的理解。正统科学哲学将自然科学知识视为人类知识的典范，不仅强调其真理性，而且强调其行动性和操作性；不仅要推广自然科学的认识模式，而且要推广基于自然科学的实践模式；不仅要科学地改造自然，而且要科学地改造社会乃至人自身。但是，随着解构的流行，对自然科学的诘难越来越多，科学哲学就不再仅仅是为自然科学辩护的学科，而逐渐变成与科学有一定距离的旁观者。由于人们确认已不可能按照程序化来解决眼前的一切问题，所以，偏爱行动、追求可操作性目标也不再压倒一切，某种对科学文化体制的诘难和社会批判反倒成为时尚。
（4）从论题的角度看，当下科学哲学的视界、论域越来越多元化，研究旨趣也转向科学、人文两种文化的融合。首先，在另类科学哲学中，科学被理解为决定人类本质的本体性存在，语用学被引入科学哲学，科学成为与“上下文”相连的整体，对科学知识的理解、解释和应用具有不可或缺的情境依赖性。其次，与正统科学哲学强调自然科学价值中立、只关注自然而不关注人相反，另类科学哲学重新把科学看成人的科学，把科学世界看成人类世界的一部分，科学世界及其与生活世界的关联进入了科学哲学研究的中心区域。再次，科学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实践活动和文化现象。在正统科学哲学中，科学基本被看成知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建构规范的、无矛盾的体系。而在另类科学中，科学首先是实践，是在一定目标指导下改造世界的活动以及在此过程中逐渐积淀下来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即文化。最后，在世纪之交，自然科学正在走下神坛，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呼声越来越高，如何消解两者之间的鸿沟成为当代科学哲学一个重要问题。毋庸讳言，唯科学主义是正统科学哲学之“精神气质”，从研究旨趣上可以说，正统科学哲学是维护自然科学传统的社会研究体制的“意识形态”，科学与人文的两分是基本的科学哲学观念。但是，当下科学哲学却正以更大的包容性、甚至用自我反省的态度来看待自身。科学的发现本来也就是人文的发现，所以不能拘泥于唯科学主义之科学观，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融合成为时代的主题。
科学哲学在当代发生如此重大变化有着深刻的学理和社会文化背景。从学科内部发展历史来看，逻辑经验主义并没有建构出一劳永逸的经验证实原则，虽然几经修正最终还是陷入了困境。波普提出了证伪原则，极富创造性和想象力，然而经验证伪并不是清晰明确的。库恩的范式理论以及“不可通约性”理论，非难了自然科学线性积累和持续进步的乐观主义。费耶阿本德提出“怎么都行”，使得从方法上为自然科学的独特性进行辩护受到致命一击。至此，正统的核心问题都在消解、变形，自然科学至上的正统科学哲学教条基本上不再牢靠。从整个哲学发展形势来看，英美哲学阵营与欧洲大陆哲学阵营正由分立逐渐走向对话、交融。一方面是英美科学哲学开始汲取大陆哲学的有益营养，典型的比如罗蒂哲学、劳斯的科学政治学；另一方面，大陆哲学家逐渐重视对科学的哲学研究，典型的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哲学、海德格尔技术哲学和法国科学史研究开始成为科学哲学的组成部分。从更广泛的科学、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科学哲学的新动向与其说是哲学演进的结果，毋宁说是科学实践在文化上反思的结果。没有自然科学的兴起，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便很难成为声势浩大的哲学的运动，正统科学哲学更难以成为20世纪哲学界的显学。正如伽达默尔所说：“从17世纪以来，我们就发现，今天所说的哲学处在一种变化了的情势中。面对科学，它开始以过去从未有过的方式，为自己的合法性寻找证明；而且直到黑格尔和谢林去世的整整两个世纪中，哲学实际上是在对科学的自卫中被建构起来的。”[23](P5) 但是，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负面效应逐渐暴露出来，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和今天的资源短缺、生态危机，惊醒了沉浸在唯科学主义迷梦中的人类，对科学的质疑开始大行其道。另类科学哲学的新动向及其“反科学”倾向与其说是对正统科学哲学的攻击，不如说是对科学负面效应的反思。
2.当下科学哲学的另类眼光与研究扩展
我们的时代，既是全球化的时代，也是文化多样性的时代。当下科学哲学迈出了多元探索的脚步，围绕科学展开的任何哲学反思都是可能的。今天的科学哲学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科学本身，而是“穿越”科学，指向社会，指向更一般的哲学问题，比如自由、价值、存在等，可以说出现了某种“从科学出发的哲学”的趋势，盛行一种另类眼光。从审视科学出发，走向超越科学：费耶阿本德钟情自由问题，罗蒂转向文化问题，福柯探讨现代人的历史性生存，等等。总之，一切皆有可能。
具体到中国，科学哲学作为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基础地位固然不变，但是，科学哲学面对的问题已经改变，科学哲学的态势和视野也不复从前。一些正统科学哲学时代不被认同或尚未成型的分支，典型的比如科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人类学、科学文化哲学以及科学伦理学等，正在或已经成为当下关注的焦点。
（1）科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古代经典问题是“世界是怎么的”，近代哲学问题是“人们是怎样认识的”，当下哲学更为关注知识本身之意义与背景。因此，认知科学成为认识研究的主导，即由原来认识论的怎样认识转到对认知进行科学的心理、生理分析，并对传统的空洞论证持批判之态度。科学的知识论是认识论受到普遍质疑的基础上对知识论的回归。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的知识论摒弃了认识论中的先验倾向，把知识研究转变成知识实际产生过程的经验研究。比如说，认知科学利用心理学、生理学、逻辑学和哲学等多种方法研究人脑如何产生观念、知识，而不再论辩这些观念、知识是否是真理。实际上，当下科学的知识论研究倾向于超越纯粹的哲学思辨，变成综合了各种方法的、围绕知识问题展开的、典型的跨学科研究。
（2）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与科学人类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知识社会学已经取得重要的成果和学术地位，比较有影响的学派如强纲领SSK，代表人物有布鲁诺·拉图尔、卡林·诺尔·塞蒂纳、马尔凯、巴恩斯等。其主要观点被称为“建构主义”，认为“科学知识跟其他知识形态并无本质的区别”，“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物，必然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24](译者前言,P2)。与此相关，随着人类学的方法对现代发达社会的研究的关注，科学以及从事科学活动的人也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比如人类学家特拉维克对高能物理学家社区的研究。[25]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变化，开始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科学的社会性质，比如拉图尔对加州萨尔克实验室的研究。[26] 科学知识社会学重视科学实验室的田野调查，学术环境和社会因素对科学的影响，科学家共同体的范式、科学家的思想、科学技术政策、科学技术的资源分配、行政管理和知识界的科层制等问题，都是哲学层面关注的对象。
（3）科学文化哲学。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文化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导性、支配性文化样式，从而与社会的其他文化传统特别是人文文化之间产生了冲突和矛盾，因此科学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引起了科学哲学界的关注。科学的文化哲学，就是将科学看作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从而对其进行哲学探究。科学的文化哲学研究对象依然是科学，但它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来研究，而不是局限于认识论研究，因此既不同于传统科学哲学，也不同于一般的文化哲学。科学的文化哲学的代表作品有斯诺的《两种文化》、约瑟夫·阿伽西的《科学与文化》、安德鲁·皮克林的《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以及小李克特的《作为一种文化的科学》等。这两年引起广泛关注的中医存废的争论、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等问题以及弗雷恩颇受关注的话剧《哥本哈根》，均属于科学的文化哲学研究的范围。
（4）科学伦理学。科学的伦理学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首先，与科学技术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科学研究逐渐发展成大规模、大建制的“大科学”有关。科学活动的社会性越来越明显，科技体制的功利色彩越来越浓厚，科学的价值中立性受到人们的质疑，科学逐渐被认为具有很强的价值负载，渗透着伦理判断。因此，科学的伦理学研究不仅研究科学家道德、社会责任问题，还开始关注科学研究的伦理问题、科学价值负载问题、科学有无禁区与技术有无责任问题等。其次，当代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宇航技术和材料技术等飞速发展并广泛应用，给科学的伦理学研究带来了许多新问题，比如核武器伦理问题、信息伦理问题、克隆人伦理问题、器官移植伦理问题，等等。新科技从总体上改变了人类生活，给人类生存带来了难以预计的威胁和困惑，使得科学的伦理学重新思考科技实践与伦理重构之间的互动。再次，20世纪的科技发展逐渐在社会层面显现出其致命的负面效应，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口剧增等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危机，引发了科学的伦理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伦理、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关注。
当然，诸如此类研究的扩展，不仅要坚持“一切皆有可能”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追踪当代哲学发展的最新动向，而且要从实际出发，谨记研究的时空背景。面对另类科学哲学，重要的既不是盲目跟风，也不是一味排斥，而是恰当地回应。
【注释】：
① 就费耶阿本德对正统科学哲学的冲击来看，他不仅有“科学最坏的敌人”的嫌疑，也是“标准科学哲学”最危险的敌人。参见Horgan Profile. Paul K. Feyerabend: The Worst Enemy of Science. Scientific American, May, 1993。
② 不必为名家讳，福柯是个同性恋、吸毒、性滥交者，进过精神病诊所，有自杀倾向，据说可能死于艾滋病。福柯著作主题多为痴子、精神病院、监狱、性经验和罪犯等，他认为只有在黑暗之处才可能发现人性之真实。福柯思想惊世骇俗，比如，他认为疯子这些“不正常的人”更多本真，比我们这些为现代知识—权力所规训之人更为正常；又比如，他主张完全取消刑罚，等等。
③ 在福柯的谱系学中，“真理制度”在很多地方又被称为“机器”、“机制”、“策略”、“部署”等。
④ 福柯讲的“被压迫的知识”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长期被人们忽视的、边缘化的历史知识，比如关于疯人、监狱、性、屠杀等的历史知识；还有一类是“一系列被剥夺资格的知识，被认为是不充分或精确的知识：素朴的知识，处在等级体系的下层，在被认可的知识和科学的层面之下”（参见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21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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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2008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