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亦让vs谢韬】民主社会主义与修正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谢韬
20世纪是人类理论的高峰。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有一批信徒和追随者,打着他们所信奉的旗号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一场评选最优社会制度的“模特大赛”,供人类在较长时段内,听其言,观其行,通过理性的比较作出判断和选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灭亡了,帝国主义衰落了世界上剩下三种社会制度展开了和平竞赛。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第三种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这个真理已经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证明。
20世纪末,社会民主党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使欧洲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告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灵。欧盟十五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13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社会党国际以红玫瑰为徽记,世人惊呼欧洲红潮涌动。2003年4月16日 ,欧洲各国首脑云集希腊雅典。在卫城遗址见证下,欧盟成员国以及十个新成员国的国家首脑共同签署了一项入盟条约。从此,捷克、爱沙尼亚、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马耳他、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加入了欧盟大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欧分裂局面的终结。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新欧洲的出现,给纷扰的世界平添了几分亮色。全世界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者们,都把目光转移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上来。
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他们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给这个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争,不是单方面让步,不仅“修正”了社会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
1965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克服自身发展的困难,曾聚集美国费城召开过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并发表《资本家宣言》提出:“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卞洪登:《资本运营方略》,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
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国纷纷出现全国性的劳资协调,以阶级妥协取代原先誓不两立的劳资对立,若干人士开始提倡用公共建设来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说以国家的积极介入来解决市场经济失灵的危机。领导美国走出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总统就大胆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
以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2000年6月3日 ,克林顿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次)首脑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我们不相信自由放任主义,但我们也不相信单靠政府能解决这些问题。”会议公报强调:“我们相信市场经济必须同社会责任相结合,从而创造长期的经济增长、稳定和全面就业,而国家必须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维持稳定,支持健全的公共财务措施,坚决制止通货膨胀;国家也应促进金融市场稳定,提高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竞争。”
最近点算结果,美国参众两院有61名议员(全属民主党)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会员。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共和党上台也不改变民主党的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
民主社会主义最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农村和农民了。据2003年9月一位旅行者随机采访的资料,在法国小城波尔多市,70%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约1500欧元(欧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为1∶9),在郊区和乡间工作的人(原来的农民)月收入为1000至1200欧元,白领阶层月薪为1800至2000欧元,医生、律师、教授更高些,有的月薪达8000欧元,大企业的股东、上层管理人员、葡萄庄园主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这个水平。随着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队伍的构成也在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阶层急剧缩小,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迅速扩大。21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占工薪阶层的6%。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这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罗马尼亚总统。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
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当改革开放路线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后,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等同志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指责,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1978年公有制比重占99.1%),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江泽民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2年加入W TO,与世界经济接轨。胡锦涛主政伊始,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是足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硬道理”。温家宝总理在世界扶贫大会上宣布:“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1979年到2003年,国民生产总值由3624亿元,增加到116900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8.4倍;同期,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7%;按现行汇率计算,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90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第二国际苏黎世大会期间,恩水平。”
2003年,创造了高于1978年33倍的劳动生产率(据国家统计局计算,1978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2003年11天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无庸讳言,改革开放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贪污腐败、国资流失和分配不公。特别是分配不公导致的两极分化,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浮动。由此引发了对改革开放的回顾和检讨。大多数人是怀着珍惜改革开放成果的善意献计献策,以期纠正偏差,发展大好形势。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党内“左派”空前活跃起来,他们利用部分群众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形势,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鼓吹回到毛时代去。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先把知识分子推上祭坛,点名批判一些对改革开放建言献策、作出过贡献的“主流学者”,说他们推动市场经济的主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把领导主持改革开放的各级领导干部分成“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鼓吹在党内外开展一场大斗争,向“资改派”夺权,打倒“资改派”。他们对国内政治形势是这样表述的:“即将到来的这场决战,实质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改派掌权还是社改派掌权、作美帝国主义附庸还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杀。”
“左派”的外交主张更骇人听闻:“必须以社会主义国家为小核心,以中国、巴西、委内瑞拉、伊朗等第三世界国家为中核心,以中、俄、印为大核心,结成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欧盟、加拿大等在内的最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同霸权主义进行不可避免的斗争,是我们党和国家外交路线的基轴。”(2005年10月张德勤网文:《庸俗发展观是“百病之根”》。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此文)
当胡锦涛向世界宣示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实行和平崛起的战略构想时,“左派”要通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改变中央的内政外交路线。他们认为现在的改革开放是改变社会主义方向,是和平演变,“是受到了老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新思维’之类谬论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的失误,是没有分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反修防修”的极左理论时时回潮,干扰改革开放,逼得执政者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推行的。“不争论”的政策只是取消了自己的答辩权,“左派”对改革开放的攻击和非难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今日极左理论大回潮,“左派”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夺权,我以为这是27年来在意识形态上我们妥协退让的必然结果。
正当我“杞人忧天”之际,老友陈叔平 教授(他是研究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专家)向我推荐辛子陵的一部书稿。这书稿我读了一些重要篇章,特别是画龙点睛的理论部分《导言》和《结束语》,兴奋不已。我们两个共同认为,无论在历史事实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这是一部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彻底完成拨乱反正的书。作者以精湛的马克思主义学识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为改革开放争得了历史正统地位,建立了改革派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话语权。
首先,作者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部书稿的《结束语》指出:
1866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危机过后,资本集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大规模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吸收社会的资金办企业,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了。在欧洲大陆,首先是钢铁工业,接着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变成了股份企业。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一变化,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2版,第504页)
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
“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
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马克思心目中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的资本主义)灭亡了。其后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穷经研究资本主义几十年的最终结论,经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于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1894年6月出版。
马克思1883年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12年之久,并于1889年成立第二国际。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意义:“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 君主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页)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说完这些话不到五个月,1895年8月5日 他就去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由此可见,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施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布朗基(1805～1881)是十九世纪法国秘密社团领导人,第一国际内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军事领袖。布朗基主义的要义是坚信:不管生产力的发展处于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我们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没有读过《资本论》,没有读过恩格斯晚年的著作(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1930年才在苏联出版,1956年才在中国出版),他们读得比较多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完全正确的;但建国以后,不顾中国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国情,便放弃新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坚持要搞共产主义,凭借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布朗基主义———列宁主义对他们的影响。我们曾经走上暴力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承认1848年的错误以后,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列宁标新立异,1918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斯大林等人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1848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差别、贫富和社会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因而总体说来是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又包含着退步,出现了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统一体,这是人类告别野蛮时代进入文明门槛社会存在的发展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着眼点是前者,这是唯物史观的基石;过分强调后者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流派。
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操纵这个杠杆,有一个合理的“度”(现代经济科学称之为“基尼系数”),超过了这个“度”,社会就要爆炸;消灭了这个“度”,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和前进的动力。其结果都是矛盾统一体的破裂,让位给新的王朝或新的制度。领导者或统治者的全部艺术就是掌握好、调控好这个“度”。苏联、东欧(包括中国上世纪一段时间)共产党人为理想社会奋斗几十年,政策上最大的误导就是企图消灭这个“度”,用“大锅饭”的办法“均贫富”,只要公平,不要效率,甚至以“均贫”而自豪,造成几十年来生产的停滞和衰退,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老也发挥不出来,砸了“社会主义”的牌子。
在小生产占优势、工业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用变动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以来共产党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列宁在晚年认识了这个错误,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他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论粮食税》,《列宁全集》第32卷第342页)我们党在1956年12月完成了引为骄傲的“三大改造”之后,也迅速认识到了这是个错误,提出过我们的新经济政策。毛泽东同志就说:“上海地下工厂同国营企业也是对立的。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袖子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做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250万人(工业160万,商业90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定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汇编》[1953—1956年]第308页)
这是我们认识到了但没有勇气实行的一项政策。这些对自己错误的反思还仅停留在嘴上,正确思想的火花一闪很快就熄灭了。现在我们要把我们当时认识到但没有勇气改正的错误改正过来,实行新经济政策。不要因噎废食。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就惊呼:“大事不好,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近代的欧洲。没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社会主义永远是空想,永远是“大锅饭”的水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各种生产力的发展,更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更有利于一个高级新社会形态所需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资本论》第一卷,1966年人民出版社第962页)
如果把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所建立的社会制度比作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实验的话,后者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它没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这样一个条件,而且连资本主义的萌芽都消灭了。正如辛子陵所说:“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由此可见,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都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那个实验,以瑞典模式为代表,影响了整个西方工业国家,改变人类历史的方向。我们要更加重视、更加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民主社会主义。
其次,辛子陵这部书稿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书稿《导言》里指出:
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1847年10月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勾画了这位27岁的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73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
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谈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前苏联领导人的错误不在于放弃共产主义目标——一旦发现这是不能实现的空想自然应该放弃——而在于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论继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欺骗人民。一个带领人民前进的政党必须像恩格斯那样与时俱进地对自己的奋斗目标作出调整,并郑重地告诉人民。设置终极奋斗目标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一千年,基督要复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国。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这里衍化而来,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永无止境,而是要达成一个终极目标,完成一个社会形态。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他的弟子马克思、恩格斯都违背了辩证法。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则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成了乌托邦的旗帜。当伯恩施坦主张扎扎实实地改良社会,切切实实地为工人谋福利,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成了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列宁的敌人。
建立天国的想法,表现了科学尚不昌明时代人类对具体地改善处境、提高生活质量的无奈,把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事情推向遥远的未来。所谓“共产主义”大目标在各个历史时代是不同的,是具体的,变化的。马克思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候,不会想到人人需要一部电脑;恩格斯曾说人人都住上有暖气的房子就是共产主义了。我们在延安时代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事实上,我们今天所拥有、所享受的物质文明,早已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想象,超过了他们所制定的共产主义标准。
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
反“右派”以后仍然没有停止思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顾准说:“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
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作为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生根的马克思主义,是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高工资、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是挑起阶级冲突,激化社会矛盾,而是把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富总量的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这是社会民主党人治理国家的总的思路。这个崭新的思路比我们曾经奉行的“阶级斗争”劫富济贫的思路高超百倍,前者是共同富裕,后者是共同贫穷。
就在暴力社会主义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民主社会主义在西北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专制腐败也不是社会主义。普通民众的富裕和政府官员的廉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亮点。民主社会主义寄托着人类的希望。
辛子陵这部书稿从历史大视角回顾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为批了多年的所谓“修正主义”翻案,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为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扫清了障碍。他指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对我们渡过难关、解决面临的棘手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
晚清以来,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有一条祖训:“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学工业,学科学,学教育,这是所谓“用”的部分;至于“体”,即这一套体制,那是祖宗家法,不能变的。祖宗传下来的这一套,是最好的政治体制,改进一下都不行。孙中山创立民国,有了宪法,有了国会,但蒋介石强调一个党,一个领袖,党在宪法国会之上,领袖在党之上,还是专制独裁。
有人说我们的制度好得很,决不学西方民主。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标准。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2004年胡锦涛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郑重昭告世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这些说法给中国的民主政治带来了新的希望。
如果实行了这个转变,我们的党就会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就一定会赢得世界近百个国家民主社会党的欢迎,与欧洲各国及美国民主势力共建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就会成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同盟军。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将加强而不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我们将举得更高,举得更有力。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开辟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航道。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我党我国如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而不使政治体制改革紧紧跟上去,说重点的话,我们真可能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我的入党介绍人张友渔在1994年弥留之际曾对我说:“抗战胜利后,我们目睹国民党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最终失尽人心丢掉政权。我们这些老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党也走上这样一条路。”当时相对唏嘘,并无良策。读了这一部书稿,兴奋之余,写下了上面一席话,算是执行张老的临终嘱托。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
(原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谁修正了马克思
——与谢韬 先生商榷
徐亦让
谢韬先生在《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上发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下称“谢文”）中说：“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而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列宁标新立异，1918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斯大林等人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摒弃的1848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谢文把“最大修正主义”的帽子扣在“斯大林等人”头上，很不合适。因为“斯大林等人”只是列宁的学生，因此“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不是他们，而是列宁。列宁只是马克思的忠实学生，也不会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在1918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如果是“标新立异”，“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和成立“第一国际”，是否也是如此？显然不是。因为，自从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以来，共产主义就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当然只有“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才是最符其实的名称，也鲜明地不同于“民主社会主义”等冒牌货。
1894年，恩格斯把19世纪70年代的论文汇编成册，在序言中说：“读者将会看到，在所有这些文章里，尤其是在最后这篇文章里，我处处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作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1]可见，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比“社会民主主义”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而“民主社会主义”不过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变种，幻想只要把“民主”提到前面就成了“社会主义”。
所谓“恩格斯摒弃1848年的斗争方法”，后面将会看到，也是一种曲解。
（一）马克思不是“修正主义者”
谢文说：“《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马克思心目中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的资本主义）灭亡了。其后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
谢文用《资本论》第三卷否定第一卷，企图把它们对立起来，破坏《资本论》的科学体系。这不过是唯心主义的幻想。任何科学著作，都只能在人们的实践中发挥作用；离开社会实践，任何科学著作都不可能“冲击”客观的物质世界（包括社会在内）。这是唯物史观的常识。因此，《资本论》第三卷和第一卷一样，不可能使“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怎么“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呢？
而且，所谓“原始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它“灭亡了”，按照它自身运动的规律，也不可能“逐渐社会主义化”，而必然转化为垄断资本主义。改变名称不可能改变事物的本质。这也是唯物史观的常识。
谢文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种结果，是一个必经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的共有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这不是把马克思说成“修正主义者”么？而且是“最大的”。因为正是他和恩格斯提出了“暴力革命”的,原则，在这里却变成了“和平过渡”。实际上，这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更加社会化，与私有制的矛盾更加尖锐，并没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只是把“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当作共同生产者的共有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并不是“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社会主义，无产者还是雇佣制度的奴隶。
恩格斯为此说明：“总之，旧日的自由竞争制度已经到了末日，不得不公开宣布屈辱的破产。这是由下述事实宣告的：在各国，一定部门的大产业家，组织了一种加特尔（Kartell），为了要调节生产。”“因此，在生产阶段所允许的限度内，个别的生产部门，就把该生产部门的全部生产，在统一领导下，集中为一个大股份公司。”“在欧洲，至今日为止，最大的一个实例，是联合碱托拉斯。”[2]
马克思接着说：“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的扬弃，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它会在一定部门内形成独占，并且引起国家的干涉。它会再生产出一种新金融贵族，那就是，在发起人、创业人和名义董事的形态上，再生产出一种新的寄生虫，并由公司的创立，股票的发行和股票的买卖，引起整个体系的诈骗。那是一种没有私有权统制的私有生产。”“信用又使个别资本家或当作一个资本家出现的人，在一定限度内，可以绝对地支配别人的资本和别人的财产，并由此支配别人的劳动。”“投机的大商人，是拿社会的财产，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冒险。资本起源于节约这句空话同样成了不合理的，因为那种人要求的正是别人应当为他而节约。”“在这里，剥夺已经由直接生产者，推广到小资本家和中等资本家了。”“但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是表现在一种对抗性的形态上，表现为少数人占有社会的财产。”“信用又使这少数人，愈益有纯粹的命运冒险家的性质。因为所有权在这里是存在股票形态上，它的运动和转移成立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上，小鱼为大鱼所吞，羊为交易所的狼所杀。”
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把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和代之而起的“加特尔”和“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这早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怎么还能歪曲呢？
谢文说：“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共和党上台也不改变民主党的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
不能把“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混为一谈。因为，《资本论》早就说明：垄断资本主义“会在一定部门内形成独占，并且引起国家的干涉”，但是仍然拯救不了资本主义的灭亡；而凯恩斯的政府干预，却正好相反，目的是使资本主义免于灭亡。谢文把垄断资本主义看作“民主社会主义化”，当然也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并使之永存，而“共产主义”则变成了来源于基督教的“乌托邦的旗帜”
（二）恩格斯不是“修正主义者”
谢文说：“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意义：‘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譬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 君主国’”。
对于这种断章取义的手法，只要把前后文引出来，就一切都明白了。因为前文说：“现在有人害怕反社会党人法重新恢复，或者回想起这项法律统治下发表的几篇过早的声明，就忽然想要党承认在德国的现行法律秩序下，可通过和平方法实现党的一切要求。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而不问一下自己，是否这样一来，这个社会就会不像虾要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要从他的旧社会制度中长出来，就会无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以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会无须再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是混乱的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 接着就是谢文所引的话。这显然是恩格斯在批判所谓“和平方法”。
后文也说：“这样的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人们把一般抽象的政治问题提到首要地位，从而把那些在重大事件一旦发生，政治危机一旦来领，就会自行提到日程上来的迫切的具体问题掩盖起来。这除了使党突然在决定性的时刻束手无策，使党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由于从未进行讨论而认识模糊和意见不一而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呢？……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恩格斯还说：“以为在这个国家（德国）可以用和平宁静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么大的幻想！”
谢文说：“1895年3月6日 ，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正。”
这不是把恩格斯也说成“修正主义者”么？因为在这里他不再坚持暴力革命，而是期待“合法斗争”、“和平过渡”。但是，“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么能够“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难道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样么？要是一样，还要“和平过渡”干什么？除非像谢文那样，认为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转化为垄断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但是，那样还有什么必要“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呢？因为资产阶级自己就必然地实现了“和平过渡”，不过生产方式还是资本主义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这叫什么“和平过渡”啊？对工人阶级又有什么意义呢？
查看原文便知，谢文中的一大段引文，不是原文，而是由七段文字拼成的；而且，不是按照原意和前后顺序，而是按照作者需要拼起来的。因此，虽然有点像“修正主义”的样子，但已非原意，因为原文各段都有自己的具体内容，只要理解正确就接不起来。
而且，恩格斯在这里虽然总结德国社会民主党合法斗争的经验，但是他并不反对暴力革命。相反，他说：“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从1848年起，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事已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变得有利得多了。这样，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由其他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战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大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发生得较少，并且必须要用更大的力量进行。而这种力量，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1870年9月4日 和10月31日 在巴黎那样，自然会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是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的。”因此，恩格斯的真实思想就大白于天下。但据《马恩全集》编者注，第二国际出版时“整个这一段被删去”。可见，当时的修正主义者怎样反对恩格斯坚持暴力革命的原则。后来恢复了这一段，正好给当时和今天的修正主义者当头一棒。不知谢文为何还要编造一大段引文，改变恩格斯的形象。
恩格斯还说：“现在读者是否已经明白，为什么统治阶级一定要把我们引导枪响剑鸣的地方去？为什么现在人家因为我们不愿立刻贸然走到自己预先知道失败的街头上去，就指责我们怯懦？为什么他们这样坚决恳求我们终于答应去当炮灰呢？”恩格斯用合法斗争来积蓄革命力量，难道只求“和平过渡”，而不要“公开进攻”的决战么？因为他还说：“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据《马恩全集》编者注，第二国际出版时“不是‘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而是‘他们应该拥护什么’。”可见，当时的修正主义者又反对恩格斯坚持暴力革命的原则。
恩格斯还说：“德国所做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取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据《马恩全集》编者注，第二国际出版时“‘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这句话被删去。”可见，当时的修正主义者也反对恩格斯论述合法斗争正是为了达到有准备的公开进攻。谢文把这句编进引文，正好与自己的观点相对立
恩格斯还说：“甚至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也日益认识到，他们只有预先把广大人民群众——在这里就是指农民——争取过来，才能取得持久胜利。”“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是绝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革命权的。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地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我们现在就已经指望拥有225万选民……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进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加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据《马恩全集》编者注，第二国际出版时“‘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加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被删去。”可见，当时修正主义怎样反对恩格斯指明“决战”才是“主要任务”。
恩格斯还说：“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阻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这就是使它跟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像1871年在巴黎那样流血，这终究也会被克服的。……但这会阻止正常的发展进程，我们临到危急关头时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决定性的搏战就会延迟，拖远并且要求付出更大的牺牲。”据《马恩全集》编者注，第二国际出版时“‘我们临到危急关头时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被删去，而‘决定性的搏战’印成‘解决’。”可见，凡是恩格斯说到暴力革命的地方，当时都被“修正”。当时的修正主义者何其猖狂！
谢文却说：“由此可见，不是伯恩斯坦（1850-1932）‘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斯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可见，谢文正好颠倒了事实。说坚持暴力革命的“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实际上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因为他们不仅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宣布了“暴力革命”，而且坚持到生命的终点。列宁只是忠实地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思想。而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控制第二国际及其出版物，怎样猖狂地反对“暴力革命”原则，仅从上文便可一目了然。怎能这样乱扣“修正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帽子呢？
（三）谁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
那么，谁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呢？这在当时显然就是考茨基等人。因为《共产党宣言》就“公开宣布”：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始终坚持这种观点。考茨基和伯恩斯坦虽然是第二国际的大理论家，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却把“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对立起来，猖狂而顽固地反对“暴力革命”，只求“和平过渡”，正好与马克思主义对着干。“修正主义”帽子戴在他们的头上再合适不过。
考茨基直到1927年出版《唯物史观》一书，还反驳恩格斯对他的忠告：“只要您不完全放弃忌妒是社会的决定性因素（在原始时代）这种看法，就不可能正确叙述这一发展过程。”[3]何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按照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已经科学地说明了原始时代的这一发展过程。可见考茨基的修正主义头脑是何等顽固！
他虽然承认现代社会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却不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次制定唯物史观时就已说明的原理：“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对于某一个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4]《共产党宣言》也说把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恩格斯在1894年写的《法德农民问题》中还明确指出：“我们无须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个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候，才来实现这个变革。”当时的社会党为了夺取政权，“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被我们挽救而没有真正变为无产者，还在农民地位时就被我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农民人数愈多，社会变革的实现也就愈迅速和愈容易。”[5]
但是，直到1918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考茨基还用《无产阶级专政》这本小册子，攻击十月革命不是用“民主方法”而是用“专政方法”夺取政权。列宁当即写了《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文，揭露他把民主和专政对立起来的“叛徒”嘴脸。然而，考茨基又写了《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小册子，继续诬蔑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1919年9月13日 从电讯中得知，当时帝国主义在联盟中心巴黎电台报道这本新书出版的消息，便知百万富翁不是无缘无故地使用自己政府的电台，而是“必须把考茨基的新进攻通知大家”。9月18日 ，列宁又从报上看到杀害德国共产党人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刽子手也“极力赞扬考茨基这本书，并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与协约帝国主义在联合起来，这是一个多么富有教育意义的场面”。[6]
考茨基就这样配合国际反革命力量，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干涉来支援国内的反革命叛乱。所以，列宁在《资产阶级为何利用叛徒》一文中，揭露了考茨基这本新书的反动本质。而他这本书的理论根据，正是“俄国在革命爆发时，时机尚未成熟，不宜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即把“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当作口头禅。但是，只要知道前面所引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唯物史观以来的观点，便知考茨基是一个典型的修正主义者，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基础到政治路线都做了全面的“修正”。既然他是第二国际的最大理论家，超过了伯恩斯坦，自然是当时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不知谢文为何只提伯恩斯坦？
其实，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大量摘引马克思和恩格斯原话，揭示当时修正主义的本来面目，发扬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在方法论上树立了一个典范。经过十月革命的检验，一方面使考茨基等人的修正主义成为铁案，谁也推翻不了白纸黑字和社会实践；另一方面，“修正主义”的帽子，绝对不适合列宁的脑袋，因为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准确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还在革命斗争中准确地选择了斯大林这样的接班人，第一次在苏联胜利地实现、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始终无愧为国际共运的先锋队。只因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公开打出“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招牌，才为叶利钦肢解苏联创造了条件，使国际共运跌入低谷。
现在，谢文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制造他们自身的矛盾，把他们变成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不仅为修正主义翻案，还想使修正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要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都挥舞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只要“和平过渡”不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道路，步苏共修正主义消灭苏共和苏联的后尘，彻底消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是，只要消灭不了工人运动，这种思想即使暂时取得胜利，就不怕历史的审判吗？
谢文说：“1847年10月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勾画了这位27岁的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1893年5月11日 恩格斯73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根据是，恩格斯说：“我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终极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
但是，谢 先生只要看到恩格斯怎样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详细蓝图”和杜林的“终极真理”，便知自己这种想法错在哪里。而且，“没有最终目标”，不等于没有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相对目标；没有未来社会的“详细情况”，不等于没有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因为现实社会的矛盾中就包含着未来社会的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制定唯物史观时就已经说明：“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态的现实运动。”原来：（1）阶级不是永恒的现象，它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当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绝不会停止发展，但是唯物史观绝不详细描绘遥远的幻想，穷尽世界运动的一切。
谢文说：“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那很可笑。因为他不学马列，当然要把“共产主义”当作“空话”。但他也是苏共党员，入党时就不能不承认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他欺骗人民是因为他首先欺骗了自己，难免要搞垮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谢文说：“设置终极奋斗目标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相信耶稣基督降生一千年基督要复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国。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这里演化而来，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
不过，这种幻想也不是从天而降的。因为谢文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早已发现的阶级斗争永恒存在的思想，但是他们只想到私有制出现以后，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们利己主义的本性，只有为了私利才有动力；而不知道，在原始公有制和现代公有制下，人们自然会有相反的本性。因此还鼓吹“现代经济科学”，“操纵这个杠杆，有一个合理的‘度’，超过了这个‘度’，社会就要爆炸；消灭了这个‘度’，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和前进的动力。”而不知道这个“度”既不能“操纵”也不能“消灭”，只要私有制还存在，这个“度”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打破；想要操纵社会运动的客观必然性，无异于白日做梦。只有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达到目的，反之，难免要做必然性的奴隶，受到它的惩罚。
（四）中国“改革开放”不是“修正主义”
谢文说：“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的民主社会主义化了。”这符合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时期就成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逻辑。
但是不能说，中国“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1978年公有制比重占99.1%），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和“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2年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等，“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还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以并无“修正主义”之嫌；相反，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显然不同于“和平过渡”的“垄断资本主义道路”或“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经过几十年武装斗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结果，何况苏联走上“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就灭亡了，这关系到中国之命运。
谢文所说这些“新政策”都是“改革开放”而没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以不能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混为一谈。邓小平说：“还要讲一个不变。大家对于中国党和中国政府坚持开放政策不变很高兴，但是一看到风吹草动，一看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说是不是在变了。他们忽略了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了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7]
正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使“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不要“四个坚持”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把中国变成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国。邓小平说：“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8]可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问题”。
谢文却说：“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我党我国如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而不是政治体制改革紧紧跟上去，说重点的话，我们真可能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那么还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呢？美国的民主宪政是不是从根本上解决了执政党贪污腐败的问题？
谢文说：“正如辛子陵所说：‘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由此可见，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都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辛子陵把“消灭私有制”和“排斥先进生产力”联系起来的高论暂且不说，谢文把中国改革开放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混为一谈，不符合事实。因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由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公开打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招牌才完成的；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没有大反毛泽东，反而首先肯定了他的伟大功绩，而且也没有打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招牌，把中共和中国引向灭亡，反而出现了经济的大发展。原因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还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把民主和专政对立起来，没有抛弃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因而更好地发扬了无产阶级的民主，调动了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在于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开始，到戈尔巴乔夫和考茨基一样，把民主和专政对立起来，只要“民主社会主义”，不要“暴力（专政）社会主义”，实际上发扬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调动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复辟资本主义的积极性，终于叶利钦上台，禁止苏共、肢解苏联。可见，不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幻想；而且，即使像苏联那样，早已建成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外力已经无法打垮，也要走自取灭亡的道路。
谢文说：“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民主。”那么是无产阶级民主还是资产阶级民主呢？在阶级及其影响尚未彻底消失之前，难道也有超越阶级之上的民主么？而超越阶级之上的民主，也就是“抽象民主”、“纯粹民主”和“绝对民主”之类的资产阶级幻想，正是考茨基等人主张和平过渡反对十月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基础，也是他被宣判为无产阶级革命“叛徒”的证据。
列宁说：“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附带说一下，纯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无知的论调，而且是十足的空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演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有纯粹的民主）。”“‘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9]“我们要像对待高尔察克的帮凶那样，对待那些把自己称为民主主义者、纯粹民主和彻底民主的拥护者又直接或间接地把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的人。”[10]因为恩格斯在1875年3月28日 给倍倍尔的信中早就说过：“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必须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存在了。”[11]他在1891年《法兰西内战》单行本导言中又说：“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12]可见，“民主国家”也是无稽之谈。因为，国家的存在不是为了民主，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民主将变成习惯，消亡下去。
【注释】
[1]《马恩全集》第22卷第489页
[2]《资本论》第三卷第559页，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56年
[3]《马恩全集》第36卷第61页
[4]《马恩选集》第1卷第81页
[5]《马恩选集》第4卷第312页
[6]《列宁全集》第30卷第8到9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7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4页
[9]《列宁选集》第3卷第629页
[10]《列宁选集》第3卷第832页
[11]《马恩选集》第3卷第30页
[12]《马恩选集》第2卷第336页
（原载《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