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自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之日起，关于西方先进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讨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问题集中在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的关系上。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曾经受到粗暴的干涉。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发展，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那么，在中国当代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应该各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两者的关系到底如何，诸如此类的问题又一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国家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体价值相辅相成

郭沂

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价值领域的冲击尤为剧烈，乃至完全改变了其基本结构。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价值与传统价值，或者说普世价值与民族价值二元并行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出来。这里所说的现代价值或普世价值，指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形成的、最能体现现代性的、并为现代人们所广泛接受的价值观；其核心部分主要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形成的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可称之为现代主流价值。它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程度上表现为国家意识形态。传统价值或民族价值，指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最能体现民族意识的、并为民族成员所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其核心部分主要是能够代表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的文化形式，可称之为民族主体价值。除中华文明外，世界其他文明圈的民族主体价值都表现为宗教。在西方文明为基督教，在印度文明为婆罗门教、佛教、印度教，在伊斯兰文明为伊斯兰教。

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现代社会基本价值体系的二元化，或者说现代主流价值和民族主体价值并行的趋势正在形成和发展，这其实是各个文明对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必然反应。对于西方以外的其他文明来说，实现现代化就是要吸收产生于西方的现代性，而不是那些西方化的东西。许多现代化国家将自由、平等、民主作为主流价值和国家意识形态，就是其吸收西方现代性的明证。至于这些文明的根本价值，将仍然是民族的。就是说，对于一个现代化国家来说，现代价值和传统价值、普世价值和民族价值是并行不悖的。现代价值或普世价值是推动全球化浪潮的动力，而传统价值或民族价值则是在全球化浪潮中各种文明和各个民族之间相互区别的标识。

从中国的情况看，传统的民族主体价值，表现为古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与其他文明以宗教为民族主体价值不同，古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或民族主体价值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国教，二是官学。古代中国的主体宗教，既不是道教和佛教，也不是所谓儒教，而是另一种宗教形式，其主要内容包括上天崇拜、民族始祖崇拜、祖先崇拜、圣贤崇拜、自然崇拜、社会习俗、传统节日等。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正宗大教，可称之为“华教”。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华教就已经形成了。自夏商周至元明清，它一直是古代中国的国家宗教。汉武帝时期，儒学被确立为官学。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儒学和华教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作为精神家园的华教立足于信仰，而作为精神家园的儒学立足于理性。

现代主流价值在中国凝聚为国家意识形态，这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产物。作为一种先进的外来思想学说，它本来不带有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印记，所以必然存在中国化的问题。而且，在现代社会，民族主体价值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向来十分重视继承和吸收优秀的传统文化。但是，建国以后，在极左思潮的支配下，人们将现代化和传统对立起来，将马克思主义同传统文化对立起来，儒学被当做封建主义的总代表受到空前摧残。在这同时，又试图以国家意识形态来消灭和取代民族主体价值，致使民族主体价值在现代社会完全缺位。

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做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首先，文化创新危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未来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文化的竞争。然而，任何新的文化形式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割断历史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化状况无疑会陷入思想危机。其次，民族认同危机。民族认同基于文化认同。两千余年间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学轰然倒塌了，中国人遂失却了文化认同；两千余年间作为官方学术的儒学陡然废弃了，中国人遂失却了民族认同。当全球化的浪潮袭来之时，中国人开始焦急地踏上寻找自我的旅程。于是，所谓儒学热、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等等都紧锣密鼓地登上了历史舞台。从民间的读经运动，到大学兴办国学院、儒学院的举措，以至官方的祭孔仪式，无不折射出从历史中寻回民族印记的心态。再次，社会风尚危机。在社会道德教育方面，长期以来，我们的基本思路是以政治思想教育来消灭和取代传统伦理道德和信仰习俗，并为此曾经提出一个又一个口号，掀起一场又一场运动，但收效甚微。

由此，重振民族主体价值，乃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根据现代社会基本价值体系二元化的世界潮流，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笔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阶段的基本价值体系应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国家意识形态，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二是民族主体价值，即经过改革的儒学和传统主体宗教。前者是治国方针，决定着国家的政治体制，制约着国家发展的方针政策，更多地出于现实的需要；后者是民族灵魂，规范着伦理道德，护持着风俗习惯，支撑着精神信仰，维系着民族认同，更多地出于历史的延续。前者的主要作用体现在政治领域，同时会继续在文化生活中担当指导方针的重任，并成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重要思想源泉；后者的主要作用体现在文化领域，同时会对政治生活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并成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说的宝贵文化资源。就是说，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体价值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当然，不管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还是作为民族主体价值的儒学，都面临着顺应时代的潮流，建构当代理论形态的新任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经过改革的儒学不但相互补充、相互配合，而且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作为西方文明先进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的结合，预示着中西文化融合进入实质阶段。笔者深信，在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共同构成的基本价值体系的推动下，中华文明必将迎来伟大的复兴。

 

（原载《哲学动态》，2007年第3期）

 

从古代意识形态到当代意识形态

——与郭沂研究员商榷

刘东超

在当代中国思想领域，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复杂的话题，但仍有不少学者从各个不同角度做出探讨。最近郭沂先生在《哲学动态》2007年第3期上发表了《国家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体价值相辅相成》一文，对于这一话题进行了难能可贵的探讨，表现出较大的思想勇气和探索精神。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这篇文章也存在较多需要进一步辨析的问题。

一、什么样的“华教”如何存在于“三皇五帝时代”和“三代”？

郭沂通过将“华教”认定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宗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宗教”来论证它在今日中国的重要地位。他认为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华教”就已经形成了，并成为后来夏、商、周三代的国家宗教，成为它们意识形态的主干，他把这一时期称为“国教时代”。但是，这一关于古史的论断是存在问题的。实际上，在“三皇五帝时代”的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只是一些原始的宗教现象，崇拜的对象因部落、氏族、方国不同而异，其崇拜程序也相当朴素、混乱和庞杂。而且，即使说那时有处于萌芽状态的宗教的话，当时成千上万的部落拥有的也是千奇百怪、五花八门的多种原始宗教，而没有形成统一的、成熟的后世宗教。即使仅就后来的夏、商、周三代来说，其国家宗教也是各自不同的。因此，郭沂认为华教在“三皇五帝时代”就已形成的看法是不准确的。也正是由于此处的不准确，使人们不能不怀疑他对这种宗教今天功能的认定。

二、儒学是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体价值”吗？

郭沂试图将儒学确定为在当代中国和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并列的思想形态，认为两者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为此郭沂为儒学想出的名称是“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体价值”。但是，这一说法明显是不能成立的。首先需要辨明的是这种名称后面丢掉了“观念”或“思想”二字，而其原因只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他没有严格地考察“价值”一词的内涵而“混沌”地使用，或者是故意这样使用并希望借此模糊用法提高儒学的作用。不过，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概念使用的混乱都是应该避免的。其次，郭沂关于儒学在当代中国社会地位的看法也是不成立的。他认为儒学“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实际上，“民族灵魂”本来就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其实指大概就是民族精神本质之类。同某些单一宗教信仰的民族不同，中华民族无论在起源上还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都是多种文化融汇而成的，同时也是多种文化的创造者。因此，其精神本质也应该具备包容性和涵摄性，也应该表现为多种思想学说，或说是多家学派汇成的一个动态结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一精神本质最为常见的表述就是儒释道三教合一。在20世纪，这一精神本质至少还要加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等。这样，中华民族的灵魂就应该是古今多种学说尤其是其精华的融汇和统一。那么，说儒学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就只能被判为以偏概全。因此，郭沂对于儒学是中国“民族主体价值”的说法无论在语言表述还是在事实论定上都存在问题，他的这一命题是不可能成立的。

三、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到底如何、应该如何？

首先，儒学在今天早已被时代化了。传统儒学意义上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早已不存在了，传统儒学意义上的仁、义、礼、智、信、忠、孝之类规范也发生了极大变化或说功能缩减甚至解体。所以，即使儒学被保留下来了一些零散的碎片，也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基础之上、且为现代人体现出来的。可以说，它已经变得面貌全非、极难辨认了。那么，这样的“儒学”如果还被当成“民族主体价值”就是不可思议的了。其次，所谓“华教”在今天中国是否存在本身就是大打折扣的事情。郭沂认为经过长期历史的“损益”，“华教”的基本形态在今天已经相当稳定，只要对它稍加改造，便可将其直接用于建构当代中国“民族主体价值”。实际上，一是在当代中国社会没有必要再举行郭沂提到的一些崇拜活动。二是应该注意民俗和宗教的根本区别，两者的本质差异是明显的。因此，郭沂在此将他所理解的“华教”提到所谓“民族主体价值”的高度，主要还不是一个事实描述，而是个人意愿和想象的一种表达。最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到底如何、应该如何。严格来说，在目前中国社会生活中，作为一个现实的社会规范形态和思想形态的儒学相当微小。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这样一个思想问题，因为儒学复兴思潮的确在向前发展，其势力提升速度也确有不可小觑之处，这就促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一关系的理解目前学界大约有两个思路：和合与对立。针对这两种思路，本文在此愿意提出处理两者关系的两点原则：一是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关系问题上必须强调承认差异的宽容胸怀，求同存异的民主态度，不要过多地搞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坦率地说，在当代学界越是缺乏理论创造能力和思维深度越是表现出一些狭窄自闭的心态。在处理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关系上如果没有这点宽容和民主的心胸，不仅会一事无成，而且会导致一些不可预料的消极后果。二是认为两者关系不是一个既定的形态，而是一个需要不断建构的过程。在前一点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建构出两者良好的互动关系。实事求是地说，同马克思主义相比，传统儒学和当代儒学当然有其人类文明阶段定性带来的根本性不足，但仍然包含着为马克思主义所没有的内容，比如对于人的内在心性的深入探讨和体悟。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从中汲取一些积极因素是应该的甚至必需的。反之，马克思主义对于儒学恐怕也是如此，甚至必要性更大得多。因此，使两者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同时贯通融汇，这是中华民族在新的时代创造新的理论形态的基础之一。

 

（原载《哲学动态》，2007年第10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