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玉兰vs周嘉昕】“马克思学问题”与创建中国马克思学
“马克思学”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设
周嘉昕
“马克思学”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设周嘉昕作为一种学术舶来品,“马克思学”在中国并非新物:上世纪80年代初便伴随“青年马克思”的有关讨论而得到介绍;到了90年代中期,更是借由“恩格斯问题”而引起人们关注,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着力批判的错误倾向之一。今天,“马克思学”却好像不仅成了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标尺,更俨然大有取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之势。为了正确对待这种特殊的学术潮流,特别是它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需要回到现实的社会历史和思想语境之中,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和“马克思学”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理论判断。本文认为,“马克思学”问题的凸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展的历史性产物,该讨论近年来的升温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界在拓展国际学术交流、深化马克思文本研究等方面所做的努力。但是,作为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产物,“马克思学”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本质差别;就其潜在的理论旨趣和方法而言,它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设是背道而驰的。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推进与“马克思学”问题的凸显
近30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多年的学术积累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深刻变化了的社会与时代也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出了新问题(赵剑英)。迈进新世纪以来,“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正越来越成为哲学界的一个共同追求和理论自觉。众所周知,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风云际会、国内改革开放稳步发展,社会政治环境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这一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弥足珍贵。总的来说,这些进展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冲破传统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樊篱,拓展哲学的当代审思,体系哲学日渐式微。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出了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理论“镜像”,涌现了许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探索。尽管这些讨论中提出的个别观点(如“实践本体论”等)在今天看来仍有待商榷,但毋庸置疑,它们都是建立在当今世界变化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基础上对马克思哲学当代形态的积极理论探索。惟其如此,马克思哲学才能真正焕发出它的生命力。
第二,广泛引进国外学术资源,积极开展学术对话和交流,充分吸收人类文化的先进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也离不开同国外各种学术潮流、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在内的对话和交流。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20多年的积累,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整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获得了许多重要的进展。近年来,有关“后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等思潮的研究方兴未艾,又集中展现了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捕捉当代最新学术动态、积极开展学术对话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
第三,在“马克思与我们同行”、“回到马克思”等口号引领下,对于经典思想家的文本学研究已经蔚然成风。针对“原理反注文本”的传统研究方式在理论上所带来的巨大危害,学界已经达成了共识,即对马克思主义的推进必须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深入研究,任何科学创新都离不开扎实的文本学基础。秉承老一辈学者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传统,特别是在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编译工作的推动下,该研究近年来已经收获了许多重要成果,也为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实际上,上述“三个方面”只是一种“方便说法”,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过去的30年里所取得的发展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对苏联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反思,对国外相关学术资源的引介,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关注,这三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内在地结合于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共同努力之中。无疑,回到经典作家的原初文本与吸收国外学者的最新成果,是其间最富成效的两条创新之路。也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学”以其独特的理论外观对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吸引力:
首先,就“马克思学”所标榜的去意识形态“纯学术”性而言,它迎合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所持的批判性立场;其次,文本(献)研究的确可以在“马克思学”那里获得某些有益的启发,同时,斯大林主义在马克思文本编辑研究中的粗暴态度从反面强化了“马克思学”的“正面形象”;再次,“马克思学”学者从不同于传统苏联理解模式的角度提出了不少新颖且具有一定理论价值的观点,客观上增加了这一学术思潮的吸引力。
然而,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作为一种隐蔽的意识形态产物,“马克思学”尽管有其可资借鉴之处,但就理论旨趣和研究方法而言决不能等同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更不能以之为基础完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大业。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除了对“马克思学”的立场、方法和观点应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外,更重要的是应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真实历史进展中把握“马克思学”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国内学界对“马克思学”的关注和批判性研究早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便已开始;时至今日,“马克思学”在中国已经走过了一段曲折复杂的历程,并且在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呈现出一种特定的历史性特征。我们相信对这段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学”的学术立场和方法论本质,并以一种更加科学的方式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二、“马克思学”的引介与初步反思
尽管作为一种特定学术潮流的“马克思学”问世不久即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理论反响,并且涌现出了以吕贝尔(Maximiliem Rubel)、费切尔( Iring Fetscher)、巴特莫尔(Tom Bottomore)和李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马克思学”学者,但对于上世纪60、70年代的国内学界而言,“马克思学”并未产生太多实质性影响,它被混同于其他国外学术思潮,要么是以“资产阶级言论”的形式载于各种“内部参考”资料上,要么是作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专著的批判对象被中介到国内。
70年代后期以来,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尤其是第40-50卷补卷部分)翻译出版工作的推动下,主要围绕“青年马克思”问题和《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包括“马克思学”在内的相当数量的国外马克思研究成果被介绍到国内。在这些研究中,对“马克思学”的先驱人物胡克(Sydney Hook)和代表人物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的介绍与评价,可以看作是这一阶段国内“马克思学”研究的典型,集中反映了当时研究的特点,即研究的目的主要是用作批判对象或参考资料,研究的方式主要是服务于相关主题的翻译和介绍,而非对研究对象本人思想的历史性考察。这也决定了上世纪80年代国内“马克思学”研究的一般特征:对“马克思学”这一概念本身缺乏反思和界定,更多是直接沿用苏联或西方学者的说法,学界尚未达成针对“马克思学”的一致理解;与“马克思学”相关的研究表现出一种多样化特点,但缺乏内在一以贯之的逻辑,换言之,这种研究仍处在收集资料过程中的准备阶段。
进入90年代以来,对包括“马克思学”在内的国外学术思潮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着重文献资料的译介转向对各种思潮的历史性梳理和反思。较之此前“印证原理+裁减文句”的评述方式,单就“马克思学”的研究而言,几年时间内涌现了一大批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研究成果,如陈先达 先生的《被肢解的马克思》、孙伯鍨 先生的《西方“马克思学”》等等。这些带有综述性质的批判性研究成果,一方面充分吸收了这一时期译介工作的相关成果,集中反映了国际国内学界对话交流的深化,另一方面,也是更加重要的方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针对以“马克思学”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西方学术思潮展开了批判性的反思和对话,特别是批判了那种抽去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目标的“肢解马克思”的倾向。(参见陈先达,第5页)
可以说,这些研究成果具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它们是对以“马克思学”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研究成果进行的历史性考察,形成了这样一种基本理解,即“马克思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学术界兴起的针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纯学术性”研究(参见徐琳、唐源昌,第216-221页);第二,这些研究的根本立场和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正如孙伯鍨 先生指出的那样,“能否根据马克思学说的宗旨来阐释马克思的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这是在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中产生分歧和争论的最深刻的根源”(孙伯鍨、曹幼华等,第1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马克思学”之间,“存在着诸多分歧,……这种分歧重要的……是表现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同上)。
概而言之,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是“马克思学”被逐步介绍到国内并产生一定学术反响的阶段。经过20多年的积累和深化,学界已经初步形成了对“马克思学”的基本判断,并在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基础上对这种学术潮流隐蔽的意识形态特征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也就是说,“马克思学”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在国内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国内学者视野的开拓以及文献研究的深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其基本立场和方法论原则的非(反)马克思主义性质却受到了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严厉批判。这笔理论财富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对待“马克思学”仍具有指导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突破与“马克思学”的漫画式发展
苏东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全球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与之相关,“马克思学”在西方也表现出新的特点:首先,由于苏联的解体,作为冷战意识形态斗争产物的“马克思学”也因其意识形态色彩而受到西方马克思研究学者的摒弃(参见张亮),这实际上反映了“马克思学”这一特定社会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学术潮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向衰落的过程。其次,我们还应看到, 90年代后的苏东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随着马克思主义丧失其理论上的主导地位而逐渐将重点转向马克思恩格斯生平思想的研究,这样,马克思研究便逐渐远离马克思主义的讨论。结合这两大特点,“马克思学”的发展一方面呈现出弱化、消解的趋势,另一方面随着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衰退又以非意识形态的“纯粹学术研究”的面孔吸收新的力量,获得了新的发展。特别是MEGA2研究近年来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出一种与“马克思学”方法合流的趋势,因此,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近10年来所取得的重要进展,“马克思学”问题更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针对现代西方思潮的挑战,特别是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的严峻形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摆脱了苏联传统哲学模式的束缚之后,力求以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献的研究为基础,结合当代中国所面对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和现实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受“马克思与我们同行”、“回到马克思”、“走进(近)马克思”等口号的鼓舞,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张一兵 先生的《回到马克思》(1999年)便是这些成果中具代表性的一例:走出传统教科书体系、批判性地对待各种学术思潮,使得该书在理论上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对于包括“马克思学”在内的马克思研究中五大解读模式的反思和研究一开始便为该书的理论基调奠定了基础;该书还充分利用了MEGA2的相关文献和资料,在吸收前人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从经济学语境剖析了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微观历史过程,推动了国内马克思文献的研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返本开新”的一次重要尝试。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回到马克思”并非回到故纸堆里“言必称希腊”,而是为把握现实所进行的一种科学的理论准备,绝不等同于那些“钻进大鲸口腹”的“马克思学”。
然而,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尽管国内外马克思主义者曾多次针对“马克思学”这一学术倾向的意识形态本质提出批评,但近年来国内学界还是或多或少受到它的影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创造“中国特色马克思学”或“中国马克思学”之类的口号。当然,在批判性地借鉴“马克思学”的理论成果、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意义上,上述口号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在它们背后折射出的某些理论趋势却更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在强调“马克思学”的过程中,如果缺乏充分的理论自觉意识,因而矫枉过正,就会执着于外在的文本考证而忽视了文本学研究的根基,即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应持有的基本立场和科学方法;就会缺乏清醒的理论反思,为“马克思学”外在的片面优势所吸引,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所负有的责任和使命同一般的学院研究混同起来。客观说来,今天“马克思学”在国内某些学者中间之所以产生较大的影响,还是基于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30多年来的发展和积淀,但同时这一情况也反过来告诫我们:在学术探索中,如果缺乏清醒的理论自觉,有时候进步恰恰会变成倒退。
结合中国学界接触、研究“马克思学”30多年的历程,可以说,“马克思学”在中国呈现出一种先有批评后被接受的漫画式发展态势:在接触“马克思学”之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便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立场上,对这种以客观中立为表、以消解马克思主义革命性为里的特殊的学术潮流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深刻的反思,这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理论遗产和思想指南;近10年来,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化,“马克思学”以“学术新动向”、“文本研究”等新的形式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并且表现出某种不恰当的发展趋势——— “马克思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的边界被人为地模糊化。鉴于“马克思学”所具有的非(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及其方法论上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差别,今天在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对这种获得漫画式发展的学术潮流保持高度的警惕。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背景下正确对待“马克思学”
如上文所述,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已经成为国内学界的普遍共识,并且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已经进行了诸多积极的理论探索。也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姑且将“马克思学”近期在学界影响的扩大看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过程中的一种尝试。然而,“马克思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中的历史命运,即从文献译介、历史评述到批判反思再到依托文献研究获得新的发展这一历程,提醒我们:为了真正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创新,必须正确对待“马克思学”这一特殊的学术潮流,即一方面充分吸取“马克思学”研究的优秀成果,特别是文献研究和学术史考证方面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坚决反对以“马克思学”奠基甚或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换言之,必须坚持对“马克思学”的批判性吸收。尤其是面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新世纪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遭遇的理论挑战,这一科学的批判任重而道远,其中原因有三:
首先,“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决定了它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根本区别。对于“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国际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历史上已经进行了深入剖析和批判,在此恕不赘述。这里需要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近年来“马克思学”之所以在中国能够获得发展,除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等外部环境的因素外,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微观环境有关。这就是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展客观上为“马克思学”影响的扩大提供了条件,其中的一个关键便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 MEGA2相关文献自上世纪80年代初便已经介入国内的相关讨论,只是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全集》中文新版的出版以及直接以之为基础的一批研究成果的出现, MEGA2才在国内学界受到了普遍关注,对它的跟踪研究才逐渐成为热点话题。然而,荻茨出版社(DietzVerlag Berlin)关闭之后的MEGA2编辑工作较之以往也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呈现出一种与“马克思学”相近的特征。如果对这一历史背景缺乏清醒的认识,国内部分学者在强调MEGA2研究的重要性的时候,就难免与“马克思学”走得过近。换句话说,尽管MEGA2研究的很多成果曾经并将继续对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学”之枝就可以直接拿来嫁接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干上,因为二者本非同根所生。
同时,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必须予以明确界定的问题,即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并不是“马克思学”的专利;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恰恰是“马克思学”理论视域中的“盲点”,因为这一研究所依赖的除了对文本的仔细分析之外,更重要的是自身理论方法的锤炼。在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文本学研究本身离不开科学的方法论指导,放弃方法论的反思而奢谈文本解读注定是一种理论上的“不可能”。因此,强调中立立场和实证方法的“马克思学”,作为一种隐性意识形态所建构起来的神话,与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本质的差别(参见胡大平)。
其次,在前者的基础上,让我们将对“马克思学”的剖析再推进一格。这首先需要回答一个问题:“马克思学”本身能否成立?换言之,马克思的思想能否简单僵化为一门学问?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可以对象化为一种囿于学科体制之中的狭义的“学问”,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尽管马克思在世时曾经对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表示厌恶,但这并不表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根本异质于马克思本人的理论追求。与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解放事业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就其根本特征而言,就是马克思本人理论探索的直接继续,并且二者都不是一种近代学科意义上的研究,而就是一种改造世界的革命性方法。“马克思学”作为一种学院化色彩很浓的研究模式,在其出发点上便忽视或抹杀了这最最根本的一点,也就是说,无论在作为出发点的理论旨趣、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还是现实的社会理论效应上,“马克思学”都从根本上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二者之间绝不能轻易地划上一个等号或是连接号。马克思主义作为实现人类解放的革命性方法论,要想获得深化和发展,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思想家的研究是基础,但这并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更不消说以用实证主义方法消解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马克思学”来奠定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在此意义上,真正科学地研究马克思,并不是把马克思的生平思想作为一种可以对象化的学问,而是首先理解马克思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变革世界,对此,阿尔都塞曾经做出了精辟的阐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马克思,不但对于理解马克思,同时对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绝对的前提条件”(阿尔都塞,第43页)。因此,“马克思学”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的理论旨趣和现实指向,这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又涉及到如何对待马克思这个根本问题。再者,对话还是解剖,这是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学”对待马克思思想的根本区别。作为一种建基于实证方法之上的对象性学问,“马克思学”研究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僵化的,即如果依照“马克思学”的研究方法,那么主体与对象之间就成了一种冷冰冰的直观,马克思的思想则不但被阉割了革命性精神,而且被当作一种丧失了生命力的等待解剖的对象。“马克思学”不是面对马克思活的精神和思想,而是力图把马克思著作和手稿僵化。反观马克思主义研究,则力图揭示一个与当下的社会历史情境紧密相关的马克思形象。针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也不仅仅是一种拿着放大镜、手术刀的文本考据,而更是一种立足现实的研究者与马克思理论的对话,在这场对话中,获得一个怎样的马克思形象,则不仅取决于遗留下来的马克思文本,还依赖于研究者自身的理论方法和学术旨趣。尽管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与马克思的对话也会得出对马克思的不同理解,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以批判资本主义中的拜物教现象、寻求人类解放之路为出发点,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注定生活在当下,“回到马克思”也就是“走进马克思”,而马克思也必定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回顾近30年的学术史,我们所做的不是去寻找一个所谓的“青年马克思”,而是探求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之路;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是去建构一种外在的历史哲学,而是从方法论根基上反思和建立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的有效工具。
对待马克思文本研究中的文献和资料同样应如此。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和文献的考据性研究并不是最终的目标甚或用来衡量学术成就的唯一标准,而只是深化同马克思的对话、提高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水平的理论脚手架。在解剖还是对话的问题上,“马克思学”与马克思主义存在根本性的差别,这注定了它无法担负起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伟大历史使命。“马克思学”近期在国内学界所激发的理论混响,可以看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突围、创新所取得的历史性成果之一,然而这一学术潮流从本质上有别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其局限性也必将随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设的推进而得到历史的证明。
【参考文献】
阿尔都塞, 1984年:《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
陈先达等, 1990年:《被肢解的马克思》,上海人民出版社。
胡大平, 2006年:《穿越西方“马克思学”神话,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处》,载《福建论坛》第4期。
孙伯鍨、曹幼华等, 1992年:《西方“马克思学”》,江苏人民出版社。
徐琳、唐源昌主编, 1995年:《恩格斯与现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张亮, 2006年:《特瑞尔·卡弗教授访谈录》,载《江海学刊》第1期。
赵剑英, 2006年:《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当代建构》,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原载《哲学研究》2007年第8期）
“马克思学问题”与创建中国马克思学
——与周嘉昕同志商榷
赵玉兰
“马克思学”一直是学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最近周嘉昕同志发表的《“马克思学”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设》（见《哲学研究》2007年第8期；以下简称“周文”）一文，对近些年来在国内兴起的“马克思学”研究热潮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从而再次把“马克思学问题”提到了学界的台前案头。应该如何看待“马克思学问题”：是像“周文”所论述的那样，需要对作为“隐性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学”保持高度警惕，还是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马克思学”本身只是一个中性概念，并无任何意识形态色彩可言？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是会扰乱、破坏中国马克思主义事业，还是恰恰相反，会促进、激活中国马克思主义事业？这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谨慎思考，认真对待。笔者以为，近些年来“马克思学”的复兴之势，并不是所谓西方意识形态思想的死灰复燃，也不是因为一些学者受到这种或那种思潮的影响；它恰恰是“马克思学”得到重新评价、恢复声誉的明证。
一、“马克思学”的词源考辨
“周文”反对“马克思学”的根本理由是：“马克思学”是西方特有的意识形态，它在本质上是“非（反）马克思主义的”。（参见周嘉昕，第15页）“周文”的这一观点并不新鲜。众所周知，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外、国内学界似乎已经心照不宣地达成了一个共识：“马克思学”一词为吕贝尔首创，“马克思学”是西方所特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其依据是：在1959年，时任法国巴黎社会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吕贝尔创办了学术丛刊《马克思学研究》（Etudes de Marxologie），首次用法语造出了“马克思学”(Marxologie)这个词，其构词形式为“Marx（马克思）+ologie(学科)”；以此为标志，西方马克思学开始形成。吕贝尔不但首倡了“马克思学”，而且还提出了至今仍颇具影响力的所谓“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的思想方式的独特产物，而是由恩格斯的脑袋构想出来的”（吕贝尔，第277页），恩格斯、列宁以及斯大林都借“马克思主义”一名，把许多不是马克思的思想填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之中。由此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形成了一股强烈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思潮，一时间关于这种对立论的文章、著述层出不穷，如弗·本得尔的《对马克思的背叛》（1975）、诺曼·莱文的《悲剧性的骗局：马克思同恩格斯的对立》（1975）、戴维·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79）、特瑞尔·卡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关系》（1983)等等。相应地，“两个马克思对立论”甚至“第三个马克思”等观点也先后流行一时。对于以吕贝尔为首的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提出的这种与马克思主义大相径庭的观点，苏联以及国内学界都发出了强烈声讨；由此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与所谓“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等错误观点的性质一样，“马克思学”一词本身亦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名词，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此我们需要对之保持高度的警惕。
以上“共识”、“常识”对于学界中人来说是很熟悉的。因此长期以来，一谈起“马克思学”，许多学者就会不假思索地将其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周文”所引证的那些介绍研究“马克思学”的文章著述，不论是上世纪60、70年代学界初次引介“马克思学”的论文、评论，还是80、90年代关于“马克思学”的综述著作，都给“马克思学”扣上了“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帽子。而“周文”也秉承这一传统，完全否定马克思学具有任何合理的内容。这实质上就是将“马克思学”等同于“西方马克思学”，将“西方马克思学”等同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于是，“马克思学”就成了具有贬义性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标签。正因如此，“周文”才指出，鉴于“国际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历史上已经”对马克思学“进行了深入剖析和批判”，他就“恕不赘述”其意识形态本质了。（参见周嘉昕，第16页）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不禁心存疑惑。这里，我们不妨追根溯源，回归历史，重新对“马克思学”进行一番翔实的考察。因为这不仅涉及到重申“马克思学”的重要理论依据，亦涉及到一桩历史公案——谁是“马克思学”一词的首倡者。
1969年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室集体编写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纂工作》一书，该书中出现了多达十处有关“马克思学”的字眼。这十处可以具体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单独提到了“马克思学”（марксоведение）这个概念，共有四处，例如：“由于出版社分散和无人监督，以及缺乏对马克思学具有一定素养的人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纂工作》，第8-9页）；第二类提到了“马克思学研究中心”（марксоведческийцентр）这一学术统称，共有两处，例如：“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几年，没有一个统一的马克思学研究中心”（同上，第8页）；第三类涉及到了“苏联马克思学”（советчскиймарксоведение）这一概念，共有三处，例如：“列宁发起建立苏联马克思学研究工作的物质基础 —— 购置被人收藏和印就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著”（同上，第9页）；第四类提到了“马克思学资料室”（научносправочныйотделмарксоведения）这一重要机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研究室资料组，是1931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和列宁研究院合并后，由马克思学资料室扩充而成的……”（同上，第232页）。一些读者可能会感到疑惑：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怎么会公然使用“马克思学”这样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术语，甚至还提出了所谓“苏联马克思学”这样不伦不类的专有名词？其实，这恰恰是因为，“马克思学”这个概念本来就不是根植于西方的所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反，它是由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最早提倡的；首先提出“马克思学”一词的也不是吕贝尔，而是苏联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梁赞诺夫。
早在20世纪20年代，在列宁支持下的梁赞诺夫就率先提出了“马克思学”这个概念。他所提出的“马克思学”旨在强调，要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研究马克思的文献与思想、理论与实践，使之成为一门严密的科学。梁赞诺夫开创“马克思学”时，使用的德文词是“Marxforschung”。在1927年4月梁赞诺夫为MEGA1撰写的前言中，我们可以发现几处“Marxforschung”（马克思研究）这样的字眼。一处是谈到梅林的版本，梁赞诺夫说：“梅林的版本在马克思研究（Marxforschung）的历史上是真正划时代的。”（Riazanov，S.XIV；中译文见卢晓萍，第56页）另外还有几处提到了“Marx und Engels Forschung”（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如“我们这个版本首先要向每一项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提供客观的‘基础’……”（ibid，S.XXII；同上，第64页）。“Marxforschung”是一个合成词，它是由独立的单词Marx（马克思）与独立的单词Forschung(研究、科学研究)构成的；“Marx und Engels Forschung”其实是指“Marxforschung und Engelsforschung”,即“马克思研究与恩格斯研究”，德文为表述便捷起见，采用了缩略式，因而中译文也没有译为“马克思研究与恩格斯研究”，而是译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可见，Marxforschung一词其实正是梁赞诺夫所提倡的“马克思学”的德文译法。吕贝尔所提出的“马克思学”（Marxologie），其构词形式正是渊源于梁赞诺夫，类比梁赞诺夫所构造的“Marxforschung”的。正如他在《马克思学研究》创刊号上所说的，“马克思学”这个术语“与德语的Marx Forschung相当，但它同时标志着与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及其学派的著作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研究’（Marxismus Forschung），同时这种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与它们相互之间所引起的著作有关”（转引自曾枝盛，第105页）。而且，吕贝尔在发刊词中也做出了这样的阐释：创立“马克思学”是为了继承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卡尔·格林贝格和俄国马克思学者梁赞诺夫所做研究工作的传统。可见，吕贝尔的“马克思学”概念是承袭梁赞诺夫的：正是由于梁赞诺夫率先提出了“马克思学”这个概念，并且在MEGA1的前言中使用了相应的Marxforschung这样的德文表述，吕贝尔才继而采用Marxologie这一相同的法文构词形式，在法语学界提出了“马克思学”概念。相应地，英、美学界也使用了相同的构词形式，创造出了Marxology（Marx+ology），即“马克思学”。
以上说明，“马克思学”一词并不是西方首倡、西方特有的，更不是所谓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标签。恰恰相反，它最早由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梁赞诺夫作为一个中性的科学术语提出，其宗旨就是要以科学的态度来研究马克思的文本、思想以及实践，从而构造一门严密的科学。因而，“周文”以传统所谓“马克思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观念来批判近些年来在国内复兴的关于“马克思学”的反思与研究热潮，是缺乏说服力的，并给人留下了因循传统思想、疏于材料考证的印象。
二、“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吗？
如前所述，“马克思学”这一中性术语之所以被误解为“隐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与“西方马克思学”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两个马克思对立论”以及“第三个马克思”等观点的流行是分不开的。正是由于以上错误观点的反马克思主义性质，我国学界才把“西方马克思学”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然而，作为这种定性的副产品，“马克思学”这个术语亦被株连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名词。“马克思学”就是“西方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就是“马克思学”，这样“马克思学”就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可以说，这也是“周文”把马克思学定性为“隐性的意识形态”的根源所在。然而问题在于，“马克思学”真能与“西方马克思学”划等号吗？换句话说，“西方马克思学”是“马克思学”的唯一形态吗？这个问题值得考察。事实表明，“西方马克思学”非但不是“马克思学”的唯一形态，甚至不是“马克思学”的原生形态；“马克思学”的首要的、原生的形态恰恰是“苏联马克思学”。
上文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纂工作》一书中有三处提到了“苏联马克思学”这个概念，具体为：“列宁发起建立苏联马克思学研究工作的物质基础 —— 购置被人收藏和印就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纂工作》，第9页）；“苏联马克思学研究工作（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活动、把他们创建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作为人类思想和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国际现象来进行研究）……”（同上，第10页）；“在准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同时，苏联的马克思学也得到了发展，因而不能不对正在陆续出版的卷次进行某些修改。”（同上，第238页）从这些引文可以看出，“马克思学”并不仅仅只有“西方马克思学”这一形态，苏联也有其自身的马克思学，而且“苏联马克思学”这个专有名词在苏联学术共同体之内是通行的。
事实是，梁赞诺夫不仅最早提出了“马克思学”这一概念，而且还最早带领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展开了创建“苏联马克思学”的奠基性工作。当时，为了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出版供科学研究使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要求，“列宁发起建立苏联马克思学研究工作的物质基础 —— 购置被人收藏和印就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著”。1921年2月2日前 后，列宁给他亲自指定的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首任院长梁赞诺夫接连写了两封信，建议他购买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或照相复制品，编制在莫斯科搜集到的文件的目录，搜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这些建议不仅蕴涵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工作纲领与建设目标，而且也对梁赞诺夫创立马克思学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指导意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从1921年至1931年这十年期间，梁赞诺夫率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全体人员，孜孜不倦地进行着马克思学的创建准备工作。他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设定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这个研究院构建成为苏联乃至全世界的马克思学研究中心。围绕着这个中心目标，梁赞诺夫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搜集整理工作；他在研究院设立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法学、社会学、英法德等国历史、第一国际、对外政策等研究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在研究院专门设立了一个重要机构 ——“马克思学资料室”，以配合“苏联马克思学”的创建工作。另外，梁赞诺夫亲自到柏林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全面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手稿的照相复制工作，其中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自然辩证法》手稿、1857—1859和1861—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恩格斯未完成的爱尔兰史的手稿以及许多其他手稿。正是由于以梁赞诺夫为首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创建苏联马克思学，联共（布）中央才在1929年6月14日 的决议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成为“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学的科学研究所”，这是“苏联工人阶级的巨大成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纂工作》，第223页）。
然而，“苏联马克思学”的发展道路是不平坦的。1931年，梁赞诺夫被撤销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之职；到了1938年，梁赞诺夫甚至在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这位苏联马克思学创始人的政治劫难使“苏联马克思学”遭受重创。于是在此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马克思学”这个概念出现得比较少了。不过它并没有完全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我们依然可以在苏联的一些文献中看到“马克思学”或“苏联马克思学”这样的字眼，以下试举几例。首先当属本文反复提及的1969年出版的那部书，其中至少有十处提到“马克思学”，并且充分肯定了“苏联马克思学”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到了20世纪80年代，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仍在出版专业性的学术刊物《马克思学学术通报和文献》，专门发表马克思学研究的学术成果。同时，在这个时期的一些报道论文中，仍然正面地提到“苏联马克思学”，例如1982年，苏联《经济科学》杂志发表了博尔迪烈夫的文章《马克思学的新成就》，他在文中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的编纂出版是“最近时期苏联马克思学的重大成就”（博尔迪烈夫，第43页）。20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最初几年，俄罗斯学者巴加图利亚、维戈茨基等人仍在MEGA2的编辑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仍在从事着马克思学研究，也仍在使用着“马克思学”等概念。
由此可见，“马克思学”并不等同于“西方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既不是“马克思学”的唯一形态，也不是其原生形态；“苏联马克思学”才是“马克思学”的真正原生形态。正是有了梁赞诺夫所开创的“苏联马克思学”的第一轮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吕贝尔才深受启发，进而在西方发起了第二轮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马克思学”其实是“西方马克思学”的源头活水，而“西方马克思学”则是“苏联马克思学”的派生物、衍生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学界在最初引介“马克思学”并为之定性的过程中，单单囿于“西方马克思学”，而没有具体地、历史地把握“马克思学”一词的真正源流以及“苏联马克思学”与“西方马克思学”的渊源关系，从而片面地、断然地在“马克思学”与“西方马克思学”之间划了等号，误导了一代学人。更令人遗憾的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当“马克思学”得到学界的再认识与积极评价、其声誉重新得到恢复之时，一些学者却依然固守传统的错误观点。他们以所谓“隐性的意识形态”为由，试图再次把“马克思学”推入深渊。事实上，只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实事求是地、实实在在地对“马克思学”进行一番细致考察，对之做出正确的评价是并不困难的。
三、创建“中国马克思学”势在必行
让我们把目光从历史的源头转向现实的潮头。诚然，如“周文”所述，近30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苏联传统教科书体系的突破，国际、国内学术对话的广泛开展，对经典思想家文本研究的加强，这些都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一些学者提出的“回到马克思”、“走进（近）马克思”、“马克思与我们同行”等口号，亦对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而，是否如“周文”所说，与这种可喜局面不相协调的是，国内“马克思学”经历了一种“漫画式发展”的过程呢？（参见周嘉昕，第14-15页）笔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尤其是新世纪之初以来，在对国内外学术资料的长期积累与科学把握的基础上，国内“马克思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批重新评估“马克思学”的专著、文章应运而生，如王东 先生的《马克思学新奠基 —— 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鲁克俭的《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等等。与之相应，“重建马克思学”、“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构建中国学派的马克思学”等口号日益成为学界的呼声。一些学者在历史的反思中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学”根本不是什么囿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贬义词，也不是什么与“西方马克思学”的错误观点纠缠不清的危险概念，而是恰如它最初被提出时那样，只是一个纯粹中性的科学术语。最早由梁赞诺夫所提倡的以科学态度研究马克思的文本、文献，建立科学的“马克思学”的呼吁，得到了许多学者的积极认可与热烈响应。对于这样一场渐成气候的研究热潮，用所谓“漫画式发展”来概括定性恐怕是不恰当的。
创建中国马克思学并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大逆之举。在先有“苏联马克思学”、再有“西方马克思学”的历史背景下，创建“中国特色马克思学”、“中国马克思学”应该是理所当然的。所谓“中国马克思学”，是相对于先前的“苏联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而言的，旨在强调马克思学的中国性、中国特色，强调这是中国人自己独立研究、独立创造的关于马克思的一门学问。它不仅要学习借鉴“苏联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更要扬弃超越“苏联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理论铺垫。具体来说，“中国马克思学”具有以下独特内涵：首先，“中国马克思学”是我们中国人独立进行的马克思研究。我们既要学习借鉴“苏联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所取得的一切有益成果，但又不拘泥于其理论框架与基本思路，而是力图在真实、客观地掌握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独立的思考与研究，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成一家之言。其次，“中国马克思学”必须要超越传统的“以恩解马”、“以苏解马”和“以西解马”这三种流行的解读模式，采取“以马解马”的全新解读模式。这就要求我们不是通过其他人的理论框架与体系，而是直接面对马克思，把马克思本人的文本与思想，作为坚持以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上的源头活水。再次，“中国马克思学”要有意识地发掘中国古典解释学的思想宝藏与方法宝藏，与近现代解释学、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熔为一炉，并在解释方法上凸显时代特色与中国特色。中国解释学传统深厚独特、源远流长，它完全可能使我们中国人在解读马克思哲学方面，比起苏联人、西方人来说达到后来居上的思想境界和高度。第四，“中国马克思学”对马克思的解读，不能亦步亦趋地追随“苏联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的思想足迹，而是要独树一帜、独辟蹊径，在马克思哲学的解读方面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提法。第五，“中国马克思学”是和我们的时代特点与民族特点相结合的，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理论铺垫的基础工程。（王东，第201-202页）
创建“中国马克思学”一定要破除以下误解，即认为提倡“马克思学”乃至“中国马克思学”，把马克思的生平、文本（献）、思想与实践当作一个专门的学科来研究，在本质上是非（反）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要取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学”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所谓矛盾对立、此消彼长的关系，恰恰相反，它们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一方面，“马克思学”可谓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必然产物，因为“凡对某一学科门类进行专门深入的研究，就必然形成某一学科门类‘学’，所以马克思学也就是在对马克思及其思想进行专门深入的研究的基础上而必然形成的学科”（曾枝盛，第112页）。只有通过对马克思的文本、思想的梳理考证，对马克思的生平、实践的科学掌握，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深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且在整体上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宏观把握。一言以蔽之，“马克思学”研究是为马克思主义建设进行理论铺垫的基础工程，它与一些学者所主张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设目标是并行不悖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系统的世界观、方法论，对于“马克思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学”研究涉及到的是具体的文本、文献的考证与梳理，而如果完全拘泥于马克思的卷帙浩繁的文本群来解读其思想，就非常容易身陷其中而迷失方向，进而丧失理论原则与指针。但是，只要我们时刻以“西方马克思学”为鉴，谨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立场，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世界观为指导来践行“马克思学”研究，我们就必然会实现理论与现实、学术与实践的双赢。所以，提倡“马克思学”、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既不是如一些学者所误解的那样，是要走一条完全学院化的研究道路，更不是要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实践性”，离开中国现实来空谈所谓学术。马克思本人的学术与实践并举、确切地说实践高于学术的典范形象，早已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新时期，任何试图离开现实国情、闭门造车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也是我们所强烈反对的。我们倡导“中国马克思学”，就是要紧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脉搏，通过对马克思思想、文本的深入开掘，返本开新，从而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行基础性的理论铺垫工作。
【参考文献】
博尔迪烈夫，1983年：《马克思学的新成就》，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3期。
卢晓萍 译,199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版前言》,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第21期。
吕贝尔，1986年：《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1-2合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纂工作》，1977年，人民出版社。
王东，2006年：《马克思学新奠基 —— 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
曾枝盛，2007年：《重建马克思学》，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1期。
周嘉昕，2007年：《“马克思学”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设》，载《哲学研究》第8期。
Riazanov,David B.，1927，“Vorwort”, in MEGA1, Frankfurt am Main.
（原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6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