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StuartMil）的《论自由》一书，集中体现了密尔自由哲学的观点和主张，同时也标志着英国古典自由主义进入成熟阶段。仔细查考密尔的生活经历与心灵之旅，其“自由”哲学的形成有三个主要的思想资源：家庭与私人教育的严酷与限制导致其自由本性的缺失；华兹华斯生离死别的人生经历及其浪漫主义消极感伤的作品阅读，让他体验了别样的情感人生；与哈瑞特的邂逅相遇则带来了人的以选择与个性为主要内涵的自由意志的升华，从而造就了密尔自由哲学思想的生命之根。不仅如此，在个人与国家的权力平衡之中，更多地倾向于个人选择的自由与个人的权力，才是密尔自由主义观念的真实含义。

父辈影响潜移默化

父亲詹姆斯·密尔沉静、严谨的品格影响了约翰·密尔一生。1806年小密尔出生，也是在这一年，詹姆斯开始写作《印度史》，原计划3年实际上写了10年。这本书对童年密尔的影响很大，密尔在回忆父亲早期对他的教育时这样说道：“对我的教育有极大帮助的就是父亲的《印度史》……我依旧认为它在以往所有的历史书中，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一本最有指导作用的书，是一本对一个思想正在成型的读者最为有益的书。”

1810年，小密尔很幸运地随父亲认识了功利主义思想家边沁。密尔不仅常常为边沁的思想所振奋，而且还于1863年著《功利主义》，阐明自己对于功利主义与幸福论的基本观点，即质与量兼顾的所有人的最大幸福论原则。密尔一方面继承和吸收了边沁的功利主义的合理因素，同时这种幸福主义理论也实现了对边沁思想的超越。密尔为此做出的大量论证也表达了自己自由主义观念照顾普遍与力图兼容的基本特点。古典政治哲学的教育与兴趣是密尔自由思想的另一重要来源。

情感教育缺失获填补

密尔精神和思想世界的重大转折发生于从边沁向华兹华斯的位移。伯林曾经叙述了密尔的这段心路历程：密尔曾经问过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假设边沁式的“普遍幸福”的理想，用来教育人们并努力去实现，真的就会满足他们所有的欲望吗？密尔认为不会，于是，他开始求助于诗歌和音乐领域，寻求其中的人生道理。

1828年秋，密尔在理性世界陷入困境的时候第一次阅读了华兹华斯的诗歌作品，这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密尔把这描述成一种感人的不期而遇，尤其是在阅读到华兹华斯的《不朽颂》之后，他开始从那段心神错乱的精神痛苦期挣脱出来了。在这之前，密尔曾经阅读过拜伦的全部诗歌，但并没有使他摆脱痛苦，效果适得其反，密尔第一次求助于诗歌是失败的。而华兹华斯的诗歌却恰好给他在那个时期精神上所需要的合适的东西。密尔少年时曾游历过欧洲大陆的山川，诗歌的这些描写自然成了他理想的自然美景。而这些诗歌不仅给人外表的美，在令人心动的美景下还包含着感情，蕴藏着由感情渲染的思想。在艺术表现的理论上，密尔完全赞同并且捍卫华兹华斯的理念，那就是艺术的美学价值要基于作者个人自我情感的自然流露，这种情感的流露与渲染是各种作品的创作源泉。华兹华斯的这种具有情感特色的诗歌在密尔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密尔在华兹华斯的诗歌里找到了他一直寻觅的感情培养剂，这也填补了他情感教育的缺失。

夫妻思想共鸣 推《论自由》出版

从自由的缺失到一个自由思想家，生活则是密尔自由思想形成的另一个重要源泉。在密尔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位女性，无疑是他的妻子哈瑞特。1831年哈瑞特与密尔相遇；1832年，哈瑞特就已经与密尔长时间多地域旅行，这标志着他们共同且自由生活的开始，哈瑞特的爱，是密尔一生的宗教；哈瑞特的智慧，则使其成为密尔自由思想创建的通道。

关于自由，密尔有许多声音，但只有选择、个体性、多样性才是最重要的。伯林曾引用伯特兰·罗素的话揭示密尔真实的心理世界：哲学家最深刻的信念很少包括在他们正式的论点当中；基本信念，对生活的全部见解，就像必须被捍卫的大本营。它们散存于隐秘的田地与森林之间。对于密尔来说，人有别于动物不在于会发明并使用工具和方法，而是在于能选择；密尔在口头上赞成幸福，也深刻地相信公正，但是当他描述个人自由的光辉，或抨击任何试图剥夺或消灭它的时候，这才是密尔自己发自肺腑的声音。密尔认为，一个自由的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自主的选择。如果说自觉是理性的品格的话，那么自愿是意志的品格。

不幸的是，《论自由》还没来得及出版，密尔的妻子哈瑞特便离开了人世。妻子去世之后，密尔万分悲痛，为了能让自己感到仍然在妻子身边，他在离哈瑞特的墓地圣维兰公墓最近的地方购置了一个小屋。哈瑞特去世后，对妻子的怀念在密尔的心中已成为一种宗教。为此，密尔最早想到的就是出版《论自由》， “这本论著里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亡妻写的，我以此奉献给她，作为对她的纪念。此稿我没有再作改动或补充，以后也永远不会更动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5.21）